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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Aux Affaires, Aux Etats, Avec Sepp Kuss Vi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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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ion - 25.07.2026.pdf 中文镜像版

4 € 首版。第 13997 号

2026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 及 26 日星期日

www.liberation.fr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一场末日景象”

两场大规模火灾袭击 $\text{吉伦特省}$ 和 $\text{朗德省}$。超过 110 000 人被疏散，$\text{费雷特角}$ 半岛的居民几乎全部撤离。报道、采访与分析。第 2-5 页

他们彼此 如此厌恶 $\text{萨科齐}$ vs $\text{维尔潘}$

以及 ■ 遗产中的口角：$\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 系列报道——国家（s）方向：巴贝斯站停运

$\text{突尼斯}$ $\text{凯斯·赛义夫}$， 五年的 威权主义 漂移

第 6-9 页

$\text{奥罗尔·贝尔热}$ 她针对 恐 LGBT 人士的计划

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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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从拉卡诺拍摄的景象。照片 MAXIMILIEN LAMY AFP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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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件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 及 26 日星期日

周五，从 $\text{阿卡雄}$ 望向 $\text{费雷特角}$ 飘出的浓烟。

一场“XXL 级、不可预测且贪婪的”火灾，有时会产生“1 公里的跳火”，该省省长强调。

$\text{吉伦特省}$ 与 $\text{朗德省}$

两只火“巨兽”所经之处寸草不生

报道

这两场于周三和周四引发的火灾仍在肆虐西南地区的部分区域，并在旅游旺季期间已迫使 110 000 人撤离。

在$\text{阿卡雄}$（$\text{吉伦特省}$）的海滩上，游泳者们在普遍的漠不关心中嬉戏。在盛夏时节，这个标志性旅游区的度假活动仍在继续。但在海湾的另一侧，向北，一朵黑烟穿透了蔚蓝的天空。内政部长$\text{洛朗·努涅斯}$称，在这张明信片般的风景画中心，威胁着“本季最大的一场火灾”；而在法国，自年初以来已有超过 50 000 公顷的土地被焚毁。$\text{吉伦特省}$省长$\text{苏菲·布罗卡斯}$强调，这是一场“XXL 级别、不可预测且贪婪”的火灾，有时会出现“一公里的跳火”。考虑到距离此处约 40 公里处正在肆虐$\text{朗德省}$的火灾，这位高级官员将其视为两只所经之处寸草不生的“巨兽”。自周三在索莫斯（Saumos）爆发以来，这场火灾已吞噬了 12 500 公顷以上的土地。$\text{吉伦特省}$$\text{省消防救援局}$（Sdis）负责人马克·费尔梅伦（Marc Vermeulen）指出，在周四到周五的大部分夜晚，火势蔓延速度达到了“每小时 800 至 1 000 公顷”。在 48 小时内，超过 44 000 人被驱赶至公路……或海上。事实上，由于唯一的道路无法满足需求，人们不得不首次使用船只来撤离$\text{费雷特角}$这一狭长的地带。从凌晨 3 点起，通常用于旅游观光的航运接驳船便参与到海上撤离行动中，在半岛与$\text{阿卡雄}$的蒂尔斯码头（jetée Thiers）之间往返，将当地居民和游客全部撤离。

“太可怕了”

“感觉像是冬天一样，一个人也没有了，”一名坚持提供帮助的志愿者克里斯蒂安（化名）悲心地说道。很难反驳他的看法。在贝利萨尔（Bélisaire），只有蟋蟀的鸣叫声打破了沉默，再往前走便是度假“小屋”和豪华别墅区，多位名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对消防员的致敬或被毁松林的照片，他们此前被迫撤离：阿里安·马塞内（Ariane Massenet）、索菲·达万（Sophie Davant）、威廉·莱默吉（William Leymergie）、朱利安·库尔贝（Julien Courbet）、劳拉·斯梅特（Laura Smet）……撤离过程“平静”且“没有冲突”。但并非没有痛苦。28 岁的牡蛎养殖户文森特·蒂埃里（Vincent Thierry）于凌晨 3 点 30 分与父母一起开车逃离$\text{费雷特角}$。他讲述了一个地狱般的夜晚，一次“启示录般的景象”。“我们看到天空变成了黄色，然后比斯卡罗斯（Biscarrosse）那边，也就是海湾的另一侧开始燃烧……在 22 点 30 分左右，火焰掠过了穆洛（Moulleau）和皮拉（Pyla）的灌木丛，简直疯了。当我们离开，看到莱日（Lège）一带的破坏程度时，我们心想：这不可能，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这一切。” 依然处于 [续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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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周六 25 日和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3

$\text{吉伦特省}$，$\text{苏菲·布罗卡斯}$。

周五，$\text{阿卡雄}$开始了船只撤离行动。

社论

作者

$\text{保罗·基尼奥}$

新常态

这个表达如此精准。但与此同时，又如此错误。

几天来在法国和西班牙肆虐的火灾被定性为“异常”（hors norme）。这两个词准确地表达了其含义：无论是其威力、过火面积、撤离人数、由此引发的消防员异常动员，还是将其控制所需的手段规模，这些在$\text{阿卡雄}$湾、$\text{马德里}$周边、$\text{朗德省}$以及东南部发生的火灾，确实是“异常”的。是例外的。它们令人震撼，令人惊愕，令人恐惧。它们要求欧洲向遭受重创的成员国提供额外资源。西班牙首相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异常”，就像脱离了常规和习惯一样，其优势还在于能引发人们的宽容与善意。确实，面对被撤离者的痛苦和消防员的勇气，现在应当是团结而非争论的时刻。那么，就暂且接受“异常”这个词吧！

只不过，这个表达同样如此错误，以至于它不能成为持续的气候不作为的借口。我们所目击的火灾之“常态”，绝非处于所有关于全球变暖和火灾风险的报告及研究预测之“外”。西班牙或法国西南部的火灾并非“异常”，而是与所有专家在他们的论文、行动计划及其他预警专栏中所预测和描述的内容完全一致。火灾季节大幅超出夏季月份、过火面积更大、高风险地区更多：这就是新常态。因此，我们目前遭受的火灾并非在常态“之外”，而是在常态“之内”。而这正是恐怖之处。 ➤

“与我们将面临的情况相比，这些极端条件根本不算什么”

$\text{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学会}$ (Inrae) 研究员 Julien Ruffault 解释了为什么必须重新思考区域管理，因为面对这些“新火灾”，单纯的斗火手段已不再有效。

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夏天，地狱在我们眼前具现化。自五月中旬以来，干旱与高温的结合导致法国各地爆发了巨大的火灾。在$\text{瓦尔省}$仍在燃烧的同时，两场巨型火灾正肆虐$\text{吉伦特省}$和$\text{朗德省}$，$\text{吉伦特省}$省长将它们形容为“食人魔”。$\text{法国国家农业食品与环境研究学会}$ (Inrae) 森林火灾专家 Julien Ruffault 证实，2026年的这个火灾季是“异常的”。$\text{吉伦特省}$和$\text{朗德省}$的巨型火灾是否与自夏天以来在全国燃起的火灾性质不同？

在火灾仍在进行之时，很难精确地分析并比较不同的火点。但可以肯定地说，根据在该地区参与斗火的力量，这两个“食人魔”是在相当异常的干旱条件下出现的，比 2022, 年的情况更糟糕。这是由我们经历的三次高温事件造成的。这些事件促使火势呈现出不可预测且难以控制的行为。

据内政部长称，目前已有超过 50 000 公顷土地被焚毁，32 场火灾正在进行中，而七月尚未结束。如何定义这个火灾季？它是异常的。无论是从过火面积、发生之早还是影响范围来看：火势甚至蔓延到了$\text{枫丹白露}$。整个领土都受到了影响。斗火力量的证词显示，火灾前所未有的行为带来了许多困难：不可预见的风向转变、火势自我维持、远距离飞火……周五在 Saumos [$\text{吉伦特省}$火灾发生地，编者注] 再次听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脱离了火势温顺地留在原定通道内的经典模式。

是什么解释了这些不可预测的新参数的规模？这与气候变暖导致的新气象条件有关，总体而言，可燃物和土壤更干燥，条件更炎热。在欧洲范围内，当长期干旱条件与酷暑条件相结合时，会出现最大规模的火灾。这是极端火灾的主要驱动力。

过去几周的酷暑之夜是否起到了作用？通常情况下，夜晚气温下降会降低火势强度，为消防员提供一个行动窗口。最近的火灾似乎较少遵循这一模式。例如，就在周四到周五的夜间，Saumos 的火势脱离了斗火力量的控制，这相当罕见。火灾季是否每年都会系统性地延长？

平均而言，预计开始时间会更早，结束时间会更晚。在最悲观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中，到 2050, 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在西南部，中度到极高风险的时期将从 25 2月延伸至 8 10月，即一年中有 226 天，而目前为 176 天。但某些年份仍会较为温和，例如 2024. 年。二十年的火灾活动平均值往往会掩盖那些最成问题的极端年份。

事实上，2026 年的季度已经极其严重。它是否可以被归类为统计学上的特例？

我不这么认为。尽管我们正承受一个异常的季节，但根据预测，此类情景在预期之中。就像 2022, 2026 我们在面对火灾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参考系。这两年的极端条件与我们在 2050 将面临的情况相比，完全可能根本不算什么。

法国的准则是要在火势蔓延至一公顷之前将其扑灭，这一准则是否需要演变？

很可能如此，因为它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甚至可以说已经发生了转变。几十年来，预防能力的增强和斗火手段的提升使过火面积持续下降，尤其是在东南部。如今，这一势头正在减弱。西班牙和葡萄牙消防员的经验很有参考价值，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早面对这些新型火灾。在他们看来，即便增加资源，我们也无法对抗这类新型的熊熊大火。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他们也无法应对：起火点过多，强度太高，且可燃物过于高效。那么，解决方案是在火灾发生前就对其进行防治吗？

正是如此。必须停止认为消防员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重新思考我们的国土管理，使其更具韧性。必须在植被中引入不连续性：这就是 $\text{朗德省}$ 探讨的核心议题——通过插入湿地和农业区，在限制火势强度的同时，为灭火部队提供支撑区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林业实践，以构建在面对火灾时更多样化且更具韧性的森林。这将是 $\text{枫丹白露}$ 森林面临的关键挑战。将政策重新导向这种国土管理，同时不忘缓解气候变暖，现在已是必不可少。

采访记录：JULIE RENSON MIQ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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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件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及26日星期日

该地区共动员了 1000 名消防员。

在前往安德诺-莱-班（$\text{吉伦特省}$）的道路上。

撤离行动在

接第 2 页：冲击。38 岁的 Jean 及其伴侣 Adrien 是周五上午最后撤离 $\text{费雷特角}$ 半岛的人员之一。“我们带了证件、猫和一套桌游。我们的朋友都在深夜陆续离开了。而我们对客户负责，我们在等待撤离命令，”这两位 Kaze Océan 酒店式公寓和 Cepains 小酒馆的经营者如此述说。在凌晨 4 时 30 分收到市政厅的通知后，这对旅馆经营者（他们周四一整天都在观察浓烟并安抚部分为外国人的客户）首先确保游客在良好条件下离开，随后采取措施确保场所防火。“关于操作步骤的信息是矛盾的。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上路，不知道是否有去 $\text{阿卡雄}$ 的船……压力很大，”他们继续说道。最终，他们与其他朋友一同驾车逃离，前往盆地南部的古让-梅斯特拉斯。“路况还行，但过了克劳埃后，浓烟非常惊人，令人恐惧。”

巨大的交通拥堵

午餐时间，在前往$\text{阿卡雄}$的一艘船上，娜塔莉·费拉杜（Nathalie Ferradou）将她的婴儿紧紧抱在怀里。尽管船速很快，但小家伙在睡梦中毫无察觉。“我们三个月前在莱日-$\text{费雷特角}$（Lège-Cap-Ferret）买了一栋房子，那里现在的一切都被烧光了，”娜塔莉解释道。她情绪激动地承诺，只要孩子们平安，最糟糕的情况就能避免。“我也在想自然环境，以及所有将在火焰中丧生的动物，”她说，并担心被烧毁的土地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诱使房地产开发商入场。在她准备靠岸的车站，各项工作正在组织起来。

“我们感谢每一位能够抽出时间，以确保处理与这一异常卫生状况相关的所有接诊工作”：在给员工的一封邮件中，该市医院管理层宣布启动“白色计划”（plan blanc），这意味着召回人员、重新组织机构并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动员资源。该机制随后已扩展至整个$\text{朗德省}$以及$\text{吉伦特省}$。下午早些时候，盆地北部的市镇——阿雷斯（Arès）、安德诺-莱-班（Andernos-les-Bains）、勒坦普勒（Le Temple）、索莫（Saumos）收到了预防性疏散指令。在安德诺的道路上，车辆在主干道上停滞不前，而火焰继续疯狂地蔓延。车内挤满了人：孩子们在后座簇拥，猫在窗边探出鼻子，乘客们拿着电话拍摄周围的混乱景象。在这些巨大的交通拥堵之中，救援服务部门试图寻找通行路径。一些驾驶者尝试掉头或走小路，而在这个区域的少数几个加油站里，担心短缺的居民们正忙着将油箱加满。

准备应急包

与此同时，在拉卡诺（Lacanau），居民们感到不安。向北吹的海风让人担心火焰的到来。“在 13-14 点左右，一个巨大的橙色云团完全遮蔽了地平线，”正在拉卡诺海滨与丈夫和年幼儿子度假的苏菲·胡洛（Sophie Hulot）证实道。云团已经散去，但现在天空在落下灰烬。因此，我们认为最好提前预防，准备好行李，以便在被要求撤离时做好准备。”在波尔热（Porge）市镇（该地居民已撤离）北部的拉卡诺镇周边，约 40 名居民被预防性撤离。在傍晚的一段 Facebook 视频中，该海滨市镇市长洛朗·佩罗内（Laurent Peyronnet）解释说，不排除近期会进行撤离：“必须保持警惕，你们要轮流接替以保持清醒，因为如果在夜间火势加速，我们可能会通知你们。”

他指出，被撤离人员的安置可能会在波尔多的展览馆内组织，那里已经弥漫着浓烈的火灾气味。市政厅邀请居民准备一个应急包，其中尤其应包括水、身份证件或急救包。在傍晚时分，$\text{吉伦特省}$省长宣布对圣海伦（Sainte-Hélène）、萨隆（Salaunes）和朗顿（Lanton）等市镇进行预防性撤离。

当居民们撤离或密切关注官方指令时，在该地区动员的 1000 名消防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与火焰作斗争：省政府在中午统计到 42 人受伤，9 人被撤离，“均为相对紧急情况”。自灾害开始以来，53 栋房屋和一个露营地被焚毁，但当局表示，“消防员的顽强行动在昨夜挽救了 2000 栋房屋”。周五下午，在莱日-$\text{费雷特角}$（Lège-Cap Ferret）后勤基地的洗手间里，一名年轻的女消防员眼中含泪，试图擦掉身上的烟灰痕迹。甚至她的脸也被熏黑了。她刚刚从火线回来，那里距离她的家很近，而火焰拒绝减弱。“昨天我们扑灭的所有地方又重新燃起了，”她讲述道，“必须坚持住，但这太难了。”空中手段正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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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2026 年 7 月

（此处缺失内容）以“无冲突”方式展开。

“跳火”，消防员的炽热噩梦

最近几周席卷法国南部的山火经常通过这种现象蔓延，它会导致新火点的出现，并增加了专业人员对火势研判的难度。

如果说东南部林火已经发出了警报，那么最近几天袭击$\text{朗德省}$尤其是$\text{吉伦特省}$的火灾则达到了惊人的规模。据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ñez）称，周五，两天前在$\text{阿卡雄}$盆地北部发生的火灾已烧毁 14 000 公顷，是不到两周前$\text{枫丹白露}$森林受灾面积的 7 倍。尽管迅速部署了大量空中救援力量，但消防员们在控制火焰方面仍面临极大的困难。

燃烧弹

当然，原因在于数周高温热浪导致植被和土壤完全干涸。但同时，也与“飞火”（sautes de feu）有关。消防员对这一现象十分熟悉且深感恐惧。每当火灾席卷法国山林，尤其是在该国南部半个国家时，这个词每年夏天都会出现。本周初，在波尔多-梅里尼亚克机场附近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大火将两名消防员困在消防车内。

$\text{吉伦特省}$省消防救援局（Sdis）局长马克·费尔梅伦（Marc Vermeulen）强调，火势在树冠之间传播，“伴随着多次飞火”。具体而言，被称作“火星”（brandons）的炽热颗粒被抛向火灾主阵地之外，落在干燥的表面上，从而制造出次生火点。这些燃烧的碎片随后可能演变成远程“燃烧弹”。

“首先需要有强烈的热量释放，从而产生上升的热气柱 [此处指烟雾和灰烬，编者注]，以便将这些炽热颗粒抛入大气中”，森林火灾预防顾问丹尼尔·亚历山德里安（Daniel Alexandrian）向$\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解释道。他早在 2003 年就在欧洲 Saltus 项目框架下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飞火机制的分析报告。随后，在一定高度，这些烟雾被风吹散。这位专家进一步阐述道：“这些颗粒处于一种漂浮状态，在某个时刻最终会落下。”

然而，并非所有燃烧的颗粒都会助长飞火。“如果火星太小，假设是稻草，它会很快烧尽然后化为灰烬落下。如果太大，它会上升一点但很快就会掉下来”，这位森林火灾专家地概括道。松树皮和尤加利叶是绝佳的燃料。“例如，阿勒颇松很容易脱皮 [其树皮呈片状脱落]。在这种情况下，脱壳条件是最重要的”，丹尼尔·亚历山德里安认为。

在最容易发生飞火的环境中，包括火灾发生在针叶林中，伴有微风，且地面上有干燥的草本植被。丹尼尔·亚历山德里安补充道：“理想情况下需要有大量的灌木丛。如果只有极高的树木，这种现象就运行得不太好。”加斯科涅$\text{朗德省}$的松林（其底部有干枯的蕨类植物）或$\text{瓦尔省}$的林下植被尤为危险。尤其是在气温持续接近 35°C，且伴有特拉蒙塔纳风（tramontane）或密斯特拉风（mistral）的情况下。

难以预测火势轨迹

随着气候变暖，这种情况预计将更加严重。“如果干旱期增加，跳火现象将更加频繁，”丹尼尔·亚历山德里安（Daniel Alexandrian）预测道。一旦飞到空中，这些燃烧的碎片可能会落在几米之外。或者在风的带动下，飞越更远的距离，可达数十或数百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火星甚至可能在距离起点 2 公里以外的地方着陆。

这有时会导致远离树林的田野被点燃，而且这些地区并不一定是通常易发生火灾的区域。在帕德卡莱省（Pas-de-Calais）的卢斯昂戈埃勒（Loos-en-Gohelle），7月12日 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这些不可预测的跳火增加了消防员的任务难度，因为他们难以预测火势的轨迹。由于飞行碎片可以飞越道路和河流，传统的防火隔离带（如砍伐林区的地带或紧急挖掘的壕沟）也失去了效果。“你会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住了火势。但当你回头看时，火势其实已经在 100 米之外燃起了，”国家消防员联合会发言人埃里克·布罗卡尔迪（Eric Brocardi）在接受法广（France Info）采访时证实。

这种动态不仅可能误导消防员，还可能误导民众。2018. 年，在希腊小海滨度假胜地马蒂（Mati）发生的惨剧火灾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希腊消防员试图将一条四车道公路作为防火隔离带。“然而，由于跳火现象，留在后面的人们被困在大海与公路之间，在城市化区域内到处起火的小巷中无法脱身。”火焰将当地居民围困，导致 104 人死亡。

有时，当局可以根据风向或地形倾斜度来预测跳火区域——崎岖或高落差的地形也容易引发跳火。因此，可以预先在“火势相反方向”部署设备或车辆，“以便更快速地干预”，法国森林观察站（Observatoire des forêts françaises）在其网站上强调。然而，这需要可用的人力和技术资源，而法国目前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火灾季。$\text{洛朗·努涅斯}$ 周五报告称，已有超过 50 000 公顷土地被焚毁。这一数字超过了 2022, 年，当年曾因 $\text{吉伦特省}$ 的兰迪拉斯（Landiras）和拉泰斯特德布什（La Teste-de-Buch）惨烈火灾而备受关注。

ROMAIN MÉTAIRIE

地面上约 260 辆车，4 架 Canadair 灭火机，2 架 Dash 飞机，3 架 Air Tractor 飞机和 2 架灭火直升机。在位于莱日-$\text{费雷特角}$（Lège-Cap Ferret）的 $\text{省消防救援局}$ 指挥部，甚至动员了十多辆农业水罐车作为增援，为消防车补给水源。

“人们还会回来吗？”

在这一天结束时，未知的情况依然存在：“天气条件仍然不利，预计阵风将达到 80 km/h，且局部地区可能会爆发干雷暴，”省政府在最新的进度报告中强调。根据$\text{吉伦特省}$消防员埃里克·皮托（Eric Pitault）中校地表示，“在 Le Porge 及其上方区域的火场后方出现了复燃，出现了严重的二次起火。令我们同事行动复杂化的是火源的强度以及强风带来的风向改变。”

由于必须分摊资源以应对$\text{朗德省}$的火灾，情况变得更加紧张。根据$\text{朗德省}$$\text{Sdis}$的数据，周四下午在比斯卡罗斯（Biscarrosse）附近因一辆车辆意外起火引发的火灾，迅速蔓延至 2 600 公顷以上。据该省省长吉尔·克拉沃伊（Gilles Claveuil）在正午时分透露，已有 105 栋住宅和建筑“被火焰波及”，甚至“被摧毁”。总计 31 000 人在比斯卡罗斯（Biscarrosse）与帕朗蒂-昂-博恩（Parentis-en-Born）这两个市镇之间被撤离——后者几乎 8 000 名居民全部被疏散——同时有 500 名消防员被动员起来。这些火灾发生在旅游旺季，破坏力更大。在$\text{费雷特角}$Lège-Cap Ferret 的 Escale 餐厅，大卫·拉福格（David Lafforgue）对消防员“卓越的工作”表示赞赏，但对空荡荡的露台感到担忧。“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我们一年中最关键的几周。等火被扑灭后，人们还会回来吗？他们会觉得安全吗？”$\text{费雷特角}$的牡蛎养殖户文森特·蒂埃里（Vincent Thierry）也在思考之后的问题：“离开时，我留下了一切。我的房子，还有我三年前创立的公司。在经历经济危机时，形势已经不乐观了，而现在旺季才刚刚开始……”这个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络关注情况进展，并询问亲友的安危：“情况已经很糟糕了，我担心这会是致命一击。”

作者：

ÉLÉONORE DISDERO

及 IVAN LOGVENOFF

$\text{吉伦特省}$特派记者

ISMÉRIE VERGNE,

SABRINA CHAMPENOIS,

FLORIAN BARDOU,

LOUISE DESHAUTELS

摄影

ASTRID LAGOUGINE

Hans Lucas

今日要闻...

西班牙：$\text{马德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大火”

位于$\text{马德里}$以西 60 公里的维利亚曼塔（Villamanta）成为了阿尔德亚-德尔-弗雷斯诺（Aldea del Fresno）居民的避难所。周四，当 30 至 60 km/h 的强风引发火势逼近的担忧时，国民卫队将居民撤离至此。在综合体育馆内，消防员、民防成员和志愿者们忙碌地照顾着许多处于震惊状态的老年人及儿童。坏消息在此传播：三场火势正汇合在一起，增加了消防员的任务难度。根据$\text{马德里}$大区主席伊莎贝尔·迪亚斯-阿尤索（Isabel Díaz Ayuso）的说法，这是该市“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大火”，目前已有 12 000 至 13 000 公顷土地被焚毁。截至目前，已有 19 000 人被撤离或隔离。 （作者：弗朗索瓦·穆索 [François Musseau]，西班牙维利亚曼塔特派记者）

Toulouse 附近发生火灾，部分住宅被撤离

周五下午，在图卢兹（上加龙省）以西的普莱桑斯-杜-图什（Plaisance-du-Touch）市镇发生了一起火灾。警方已抵达现场，住宅撤离工作已经开始。周四，在图卢兹东北部，另一场火灾的火焰摧毁了 66 公顷的植被。

弗雷海尔角火灾：一名男子因故意纵火被监禁

圣马洛（伊勒-维莱讷省）检察官办公室周五表示，一名 57 岁的男子因在弗雷海尔角（cap Fréhel）故意纵火导致 38 公顷植被被毁而被逮捕并处以临时羁押。检察官办公室指出，已启动的调查确认了“火灾的起因是人为且故意的”。该嫌疑人在羁押期间未承认相关事实。他将于 9 月 16 日在圣马洛刑事法院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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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界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周六及 26 日周日

$\text{突尼斯}$ 在 $\text{凯斯·赛义夫}$ 领导下：五年的镇压与倒退

2021 年 7 月 25 日，$\text{突尼斯}$ 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暂停议会职能并解散政府。流亡海外的反对派讲述了这场威权主义的漂移，如何关闭了 2011 年革命开启的窗口。

作者：ANTOINE GALINDO 摄影：CYRIL ZANNETTACCI

“当我进入迦太基宫的总统办公室时，他处于一种完全歇斯底里的状态。他滔滔不绝地声称血液即将奔流，‘他们’想暗杀他，且‘他们’想烧掉整个国家。他口中不断提到的这些‘他们’，从未有人能将其具体化。”希舍姆·梅希希（Hichem Mechichi）清晰地记得 2021 年 7 月 25 日的那一天：当时他担任总理，而 $\text{凯斯·赛义夫}$ 正为 2011 年革命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十年前，“阿拉伯之春”的震中终结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独裁统治。“他的偏执已达到极致，”现避难于法国的希舍姆·梅希希继续说道，“他发表战争演说，承诺每发射一颗子弹，他都会以一轮齐射予以回应。但那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可能会发生起义。对此我很清楚：除了总理身份，我还兼任内政部长。当时确实有抗议活动，但自 2011 年革命以来，这类活动每天都可能发生。”当时，国家正遭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但 $\text{凯斯·赛义夫}$ 拒绝承认其严重性。在他看来，这场卫生危机不过是西方的捏造，是一个旨在削弱他的阴谋。就在 2021 年 7 月 25 日，两年前当选的 $\text{凯斯·赛义夫}$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了三项行动：解散希舍姆·梅希希政府，暂停议会，并试图在部分 $\text{突尼斯}$ 民众的掌声中篡夺检察机关的领导权——他向这些人承诺，将终结自 2011 年革命以来侵蚀该国的腐败和议会不稳定性。五年后，已不再有太多人鼓掌，也不再有人抗议。街道变得空旷，监狱则被填满，而国家陷入了一场 $\text{突尼斯}$ 人看不到尽头的经济危机。根据 $\text{突尼斯}$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通货膨胀率在今年年初再次上升，同比涨幅超过 5%，且 2026 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超过 15%。物资短缺和配给限制已成为日常生活。在今夏初的热浪下，停水和停电接踵而至。

“我跳上了第一班飞机”

在公共自由方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五年间，该国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中从第 73 位跌至第 137 位。Haythem El Mekki 对此深有体会：这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和该政权的激烈批评者在 7 月被迫逃离该国，

$\text{突尼斯}$总统 $\text{凯斯·赛义夫}$在 2024 年 10 月出席议会。 l$\text{照片：ZOUBEIR SOUSSI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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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 及 26 日星期日

他在一场权力者未给他任何机会的审判后，被判处一年实刑。他同意与我们见面，条件是不透露他避难的地点。

“我知道自己早晚得离开这个国家。我已经预料到一段时间了，”这位显然被逃亡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记者开始说道。“我被指控发布了一则并非由我创作的推文，内容关于斯法克斯（Sfax，位于该国中东部，编者注）医院的停尸房。” 被指控的事实可追溯到 2024 年 7 月。“在一次移民船失事后，医院停尸房的接收能力严重超载，尸体就躺在走廊里，”该记者继续说道。“一张这些走廊的照片据称是在一个以我名义注册的 X 账户上发布的，这就是我被指责的原因。但指控我的屏幕截图的来源从未被正式确认，我也不是这张照片或该合成图的作者。”

随后，医院对 Haythem El Mekki 提起诉讼，检察官指示 续第 8 页

“掌控局面的正是法官们”

Hatem Nafti，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致力于研究凯斯·赛义夫如何将司法机关变为镇压的核心要素。他解释说，突尼斯的精英们在 2019 年并未意识到其政治计划的本质。

在 2011 年突尼斯革命后留下的议会制陷入无谓的争吵和腐败嫌疑时，凯斯·赛义夫在 2019 年通过针对该国政治精英的竞选而当选。2021 年，他在民众的掌声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解雇政府并暂停国民议会的议事工作。

对于论文作者兼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研究机构研究员 Hatem Nafti（其著作《我们的朋友凯斯·赛义夫：关于突尼斯“民主独裁制”的论文》，Riveneuve, 2024）而言，这种威权主义的倾向仅仅是对其在 2019 年就已明确阐述的计划的严格执行。

在凯斯·赛义夫发动宪法政变五年后，针对反对派的审判不断增加，国家似乎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位突尼斯总统依靠什么治理国家，又拥有怎样的合法性？凯斯·赛义夫建立的独裁统治并非典型的威权政体。他原则上反对所有中间组织，特别是政党——无论这些政党是处于反对地位还是支持他。

两名被迫流亡的突尼斯反对派：左侧为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 Ghofrane Heraghi，右侧为记者 Haythem El Mekki。

甚至在支持者之中，也经常发生逮捕事件。他认为中间组织歪曲并截断了人民的声音。凯斯·赛义夫捍卫一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即仅存在“人民”以及人民的最终表达形式：共和国总统。五年来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一次巨大的误解之结果。

也就是说？

凯斯·赛义夫在 2019 年通过“公正”的方式当选，当时正处于一种排斥传统政党的清除氛围中。他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击败了被视为黑道分子的候选人 Nabil Karoui。当他在 2021 年冻结议会活动时，得到了大部分民众和主要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误解在于，他当时的支持者（注：其中一些人现在身陷监狱或成为了他的激烈反对者）认为他仅仅是在打击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Ennahdha。但精英们并未真正关注他的政治计划，也没有意识到他将攻击“政党”和“协会”这两个概念本身。然而，他早在 2019 年就精准地宣布了他的意图。自政变以来，他一直在细致地执行这些计划。

他是从哪里开始的？

早在 2021 年 7 月 25 日，他就想掌控检察机关，随后又放弃了。接着他将法官妖魔化，并在 2022 年 2 月解散了最高司法委员会 (CSM)，以便任命一个听命于他的新委员会。三月，在活动被冻结一年后，议员们通过 Zoom 举行会议，象征性地投票表决结束例外状态。作为回应，凯斯·赛义夫解散了议会，并要求根据刑法中一项最高可判处死刑的条款将议员们绳之以法。但法官们拒绝下令逮捕：由于不涉及叛乱或使用武器，并不构成犯罪。凯斯·赛义夫随后意识到新的 CSM 在“镇压方面不够高效”，因此在 2022 年 6 月赋予了自己解雇法官的权力。在被撤职的 57 名法官中，50 人被行政法院裁定复职，但行政机关拒绝执行。自此，司法体系变得唯命是从。

在一些荒诞的审判之后，被监禁的反对派人数已不计其数：司法机构是否已成为 $\text{突尼斯}$ 镇压的关键环节？

是的，而且这相当罕见。自革命以来，除现行犯罪外，警察在没有法官批准的情况下不能进行逮捕。他们不再盲目效忠，也不像 2011 年之前那样伪造证据。法官掌握主导权并解释证据。这肯定是因为凯斯·赛义夫受过宪法学法律培训。他确实觉得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他经常引用伊斯兰教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比（Omar ibn al-Khattiab）作为历史参考人物，以强调正义在他眼中的重要性。问题在于他完全陷入了偏执，处处看到阴谋。$\text{突尼斯}$ 的司法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

记录员：A.Ga.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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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界

$\text{解放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及 26 日星期日

（接第 7 页专题报道）……基于第 54 号法令，该法令规定传播虚假信息的处罚为五年至十年监禁。“问题是，即使我不是那张涉嫌违规照片的作者，照片中所包含的信息也是真实的。医院院长本人以及负责该案的检察官都公开确认了这一点。而且初审法院已经裁定不起诉！”

但这并没有改变结果：检察机关提起上诉，海塞姆·埃尔·麦基（Haythem El Mekki）于 7 月 15 日被判处十二个月监禁。“我在家乡克尔肯纳群岛（Kerkennah，位于斯法克斯对面）度假时得知这个消息。我当时持有有效的出境签证，于是没多想，开车前往突尼斯，跳上了第一班飞机。”尽管海塞姆·埃尔·麦基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他对此不抱太大希望。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家中。

二十年监禁

此类案例多达数十起：记者、反对派、活动人士以及协会工作人员。“在如今的$\text{突尼斯}$，人们因为三件事而被监禁和迫害：洗钱、第 54 号法令或阴谋罪。而每一次，这都是在空洞的卷宗和匿名证词的基础上，为了让异见之声沉默的一种手段，”达莉拉·本·姆巴雷克（Dalila Ben Mbarek）愤慨地说道。由于感受到国家管控的收紧，这位在$\text{突尼斯}$公众中广为人知的律师于 2025 年底离开了该国前往巴黎。“我总共经历了七次审判，主要因为在媒体或社交网络上的言论。但我仅被判刑一次，判处监禁十五天，

11月29日，在突尼斯的一次反对派示威活动中。照片：UCG

是在我离开$\text{突尼斯}$后的1月。”

“作为一名五年来反对政变的活动律师，我曾担任$\text{突尼斯}$大多数政治犯和良心犯辩护委员会的成员，”该律师继续说道。她尤其为涉及所谓“危害国家安全阴谋案”的政治人物辩护。这个触角极广的案件已成为 $\text{凯斯·赛义夫}$ 政权走向权威主义转折的标志，其主要依据是两份匿名证词。该案件自 2023 年初起便针对众多$\text{突尼斯}$政治人物，其中包括前述的前总理希谢姆·梅希希（Hichem Mechichi），他在 2025 年被判处 35 年监禁。此外还有反对派人士贾胡尔·本·姆巴雷克（Jahour Ben Mbarek），他是达莉拉的哥哥，目前正在服刑 20 年监禁。“除了同样坐在被告席上的前国民议会议长，我不认识任何一名共同被告，”希谢姆·梅希希详细地描述道，“起诉书是空洞的，没有任何依据。”

仇恨言论

自 2023 年以来，在极其热衷的司法部长莱拉·贾费尔（Leïla Jaffel）的主导下，此类审判日益增多。希舍姆·梅奇奇（Hichem Mechichi）在担任政府首脑期间曾与她共事，他将她描述为一名“投机女性，为了保住职位不择手段，且对任何偏差行为都毫不避讳”。他补充道：“她甚至能预判总统（国家元首）的愿望：如果他想把 10 个人关进监狱，她会把 20 个人关进去！”

达利拉·本·姆巴雷克（Dalila Ben Mbarek）目前住在巴黎女儿家中，在等待年初提交的政治庇护申请获得批准后开始工作。“突尼斯的政权继续对我之前的立场和逃往海外的行为进行报复。最近，监狱管理部门将我的哥哥转移到远离突尼斯的监狱中，以便我 82 岁的父亲无法前往探视。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巨大关注后，我最终促成了他返回突尼斯。”

这位律师兼活动人士于 4 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谴责 $\text{突尼斯}$ 政权的威权主义倾向以及布鲁塞尔的共犯行为。2023 年夏天，欧盟委员会与 $\text{突尼斯}$ 国家元首签署了一项关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备忘录，涉及 105 百万欧元的资金，并包含一项重要的移民合作计划。该协议签署过程的缺乏透明度经常被指责，而与此同时， $\text{突尼斯}$ 总统在“大替代”理论的背景下，频繁发表针对撒哈拉以南移民人口的仇恨言论。

当天在欧洲议会，与达利拉·本·姆巴雷克一同发言的还有戈夫拉内·赫拉吉（Ghofrane Heraghi）。这位 31 岁的 $\text{突尼斯}$ 女性、法律专家兼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也被迫逃离她的祖国。“我是 $\text{突尼斯}$ 第一位讨论政治的黑人女性专栏作家。这给我带来了骚扰活动，我被指责为叛徒，并遭受了迫使我隐退的暴力对待，”她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向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讲述道，她现在就住在那里。2024 年 5 月，她遭到执法部门的强力审讯，对方询问她在反种族主义及移民援助协会“Mnemty”中的参与情况。“他们羞辱我，拒绝根据我的糖尿病情况调整我 11 小时的拘留条件。他们询问我是否收到过来自国外的所谓财产和资金，用于在 $\text{突尼斯}$ 帮助移民。在这次经历之后，我决定离开，”她透露道。该协会主席萨迪亚·莫斯巴（Saadia Mosbah）则没有这个机会。3 月，在被预防性羁押两年后，她因“洗钱”被判处八年监禁。而戈夫拉内则被缺席判处三年徒刑。 ➤

周二，比泽尔特（北部）。照片 FETHI BELAID AFP

几乎 50 度

$\text{突尼斯}$ 正在经历 $\text{凯斯·赛义夫}$ 政变五周年，承受着司法专断决定以及酷暑的双重压力。七月，一股热浪席卷全国，精疲力竭的民众在断水断电的节奏中生活。数日以来，突尼斯电力天然气公司每日发布高温预警，列出为缓解高压电网而实施限电的区域。在过去几年中，夏季的停水停电已影响该国部分地区。但如今，全国范围内都受到了影响。$\text{凯斯·赛义夫}$ 总统将这种情况形容为“异常”，并声称这些“失效”的负责人应对其行为负责。这位突尼斯独裁者的表态是在沉默数日后发出的，此时该国记录到了创纪录的高温（突尼斯 47 °C，凯鲁安 49 °C），且自此次热浪开始以来已有近 150 人死亡。意大利媒体提到这位迦太基宫主人的可能住院情况，便足以在社交网络上引发对其健康状况的传闻，以及对未来权力可能出现真空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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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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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突尼斯}$ 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独裁政权

国际人权联盟主席呼吁法国和欧盟停止将该国视为正常合作伙伴。此前在6月下旬，一名 $\text{突尼斯}$ 反对派人物在一次审判闹剧后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

Sihem Bensedrine 今年 76 岁，其中四十年致力于与国家的独裁者作斗争。而现在，她即将面临接下来的二十五年监禁。在 25 日到 26 日之交的深夜，在突尼斯市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次审判，而是一次处决。凯斯·赛义夫 ($\text{Kais Saied}$) 政权恐怕希望她无法活着走出监狱。

我观察了 18 日的听证会，随后该会期被推迟了一周。由于律师罢工，在法庭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我看到一名法庭主席大吼大叫并拍桌子，以要求一名律师闭嘴——该律师竟敢提醒大家，检察长本人此前已宣布此次社会运动合法。我看到警察没收我们的职业证件并对其进行拍照，就像在登记嫌疑人一样。在之前的一次听证会上，Sihem Bensedrine 的丈夫和儿子竟然被驱逐出这场本应公开的审理。我看到现场没有任何记者，因为他们被禁止进入。我还听到一名由司法部长通过行政指令任命的法庭主席（据众所周知，两人关系极其亲密）宣称她“只畏惧上帝”，同时再次拍击桌面，或许她希望这种做作的暴力发作能建立起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并非基于合法性，而是基于恐惧。

这绝非正义。这不是正义，而是一场病态的戏剧。这种荒诞的演出我们早已见怪不怪：从白俄罗斯到缅甸，独裁政权都执着于这类闹剧。目的何在？是为了以极低成本维持一份体面的外壳，并恐吓反对派。这是一个病态的闹剧，该政权撤职了 50 多个法官，并撤销了最高司法委员会，将法院变成了量产定罪的流水线。如果涉及的不是一名女性的命运与自由，这些指控本身简直令人发笑：档案中没有任何证据便指控其受贿，以及指称她在担任主席的“真相与尊严”机构报告中涉嫌造假。在法庭上，没人被蒙蔽，法庭主席比其他人更清楚。我们知道她在撒谎；她知道我们知道她在撒谎。然而，她依然盯着我们的眼睛撒谎。人们不会因为发现了欺诈，就对一名 76 岁的老妇人进行长达三年的起诉，且涉及七个不同的案卷。起诉她是因为她主导的报告白纸黑字地指出了在本·阿里 ($\text{Ben Ali}$) 时期进行酷刑并中饱私囊的人。而这些人至今仍处于 $\text{突尼斯}$ 国家机器的核心。这场司法闹剧的目的很简单：抹黑该报告，埋葬所有正义的希望。让痴迷于真相的 Sihem Bensedrine 因“造假”而被定罪，恰恰就是将这种卑劣推向极致，试图永久结案本·阿里独裁时期的档案。针对一名无辜女性的罪行，同时也是对记忆的犯罪。

我们必须停止将赛义夫描述为一个正在“走偏”的独裁者。已经不再是走偏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公开的独裁政权，它将 2011. 年取得的成果一个接一个地拆毁。议会被解散，宪法由他亲手重写，司法委员会被撤销，法官仅凭部级指令就被任命、调动或撤职，律师和记者被拖到特别法庭前。赛义夫在 2019 年是以革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的。而现在他却在……

今天他是刽子手，而现在，通过谴责那个试图揭露本·阿里罪行真相的人，他也成了那个已下台独裁者的追溯合作伙伴。一个需要将一名 76 岁女性终身监禁以保护一段已逝独裁政权记忆的政权，已经完全失去了声称进行任何民主过渡的正当性。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在做什么？他们在观望。

欧盟在与突尼斯谈判移民协议，并继续将 $\text{凯斯·赛义夫}$ 描绘成一个可以交往的伙伴，它以一种近乎共谋的消极态度观察着这场司法沉船。人们不能一方面通过数百万欧元的合作资金资助“真相与尊严”机构，另一方面在这些机构的前任主席被判处 25 年监禁时保持沉默。当一个权力机构想要重写自己的过去时，它总是从监禁那些记录历史的人开始。这是构建独裁政权的一种平庸手段。在俄罗斯，记录苏联时期罪行的 Memorial 组织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但正如 Memorial 并不孤单一样，西海姆·本塞德里娜（Sihem Bensedrine）和那些追求真相的斗士们也永远不会孤单。我们不会放弃她。我们要求撤销这一不公正的判决，并停止针对她的起诉。我们呼吁欧盟和整个国际社会停止将 $\text{赛义夫}$ 治下的 $\text{突尼斯}$ 视为普通合作伙伴。不能将一个监禁记忆的独裁政权正常化。 ➤

作者： ALEXIS DESWAEF

国际人权组织 (FIDH)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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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活动

每周参与抽奖，赢取多项特权与邀请。

展览 - “FUJIKINA Paris 2026”

在摄影术诞生两百周年的之际，富士胶片（Fujifilm）首次将 FUJIKINA 引入巴黎市中心。此次活动被文化部认定为“摄影双百周年活动”，这一全球盛会将提供展览、讲座、大师课、演示及设备借用。时间为 9 月 4 日至 6 日，地点在布隆尼亚尔宫（Palais Brongni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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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 “电子游戏与音乐” (Video Games & Music)

吃豆人 (Pac-man)、马里奥 (Mario)、塞尔达 (Zelda)、最终幻想 (Final Fantasy)……从最初的音频芯片到如今的文化影响力，“电子游戏与音乐”展览通过 20 多个游戏互动装置，回顾了电子游戏音乐的演变。这是一次穿越半个世纪音乐创新的感官之旅。展期至 11 月 1 日，地点在巴黎音乐城-巴黎爱乐乐团 (Cité de la musique - Philharmonie de Paris)。

奖品：10 组 2 张门票，有效期覆盖整个展览期间

音乐会 - “维莱特爵士乐节” (Jazz à la Villette)

维莱特爵士乐节将于 8 月 28 日至 9 月 6 日回归！活动阵容包括：超级乐团、新晋之声，以及最核心的各种形式的爵士乐，演出嘉宾有 Snarky Puppy 与 Metropole Orkest、The Getdown、GoGo Penguin、Brian Jackson & Yasin Bey、Cymande、Selah Sue and The Gallaons、Roberto Fonseca & Vincent Segal、Kokoroko……以及更多嘉宾。

奖品：5 组 2 张 8 月 28 日周五 20 点 Snarky Puppy & Metropole Orkest 音乐会的门票

演出 - Selma & Sofiane Ouissi - 《BIRD》

《Bird》是一首关于人类与鸟类邂逅的颂歌。Sofiane Ouissi 在没有驯化与主宰的情况下，即兴创作了一场具有渗透性的舞蹈，由聆听和不可预见性所塑造。鸽子以自己的节奏穿梭在空间中，悠闲而自由。在振翅与沉默之间，《Bird》赞颂了出乎意料之事那脆弱且恒久更新的美感。

中奖机会：5 x 2 个名额，8 月 22 日周六 21 点，在奥里亚克国际街头戏剧节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e Théâtre de Rue d'Aurillac)

参与活动并探索更多订阅者福利，请访问 www.liberation.fr/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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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国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周六 及 26 日周日

采访记录： MARLENE THOMAS DECREUSEFOND 摄影：THIERRY LAPORTE

7 月中旬，圣艾蒂安（卢瓦尔省）一家 queer 酒吧的多名顾客遭到袭击；6 月，拉罗什叙永（旺代省）的一家 LGBT+ 中心和一家计划生育诊所遭受闯入并听到恐同言论；伏击事件不断增加…… 面对自 2016 年以来 LGBT 恐惧行为的持续上升以及显而易见的失败结论，政府正改变方法。此次选择与一线协会协商的路径，负责男女平等及反歧视的代表部长 $\text{奥罗尔·贝尔热}$ 在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中宣布了新的国家平等计划之方向，旨在反对针对 LGBT+ 的仇恨与歧视——该计划将持续至 2029. 年。发展 LGBT+ 中心、为跨性别者变更民事状态提供新表格、为教育人员编写实用指南…… 这些措施——其跨部委的预算估算尚未告知我们——将于本周六在谢夫内勒（维埃纳省）的“农村骄傲”（乡村 pride）活动期间公布。自 2016, 年以来，LGBT 恐惧违规行为不断增-

长。您如何回应政府政策的这一失败结论？ 确实，我们在 2025 年记录到了创纪录的 4 900 起反 LGBT+ 违规行为，且最严重的事件仍在增加。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越来越年轻：目前每四个被指控者中就有一个年龄在 13 岁到 17 岁之间，而他们仅占人口的 6%。在人们认为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替，权利的进步、平等和人类尊严将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时，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一月起完全改变了工作方法。我希望这个新计划能更加高效。与前一个计划不同，它是与各协会共同构建六个月而成的，并基于他们的建议。为了给国家保持健康且有益的压力，我建议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每年对各项措施的进展进行评估，而不再仅仅是在计划结束时评估。每个人都必须关注一个警戒水平，但该计划旨在证明，权利进步的积极趋势仍在继续。关于袭击者年轻化的问题，您打算启动哪些其他杠杆？ 实施过程中

关于 Evars 计划在开学季的安置，再次凸显了反动分子在 LGBT+ 问题上的特别紧张情绪……我们正面临一场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宣传以及对情感、关系和性教育的舆论操纵。这些计划不仅旨在打击性暴力，而且让学生从小就学习尊重每个人和所有类型的家庭。对我以及相关协会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 9 月起就制定一份专门的手册，用于培训教育人员，以便在 2027 年开学时在所有机构（包括农业学校）中推广。一个关于打击反 LGBT+ 仇恨的专门模块也将被加入到校长和督学（inspecteurs）的培训中，且持续培训将得到加强。不幸的是，LGBT 恐惧症行为不仅存在于学生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教师之间。如何鼓励受害者报案并改善执法部门对他们的接纳情况？对受害者的支持与对加害者的惩罚必须同步进行。尽管违规行为达到了记录高位，但低报情况依然严重：部分受害者担心遭到报复，或者不希望揭露袭击的 LGBT 恐惧属性。因此，这意味着需要针对接纳工作进行专项培训。内政部和司法部首次共同努力，就受害者的接纳、支持以及对事实定性的援助建立了一套共享的准则。这种方法将尊重受害者选择披露或不披露某些信息的自由。在司法部内部，用户与受害者司也将为所有 LGBT+ 协会设立一个统一的联系人，这是后者的要求，且每年至少组织两次会面。至于内政部，每个省都将为所有协会提供一个受害者援助联系点，这同样是人们非常期待的。

面对日益增多的诱骗陷阱该怎么办？反 LGBT 的诱骗陷阱确实变得越来越普遍。数字平台这些原本的解放工具，被用来诱捕受害者。为了确保安全使用，法国在 3 月与 Tinder、Grindr、Happa、Bumble 以及多个协会签署了一份承诺宪章。该宪章特别允许保留那些为了设陷阱而创建的虚假账户数据，即使账户已被创建者删除，以便在司法调查期间调用。预防活动也已展开。这是全球首次，我们希望这份宪章能在我们国家之外推广。那么体育领域情况如何，那里尤其是深受 LGBT 恐惧行为的侵蚀？尽管立法有所演变，体育依然是一个盲点。我们首次

因此，我们将在我部、跨部委反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及反LGBT仇恨代表团（Dikruh，编者注）、体育部以及各体育协会之间建立一项框架协议。体育应当是一个实现自我解放的场所。恐同歌曲并非民俗文化，而是侵犯行为。此外，还将建立一项年度公布机制，披露由各协会作出的所有纪律处分。橄榄球协会已经做出了承诺，对此我表示赞赏。我不怀疑其他协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也会效仿。在足球方面，目前的趋势在倒退：在出现恐同歌曲时中止比赛的情况极少发生，身穿彩虹色球衣以及特定的国际反恐同日活动也已被职业足球联赛放弃……

足球运动必须做出更深层的承诺，而签署该协议将创造一个更强有力的动力。纪律处分的公布将揭露这些——

奥罗尔·贝尔热 (AURORE BERGÉ)

“必须取消民政局性别变更的司法程序”

适逢本周六在维埃纳省举行的乡村骄傲节，负责打击歧视的部长揭晓了政府支持 LGBT+ 群体的新计划，该计划是与一线协会共同构建的。

访谈

……模范的实践，以及那些仍落后的实践。接受此类行为将是对体育的歪曲。因此，我们正与国家体育局及职业联盟合作，加速提高球迷在这些课题上的意识，正如针对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那样。

年初的一份关于民政局姓名和性别变更的通告规定，不得要求提供任何医疗证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差异……

我们将创建一份 Cerfa 表格和一份说明，明确提醒这些手续不需要任何医疗证明。所有人必须遵守 2016 年的法律和年初的通告。此外，在与相关人员的交流过程中，我坚信必须取消这些司法程序的司法化，因为这些程序带来了痛苦的体验。我承诺，我们将在该计划截止日期前实现这一目标。正如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倾向一样，人们也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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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202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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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尔·贝尔热 (Aurore Bergé) 周五在 昂古莱姆 (Angoulême) （夏朗德省）， 省政府。

成年跨性别者在医疗护理方面面临重大困难。国家健康高等局 (Haute Autorité de santé) 在 2025 年提出了备受期待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将医疗路径去精神病学化。这些建议何时将付诸实施？

这些关于跨性别认同的建议必须得到部署。更广泛地说，我们在心理健康方面面临一项挑战，因为 LGBT+ 青少年的自杀风险比异性恋者高出两到七倍。我们的目标是让那些我们希望继续推广的 LGBT+ 中心，成为真正的心理健康资源，以确保每个省都能获得支持。此外，“我的心理支持” (Mon soutien psy) 机制下的心理学家（该机制允许获得医保报销的 12 次咨询）将接受专门培训，以更好地支持这一群体。

您还提到了扩展 LGBT+ 中心网络……

关于 LGBT+ 中心，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2022 年，我们有 32 个中心，目标是增加 10 个。目前，我们在本土及海外领地共有 59 个中心。该计划的目标是在 2029 年前实现 100 % 的省份覆盖率。这意味着我们也需要支持协会部门，因为某些省份尚未建立合适的机构。这些中心不仅是受害者的安全空间，也是面向家庭，特别是那些担心与孩子失去联系的父母提供信息的场所。我计划为这些中心创建一个国家级标签，以便更好地定义和认可其角色，尤其是在警察局或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面前。

鉴于它们在心理健康方面承担的新任务，这些资金支持是否会加强？

是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机构成为核心中心。我们将与区域健康局 (ARS) 合作，确保在这一方面获得额外资金，并允许派遣医疗人员或心理学家作为增强力量介入。

其他协会的资金保障情况如何？特别是 Inter-LGBT，它是最重要的联邦组织之一，在 2025 年自豪节海报引发争议后，其今年的补贴被取消了。

Dilcrah 正在审查所有的补贴申请。如果各方都符合标准，就没有理由不提供补贴。关于 Inter-LGBT，这是由于前任团队不幸地出现了仇恨言论，由法兰西岛大区与 Dilcrah 共同做出的决定。此后，Inter-LGBT 在新领导层的带领下开展了大量工作。事实上，该联邦也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我们的目标是支持所有符合法国普遍主义和共和主义框架的协会，这也是我们的框架。

任命以反 LGBT+ 立场著称的弗朗索瓦-诺埃尔·布费（François-Noël Buffet）——曾参与“为了所有人的抗议”（Manif pour tous）、签署其章程、反对所有女性均可进行医疗辅助生殖（PMA）——担任权利捍卫者，引起了极大反弹。政府在一致性方面是否存在缺失？

我的职责是确保所有人的保护、引导以及权利的进步，这正是该计划所承载的内容。关于权利捍卫者，雅克·图邦（Jacques Toubon）的任命当时也引发了类似的紧张局势，但最终每个人都对其离任感到遗憾。我相信弗朗索瓦-诺埃尔·布费的情况也会如此。权利捍卫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构。因此，他必须确保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充分执行，以捍卫每个人的权利并打击所有形式的歧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在克莱尔·海东（Claire Hédon）的任期内。这个独立行政机构发挥着绝对至关重要的监督作用。此外，该计划是在与他的团队协商后制定的。我会非常警觉，以确保 LGBT+ 人群的权利能够继续得到维护并有所进步。 ➤

BORD ALLIAND 为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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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RESSO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及 26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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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大规模行动”并建立新定居点

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化进程进入了新阶段。在周五发生导致两名以色列人和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暴力事件后，以色列军队周五宣布，正准备在该被占领土开展一项“大规模反恐行动”。面对其称之为致命的“袭击”，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宣布将“加速合法化殖民前哨站”并“建立新定居点”。 摄影：路透社

RN：玛丽娜·勒庞在退休金问题上强行统一路线

这个在国民联盟（RN）内部引发分歧长达两年的议题，在为了总统大选而于上周举行的党内研讨会上得到了最终裁决。

作者 CHARLOTTE BELAÏCH 与 NICOLAS MASSOL

关于国民联盟（RN）最近一次“总统研讨会”流出的信息极少，除了一个参与者所言，乔丹·巴德拉（Jordan Bardella）一直笑容满面、开了很多玩笑，氛围非常好，且这两天确实“让每个人都感到很舒适”。在这些像“波坦金村”一样华丽的表象背后，议程其实非常繁忙：16 和 17 日，玛丽娜·勒庞、乔丹·巴德拉及其各自的亲信团队必须共同商讨，以协调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在多个议题上严重不一致的观点。据多位参与者向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证实，在最棘手的问题上，这件事已经办妥：候选人终于对退休金改革的主要路线做出了裁决，结束了这场持续两年的闹剧——此前该极右翼政党一直声称在研究一项新方案。

结果令人失望。一名在场的干部透露：“裁决结果就是沿用 2022 改革方案。”也就是说，对于 20 岁前开始职业生涯的劳动者，可能的退休年龄为 60 岁；对于其他人则为 62 岁，且领取全额退休金的缴费年限上限为 40 或 42 年。巴德拉亲信此前考虑引入的部分强制性资本化方案已不再被提及。

话虽如此，融资问题仍需解决，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细节—— 2022, 自由派的蒙塔尼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估计，勒庞方案的成本在 23,5 和 38,5 亿欧元之间。该党与其他政治团体一样，继续主张优先提高青年和老年人的就业率，但同时也希望通过削减某些社会福利补贴来为改革融资，这一点在研讨会上已获得通过。

因此，与 2022 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2022 年，玛丽娜·勒庞曾提交过其 2017 改革方案的更新版本（该版本规定退休年龄降至 60 岁且缴费 40 年，不设递增机制），并以“当下的预算现实”为其辩护。而就在博尔内（Borne）改革方案强行通过仅一年后，在 2024. 的立法选举期间，乔丹·巴德拉似乎在同一个“祭坛”上牺牲了国民阵线的改革计划。当时在接受 RTL 采访时，这位准总理回答道：“我们将拭目以待”，并主张“需要确定优先事项”。随后，巴德拉在 France 2 频道重申：“退休金改革将在第二阶段进行。”用他的话说，他在经济上是“现实的”，但实际上他在政治上更为现实：在埃里克·乔蒂（Eric Ciotti）刚刚加入后，他迫切需要在右翼阵营中找到多数支持。为此，他不惜激怒勒庞主义的守护者。这位欧洲议会议员随即开始推销一种“分段式”改革，即首先允许 20 岁前开始工作的劳动者在缴费 40 年后于 60 岁退休。其余部分则被无限期推迟。2024年6月20日，他在 Medel 面前含糊其辞地表示：“我首先想了解我将掌握的预算空间。”立法选举的失败给了勒庞主义者重新夺回主导权的机会：从开学起，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就再次承诺废除马克龙主义的改革，并实施其偶像在 2022. 预定的方案。这场闹剧尚未结束。

耳语。早在 2024 年秋季，西奥特派（ciottistes）就开始提及他们对资本化的热情，他们希望在退休金制度中引入强制性的资本化份额。与巴尔德拉关系密切的弗朗索瓦·迪尔维（François Durvye）——这位企业界的“敲门人”，经常出没在该名尼斯人身边——也持有相同看法。勒庞在第一审中的被定罪使局面重新洗牌。在 7 月 7 日上诉法院做出决定前的几周，巴尔德拉心急如焚，失去了耐心。5 月 12 日，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采访时宣布，目前正在“研究”将“退休年龄推迟”的问题。5 月 28 日，这位接班人在 LCI 频道上再次重申，认为“退休年龄毫无意义”，且人们“应该简化事情，建立一个更加突出缴费年限的制度”。内部对此感到震惊，勒庞在国民议会的右臂雷诺·拉巴伊（Renaud Labaye）在《世界报》（Le Monde）中表示愤慨：“这看起来像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那个被我们谴责的积分退休制。”

玛丽娜·勒庞，7 月 15 日在国民议会。摄影 ALBERT FACELY

玛丽娜·勒庞最终在内部进行了整饬，并将责任推给那些曲解了两人口吻的评论员。她在 6 月 14 日接受法国 3 台（France 3）采访时断言，唯一能维持的改革方案就是她自己的方案。“只要玛丽娜·勒庞没有采取新立场，就以最后一次表态为准，”一名亲近的合作者在研讨会后确认。

维持 2022 年的项目使该党免于来自左翼的攻击。

但耳语并未停止：6 月期间，在 Politico 上，巴尔德拉的随从推销这样一个想法：取消 67 岁时免除折扣的年龄限制（该限制允许在未缴满所有季度的情况下自动获得全额率）。这个主意尤其由迪尔维推动，旨在鼓励年轻人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这很可能会严重损害那些职业生涯碎片化的群体，这在女性中尤为普遍，她们难以补齐缴费季度。这一切入点并未被不屈法国（insoumis）议员曼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忽略，他 7 月 8 日在 BFM 频道上兴致勃勃地询问让-菲利普·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是否确实在考虑该计划。这位国民联盟（RN）成员在研讨会做出最终裁定的一周前，有些仓促地予以否认。后者的结果证明他是对的。维持 2022 年的改革方案使国民联盟免于来自左翼的攻击。然而，这可能会终结乔丹·巴尔德拉试图吸引更倾向自由主义和亲商业的右翼选民的诱导计划，他此前在这个标志性问题上一直试探。作为这一明显被否决路线的代表，亿万富翁 Pierre-Edouard Stérin 的家族办公室前主管弗朗索瓦·迪尔维缺席了此次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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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2026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及 26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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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白人种族和法国国家”的种族主义：在克雷波尔（Crépol）案件中，一项引起争议的加重处罚情节 预审法官在补充起诉书中认定的种族主义加重处罚情节，在法律上完全是常规且正确的。但多位法官在接受 Libé 采访时，对其适用机会提出了质疑。摄影 AFP

566 百万

这是以欧元计算的金额，韩国 SK 集团（半导体巨头 SK hynix 的母公司）董事长被判决向其前妻支付的金额，该事件被当地媒体称为“世纪离婚”。这一最新进展是一场持续数年司法博弈的终章。高等法院判定，在前妻 Roh Soh-yeong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有权获得相当于 Chey Tae-won 持有 SK 集团股份三分之一的金额。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被告的资产在婚姻期间大幅增值”，“原告通过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以及与 SK 集团相关的公共活动，为这一增值做出了贡献”。（由法新社 AFP 提供）

2 295

麻疹曾长期被视为一种过去病毒，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被一种高效疫苗拒之门外，而现在美国正经历麻疹的强烈反弹。根据汇总各州及地方政府卫生数据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自今年年初以来，已记录到 2 295 例麻疹病例。

仅在七个月内，随着病例继续报告，这一数字已超过了 2025 年的全年总数，而 2025 年已被认为是自 1991 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这种情况可能会使美国失去其“已消除麻疹国家”的地位（指不存在持续的本土传播），该地位是在 2000 年获得的，并计划于 11 月进行重新评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儿科传染病流行病学家 William Moss 在一份声明中感叹道：“这是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记录，因为我们拥有安全且高效的麻疹疫苗，且在美国广泛可用。令人痛心的是，关于该疫苗的误导信息阻碍了保障民众安全的努力。”

由于误导信息、对卫生当局的不信任以及政治极化，在新冠疫情引发的扰乱影响下，数年来美国某些社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有所下降。麻疹会导致咳嗽、高热、结膜炎以及特征性的皮疹。它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如严重中耳炎、肺炎和脑炎，后者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甚至导致死亡。接种率的下降造成了疫苗接种不足的人群聚集区，使得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麻疹——得以重新出现。

ISABELLE HANNE 请在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fr 阅读全文

942 路公交车

正是在这条线路上，在酷暑期间，部分前往海边的停靠站被取消，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在法国已经连续数月感到窒息之时，某些当选官员仍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其政策，尽管有时这些政策简而言之就是一种绝对地想让穷人难受的尝试。我们前往布列塔尼地区来揭示这种做法，更具体地说是位于菲尼斯泰尔省的富埃斯南（Fouesnant）海边，尤其是 Beg Meli 区，那里细软的沙滩让人心生冲动，想抛弃一切去开一家 chouchen（布列塔尼蜜酒）酿酒厂。但我们周四在 Reporterre 获悉，7 月 13 日，正值酷暑，连接昆佩尔（Quimper）与富埃斯南的 942, 路公交线部分停靠站被取消。其目标是：防止来自昆佩尔的年轻人——他们被认为是诸多“不文明行为”的责任方——来到海边消暑。“这一决定是在省政府办公厅举行的一次由承运商、国家部门及大区部门参加的会议后，共同作出的，”市政厅方面如此保证，否认这一决定仅出自富埃斯南市长（右翼多样派）布鲁诺·梅里安（Bruno Merrien）之手。而在昆佩尔布列塔尼民主联盟（左翼）看来，通过阻止没有车辆的年轻人前往富埃斯南这个富裕市镇，这是一种“社会清洗”。

CHEZ POL

115,

115, 是社会医疗紧急救援服务（Samu social）的紧急住宿预约电话。该电话的接线员在其他工作人员的加入下，已罢工一个月，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 Utopia 56, 协会，该协会动员了 250 个无家可归的家庭。“当我们早上 7 点到达时，已经有 80 到 90 个电话在排队；线路已经饱和，”其中一名化名为 Karl 的人员解释道。一周以来，此次动员还包括由 250 多名无家可归者和维护移民及无家可归者权益的 Utopia 56 协会对巴黎社会医疗紧急救援服务总部的前广场进行的占领。周四，一场支持动员的晚会聚集了罢工者、无家可归家庭以及协会成员，Libé 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如今，接线员并未被认可为社会工作者，因此他们无法获得与巴黎社会医疗紧急救援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相同的薪资，”CGT 工会成员兼教育工作者埃莱娜·索特雷（Elena Sauterey）强调。此次罢工的导火索是法兰西岛大区省政府在 6 月宣布取消部分酒店的住宿名额。尽管这件事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社会医疗紧急救援服务的员工们表达的这种不满其实早已潜伏良久。

ANNA ESNAULT-CARCUAC

乞利曼贾罗山

人们才刚刚在好奇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Christian Estrosi）在尼斯竞选失败四个月后过得如何，他就突然出现在海拔 5 895 米的乞利曼贾罗山顶。在这张坦桑尼亚山峰的照片中（他忍不住将其发布在社交网络上），他手中举着一面红白相间的旗帜：尼斯的雄鹰旗。埃斯特罗西并不心怀怨恨，他高举着这座城市的色彩，而该市的选民在经过他十八年的任期后将其赶下了台。我们向他的前任当选官员和忠实朋友打听了他的近况。失败者说的话往往具有持久力。3月 22 日，当结果揭晓，且与他最好的敌人埃里克·乔蒂（Eric Ciotti）之间的不利差距扩大时，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地平线党，Horizons）宣布：“今晚，我对你们说再见，但我没说永别。”于是，这位前市长与公共事务保持了距离。在四个月里，这位 750 cm³ 级别的法国多届冠军在卡斯特莱（Castellet）赛道上重新骑起摩托车现身，在《尼斯早报》（Nice-Matin）的采访中谈到了尼斯失去冬奥会主办权而由里昂获得一事，出现在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的集会上，参加了 14 日海滨大道恐怖袭击的纪念活动，以及出席了Paca大区议会。仅此而已。人们说他重新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尼斯人”。

马蒂尔德·弗雷诺瓦（MATHILDE FRÉNOIS）（发自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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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快讯 (EXPRESSO)

$\text{解放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2026 年 7 月

奢华 面值为 5 至 200 欧元的钞票将焕然一新，欧洲央行发起咨询以选定新外观 欧洲中央银行请求欧洲公民帮助选择将于 2030 年投入流通的钞票新设计。方案包括：欧洲著名人物、鸟类以及欧盟机构建筑。照片来源：欧洲央行 (BCE)

牙科护理、交通……社会保障局将更多支出转移至补充医疗保险

在提高医疗免赔额上限之后，总理府决定降低 2027 年医疗保险中四项支出项目的报销额度。这部分成本将由补充医疗保险公司及其参保人承担。

作者 NATHALIE RAULIN

对于社会保险参保人来说，打击接踵而至。在夏季休会期间，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继续发布各项公告，而这些公告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是对法国人健康相关购买力的预先削减。周四，总理府利用议会会议结束的机会，开始下达其“苦药方”：由于无需再担心已进入假期议员们的激烈抗议，政府决定通过法令将医疗免赔额和门诊定额自付额的上限翻倍，这尤其加重了慢性病患者的自付负担。此举旨在 2027 年为社会保障局（la Sécu）节省 750 百万欧元。

交通。 但政府首脑并未就此止步。周五，坏消息继续接踵而至，仿佛是在致敬希拉克时期的名言：“麻烦总是成群结队地来。”为了避免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已经深不见底的赤字（2026 年预计缺口为 13,8 十亿欧元），总理府再次通过监管方式，策划将大量费用从社会保障局转移至补充医疗保险公司。简而言之，从 2027 年起，医疗保险计划将减少 1,4 十亿欧元的报销额，将填补缺口的责任交给互助保险公司（mutuelles）。根据周四晚上发送给国家医疗保险基金（Caisse nationale d'assurance maladie）理事会征求意见的法令，四个项目被列为削减报销的目标：药物、

2027 年，牙科门诊的报销率将从 60% 降低至 50%。照片：FRÉDÉRIC PÉTRY, HANS LUCAS

牙科门诊、医疗设备以及医疗运输。首先是药物。“为了能够报销即将上市的创新药物，我们决定降低对那些医疗服务价值较低或中等的药物的报销额度”，总理府随员表示，并立即明确，其护理费用由社会保障局 100 % 承担的长期疾病患者不受此次报销削减的影响。具体而言，医疗服务价值被标注为“低”的产品，例如贝他碘伏（Bétadine，一种防腐剂）或漱口水，社会保障局的报销比例将降至 5 %（目前为 15 %）。而医疗服务价值为“中等”的产品（如泻药），报销比例将降至 15 %（目前为 30 %）。在完整年度内，这将节省 300 百万欧元的报销资金。考虑到社会保障局在治疗重症创新疗法上的成本，很难指责政府采取这种部分撤出的做法。

“为什么不完全取消那些被认为无效的药物的报销？”健康经济学家布里吉特·多尔蒙（Brigitte Dormont）质疑道，“事实是，制药游说集团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只要社会保障局维持一定的报销，补充医疗保险公司就会补齐差额。但随后，它们会将这种缺乏医疗合理性的额外成本转嫁到所有会员的保费中！”

法国自行车赛 (TOUR DE FRANCE)

路边，一场遮阳篷的盛会

报道

每年沿着赛道，养老院及其搭建的遮阳棚便纷纷出现。从上莱茵省到萨伏伊省，《$\text{解放报}$》(法国日报) 采访了一些渴望看到车手们现身，并对某个时代的“大环赛”心怀眷恋的居民。

作者：QUENTIN GIRARD 和 COPPÉLIA PICCOLO，环法赛特派记者

周三，尚贝里（萨伏伊省）一家养老院的居民。照片：GONZALO FUENTES REUTERS

轮胎在碎石路上发出刺耳的声响。车轮高速旋转。92 岁的 Nelly 骑着她的豹纹图案小车冲了出来。这位退休老人把红白波点衫换成了条纹上衣。至于她的自行车？她把它留给了车手们。“我今天早上刚训练过他们，他们状态非常好，”她开玩笑说，然后重新回到了“主车群”中。

在博尔维莱（上莱茵省）的 Argenson 养老院近 60 名居民中，有 20 来位正以自己的节奏走向早前搭建好的遮阳棚。个人计时赛已经开始。距离广告车队以及车手们在 7 月 18 日周六的环法赛第 14 赛段中疾驰而过，还剩下不到半小时。“这是一次很宏大的组织，我们已经为这个项目准备好几个月了，”该机构负责人 Hélène Gouzy 在穿梭忙碌间低声说道。一阵助行器的嘈杂声打断了她。“Jeannine，你能推一下 Geneviève 的轮椅吗？”后方传来这样的声音。

在环法赛中，年复一年，沿着赛道，他们始终在那里：养老院及其遮阳棚。从孚日山脉到汝拉山脉，再经科雷兹省，穿过一个个城镇和村庄，养老院们都为此调整节奏。居民们纷纷出动。他们坐在轮椅上或成群地摆放的塑料椅上，通常要这样等待好几个小时。他们等待着：等待合作伙伴品牌赠送的礼品（他们像所有观众一样将其收集在身上）；等待那些转瞬即逝的车手。记忆随之涌现：那是他们骑自行车的年代；那是 60 年前，他们前往山口为那些“公路苦役”鼓掌的时光。

重温“美好时代”

在博尔维莱，95 岁的 Kusio 夫人也加快了脚步。她是第一个在允许进行短距离散步的居民名单上登记的人。她无法不去“抓住这次机会”。今天再次看到车手，就是重温那个“美好时代”——那时她和父母一起在路边观看。岁月流逝，但对自行车的热情依然不减。

这位退休老人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为了这次机会精心打扮。一件蓝色开襟羊毛衫覆盖在熨烫得平整的花衬衫上。“Kusio 夫人总是这么优雅，”一位推着助行器的邻居说道。她的脸颊涂了粉，象牙色的头发经过精心打理。节日里才会戴的养殖珍珠耳环在轻轻摇曳。“最重要的是，人群里有个 19 岁的小伙子，”她微笑着说，“不过，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在几十米远的地方，Camille Helner 已经占据了路边的位置。这位九旬老人想要站在最前线。“他们经过的速度太快了，我担心没时间看清楚，等了两小时如果错过就太可惜了，”她一边担心地说道，一边将眼镜推到鼻梁上方。起码，“我们在阴凉处”，而且“舒适度顶尖”。

在经过一群穿着波点T恤游泳的孩子、一个阿斯特利克斯、一个欧贝利克斯、一个布里斯·德·尼斯，以及雄伟的冷杉林和干涸的河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养老院的“转弯点”。在马瑟沃（Masevaux）的卡斯特尔白（Castel Blanc）护理院，约二十名居民在蓝色遮阳棚下排成一列等待。今日着装：印有Leclerc标志的波点衫。另一些人因为没位置，就站在露台上。两排轮椅在画布下精确地排列着。

手风琴与午睡时间

92 岁的雷内·法埃蒂博尔德（René Faetibold）在居民之间穿梭。他坐不住。至少还得等一个小时。而他的手风琴已经从琴包里拿出来了。最初的几个音符尚在酝酿。自从 1967 年在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球形山（Ballon d'Alsace）之间的环法赛上展开手风琴以来——“当时所有人都跟着巡游车跳舞”——这位退休老人只希望一件事：能再次让赛手和观众们振奋起来。“并不是因为我老了，我就不能再庆祝、不能再享受环法赛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紧了紧他的亚麻背心。在两首曲子之间，他将在保罗·赛克萨斯（Paul Seixas）经过时放声呐喊，那是他最喜欢的选手。不是波加查（Pogacar），“那绝对不行”，因为那家伙“把所有奖项都吃光了”。“真想知道他的血液里有什么。”

在稍远处，坐在轮椅上的詹·罗贝尔（Jenn Robert），82 岁，穿着一件漂亮的白色衬衫，回忆起环法赛经过孚日山脉大球形山（Grand Ballon）时的情景。当时他为自己的“偶像”普利多尔（Poulidor）鼓掌。这位曾经制造“高铁空调”的工人也喜欢伊诺（Hinault），后来又喜欢菲贡（Fignon）。啊，如果他现在还能行，他很想骑车再登一次顶。

在马路另一边，77 岁的西尔维（Sylvie）在她家门前观察着居民们：

「他们经过的速度太快了，我担心没时间好好看看，等了两个小时要是错过就太可惜了。」

非口龄九十岁的卡米尔·海尔纳（Camille He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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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及 26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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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护理院非常好。我总是对我丈夫说：如果我最后得去那里，只要穿过马路就行了。”她向我们指了指已经在那里居住的朋友们：弗朗索瓦丝（Françoise）、罗杰（Roger）、热拉尔（Gérard）。

其他机构甚至在自家地盘上活动。周日，在上萨伏依省维里（Viry）中心的昂贝尔（les Ombelles）护理院，约三十名退休老人放弃了午睡时间。餐后，所有人都前往阴凉的花园，那里可以直接看到公路，因此也能看到那些将前往索莱松高原（plateau de Solaison）的赛手们。

“只有这个铁栅栏有点碍事，你们不想把它拆了吗？”“80 岁出头”的吉妮特（Ginette）向我们抛出这个问题。两名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哈哈大笑，她们已经习惯了这位退休老人及其俏皮的笑容。“不，我是说真的，这玩意儿妨碍我去亲吻赛手们了，”这位八旬老人滔滔不绝地接着说。“夫人只是想看看那些年轻且晒得古铜色的健美大腿，”一名护理员开玩笑说。吉妮特突然严肃起来，继续道：“无论如何，只有好的护理院才会组织这类外出活动。”

“终于能到户外来真是太好了”

“因为酷暑，我们已经两个月没出门了，终于能到户外来真是太好了，”活动主持人弗朗索瓦丝·鲁吉耶罗（Françoise Ruggiero）说道。在赛事前十天的酷热时段，对于那些对热感感知较低且口渴感减弱的人群来说，沿途机构如果组织这样的出行计划是不可想象的。

周三，当环法自行车赛进入阿尔卑斯山阶段时，在尚贝里（Chambéry）的一条街道拐角处，丰泰讷-圣马丹（Fontaines-Saint-Martin）养老院的居民们正在阴凉处等待。养老院就位于一个小公园后面。85 岁的丹尼斯·布尔乔亚（Denis Bourgeois）一身纯白，头戴巴拿马帽，站在第二排，仿佛想让自己在主车群中被遗忘一样。然而，这位前机电工程师却有很多故事可以讲述。谈到现代自行车赛，他遗憾于那些“把戏。他们想让人们相信现在他们很干净。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时有所谓的‘比利时壶’（pot belge），大家都知道，但没人在意”。

1958 年，他 17 岁。他与叔叔在萨伏依省的格拉尼耶山口（col du Granier）等待车手。他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被监管。我骑着车，穿着像个车手，就那样混在他们中间。人们给我鼓掌，还推我。”那天，查理·高尔（Charly Gaul）率先登顶。丹尼斯·布尔乔亚离他并不远。他抬起头，仿佛想在建筑之间望见那座山。 ◀

周五，斯洛文尼亚车手塔代伊·波加查（Tadej Pogacar）在第 19 赛段（加普至阿尔卑斯休斯山）比赛期间。摄影：LOIC VENANCE. AFP

在 l'Alpe d'Huez，波加查打破攀登记录

在数十万观众面前，这位斯洛文尼亚选手在周三再次展现出最强实力。法国选手 Seixas 则陷入苦战，失去了登上领奖台的机会。

像一枚火箭。当波加查起飞时，他的速度比 Ariane 6 还要快，直接进入了平流层。他与对手们处于不同的星系，而对手们则被还原成了小行星的尘埃。人们或许认为他受到了影响，因为某些 UAE Emirates XRG 的队友感染了病毒。人们想象这位斯洛文尼亚人会让领先的突围小组获胜。完全不是这样。他从未在 21 个发夹弯中率先通过。他渴望这样做，并且展现了绝佳的方式。在 35 分 26 秒内，他比 1995 年的已故名将马尔科·潘塔尼快了 1 分 24 秒。“海盗”的宝藏被偷走了。

奇迹。自环法开始以来，车手们一直被酷暑追击，但真正让他们感到灼热的太阳就在他们之中。周五，在距离终点 12 公里处，在最后一座山口的首批弯道中，身着黄色衫、佩戴黑色号码布的 Tadej Pogacar 脱离了其他顶尖选手的队伍。面对疯狂且庞大的人群——在那里，随行人员不得不排成单列行进——没有人尝试跟上他。尽管落后 3 分 30 秒，他还是追上了那些突围的选手，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并在最后几百米甩掉了 Lenny Martinez (Bahrain-Victorious) 和 Richard Carapaz (EF Education-Easy Post)。这两位爬坡手可能会感到懊悔。与 Sepp Kuss (Visma-Lease a Bike) 一起，他们是 42 名成功拉开距离的突围者以及抵达 l'Alpe d'Huez 山脚下的 20 多名幸存者中最强的一批。三人很快聚集在一起，但他们玩起了猫鼠游戏，不愿合作，攻击过于频繁，攀爬节奏过于不稳定。精于算计的 Lenny Martinez 在通过终点线时，失望地拍打着大腿。

“这种骑在车上、穿过呐喊人群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波加查在抵达后兴奋地表示，“我原以为得和一些粉丝打架，但他们非常有礼貌。” 这是一个奇迹。据当局称，600 000 人为这些车手鼓掌，而这些车手有时几乎无法蹬车，还不得不面对喷水和烟雾弹。

环法在蒙马特，是必须打卡的明信片吗？

本周日，2026年赛事的最后一赛段将三次经过巴黎第18区的山丘，这在重演巴黎奥运会公路自行车赛的那场被记忆为狂欢之巅的比赛。我们能否逃避这种程式化？萨布丽娜·尚佩努瓦（Sabrina Champenois）的一篇随笔可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在赛程中，诺耶山口（col de Noyer）的温柔与美丽，几乎是静谧的，而阿尔卑斯-于埃兹（Alpe d'Huez）则呈现出一种喧闹的狂暴，两者之间的对比相当迷人。在今年最短的一个赛段（从上阿尔卑斯省的加普到伊泽尔省著名的滑雪胜地，全长 1279 公里）的前半部分，车队经过了法国一些最迷人的风景。走私者的路径在山间蜿蜒，消失在松林之中，不经意间向人们展现出俯瞰山谷周围 2000 米以上高峰的壮丽景色。

一种奇妙的氛围。随后，经过索泰湖（lac du Sautet）及其青绿色的水坝，必须在埃克兰国家公园（parc national des Ecrins）中奋力骑行，翻过最后一个山口——奥尔农（Ornon），然后冲向阿尔卑斯-于埃兹。在大量宪兵的部署（特别是在荷兰人所在的 7 号弯道）、强烈的阳光照射以及有时演变为男性歇斯底里的普遍兴奋情绪之间，早在几个小时前，就弥漫着一种奇妙的氛围。与在孚日山脉等其他赛段相比，这里没那么像庆典，而是更加紧张。残酷。也许就像攀登本身一样：该路段被列为特级山路（hors catégorie），全长 13,8 公里，坡度 8,1%，前几个弯道就像剪刀一样切断腿部的力量。今天，这些弯道让胡安·阿尤索（Juan Ayuso，Lidl-Trek 队）或汤姆·皮德科克（Tom Pidcock，Pinarello-Q36.5 队）感到格外痛苦，保罗·塞克萨斯（Paul Seixas，Decathlon CMA CGM 队）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在争夺领奖台的奋斗中，这位法国选手比伊萨克·德尔·托罗（Isaac Del Toro，UAE Emirates XRG 队）慢了 4 秒。这位年轻天才目前在总 standings 中排名第四。“这是我骑车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天。我尽力减少了损失，”他在终点线尝试自我安慰。本周六的倒数第二赛段，是环法历史上最艰难的赛段之一，路线在布尔茹迪桑（Bourg d'Oisans）与阿尔卑斯-于埃兹之间，车队将面临 5 450 米的累计爬升，并且可能遭遇雷暴。简直是一场噩梦。

Q. G.（环法现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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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观点/

马歇尔·甘兹（Marshall Ganz）

«在美国，民主正成为一种营销工具，而我们不再要求权力层对此负责»

CHRISTOPHER E. MICHEL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现年 83 岁，他继续分析美国民主的病理以及选举活动的演变。他在纽约的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当选中看到了希望，但更重要的是，他将其视为一个值得效仿的竞选典范，旨在让政治重新与现实和人类接轨，即使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采访记录： SONIA DELESALLE-STOLPER

插画： SIMON BAILLY

一年前，在接受 Libération 采访时，马歇尔·甘兹（Marshall Ganz）教授坦言，随着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他感觉自己正见证国家的“自杀”——即美国。一年后，他因在欧洲出版的著作《人民、权力、变革》（People, Power, Change，牛津大学出版社，2024 年）而访问巴黎。他对民主体制在崩溃而“权力层却逃避了所有问责义务”的局面感到痛心。这位犹太拉比与一名教师之子，自 1960 年代起便投身于密西西比州的民权运动，在经历了终身之奉献后，他为巴拉克·奥巴马 2008 年开展的基层实地竞选活动制定了理论。 83 岁的他目前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而且他并未放弃希望，

希望人类能重新成为选举活动的核心。如今的选举已变成了“营销操作”，技术、人工智能和民意调查抹去了与人们真实的接触。

一年前，您谈到了一个国家的自杀，即美国。情况是否恶化了？

当然，情况恶化了！这戏剧性地凸显了体制的弱点。与此同时，佐兰·马姆达尼在纽约的胜利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不仅是因为他赢了，更因为他获胜的方式。也就是说，他领导了一场真正以人为本的竞选，而不是像我们许多选举活动那样，将其变成一场营销操作。现在的竞选是基于数据进行的，而这些数据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相去甚远。马姆达尼及其团队从一个核心、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出发，围绕其构建了整个竞选活动。在获胜之夜，我也在场——我必须说，仅仅因为我的出现，就极大地拉高了现场的平均年龄——那里的氛围如此年轻、欢乐且充满希望。只有三个人发表了讲话，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分别是竞选经理、总经理和实地负责人。这次竞选的构建方式截然不同。这个项目在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方面具有真正的内涵。而这正是我们需要重建——或者更准确地说，需要构建——的基石。

您认为这种不同的竞选方式能给民主党带来启发吗？ 人们从中吸取教训至关重要。现在有一种倾向是说：“他真的很擅长使用 Instagram”，但竞选活动中是否具有内涵，这才是决定性差异所在。担任纽约市长是一项真正的挑战。而且他处理得很好。他的团队正试图避免奥巴马时期发生的情况，当时我们建立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基层组织，但奥巴马在当选后便不再利用它。

具体而言，这次竞选与以往的竞选有何不同？ 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凝聚，真正地从基层出发，集结人们参与竞选。同时，他们还拓展了视野，我的意思是，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因为马姆达尼（Mamdani）有自己的计划和政治理念，但这次胜利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信念。他从未否认过自己身份中的这些维度——移民、穆斯林、社会主义者。但他也没有让这些身份变成简单的标签。换句话说，人性在其中得到了体现，这是真实的，是纯正的。

您的意思是，最近的竞选，比如 2024 年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竞选，忽略了这种人性维度？

2024 年，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我们将两次总统竞选的领导团队聚集在同一个房间里，共处了一天半。因此，我和特朗普以及哈里斯的团队共同度过了一天半。但非常明显的是，哈里斯的竞选活动试图告诉人们应该感受到什么，而没有倾听人们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

这意味着既要倾听，也要有远见？

如果不承认世界的现状，就无法改变世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致力于改变它。但如果改变世界的目标或原因仅仅是为了胜利，那么一切都不会改变。因此，这两者的结合至关重要。我知道我看起来是在将事情理想化和浪漫化，但他们正是这样操作的。在纽约，人们的反应比他们预期的要强烈得多。就好像人们正渴求某种真实的东西。

这些方案是否可以应用于全国规模？

挑战在于构建这类基础设施，而不是再次被卷入旧的做事方式中，而这非常困难。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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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观点/

马歇尔·甘兹 (Marshall Ganz)

「在美國，民主正變成一種營銷工具，我們不再要求權力者對其負責」

CHRISTOPHER E. MICHEL

這位哈佛大學教授現年 83 歲，仍持續分析美國民主的病理以及選舉活動的演變。他將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紐約的當選視為一種希望，但更重要的是，他將其視為一個值得效仿的競選典範，旨在讓政治重新與現實和人性接軌，即便是在人工智能時代。

訪談記錄： SONIA DELESALLE-STOLPER

繪圖： SIMON BAILLY

一年前，馬歇爾·甘茲（Marshall Ganz）教授在接受 Libération 採訪時坦言，隨著唐納德·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他感覺自己正目睹國家（美國）的「自殺」。一年後，他為了推廣在歐洲出版的著作《人民、權力、變革》（People, Power, Change，牛津大學出版社，2024）而訪問巴黎。他對民主崩潰的現狀感到痛心，而此時「權力已逃避了所有負責的義務」。在經歷了整個生命週期的投身後——他於 1960 年代開始參與密西西比州的民權運動——這位拉比與教師之子為巴拉克·歐巴馬 2008 年開展的基層競選活動提供了理論基礎。83 歲的他，依然在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任教。而且他並未放棄希望，

希望看到人性重新回到選舉活動的中心。如今的選舉已變成「營銷操作」，技術、人工智能和民調抹去了與人們的真實接觸。

一年前，您談到了美國這個國家的自殺。情況是否惡化了？

當然，情況惡化了！這戲劇性地凸顯了體制的缺陷。與此同時，佐赫蘭·馬姆達尼在紐約取得了勝利，這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不僅是因為他贏了，更因為他獲勝的方式。也就是說，他領導了一次真正以人為本的競選，而不是像我們許多選舉活動那樣，僅僅是一場營銷操作。現在的競選是基於數據進行的，與實際生活經驗相去甚遠。馬姆達尼及其團隊從一個核心出發，一套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並圍繞其構建了競選活動。在勝利之夜——我出席了，而且我得說，單憑我的存在就大幅拉高了平均年齡——現場的氛圍如此年輕、歡快且充滿希望。只有三個人發表了講演，且都不是什麼大人物：競選經理、總經理和現場執行經理。這次競選的構建方式截然不同。這個項目在價值觀和人際關係方面具有真正的內涵。而這正是我們需要重建——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需要構建——的基礎。

您認為這種不同的競選方式能給民主黨帶來啟發嗎？

人們從中吸取教訓至關重要。現在有一種傾向是說：「他真的很會用 Instagram」，但競選活動中是否具有實質內容，這才是決定性的差異。擔任紐約市長是一項真正的挑戰，而他表現得很好。他的團隊正試圖避免歐巴馬時期發生的情況——當時我們建立了一個非常廣泛的基層組織，但歐巴馬一旦當選，就再也沒有利用過它。

具体来说，这次竞选与其他的有什么不同？ 他们成功实现了凝聚，真正地从基层出发，号召人们参与竞选。而且，他们还拓宽了视野，我的意思是，带着所有人一起前行，因为马姆达尼（Mamdani）有他的计划和政治主张，但这次胜利早已超越了他个人的信念。他从未否认过自己身份中的这些维度：移民、穆斯林、社会主义者。但他也没有让这些身份变成简单的标签。换句话说，人的特质在其中显现，这是真实的，是纯正的。

您的意思是，最近的竞选，比如 2024 年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竞选，忽略了这种人性维度？

2024 年，在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我们将两场总统竞选的领导团队聚集在同一个房间里，共度了一天半的时间。因此，我与特朗普和哈里斯的团队共处了一天半。但非常明显的是，哈里斯的竞选试图告诉人们应该感受到什么，而没有倾听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

既要倾听，也要有愿景？

如果不承认世界的现状，就无法改变世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致力于改变它。但如果改变的目的或理由仅仅是为了获胜，那么什么都不会改变。因此，这种结合至关重要。我知道我看起来在将事情理想化和浪漫化，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在纽约，人们的反应比他们预期的要强烈得多。就好像人们在渴求某种真实的东西。

这些秘诀可以在全国规模上应用吗？

挑战在于建立这种基础设施，而不是再次陷入旧有的做事方式中，而这很难。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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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党派。我们拥有的是市场以及在形象战中相互较量的候选人，但这些并不是根植于社区的组织。

在这样一个格外不稳定且令人焦虑的时期，该如何应对？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人们对此有不同的反应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说：“我看到了你的不确定，看到了你的痛苦，看到了你的担忧，但你知道吗？这不是你的错，是他们的错。所以，让我们憎恨他们，因为他们要负责，而你们要做的就是跟随我。”这创造了一种依赖，并导致了我们在特朗普当选时所经历的情况。我们所缺失的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不能通过真空来战斗；我们通过捍卫某种东西来战斗，不仅仅是抵抗某事，而是提出具体的改变。这正是美国总统竞选中缺失的，而是在马姆达尼的竞选中所具备的。

您在严厉批评美国的选举机器，以及金钱和技术的统治？

我们建立了一个“选举工业综合体”。竞选支出没有任何限制。因此，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每年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资金。它与人类经验日益脱节，且日益简化为一项统计练习。这就是人工智能介入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使用 Claude 和 ChatGPT，我觉得它们非常有用。但我知道它们不是人类。我曾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与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互联网发明者，编者注）共进晚餐，他说机器可以做出决定（decisions），但只有人类才能做出选择（choices）。区别在于，机器以 0 和 1 的形式收集信息。它是一个计算设备。而我们人类，是为了我们的情感、

为了我们的身体，以及为了我们彼此的存在而收集信息。这是一种完全不同层面的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理解，这使我们能够做出判断，而不仅仅是做出算法决策。这个选举过程越是被那些认为算法决策

“当我们进入这个抽象世界时，我们所做的是远离具体经验。这在营销领域可能行得通，但在政治领域行不通。”

是理解世人的手段的人所主导，我们就越是试图让世界去适应我们的模型，而不是反过来。结果，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的表象，却不再拥有作为人的经验。

谈到希望，美国的期中选举将在 11 月临近，您认为民主党人是否从过去几个月中吸取了教训？

当然，问题在于我们所说的“民主党人”是指谁？我的意思是，它代表了什么？你知道，如果它像英国工党那样，或者像在加拿大能找到的那些真正的政党一样——在那里人们是党员，但我们却没有这种机制。因此，公民基础设施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基础设施在过去 40 或 50 年中大部分已经萎缩了。

因此，有一项重建工作需要开展。问题在于民主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是否真正感兴趣，甚至是否将此视为核心问题。这一点完全不明确。他们只是希望人们会对特朗普感到如此厌恶，从而投票给他们。

您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计算？

他们试图用理智去应对属于内心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价值观是情感，而不是抽象的想法。这就是叙事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故事介入的地方，因为我们使用情感的语言。我们也使用理性的语言。但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语言。因此，这是心与理智的对抗。你不能用论据来对抗恐惧。你不能用论据来对抗孤立。不，你要用团结来对抗。这正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渴望的东西。情感本身并不是问题：存在着建设性的情感，如希望、团结和自尊，这才是关键。驱动我们的是善意、恐惧、希望和勇气，而这些才是真实的。

您认为美国社会是否处于深度极化状态？

我认为极化这个说法被大大夸大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针对民主的真正攻击。以及针对民主所代表的一切的攻击。在美国，当人们说出“民主”这个词时，大多数人

人们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因为民主是一种实践。它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果在现实中没有付诸实践，它就并不真正存在。尤其是在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如此偏颇的制度时。

人工智能是否正在抹除我们社会中的人文与艺术维度？

当我们进入这个抽象的世界并将它们视为真理、类别或标签时，我们所做的仅仅是让自己远离具体经验，而不是植根于其中。这在营销中可能行得通，但在现实的政治中行不通。不幸的是，过度意识形态化所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它在强加之前将一切转化为观念。罗伯斯皮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有点像是在说：“好吧，我们掌握了真理，所以我们要强制推行它”。这不是让事物成长的方式，而是杀死它的方式。当我们追溯所谓“艺术”的起源时，每一种艺术都是我们用来发展感官以相互理解的手段。视觉艺术、触觉、音乐……这就是我们彼此建立联系的方式。但我们不仅没有加强人文科学课程，反而在削减它们，试图让自己变成人工智能。我们正在扼杀对我们的人性至关重要的创造力。但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弥补差距，只要我们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最糟糕的情况并非不可避免？

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权力。通过历史我们知道，当权力摆脱了所有问责义务时，它就变成了毒药。作为人类，我们需要人们在道德、政治和经济层面承担责任。这才是民主的精髓。民主提供的承诺是一种平衡机制，旨在防止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手中。但只要我们将民主转化为一种营销工具，我们就不会要求权力承担责任。这就是我们在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和所有科技亿万富翁身上看到的现象。危险的不是技术，而是那些逃避所有责任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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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的《睡莲》（2022），一件长 15 米的壁画作品，临摹自莫奈的《睡莲》，位于勒阿弗尔的 MuMA 博物馆。照片：ELA BIALKOWSKA

烈日下的印象。早收后的稻草捆、干燥的土壤以及面色凝重的树木：诺曼底在热浪的影响下被烤焦了。在 5 月底第一波热浪期间开幕的“印象派诺曼底”（Normandie impressionniste）是一场分布在整个地区——从里昂-拉福雷到雪堡，从勒阿弗尔到圣米歇尔山——的当代艺术展。其第 6 届展览选择的主题是“一个可能的花园”。不可能的花园？这个问题像一个灼热的话题般地闯入：在气候变化的时代，“田园诗意”与“艺术”是否还能押韵？

早在 19 世纪，伟大的克劳德·莫奈就捕捉到了艺术革命的曙光（见侧栏）：人们的视线在工业革命的烟雾中变得模糊，从而发生了改变。在他去世一百年后，在 1926 年的冬天，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了这些动荡。即使是在诺曼底，那里河流水位下降，地下水枯竭，金色的田野显得极易起火，也已进入干旱警戒状态。7 月 16 日，日本艺术家中谷藤子（Fujiko Nakaya）耗水量较大的雾 sculptures 作品 $\text{Fog Tree #07031}$ 不得不被关停。此外，禁止浇灌草坪、绿地和公共花园。这部节展的标志性作品——与巴黎商业交易所（Bourse du commerce）展出的一样——安装在翁夫勒（Honfleur）名流花园的一棵杨树周围，由压力喷雾器组成，散发着令人惬意的水滴云雾。“艺术现在是通过气候变化的剧烈程度而被感知的，”艺术总监菲利普·普拉特尔（Philippe Platel）承认道，他对此深感痛心，并希望能在更合适的时候重新启动该作品。该展览于 5 月底由一场演出揭幕

印象派的诺曼底

城市之花

乐高睡莲、野兽派绘画、声音雕塑……第六届当代艺术节的田园作品将持续展出至9月底，遍布整个地区。《$\text{解放报}$》从中挑选了五件作品。

作者：CLÉMENTINE MERCIER 诺曼底特派记者

从蔡国强的白日烟火（在韦农——彩色火药在诺曼底的天空中爆炸）开始，第六届艺术节希望用当代艺术来“刷新”印象主义。但与其说是刷新，倒不如说是将其碳化。在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展出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用五彩火药烧焦了画布。在卡昂，戴安娜·谢勒（Diana Scherer）引导干燥草坪的根系生长，将其制成有机蕾丝。在韦农，利昂内尔·萨巴特（Lionel Sabatté）回收了（真实的）睡莲池中的泥浆，根据照片将其制成干燥且充满土质感的画布。以下是另外五个同样令人惊叹的停留点。

乐高睡莲，艾未未（MUMA，勒阿弗尔） 用塑料积木搭建的花园？在MUMA，数千块蓝色、紫色、绿色、粉色的乐高零件组成了两幅 15 米长的墙面作品，模刻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莫奈《睡莲》：这就是艾未未的《Water Lilies》。2014 年在中国被获释并处以保释后，这位艺术家不得不将设计图发送到美国阿尔卡特拉斯岛，以便进行一次完全由乐高组装的展览。自此，他经常使用这种材料。这两幅宏伟的《Water Lilies》极其绚丽，但每幅画中都有一块巨大的暗色斑块。这是在向艾未未的父亲致敬——一位受迫害的诗人，被共产主义政权监禁并被禁止写诗。童年时期，艾未未与父亲被囚禁在戈壁沙漠，亲眼目睹了仇视文化的共产主义者烧毁莫奈画作的复制品。这些黑洞既带有威胁感，又是穿梭于睡莲之间通往他处的门户。

渗出的伊甸园，诺埃米·古达尔（LE PORTIQUE，勒阿弗尔）

在《固定之故事》（The Story of Fixity）中，绘画从哪里开始，视频又在何处结束？在昏暗的光线下，伴随着热带氛围的音效，投射在巨型拼图上的雾气笼罩的丛林图像在字面上分解，转化为滴落的抽象画。仿佛风景在渐渐液化，巨大的彩色水洼在地面上蔓延。水的问题是这些揭示多重层级装置的核心。这位幻术师诺埃米·古达尔（Noémie Goudal）忠实于她的“古气候”视角——旨在思考极长跨度的环境变迁——这一次她利用绘画来模糊她的电影和照片。油漆的流淌和颜料缓慢地抹去了写实图像。这些融合了摄影、视频和绘画的绝美共时性画作，看起来简直像是在同时大笑与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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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花，DRIFT（鲁昂，圣克鲁亚-德-佩勒蒂埃教堂）

在鲁昂，花园被颠倒了。在圣克鲁亚-德-佩勒蒂埃教堂——这里保留着原貌，几乎被废弃（革命后曾被用作仓库和酒窖）——一件科技瑰宝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悬挂在天花板上。《Meadow, 悬空花园》是由 Drift 工作室的创始人 Lonneke Gordijn 和 Ralph Nauta 创作的作品。这对荷兰艺术家组合在教堂的木质中殿中倒挂着花冠。在带电的细线上，淡色调的芭蕾舞裙般的花朵有节奏地开合，由小夹子驱动，像提起裙摆一样将它们升起。这些合成花朵同时也是灯笼，以一种略显机械的方式复制了自然的绽放，呼应了荷兰的工业化与高科技农业。既精致又令人不安。

与洛朗·普鲁（Laurent Proux）贴地飞行（艺术图书馆，卡昂）

在《Ground Melody》中，对于洛朗·普鲁（Laurent Proux）而言，花园首先是新鲜青草的感觉，以及灼热的阳光。在一系列小型油画中，艺术家截取了身体的片段——胸像、面孔、小腿、脚——它们似乎在小憩，地贴在草坪上寻找湿气，以至于这些特写身体有时看起来像动物，像是霍比特人的脚。这些小场景既感官又怪诞，带着一种沉静的野兽派风格，部分在画幅之外地展开，由观众的想象力来补全。在更大且更直观的画布上，洛朗·普鲁还描绘了一个工人花园，一群穿着橙色制服的卡昂工人正在种树，以及一座墓地——这里既是死者的避风港，也是一个在树荫下打盹的人发出的轻微鼾声之源。在极小的版画上——黄色、粉色、绿色、蓝色——骨瘦如柴、赤裸、解构且交缠的躯体在进行某种死亡之舞，与明快的色彩形成强烈对比。在普鲁的笔下，伊甸园几乎成了一个失落的天堂。

与塞莱斯特·布尔西耶-穆热诺（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一同敲响钟声（卡昂 FRAC）

音乐家塞莱斯特·布尔西耶-穆热诺用《Envolée》创作了一幅雪景。这让人想起布吕格尔。一层 150 吨重的碎玻璃地毯在阳光下闪烁，覆盖在卡昂 FRAC 庭院的地面上。无需顾虑，尽管走在上面可能感觉不适，但请找回你的童心，跳到这个矿物花园圆形门架的其中一个秋千上坐下。通过剧烈地晃动，你也许能够触发悬在头顶的一口大钟；而如果你们几个人齐心协力地荡秋千，最终将响起一场叮当作响的音乐会。请注意，现场有摄像记录。为了完善这个互动结构，艺术家在 FRAC 内部构思了一种全尺寸的暗箱（camera obscura），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延迟播放的自身声音表演。这部作品与这座修复后的修道院建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

印象派诺曼底 展至 9 月 27 日。

该作品完全由乐高（Lego）组成。

文化/

在 MuMA 博物馆，青年时期的莫奈身处一片宁静港湾

印象派之父在去世整整一百周年之际，由他童年所在城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纪念展，展品涵盖未公开的速写本、犀利的肖像画以及静物画。

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叫奥斯卡-克劳德（Oscar-Claude），且并非一直蓄着白胡须。1840 年，奥斯卡-克劳德·莫奈出生在巴黎的一条画商街上，随后在勒阿弗尔（Le Havre）一个中产阶级且绿意盎然的郊区长大。他曾拥有非常出众的形象：肩披斗篷，发型浪漫，目光灵动，这是他在 25 岁时由艾蒂安·卡雅特（Etienne Carjat）拍摄的影像。

帆船。 如今，勒阿弗尔博物馆正回顾他的这些青年岁月，在画家舍弃“奥斯卡”这个名字而正式成为克劳德·莫奈之前。在“莫奈在勒阿弗尔”展览中，策展人杰拉尔丁·勒费夫夫（Géraldine Lefebvre）收集了约一百件作品，其中包括属于其家族的未公开速写本、照片、档案，以及一幅来自日本的油画《鲁埃尔景色》（Vue prise à Rouelles，1858 年），这是他 17 岁时创作的第一幅布面油画。画面中迷人的溪流倒映着蔚蓝的天空，雄伟的秃白杨树若隐若现，预示着未来的天才潜质。但在这些色彩尝试之前，人们发现青年时期的莫奈是一位出色的写生者，擅长描绘小船、诺曼底的小草房和帆船。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犀利的肖像画家，对中学的老师们缺乏敬畏。莫奈是一个反叛者，一个“天生的不驯之徒”，他在 12 岁时失去了母亲。

「15 岁时，整个勒阿弗尔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一名漫画家。我的名声如此之盛，以至于人们请求我为他们画讽刺肖像。」

克劳德·莫奈

粉彩。 “15 岁时，整个勒阿弗尔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一名漫画家，”这位画家在《时代报》（Le Temps）中回忆道，“我的名声如此之盛，以至于人们四面八方地直接请求我为他们画讽刺肖像。”不得不说，勒阿弗尔市曾两次拒绝给他奖学金，而他吝啬的父亲也反对他的热情。正是通过出售这些怪诞的素描，他赚到了一些钱。画商、公证员、食利者、侧脸的诺曼底老妇，所有人都被他以不羁的笔触勾勒。多亏了姑姑玛丽-珍妮·勒卡德（Marie-Jeanne Lecadre）、兄弟莱昂（Léon）以及戈迪贝尔（Gaudibert）家族的资金支持，莫奈才得以坚持下去。欧仁·布丹（Eugène Boudin）将他纳入麾下，引导他进行外光写生。随后出现了静物画、花束、盛开的花园、肖像画、粉彩天空研究，甚至还有在二战被毁之前的旧勒阿弗尔博物馆（该画作由伦敦借展）。1910 年，莫奈向他的童年之城捐赠了三幅油画，证明了他对印象派发源地的眷恋。

克莱门汀·梅西耶 (CLÉMENTINE MERCIER)

“莫奈在勒阿弗尔”展，安德烈-马尔罗现代艺术博物馆 – MuMA (76 600 Le Havre)。电话：02 35 19 62 62。展至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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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文化/

罗杰·比查德（Roger Bichard）创作的未署日期水粉画，作者为阿利埃省（Allier）的一名工人。照片来源：塞西尔·萨布尔迪博物馆收藏 (COLLECTION DU MUSÉE CÉCILE SABOURDY)

位于上维埃讷省的塞西尔-萨布尔迪博物馆，一个生活百宝箱

这座博物馆位于维克-叙尔-布罗伊（Vicq-sur-Breuilh）村的一座前牧师住宅中，以当地一位女画家的名字命名，汇集了幼稚艺术、女性主义陶瓷以及其他古灵精怪的作品。

在利摩日以南约 30 公里处，位于上维埃讷省的格朗热（Glanges）和沙托-谢尔维（Château-Chervix）之间，坐落着维克-叙尔-布罗伊村。这里的 1300 名居民分布在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处于法国最低之列。村里唯一的餐厅味道极佳，在合作社杂货酒吧可以买到一些必需品，但邮局最近关闭了，面包店也同样关闭了，尽管市长克里斯汀·德·诺维尔（Christine de Neuville）曾努力鼓励其在 2000 年代初入驻。正是在这个孤立的小镇中心，矗立着塞西尔-萨布尔迪博物馆（musée Cécile-Sabourdy），一座由前牧师住宅改造而成的非凡艺术之所，致力于呈现所有形式的原始、幼稚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村里的白痴”。这栋 17 世纪的建筑由市镇负责管理，因缺乏资金而面临坍塌风险。在 2008 年，得益于亨利·德·拉·塞尔（Henri de la Celle）的继承人们，一个想法开始萌芽。这位畜牧业者及艺术爱好者曾住在邻村圣普里斯特-利古尔（Saint-Priest-Ligoure），结交过尼基·德·圣法尔（Niki de Saint Phalle）、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或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re Calder）。在当地画家塞西尔-萨布尔迪的父母去世后，他将这位画家纳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亨利·德·拉·塞尔的支持，不仅让这位边缘女性——可能患有自闭症障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艺术中，也确保了她的作品在她去世后得到妥善保存。这位赞助人的继承者最初考虑将这 100 多幅画布的作品集交给尼斯幼稚艺术博物馆，但毕竟，塞西尔-萨布尔迪是一位利穆赞艺术家，她一生都在描绘周围的乡村、森林和农场、众多城堡、村里的学校、收获马铃薯的场景、她的父亲以及她的猫……建立一座本地博物馆的项目，起初以萨布尔迪的作品以及其他几位来自农村世界的幼稚艺术家的作品为中心，这与维克-叙尔-布罗伊那座摇摇欲坠的牧师住宅完美契合，并为其提供了梦寐以求的重生机会。经过多年的资金筹措和施工，该博物馆于 2014. 年正式成立。负责人是斯特凡妮·比伦博（Stéphanie Birembaut），她于 5 月刚离职（目前管理罗什舒阿尔当代艺术博物馆），但她的风格依然渗透在所有的在展展览中，展厅指南风格活泼、博学，且不时点缀着幽默。这种精神贯穿于所有的布置中，在这座温馨的博物馆中漫步，会让人不禁心生微笑，尽管有些艺术家的传记令人心酸，记录了他们曾遭受排斥的经历——例如罗杰·比沙尔（Roger Bichard），他是在多尔省（Allier）一个村落里从事采石和打井工作的工人，因为患有兔唇而被视为“村里的白痴”。他在 2006, 年去世前一直沉默寡言，留下了数百幅大多是在秘密状态下创作的绘画，证明了他惊人的照相记忆力，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共产主义情感以及他对艺术作品的兴趣，他用简单的工具（铅笔、圆珠笔、水粉）来临摹这些作品。

发芽的土豆。 但这个在 2023 年获得“法国博物馆”标签的丰盈避风港，收藏的远不止所谓的素人艺术家作品。因此，在刚刚扩建的建筑内，人们可以看到当代女性主义陶瓷与在空包装上的业余绘画共存，以及程度不等、带有病理色彩的类像（paréodoles）相互呼应，例如版画家 Geha 在发芽的土豆中看到了小身体，而前修女 Marie-Antoinette Bassieux 则收集形状具有暗示性的石头，并用中国墨色进行勾勒，以向世界揭示她的幻象……最后，在建筑的顶层，Jean-François Vrod 通过临时展览“村庄方言”将刻板印象转化为艺术。这位自学成才的作曲家兼小提琴手长期从事奥弗涅地区传统曲调的采集工作。从他对口头遗产的探索，到他对原生艺术（art brut）的兴趣——他在其中发现了与传统音乐接近的多种艺术姿态——这之间仅一步之遥。他的收藏汇集了各种边缘艺术家、自学者，且多为乡村居民，从为孩子制作玩具的门房夫妇，到用漂流木进行创作的当代艺术家。

在面对 Bouton 夫妇创作的一只木猫时，人们仿佛陷入了催眠状态，那小动物拥有蓝绿色的眼睛，看起来既像全知全能又像发呆，取决于你的看法。此时人们不禁思考，像塞西尔-萨布尔迪博物馆（musée Cécile-Sabourdy）这样古怪的乡村场所，其未来将会如何。虽然“法国博物馆”的称号确实为其开启了“文化与乡村计划”的通道，并使其获得了最近装修工程的资金，但这家本就精打细算的机构，在面对能源成本上涨时仍感到难以支撑。离此不远，在 Eymoutiers，保罗-雷比罗尔当代艺术中心（centre d'art contemporain Paul-Rebeyrolle）在区域补贴下降后几乎陷入破产，今年能够重新开放全靠一次捐款呼吁。1967, 在去世前三年接受当地新闻节目《利穆赞新闻》（Actualités limousines）采访时，塞西尔·萨布尔迪自信地表示：“我不卖画。这不是商业绘画。它代表了更深远的意义。我坚持让我的作品留在博物馆里，因为它们包含了我灵魂中最美好的部分，我不希望它们落入任何人手中。”

玛丽·克洛克 (MARIE KLOCK)

发往 Vicq-sur-Breuilh 的特派员

塞西尔-萨布尔迪博物馆 (MUSÉE CÉCILE-SABOURDY),

位于 Vicq-sur-Breuilh (87)。周二至周日 14 至 18 小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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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周六 25 和周日 26 7月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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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题网络旨在产生极强的成瘾性。 l$\text{欧洲文化电视台}$ (PHOTOS ARTE FRANCE) 照片

——被植被石化，被转化为电影院或巨型图书馆……这些退缩的片段揭示了 Fael 破碎的心理，这位疯狂的语言学家试图与他的竹节虫以及群星对话。每一种现实都有其痕迹和规则。起初人们会感到有些迷茫，叙事——由于过于凌乱——在其中失去了一些焦点。直到我们意识到 Fael 并没有像《蓝色王子》（Blue Prince）那样宏大的疯狂规模。这反而更好：并非所有游戏都需要人们投入数十小时的时间。

马略·沙普伊斯 (MARIUS CHAPUIS)

寻找 FAEL (LOOKING FOR FAEL) 由 SWING SWING SUBMARINE 和 LA POULE NOIRE 制作。$\text{欧洲文化电视台}$ 出版 (Arte éditions)。 适用于 PC 和 Mac。

《寻找法埃尔》（Looking for Fael）被室友抓住

这款由法国工作室 Swing Swing Submarine 和 La Poule noire 打造的迷人解谜游戏，将我们禁锢在的一间令人不安的公寓里，寻找一名失踪的室友。

在一间几乎空无一物的公寓墙上——其氛围让人想起那种空洞且令人心不安的“后室”（backrooms）风格——挂着几十部电话听筒。这是一个惊人且神秘的意象，玩家将学习如何解读它，从而将这个装置转化为在一段更加诡异的音频叙事中导航的工具。这是一个关于公司的阴暗故事，在那个开放式办公区，工作时间被无限拉长到了荒诞的程度，直到人们匆忙撤离。一个影子被遗忘在那里，在安置于办公桌下的睡袋之间徘徊。永远地被困在工作中。在探索《寻找法埃尔》几个小时后，这个“视觉光学案件”（affaire visioptide）突然出现。这既是一次反转，对我们而言更是这次冒险的高潮，因为游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地在叙事与它自开局起就紧密编织的谜题网络之间找到了恰当的距离。在盛夏的空隙中，《寻找法 Eligible 寻找法埃尔》标志着蒙彼利埃的 Swing Swing Submarine 工作室（代表作《Blocks That Matter》、《Tetrobot》）的回归，这家法国独立游戏界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一直低调，此次得到了另一家精悍且优秀的 La Poule noire 工作室（代表作《Bokbok in Boulzok》、《To Hell With the Ugly》）的协助。他们的这部新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奇游戏《神秘岛》（Myst）或《见证者》（The Witness）这两款关于谜题和神秘岛屿的大作启发，但将探索范围限制在了一个更为简陋的安古洛姆公寓中，这里被变成了一个奇异的群岛，我们的室友法埃尔（Fael）据称就迷失其中。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两间卧室，一个书房，空间虽然不算巨大，但在这些简单的体积中推进很快变得复杂，因为那个室友在到处安装了数字锁。

《寻找法埃尔》起初看起来像是一个密室逃脱游戏。无论是打开一扇门还是冰箱，都需要通过随身携带的类 Gameboy 设备来破解一个小谜题。这里有数百个谜题，全部基于玩家普遍认知的同一种通用语言模块：俄罗斯方块（Tetris）。在这里，它以一种改良版的形式出现，玩家需要重构形状，将方块发送到正确的位置。仅凭这一游戏机制就极具成瘾性，兼顾脑力与操作，鼓励玩家不断尝试和重复。

当你意识到俄罗斯方块及其形状是如何以递归方式引导你深入游戏最深不可测的层面时，这种改编变得更加迷人。很难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详细描述《寻找法埃尔》带来的最初眩晕感。就像最优秀的解谜游戏一样，它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屏幕、笔记本（用于收集所有看似线索的东西）以及大脑（收集的草图、图表和符号在此潜意识地运作，直到产生意义）。直到在这里发现的一首佩雷克（Pérec）的诗与第二段四行诗、第三段四行诗产生共鸣，一切豁然开朗。这款游戏的疯狂之处在于将这个三室公寓转化为多元宇宙，转化为一群在不同时间或可能性中重复相同空间和布局的公寓。

该游戏向 Gameboy 和俄罗斯方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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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LIVE

一首歌在咳嗽

Morgane Cabot 这位三十多岁的演员兼音乐人，在社交网络上通过翻唱一些往往过时且始终可疑的法国曲调，引起了热议。

吉他伴奏、人声演唱，在“reels”（社交网络上的短视频）时代，这种未经篡改的女性化童谣看起来依然迷人。然而，当歌词通过卡拉OK式的字幕出现时，笑容很快就变得僵硬，而这段歌词极其令人作呕：“我把Cannelle带到了/我美丽的公寓里/我把Cannelle安置在/我洁白的大床上/我把Cannelle安置在我的生命里，将要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把她介绍给我的父母/因为她只有 15 岁。” 演唱者露出了厌恶的表情，突然对自己所唱的内容感到愤慨，通过有力的旁白和恰到好处的表情符号，判定这次“翻唱”为不合格。

《我叫她Cannelle》（Je l'appelle Cannelle）创作于 1967 年，是当年风靡一时的航海歌手Antoine的热门歌曲之一。六十多年后，将此曲推向谴责之人名叫Morgane Cabot。这位亲切的演员此前一直不为人知，她坚称自己开始这项清单并非预先计划。“在女儿出生后被限制在住所期间，我在家里弹吉他、哼唱。我对法国曲库不熟悉，于是开始研究。这些研究带来了一些发现，喜剧演员Jules Robin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

这些《尴尬之歌》（Chansons gênantes）被记录在三月底才创建的Instagram账号上，勾勒出了法国流行音乐的黑名单，这些歌曲如今必须经过文本解读。谁敢想象，那个在 1975 年被Maxime Le Forestier揭露的青春期“娃娃”（《Il était grand jour/Quand j'ai fait l'amour/Avec l'enfant devenue femme》）当时拥有自由意志？同样，现今深陷诉讼（尤其是涉嫌强奸未成年人）的Patrick Bruel在热门歌曲中表达的愤慨——“谁有权，谁有权/谁有权这样做/对待一个真正相信/成年人所说之话的孩子？”——难道不就变成了对他不利的证据吗？

欢迎来到法庭，这里已经坐了Michel Sardou、Léo Ferré或Garou，而马赛人Tayc，甚至已故的Jean-Michel Caradec，也将成为接下来的被告之一。“我唯一的愿望是针对那些有问题的歌词发出警告，但并不因此就将他们的作者定性为强奸犯或恋童癖。我很清楚Johnny Hallyday在《Requiem pour un fou》中是‘扮演’一个杀手。相反，想象人们竟然能将一场女性杀害事件提升到‘优美情歌’的高度，这让我感到恐惧。即便有人指责我们这个时代倾向于过度思考，但为了实现某种平衡，或许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这位愤怒的女性阐述道。她并未挥舞“取消文化”的大旗，但她认为，如果没有任何电台敢于播放Garou的《Criminel》，这应该是基于常识的考量。

身穿蓝色短裤、条纹衬衫，头发扎着发圈，Morgane Cabot正在度假。她坐在巴黎近郊家中的花园里，那里的巷子都以作曲家的名字命名。采访结束后，一列火车将把她送回地名冗余的菲尼斯特省（Finistère），在往返期间，她与母亲协商好照顾两个孩子的事务，孩子分别 5 岁和 9 个月大。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充满参与感，她的伴侣是伊夫里-叙尔塞纳（Ivry-sur-Seine）手球俱乐部的负责人——那是少数在理想主义消散后依然幸存的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她承认自己拥有一种有些迷茫的左翼敏感度。同样，只要她认为事业正义，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就会走上街头抗议。至于使用电动自行车来拖孩子，请不要对此嗤之以鼻。事实

她在一家名为“Juste humain”的协会担任志愿者，为患病儿童带来心灵慰藉。而最重要的是，她感激能拥有“以艺术家职业维生的难以置信的机遇”，并对自己的“间歇性雇员”（intermittente）身份表示赞赏。她强调，为了消除人们对该群体经常被指责享有特权的疑虑，这种身份是“通过缴纳高额社保费来实现自足的”。

摩根·卡博（Morgane Cabot）出身演艺世家。她的父亲（片尾名单显示为 Frank David）曾出演过让-吉罗（Jean Girault）执导的《吝啬鬼》中路易·德·富奈（Louis de Funès）的儿子，以及罗贝尔·奥赛因（Robert Hossein）版《悲惨世界》中的马吕斯。她的母亲曾是电影和广告行业的化妆师。在建立家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之前，这对如今已分开的夫妇决定缩减规模，一个转向制作，另一个则经营一家服装店。

对于这个小时候觉得自己“除了成为摇滚明星以外，什么都不想成为”的女孩来说，她的道路似乎早已铺就，甚至还有一名叔叔和一名婶婶曾担任演员。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人们不停地跟我重复这个圈子有多复杂，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像是抱着一块巨大的铁砧起跑。尽管回想起来，我不排除人们对我‘害怕成功’的担心，要多于对‘害怕失败’的担心。”

尽管困难重重，但转机出现在她青少年时期——当时她还住在深处布列塔尼地区，那里充斥着无聊感——她获得了让-卢比·于贝尔（Jean-Loup Hubert）执导的《三个小女孩》（Trois Petites Filles）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部电影于 2004, 年上映，但票房惨败。不过，这部电影也为这位新手开启了后续的演艺生涯：参与多部剧集的演出（《坎迪斯·雷诺尔》/ Candice Renoir、《明天属于我们》/ Demain nous appartient）、出演音乐剧（《欢迎来到伍德斯托克》/ Welcome to Woodstock、《梅林》/ Merlin）、加入一个名为 SoPop 的女子组合（该组合缓慢发展了十年左右），以及演出如《莉莉》/ Lily（与米歇尔·贝尔尼埃/Michèle Bernier 合作）等商业剧院剧目，由于该剧获得成功，今年秋天她将继续在其中饰演。

“远离公共剧院，我们可以看到补贴在下降，一些已经处于准备阶段的艺术节和拍摄计划被取消，节目单在缩减。为了获得角色，粉丝数量成为了至关重要的标准，因此最好不断发布内容，并且最好隐藏掉‘幽默艺人’或‘影响者’（KOL）等标签……艺术家的这份职业是建立在挫折感之上的。就像孩子一样，我们总是想要更多。但是，如果说长期以来我觉得自己不够格，那么今天，我承认自己很满足，并努力在每次机会出现时赋予其意义。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变数，我确定要继续走下去，这样我就永远不必生活在挫败感之中。”

作为一名电视剧重度观众，她承认自己特别偏爱《母亲之地》（Motherland）。这部刻薄的英国情景喜剧讲述了中产阶级女性在工作、育儿和情感生活之间挣扎的命运。 ◆

作者：吉尔·雷诺 (GILLES RENAULT) 摄影：西里尔·赞内塔奇 (CYRIL ZANNETTACCI), VU

人物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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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Libé)

周六与周日 7月25日和26日

还有

一个摄影展 今日之旗 我们的夏季系列 漫画...

我们如此

彼此厌恶...

整个夏天，30个关于竞争的故事

$\text{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VS $\text{维尔潘}$ (DOMINIQUE DE VILLEPIN)

$\text{萨科齐}$和$\text{维尔潘}$2005年在巴黎参加人民运动联盟（UMP）大会期间。摄影：PHILIPPE WOLZER。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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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夏季 / 我们如此彼此厌恶...

$\text{解放报}$ 周六 25 日和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text{萨科齐}$-$\text{维尔潘}$，政治摩擦

竞争 两人时而为敌，时而为盟，自90年代起就维持着一种竞争关系，其节奏由总统选举、部门间的政治操弄以及 Clearstream 案件决定。

作者：LAURE EQUY 和 JOHANNA LUYSSEN

啊，历史真是爱开玩笑，陈年宿怨瞬间被再次点燃... 4月30日，在《调查补充》（Complément d'enquête）节目中，说客罗伯特·布尔吉（Robert Bourgi）声称自己曾充当中间人，为$\text{维尔潘}$提供了两尊拿破仑小雕像，由当时的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帕雷（Blaise Compaoré）和意大利商人吉安·安杰洛·佩鲁奇（Gian Angelo Perrucci）出资。总价值：125 000 欧元。首先是尴尬，随后是否认、解释、争议，国家金融检察局介入调查，因此，必然引发了反击。$\text{维尔潘}$的随员谴责这是一个由“$\text{萨科齐}$的忠实传声筒”散布的“烟幕”，此人以“言论多变且手段阴险”而闻名。最后一击：“没有人会被一个处于司法和政治崩溃边缘的党派的操弄所蒙蔽”——这是在暗示关于$\text{萨科齐}$竞选活动获得利比亚资金资助的二审案件。令人战栗，或者更准确地说，令人年轻：我们跳回了二十年前。突然之间，2026年有了2006年的影子，$\text{萨科齐}$与$\text{维尔潘}$的竞争关系复活了，就像在初雇合同（CPE）时代一样。我的右侧，是一位继续在司法新闻中占据版面的前总统。而我的左侧，则是一个与“人文节”（Fête de l'Huma）兼容的希拉克派高尔文主义者难以置信的竞选活动，仿佛是在弥补其破碎的政治命运。$\text{维尔潘}$和$\text{萨科齐}$，是两个男人，两种风格，两种政治理念。人们可以无限地列举他们的差异。一个在社交网络视频中朗诵他对托尔斯泰和勒内·沙尔（René Char）的喜爱，而另一个早在2006年就因为贬低《克莱芙公主》（Princesse de Clèves）而得罪了整个巴黎文学界。一个在2003年反对伊拉克战争，另一个则是坚定的跨大西洋主义者。他们之间有数十次互相侮辱：$\text{萨科齐}$称$\text{维尔潘}$是“沙龙文学”，而后者称他为“矮子”。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以至于政治记者们不断将他们的关系描绘成一场神话般你死我活的战斗，毫不担心辞藻过于华丽，就像克里斯托弗·巴比耶（Christophe Barbier）在2010年的描述那样：“每一次选举之约，每一次党派冲突，每一次司法反转，一个人在流血时，另一个人在微笑。”

« 像校园里的气氛一样 »

如果只需要一个轶事来概括这两个人之间的竞争，那就是拉博尔（La Baule）。回想 2005. 年的夏天。当时我们正处于青年大众党（Jeunes Populaires）夏季研习会的边缘。维尔潘是总理，萨科齐是内政部长。他们的公关人员设想了一场共同早餐的场景，而此时萨科齐正身体不适。就在这时，多米尼克·维尔潘抢尽风头，发起了一次晨泳，在慢跑之后，这位总理在渴望拍摄的镜头前，极其光彩照人地从水中凯旋而出，而萨科齐则戴着太阳镜，在埃尔米塔日酒店（l'Hermitage）的椅子上萎缩地缩着。同一天，希拉克（Chirac）中风，而此时多米尼克·维尔潘竟然在所有人之前得知消息，并在拉博尔发表讲话对此进行评论——这让极其热爱摄像机的萨科齐感到非常气愤。

2005 年 6 月，时任雅克·希拉克总理和内政部长的多米尼克·维尔潘与尼古拉斯·萨科齐。 PHOTO PASCAL LE SEGRETAIN GETTY IMAGES

2005 年 9 月在拉博尔的尼古拉斯·萨科齐与多米尼克·维尔潘。

无论人们如何寻找，都很难用碳 14 定年法来确定他们不和关系的具体起点——尽管一些政治评论员提到过 1995, 年的一个片段，当时维尔潘指责当时负责预算的萨科齐对其父亲、海外法国人参议员克萨维尔（Xavier）进行了税务审计。我们只知道，这种不和产生于另一场兄弟阋墙之战的余波中，即希拉克与巴拉杜尔（Balladur）之间的对抗。“基准是 1995 年的大选，”前中道派部长菲利普·杜斯特-布拉齐（Philippe Douste-Blazy）如今总结道，在他看来，他们是“永远不会正面交锋的竞争对手，但又是两个具备领导法国水平的人”。

1997, 年，然而，他们离荣耀之径还很远。在 1995 年的竞选以及希拉克失败的解散议会行动之后，两人都被列入了黑名单。萨科齐是因为支持巴拉杜尔，而当时担任爱丽舍宫秘书长的维尔潘则是因为他是这次导致左翼联盟（gauche plurielle）执政的解散行动的推手之一。然而，在《宫廷精神》（De l'esprit de cour，2010 年）一书中，维尔潘讲述了他如何为了自救而将萨科齐拉回希拉克的阵营，这是一种在 2000 年之后就破裂的某种客观同盟：“与总统身边许多伪友不同，他曾是一个著名的反对者，且不打算在道歉后卑躬屈膝地回来。这种悍勇的特质并不让我反感。[...] 在令我们枯竭的人才荒漠中，他的聪明和果决在我看来是走出困境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尽全力促成他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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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周六 25 及周日 26 2026 年 7 月

III

在青年大众党研习会期间。 PHOTO OLIVIER LABAN-MATTEI APP

「我会把他们挂在屠夫的钩子上」

唉，从希拉克（Chirac）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情况就恶化了。2002年5月5日，在巴黎总部庆祝胜利的夜晚，一位部长回忆起他察觉到的 $\text{维尔潘}$ 与 $\text{萨科齐}$ 之间的小把戏：「两人互不相让，试图证明谁更聪明。他们之间有一种校园氛围，带着冷笑，竞争已经开始了。」如果说 $\text{维尔潘}$ 为马蒂尼翁府（总理府）举荐了 $\text{萨科齐}$ 的名字，那么希拉克则说，于是他成了「法国第一警察」，穿上麂皮便鞋，在所有战线上奔波。2003年初，$\text{维尔潘}$ 在外交部通过在联合国发表那场著名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演说而大获成功。而这对他自我意识的极致满足在于：这位说「不」的人感觉到，这种名声「激怒」了他的竞争对手——那位「公开展示自己与布什政府密切关系」的跨大西洋主义者，他在书中如此写道。

这位躁动且急功近利的内政部长虽然贪婪，但其支持率却高得惊人。尽管这位博沃宫（内政部）住客的「民调处于巅峰」，但在2004年3月的地区选举中右翼惨败后，希拉克将他调到了贝尔西（财政部）。他在内政部的继任者是谁？ $\text{维尔潘}$！在权力交接时，新任者讨好前任：「我们共同经历了公共生活的种种困难与考验。这锻造了一段真正的友谊。」

多么深厚的友谊！几个月来，离奇的 Clearstream 事件在秘密酝酿，该事件以这家被指控洗钱的卢森堡结算所命名。考虑到读者可能正在海滩度假，我们就不在由伊马德·拉胡德（Imad Lahoud，伪造了充斥着据称持有非法账户的名人名单的伪造者）、告密者让-路易·格尔戈林（Jean-Louis Gergorin）以及隆多（Rondot）将军共同织就的蛛网中让读者迷路了。我们只需要记住，2004年1月9日，$\text{维尔潘}$ 在外交部（Quai d'Orsay）与后两者开会时，指示他们核实这些文件。那天，$\text{萨科齐}$ 被提及了吗？ $\text{维尔潘}$ 将辩称，他仅作为内政部长被提及，而非作为被指控者。6月，负责调查向台湾出售护卫舰案的法官范·鲁姆贝克（Van Ruymbeke）收到了一张匿名的 CD-ROM，列出了银行账户，并指控一些工业家、高级官员和政治人物通过 Clearstream 获得了回扣。初夏时分，

他们之间互相辱骂，次数之多，以至于政治记者们不断地将他们的关系描绘成一场神话般的生死决斗，毫不担心用词过于夸张。

周刊 $\text{le Point}$ 将其封面奉献给这起「让整个政治阶层颤抖的国家级事件」。虽然没有公布名单上的姓名。但在这个微观世界里，谁不知道名单上出现了斯特凡·博克萨（Stéphane Bocsa）和保罗·德·纳吉（Paul de Nagy，$\text{萨科齐}$ 的曾用名）？事后，$\text{le Point}$ 的主编弗朗兹-奥利维尔·吉斯贝尔（Franz-Olivier Giesbert）指责 $\text{维尔潘}$ 企图让媒体明确地牵连这位前讷伊市长，并透露 $\text{维尔潘}$曾向他暗示：「$\text{萨科齐}$ 完蛋了。如果报纸尽职地工作，他将无法生存。」当事人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尽管很快显现出这些名单是伪造的，但 $\text{萨科齐}$ 愤怒到了极点。「卑劣」、「令人发指！」他想知道谁想要他的命，而面对希拉克要求他放下这段「纠葛」时，他说出了那句成为经典的名言：「我会亲手把他们挂在屠夫的钩子上。」随着调查卷宗一册册堆积，他的亲信们开始担心。成为阴谋的受害者会赢得同情，但如此执拗是否过于冒险？$\text{萨科齐}$ 在《热情》（Passions）一书中写道：「我想将此事贯彻到底。无论对错，我确实如此做了。」

“即便彼此厌恶，我们仍乐在其中”

自 2004 年 11 月起担任 UMP 党首且远离政府期间，萨科齐本可以专注于夺取权力。而作为希拉克统治时期最后一位总理，维尔潘本可以因为看到竞争对手被排除在外而感到宽慰。这是一对耐人寻味的组合。仿佛离不开自己的敌人一般，维尔潘希望他能重新成为部长。而且位置不能随便选。回到博沃宫（Beauvau），那是对于担心再次遭到阴险算计的萨科齐而言最佳的前哨阵地：“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当时，这位宁愿将他留在身边而非排除在外的总理对此早有准备，或许还希望能将其彻底击垮。一位维尔潘的追随者低声说道：“从 2005 年起，那种仇恨程度简直不可思议，是一种强迫性的敌意。” 在部长会议上，两人谁也不点破。一位当时不站队的部长笑着回忆道：“我们照常工作，看着那些在媒体上发射的 75 毫米炮弹呼啸而过。”

随着 Clearstream 丑闻的毒素扩散，萨科齐的总统雄心愈发明显。这刺激到了在 2005 年秋季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总理。双方都拒绝相信对方有机会成功。维尔潘预感“他会在飞行中爆炸”，于是悄悄召集他的小圈子，共同思考自己的参选计划。“并没有什么具体计划，他不是那样的人。宏大的愿景他有，但缺乏实践精神，”一位经常参加这些周日晚会的人讲述道。

每一个卷宗都成了交锋的机会。2005 年 11 月的郊区骚乱？在博沃宫，萨科齐认为在起火的街区实施宵禁和紧急状态的想法极其荒谬。虽然他轻易说服了希拉克，但后来他会兴致勃勃地讲述，总统当时费尽周折才拦住其总理的手。旨在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 CPE 法案？“多米尼克，别再胡闹了！我不会让你毁掉我赢得总统大选的机会，”在街头抗议声响起时，萨科齐极力阻挠该项目，并暗中接触工会领导人，对此表示抗议。维尔潘则对此执意坚持，一名前萨科齐派人士透露，“他（维尔潘）是希拉克的‘推波助澜者’”。在马蒂尼翁宫（Matignon）任职一年后，当萨科齐势不可挡地冲向爱丽舍宫时，此人的威信大打折扣。这位总理淡出舞台，负责为这个五年任期熄灯。他并没有干扰 UMP 的候选人。当他的高等教育代理部长弗朗索瓦·古拉尔（François Goulard）告诉他打算加入贝鲁（Bayrou）阵营时，他甚至感到愤怒：“他本可以对我说：‘去吧，去制造一些效仿者’。但他没有，”这位前亲信回忆道。

在 2007 年总统大选之后，这两个敌人继续在远处互相伤害，时而和解，时而支持，时而击垮。这种循环波动关系就像他们在回忆录中所写的一样。在《宫廷精神》（De l'esprit de cour）一书中，维尔潘赞扬萨科齐的“胆量”、他“惊人的能量和知识灵活性”。随后又贬低道：“一切都围绕他本人旋转。不站在他这边的人就是他的敌人。” 而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击，在 2019 年嘲讽维尔潘在一个现实虚拟的世界中处于“脱离实际”的状态。在此之前，他曾称赞对方是一个“战士”，“平庸令其沮丧，逆境令其振奋”。2006, 夏天，萨科齐恐怕揭示了他们以相互仇恨为乐的关键。在他的幕僚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这位马蒂尼翁宫时期的细心记录员（并据此在 2008 年写成了《国家之躯》Des hommes d'Etat）的注视下，他向维尔潘坦言：“多米尼克，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两个，即便彼此厌恶，我们仍乐在其中。我们永远不会感到无聊。我们从中获得快感。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我们互掐，我们寻找乐子，这才是最重要的。” 二十年后，在回归之梦与囚徒之噩梦之间，人们谈论着那种厌恶感尚未完全消散。

周一 《dirty dancing》 詹妮弗·格雷 VS 帕特里克·斯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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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夏季 / 系列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及26日星期日

阿尔及利亚椰枣之家 (MAISON DES DATTES D'ALGERIE)

巴贝斯，阿尔及利亚人的故土逃逸之所

国家(s)方向 (1/6) 沿着地铁 2 号线，与那些维持着协会、餐厅和故国回忆的侨民们相遇。今天，我们关注巴贝斯的阿尔及利亚人。

在巴贝斯沙博尼埃路 (rue de la Charbonnière) 5 号的一个协会活动室里，像每个星期日一样，十几个成员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有 Rezki、Ferhat、Moufida、Sabrina……“巴黎团结会” (Solidaires de Paris) 是他们的组织名称，由两名卡比利亚兄弟于 2024 年创立，他们总是有节日、比赛、巡游，或是一个项目需要支持或组织。在场的志愿者中没有人住在巴贝斯，但每个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习惯。

这个街区跨越了三个区（第 XVIII 区，以及第 IX 和 XV 区），与其说它是一个居住地，不如说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所有人都会说：“阿尔及利亚文化就在这里。它是核心，是阿尔及利亚人的第一个聚集地。”

«回归的习惯»

如果说马赛有诺埃尔 (Noailles)，那么巴黎就有巴贝斯 (Barbès)。即便这里的租金与首都其他地区一样高昂，也无可奈何。无论是乘坐 RER、火车还是地铁，来自布里-叙尔-马恩 (Bry-sur-Marne, 瓦尔德马恩省) 或德朗西 (Drancy, 塞纳-圣但尼省) 的萨布丽娜 (Sabrina)、穆罕默德 (Mohamed)、雷兹基 (Rezki) 等人们，都汇集到 2 号线最热闹的车站——巴贝斯-罗什舒阿尔 (Barbès-Rochechouart)。几十年来，这里成为了一个标志性街区的中心，并被像拉希德·塔哈 (Rachid Taha) 这样的明星歌手们推广。 “我在来到巴黎之前就รู้จัก巴贝斯。如果有人想家，就会来这里。这里的食物和家乡 (bled) 一模一样，” 28 岁的费哈特 (Ferhat) 确认道，他来自提齐乌祖 (Tizi Ouzou)。从地铁站出发，向古特多尔 (Goutte d'Or) 方向走去，琳琅满目的摊位吸引着路人：方形比萨、禽肝三明治、羊肉串、库斯库斯，还有著名的 garantita。这种以鹰嘴豆粉为原料的特产是许多阿尔及利亚人的“玛德琳”（童年记忆之物），其中包括去年在小皇宫 (Petit Palais) 展出的艺术家比拉尔·哈姆达德 (Bilal Hamdad)。虽然他住在第 19 区，但有时会特意在巴贝斯停下来品尝：“这道菜让我想起在西迪·贝尔·阿贝斯 (Sidi Bel Abbès) 美术学院学习的岁月，因为它管饱、简单且便宜，” 他的几幅绘画作品就以巴贝斯-罗什舒阿尔车站为主题，这是一个人们经过但未必定居的地方。比拉尔·哈姆达德绝不是唯一品尝 garantita 这种阿尔及利亚街头美食标志的人：当地杂货商穆罕默德开玩笑说，奥兰 (Oran) 和阿尔及尔 (Alger) 甚至在争论它的起源，而他更倾向于是受到西班牙食谱的启发。这位七旬老人离开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已经 40 多年了。在他的“东方宫”柜台后面，儿子里亚德 (Ryad) 正在忙碌。八年来，后者与伴侣和女儿住在维尔纽夫-拉-加雷讷 (Villeneuve-la-Garenne, 塞纳-圣但尼省)，每天来家族杂货店工作。“长辈们习惯于回到这里，但在我的这一代人心中，巴贝斯的形象比较负面，” 他遗憾地表示。“偷窃、行为不端，这些地方哪里都会有，” 穆罕默德为之辩护，他认为这个街区宜居且深受喜爱。他的顾客来自整个巴黎及以外地区，“也是为了价格：这里的市场很便宜，一个三明治配饮料比麦当劳还便宜，” 穆罕默德估计道。

周四，在巴黎第 18 区的巴贝斯。

巴贝斯与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历史已持续一个多世纪。上世纪初，他们离开家乡，前往殖民帝国的首都：两年前，作家哈杰尔·本·布巴克 (Hajer Ben Boubaker) 在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宣传其著作《巴贝斯蓝调：马格里布移民的平民史》(2024, Seuil) 时解释道，巴黎虽不友好，但比起高度隔离的阿尔及尔要好一些。许多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强制动员和征用而留了下来。“几十年来，人们从法国其他地方和马格里布来到这里，以体验这个街区提供的社交生活，” 哈杰尔·本·布巴克分析道。

“现在安静多了”

但近段时间，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地方，电子商务和大卖场的兴起都造成了损害。作为第18区标志性品牌的 Tati 关门大吉，让生意雪上加霜。那些曾助力阿尔及利亚音乐为人熟知的唱片店和磁带店也相继消失。“现在比以前安静多了，”La Porte des Rêves 的糕点师 Nadera 证实道。她在 2003 年阿尔及尔东部布梅尔德斯发生强烈地震后离开家乡，现在为顾客提供橙花、杏仁和蜂蜜制成的特产，其中包括无可替代的甜点之王——巴克拉瓦 (baklawa)。

对于正值壮年的 Rezki 来说，他在三年前离开了卡比利亚山区，如今 Barbès 的心跳在各类协会中律动。他投身于“金滴之子” (Enfants de la Goutte d'Or)，这是一个成立于 1978 年、旨在与种族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性组织。今年夏天，在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庆典上，他得到了 110 名来自“巴黎团结会” (Solidaires de Paris) 成员的帮助，他们一直坚守到凌晨 2 点。“当你提到 Barbès 时，很多人想到的是犯罪，而不是文化和社会活力，但在这里，有超过 200 个协会！”其中一位热情参与的成员 Mohamed 提醒道，他在蒂齐乌祖长大，目前在 Orange 公司担任技术员。在沙博尼埃街的小办公室里，志愿者们不愿过多地就偏见展开论述。他们仅仅觉得这里像“家”一样，在这个法国，他们拥有的亲人往往比在阿尔及利亚还多，而他们的长辈在很久以前曾为此而战。

CHRISTELLE GRANJA

摄影 CYRIL ZANNETTACCI

周一 礼拜堂的塔米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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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周六及 26 日周日

迪斯科之夏 / ÉTÉ

Rushmore DeNooyer 的纪录片回顾了这一音乐流派的黄昏，其核心是一场文化战争，其巅峰是 1979 年在芝加哥举行的“迪斯科拆除之夜” (Disco Demolition Night)。

在电影《迪斯科的最后日子》(1998) 中，导演 Whit Stillman 用其精致而刻薄的对话将迪斯科送入坟墓。为什么会终结？“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出门了。他们累了。有些人病了，有些人则陷入了药物幻觉。”凯特·贝金赛尔饰演的角色大胆猜测道：“这是否与疱疹疫情有关？”Rushmore DeNooyer 在他的纪录片《迪斯科的最后日子》（英文原名更为激进，译为 War on Disco）中，以社会学且引人入胜的方式详述了这一经济巨头音乐流派的突然终结：1979 年，其估值估计为 4 十亿（40亿）美元。随后，T 恤上出现了各种口号：“迪斯科之死”、“迪斯科太差劲”。DeNooyer 将这种衰落置于美国特有的文化战争背景下：从“乳头门”（2004 年超级碗演唱会上珍妮特·杰克逊意外露点），到“刷除行动”（2014 年针对女性游戏开发人员和女性游戏记者的网络骚扰活动），再到 2024 年碧昂丝因专辑《Cowboy Carter》被指责歪曲乡村音乐而遭受的批评。流行文化始终是让厌女者、恐同者和种族主义者现形且发声的借口。

饱和

在迪斯科（disco）的案例中，表层上的攻击目标是某种“饱和效应”——自《周六夜狂热》（1977）及其由Bee Gees创作的原声带在全球取得成功以来，这一流派占据了整个文化空间。这种不满源于工人阶级，特别是来自“铁锈地带”（Rust Belt）的人群——这是美国东北部的工业核心区，在 70. 年代末深受失业之苦。被遗忘的人们鄙视迪斯科那种享乐主义、充满性暗示、滥用可卡因且“酷”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纽约的Studio 54俱乐部中得到了象征，而那里只有被选中的少数人才能进入。摇滚万岁，真实性万岁，以此对抗那些“塑料场所里的塑料男人”。这场冲突的高潮便是著名的 12 7月1979年的“迪斯科拆除之夜”（Disco Demolition Night）。在芝加哥（这座城市传统上与

史蒂夫·达尔（Steve Dahl），一名自大的摇滚DJ和著名的反迪斯科人士，是 12 7月1979日当晚的核心人物。照片：PAUL NATKIN: WIREIMAGE

• Rushmore DeNooyer 的《迪斯科的最后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u disco），可在 arte.tv 观看
• 星期日 26 7月
• 《名校风暴》（Fame， 21 点播出）
• 《dirty dancing》，一部带有社会参与感的浪漫喜剧（23h05播出，且从 28 / 06 至 27/03/27 在 arte.tv 上映）
• 帕特里克·斯威西（Patrick Swayze），热爱表演与舞蹈的演员（午夜播出，且从 25 / 07 至 23 / 10 在 arte.tv 上映）
• 《名校风暴》（Fame， 21 点播出）
• 星期三 29 7月
• Lady Gaga：我的歌曲，我的生活（22h55播出，且从 29 / 07 至 26 / 10 在 arte.tv 上映）
• 杜阿·利帕（Dua Lipa）：流行乐的未来（23h50播出，且从 29 / 07 至 28 / 07 / 27 在 arte.tv 上映）

《迪斯科的最后日子》

从舞池到衰落

纽约在各方面都占据主导（从体育到披萨面团的理想厚度），一次公关活动被安排在一场棒球赛的中场休息期间：在球场上引爆一箱迪斯科黑胶唱片。主角将是史蒂夫·达尔（Steve Dahl），一名自大的摇滚DJ和著名的反迪斯科人士（特别是在雇佣他的电台转向全天候迪斯科节目单后将其解雇之后）。那天晚上，预计有 20 000 名观众到场，但实际上有 50 000, 人（绝大多数为异性恋白人男性）涌入这座超出承载能力的体育场，将唱片抛向空中并占用草坪。现场气氛混乱，充斥着啤酒和大麻。这更像是一场文化战争，因为达尔身穿军装、戴着头盔并驾驶吉普车出现。“这让我想起了纳粹的焚书仪式，”迪斯科组合 Chic 的吉他手兼制作人奈尔·罗杰斯（Nile Rodgers）回忆道。达尔辩称，他最初的目标是针对 Bee Gees、Village People、巨大的翻领以及该流派中庸且商业化的庸俗颓废感。但很难不将其视为对一种由非裔美国人发起、随后被拉丁社区和同性恋群体接纳的音乐的报复。目击者报告称，当晚被摧毁的许多唱片同样是 funk 或 r'n'h —— 简而言之，就是黑人音乐。

复兴

对唱片风格被取代的恐惧总是充满矛盾：这些摇滚乐纯粹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第一位先知——早已从黑人那里剽窃了一切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曾在他们父母那一代的白人美国社会中引发过同样的焦虑。更理性的说法是，迪斯科（disco）的垄断让关注多样性（意即：市场）的音乐产业感到不安。在“迪斯科拆毁之夜”（Disco Demolition Night）之后，“disco”一词变得极其忌讳，并正式从电波中消失，

但它立即以其他形式幸存了下来：在商业层面，它存在于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麦当娜（Madonna）所有舞曲作品中；在地下文化中，它在一些没落城市中以精简的形式重生，如底特律的 techno 和（讽刺地）芝加哥的 house。尽管在“迪斯科拆毁之夜”当晚，其中一名参与者——未来的艺术家兼诗人托尼·菲茨帕特里克（Tony Fitzpatrick）在 2016 年讲述道，他当时感到像在舞池中一样兴奋，当然，比迪斯科球更疯狂：“这让我们获得了释放。当我跳到场地里时，在那一刻的释放中，我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像所有人那样 [...] 对于一个长发且热爱摇滚的孩子来说，感到自由和愚蠢终于成了可以接受的 [...] 我们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拥有一定的力量。”

LÉO SOESANTO

下周末 寻找苏珊 绝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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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夏季 / 调查

$\text{解放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Diva（天后）之姿，终身不渝，$\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在她的镀金棺椁中依然保留着这种光芒与习俗。在底特律，2018 年 8 月底，在一百多辆糖果粉色凯迪拉克组成的车队护送下前往最后的安息地，她在为期四天的葬礼中每一次都更换不同的 Louboutin 高跟鞋和盛装，接受了成千上万匿名仰慕者以及三位美国总统、流行巨星、教会人士及历史性民权斗争先驱者的致敬与敬意。

在这场由美国各大有线频道直播的、长达近八小时的“灵魂女王”马拉松式最后告别仪式的最高潮处，人们缅怀这位“自由战士”，她的激进主义致力于“改变美国黑人的生活”，正如著名牧师兼活动家阿尔·沙普顿（Al Sharpton）所提醒的那样。而她的同行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则断言，她“也许是世界上出现过最卓越、最独特的嗓音”。根据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话说，在这把嗓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历史，及其全部广度和所有细微差别：我们的力量与痛苦，我们的黑暗与光明，我们对救赎的追求以及我们艰苦奋斗赢得的尊重”。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史蒂维·旺德（Stevie Wonder）以及亚莉安娜·格兰德（Ariana Grande）也赞颂她的才华并演唱了她的歌曲，这些歌曲选自其难以置信的热门曲库：《Respect》、《Think》、《(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Never Grow Old》…… 斯莫基·罗宾逊（Smokey Robinson）为这位“最老朋友”的离世而流泪：她是他的童年邻居，出生在孟菲斯一个明星牧师和一名杰出女歌手之间，两人曾在底特律这个汽车之城的贫困社区中，在福音音乐的影响下共同成长。唱片销量超过 75 百万张 •••

$\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琐碎杂记

遗产之争 (2/5) “灵魂女王”在 2018 年去世时，并未清晰地处理其遗产继承问题。关于其遗愿的多个相互矛盾的版本从抽屉和一本草稿本中浮现，使其儿子们陷入了长达数年的法律诉讼。

作者：JULIEN GESTER

••• 后来，她“依然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牧师 JoAnn Watson 在一份赞词中强调，她同时也是一位不屈的权力与金钱之女性，“懂得如何运用权力并赢得尊重而无需提高嗓门”，且在每次演出前“总是预先领取”现金报酬。

传说中，$\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要求在每次登台前，当面重新清点约 25 000 美元的现金；登台后，空调必须关闭，而那笔巨款则装在随手扔在钢琴盖上的手提包里陪伴在她身边。她对律师、经纪人和银行家的不信任——这在许多出生于旧南方种族隔离地区的非裔美国人中十分常见——具有某种风骨，但也有其弊端和缺陷，导致她经常欠下债务——包括作曲家、牙医、豪华轿车司机、景观师，甚至是她患有精神障碍长子的监护人……除非法院强制执行，否则这些债权人很少能收到偿还。而这种交给法官处理的混乱财务局面，就像她那闪闪发光的华服一样，陪伴她进入坟墓。

在抽屉或沙发深处

在 76 岁去世时，$\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似乎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然而，死亡并没有让她措手不及，因为她自 2010 年起就一直在与胰腺癌作斗争。在最后几个月里，她的状态明显恶化，以至于她心爱的侄女 Sabrina Owens 已经不得不开始筹划一场“忠于[她]姑姑意愿”的盛大葬礼。由于这位灵魂女王没有留下明确的遗愿，因此，这位侄女也成为了他们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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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艾瑞莎·弗兰克林在林肯中心

纪念 1993 年比尔·克林顿就职典礼。

PHOTO MARK REINSTEIN GETTY IMAGES

由于她的四个儿子被委托承担整理遗产这一艰巨的任务。密歇根州法律规定，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必须在可能的配偶（但 $\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自 1984 年起就离婚了）与后代之间平分。然而，要整理这份难以量化的遗产依然困难重重：包括各类房地产资产、被发现未兑现的 900 000 美元版税支票、无数的收藏品（收藏车与传奇钢琴、奢华首饰及女皇般的衣橱……），以及多年欠税务局的税款。那么，这位“灵魂女王”的遗产究竟如何估值？在她去世次日，媒体曾给出一个 80 百万美元的数字——这个圆满的数字在各篇文章中被广泛引用，但从未经过专业鉴定。

随后的司法审计交出了更为低调的金额，约 17 或 18 百万美元，而与此同时，超过 8 百万美元的欠税被清偿。在 2023, 年，有形资产的官方评估额被降至 4,5 百万美元，即 4 百万美元多一点。但这还没有计算作品目录带来的收益，该目录在一年内带来的回报几乎相当，仅过去一年就有 3,9 百万美元的版税。这证明了 $\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的财富归根结底并不在于保险柜、别墅和凯迪拉克，而是在于她声音的永恒、她的名字以及她的歌曲——那是她无价的印记。

交付给萨布丽娜·欧文斯的任务因此更加棘手，后者声明她同意接手仅基于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一直是她关注的核心，直到两年后她宣布放弃：具体而言，即“没有任何事情会破坏家庭关系”，且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不会“因为遗产相关的分歧而对簿公堂”。然而，这一切最终还是发生了，原因并非缺乏遗嘱，而是在最后出现了一份份写在纸上的过剩遗愿。

事实上，在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当侄女致力于清点这份需四分之遗产时，在对角落的探索中，接连发现了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甚至第四套可被视为遗嘱的文件。前两套被发现锁在一件旧家具的抽屉里，可以追溯到 2010, 年，那是 $\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发现自己患重病的一年。另一套由萨布丽娜·欧文斯随后在死者家中搜寻到，日期为 2014, 年，此前一直睡在沙发垫下，夹在一个写满涂改、页边注有潦草字迹且部分段落难以辨认的螺旋笔记本中。最后，一个位于 Aretha 名字中“A”字母里的笑脸符号充当了模棱两可的签名。

最后，两年后，最后一个版本再次浮出水面，这是唯一一份非手写的版本，是在 $\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去世前几个月雇佣的一名法律专家的办公室内发现的。虽然形式上更为正式，但该文件标注了“草案”字样且没有签名，这导致法院迅速将其排除在引发三个儿子（共四个）之间激战的争端之外，直到多年后的审判，才最终判定遗产的真相究竟是埋在抽屉深处还是沙发之中。

“她正从坟墓中对我们说话！”

所有版本在未来版税公平分配这一原则上当然是一致的，尤其是为长子克拉伦斯·弗兰克林（Clarence Franklin）提供一份年金，他长期被安置在一家精神病疗养院中。除此之外，分歧非常之多，无论是在文件的形式上，还是在关于遗产控制、继承人必须满足的条件或实物资产分配的建议上。尽管是手写件，2010 年的文本经过了公证员签署，并计划将遗嘱执行权交给三儿子泰德·怀特（Ted White），而他的两个兄弟科卡尔夫·坎宁安（Kocalf Cunningham）和爱德华·弗兰克林（Edward Franklin）则必须在领取份额前获得商业学校的学位。这一要求在极其草率的 2014 年版本中消失了，且该版本最终将遗产的掌控权交给了

兄弟中的次子科卡尔夫，以及汽车、珠宝和主要房产：一座位于底特律郊区、估值为 1.1 million 美元的宫殿式庄园。

在密歇根州庞蒂亚克（Pontiac），这场争端最终经过五年的时间以及为期两天的审判才由法院裁决。2023 年 7 月，六名陪审员被交给一个具有博尔赫斯式奇异感的问题：一本塞在沙发垫下、签名为一个笑脸的螺旋笔记本，能否代表一位女王的最后遗愿？诚然，密歇根州允许所谓的“全手写”遗嘱（olographes），即无需见证人的遗嘱，只要能证明是死者的笔迹且具备其意愿即可。因此，陪审员们必须决定，一个笑脸的涂鸦是否具有签名效力，以及死者是否打算将这四页带有涂改的纸页作为其最终的遗嘱行为。

兄弟们分成了两个阵营。泰德·怀特曾长期作为吉他手陪同母亲巡演，他主张一个虽然时间在后、但形式过于粗糙且放置位置过于离奇的版本是不成立的，在他看来，这不能被严肃地考虑在内。除了对他更有利之外，2010 年那份经过锁定且公证的遗嘱在他眼中才是唯一符合其母亲形象的，因为他说，她处理“所有事务的方式都是常规且合法的”。然而，2014 年的文件却得到了他兄弟们的坚定捍卫，他们同样是音乐家——爱德华继承了母亲在福音歌曲演唱方面的天赋，而科卡尔夫则尝试过基督教说唱。

在法庭上，后者地唤起了一段完全不同的记忆：这位女家长在沙发上慵懒地处理事务，因此遗嘱被放置在那里“一点也不奇怪”。“你可以把遗嘱拿起来放在厨房柜台上，它依然是你的遗嘱，”他的律师补充道。随后爱德华的律师向法庭展示了该文件的抬头，其中出现了这段无可争议的陈述：“致相关人员，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我撰写我的遗嘱和证词。”由此，法庭上抛出了这样一段诊断：“她正从坟墓中对我们说话！”随后又用一句话击败了对手：“泰迪想剥夺他两个兄弟的继承权，泰迪想要全部。”在审判过程中，这三个男人坐在同一条长凳上，没有一句对话，没有一次握手，也没有一次眼神交流。“我们就像三个老家伙能达到的那种亲密程度，”泰德·怀特在法院走廊里对一名记者如此保证。但随后判决结果出炉，对他不利：陪审团仅用了不到一小时的讨论，就判定“沙发版本”获胜。

唯一的一点确定性，穿越年岁与涂改

最终，这场文字上的对决并未在兄弟姐妹之间造成太大的分裂，反而反衬出了他们之间唯一不变的共识点。因为在他们关于签名和镀铬敞篷车的争吵之外，所有版本的遗嘱——无论是被锁在抽屉里的、留在沙发上的，还是由法律专家打字起草的草稿，亦或是那些涂改最严重的页面——都指向了一个名字：克拉伦斯（Clarence）。他是长子，$\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在年仅 12 岁时便产下的孩子，此后一直由一家专业机构监护。所有版本的遗嘱都敦促他的兄弟们支持他，探望他，并在每周用关爱陪伴他。仿佛在那些每四年被重新表述一次、充满涂改的最后遗愿的混乱中，唯一一点确定性完好无损地穿越了年岁与涂改：这个儿子的脆弱，无论发生什么都必须保护他。

而这场诉讼与他无关。他的代表此前已单独协商获得了一部分未公开的遗产，使他远离了这场混战。当他的兄弟们在争论 $\text{艾瑞莎·弗兰克林}$ 的哪个声音才是真实的时候，克拉伦斯依然身处喧嚣之外，处于避风港中——或许，这正是他的母亲想为他留的位置。“灵魂女王”留下了一个版税帝国，一套女王的衣橱，以及一群即便在关系破裂边缘地带也誓言永远相爱的兄弟姐妹。但她那些充满矛盾的遗嘱所勾勒出的最后画面，与其说是争吵，不如说是一位母亲即便在去世后，也从未停止守护她最脆弱的那个儿子。

克拉伦斯·富兰克林（右），这位歌手的长子，在 2018. 8月31日 的葬礼上。 l PHOTO JEFF KOWALSKY APP

这位歌手的歌迷聚集在底特律的新贝特尔浸信会教堂前， 2018. 8月30日。 PHOTO SCOTT OLSON GETTY IMAGES

下周末 LABEYRIE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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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text{解放报}$ 周六 25 日及周日 26 日 2026 年 7月

Vic Bakin 系列作品 《缩影》（Épitome） 摘录 PHOTOS VIC BAKIN

MESNOGRAPHIES Mennels (Tralines) 展出至 9月1日。 在本届第六届艺术节中， 展出了来自全球的 22 位作者， 他们的摄影故事 讲述了时事与社会。 今年，该艺术节 表达了坚定的承诺， 并将重点放在反对乱伦的斗争上， 旨在用影像打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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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夏季 / 第一章

每个周末，为您呈现一本秋季新书小说的前几页

“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活动范围在缩小。以前，街道是属于我们的”

男孩拉紧了橡皮筋。他的上半身半露在小窗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睡衣外套，湿漉漉的头发凌乱地落在前额。他闭上一只眼睛，将粉红色的小舌头顶在牙齿之间。在最下方，一扇窗户砰地关上，惊飞了屋脊上的鸽子：在早晨的赭色中拍打着巨大的翅膀。红色的眼珠，干枯的爪子，弯曲的指甲，闪烁着紫绿与苔黑的光泽。它们惊慌失措地猛然飞起，随后俯冲向街道，消失在视野中。尘封的拍翅声回响了几秒，随后恢复了平静。旭日的阳光在顶层窗户上点燃了反光，在飞机机翼的尖端闪烁，点燃了从烟囱中冒出的烟雾；烟雾被风吹回，在屋顶和阁楼上展开丝带般地奔跑，最后消散在檐沟之中。男孩眨了眨眼。他丢掉弹弓，用手背拨开一缕不听话的头发，凝视着刚才

那些蜷缩在一起、沉睡的鸽子还排成一排的地方。

据卡尔说，我们有一百多人，但他怎么知道。上周，他们把他给“宰”了。切掉了他的一个肾和大部分肠道。这种事是不可能就这么挺过来的。而我准确地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我和厨房打交道。护士们不可信，他们不需要管理预算。在厨房，他们只管计算，根据蔬菜和咖啡的价格，每一份都至关重要。昨天我们还有 97 个人，而今天格蕾塔·布利莱因（Greta Bliulein）死了。他们搬走了尸体，像深夜里的窃贼一样低声私语着，拧下了门上的名牌。

今年，死亡人数增加了。天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天气。老人抱怨窗户漏风，然而大家都知道，在完全密封的窗户下，潮湿才会滋生。今晚很安静。偶尔有人在

我的家里，没有商人。更没有读书人。我父亲是铁匠，我母亲在批发市场刷了四十年蔬菜。爸爸说，必须弄脏双手才能找到黄金。但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胡说。据我父母说，我在学会正确说话之前就在阅读了。

睡眠中低语，但当护士站的收音机响起时，你咳嗽的声音几乎都被掩盖了。我最喜欢的时间段是三点到四点之间。走廊里沉浸在寂静与黑暗中，除了 14 号房上方，那里的指示灯一直亮着。舍泽科维奇夫人（Madame Szevkovic）说，为了入睡，她需要知道那盏小灯亮着。也许吧。他们舒适地躺在床上，各自在苯二氮卓类药物那深不可测的黑色海洋中独自航行。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本地人。甚至很多就来自这条街。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活动范围在缩小。以前，街道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填平了弹坑，种上了树。在一段被轰炸的楼梯间里，我们发现了一只狗。从未听过比它在废墟下的呜咽声更可怜的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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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周六 25 日与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XI

街道 (LA RUE)

罗伯特·赛塔勒 (ROBERT SEETHALER)

译自德语（奥地利） Elisabeth Landes, Sabine Wespieser 出版社，200 pp.，22 €（电子书：15,99 €）。 8月27日上市。

一座匿名的城市，聚焦于其中一个街区——兰德街 (rue de la Lande) 及其商业店铺：一家餐厅、一家酒吧、一家肉铺、一家面包店，还有一名写着情书却从未寄出的花店女店员。每年的节日都演变成酗酒和斗殴，警察局对此深感困扰。一位老妇人在一家伙食不佳的养老院中静静地离世，她的侄女现在占据了她的公寓。一些房地产大鳄收买了律师，说服市政府驱逐部分居民。一名处于恋爱中且有偷窥癖的年轻人，被发现血淋淋地喘息在圣约兰丁 (saint Yolandin) 这位奇怪的圣像脚下。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有人说看到了，有人说没看到。

在《街道》中，这位奥地利作家将人类的微观世界视为一个生命体进行观察，通过捕捉即时的言论、人们的往来、警告信、每日记录以及门房的告示。这些声音和事实构建起一个令人心生好感却又爱抱怨的小世界，人们几乎能耳闻其声，它构成了一出极具生活气息的剧作。 FRI

他是否一直留在楼里：这是一个谜，但他本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是因为害怕喧闹和震动而蜷缩在那里吗？还是在楼梯开始崩塌时，蜷缩在坍塌的楼梯下方？人们挖掘时的样子，就好像那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肩并肩地，一言不发。当那只狗从瓦砾中被挖出来时，它浑身沾满灰色尘土，毛发极其凌乱，但它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不知道它后来怎么了。

真是个混蛋。要么他在不懂装懂，要么他在撒谎。那里没有炸弹坑，只有几个撞击点，而且那些树在战争前就存在了。至于那只狗的故事，他是在某个下雨的周日午后，在楼下的公共休息室里看电视看到的。

我今天中午签了租赁合同，当我把笔放回那个抛光银色的小笔盒里时，内心感到无比兴奋。两位先生微笑着与我握手。

“恭喜你，”地产经纪人说，“这样的地段，绝对会成功。”我只是沉默地表示同意，因为我感到有点晕眩，然后我突然笑了起来，在这间全玻璃房间里笑得太大声了。

店铺在 24 号，位于面包店和市政服务机构之间的那栋楼里。包括储藏室和 1.5 米宽的卫生间在内，总面积为 63 平方米。纯销售区域为 39 平方米。当我站在里面环顾四周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它确实存在，因为它记录在地籍登记册上。

不久前，这里是一家煤商的店，后来一直空置。一切似乎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黑色面纱，甚至连玻璃吊灯的垂饰也是如此。地面上有巨大的裂缝，里面填满了煤灰。橱窗必须更换，玻璃随着年岁增长而变得暗淡、不透明。但我可以保留那扇门。只需要给木头打磨、重新刷漆并更换密封条即可。在上方我会挂一块招牌：旧书与二手书，白底红色的哥特体字。

我的家族里没有商人，更没有读者。我父亲是铁匠，我母亲在批发市场削了 40 年蔬菜。爸爸说，必须弄脏双手才能找到金子。但从小我就知道，那是

一个愚蠢的念头。根据我父母的说法，我在学会正确说话之前就已经在阅读了。当你一无所有时，书籍就是一座矿山。我收集它们，从简易的小画册、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故事，直到一本 1932 年出版的《资本论》初版，半皮装订，品相极佳，仅有极少量的铅笔注释。

我得将一万七千本书从公寓搬到店里。我的父母去世了，公寓不再属于我，我只有两周时间搬家。时间不多，但我很有信心。如果一切顺利，我将在十月开业，在街道庆典之前。起初，我始终可以在储藏室里睡觉。

差一点他们就在煤商的位置上给我们安一个炸薯条摊了。烤香肠之类的一切。好像人们吃得还不够多似的。摄入食物会损害思考能力。这在科学上得到了证明。这与咀嚼肌以及与大脑的神经连接有关。人不能在咀嚼的同时思考。有机体是一个整体，没有任何部分是独立运作的。无论如何，房东不想要炸薯条。取而代之的，我们将拥有二手书。陈旧且布满灰尘的旧书。为什么不呢。

朗德街（rue de la Lande），即 Winterleitner 城市规划图中的 23 号街，在 1839 年被重新命名，得名于一片矮灌木荒原，当时该地仍位于城墙之外。当你由东向西或反向走过这条街时，你无疑会被某种缺乏统一感的状态所触动。这是因为在世纪之交，在以惊人速度扩张的工人区，人们优先考虑快速建造廉价住房，而牺牲了整体的和谐。城市织理被如此之多地割裂，工程简直是敷衍了事。两次战争以及随后数十年在建筑上的谬误，最终让朗德街呈现出现在的样子。当然，只要稍微愿意，这种样子也可以被定义为“特质”或“个性”。

[[IMG_XXXX]] 差一点他们就 在煤商的位置上 给我们安一个 炸薯条摊了。烤香肠 之类的一切。好像 人们吃得还不够 多。摄入食物会 损害思考能力。 这在科学上得到了 证明。

只要不断观察，有时人们会在任何立面背后发现一种隐藏得如此之深的美，以至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随后，炸弹开始像雨点般落下，我哭着冲进母亲的怀抱。我忍耐了这么久，但现在我崩溃了。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在地下室里，我听到炸弹在周围发出沉闷的坠落声，感觉到我的泪水打湿了母亲的裙子。我觉得很羞愧，毕竟那是她最喜欢的裙子。那条带有大褶皱的黄色裙子，还带着蓝色的裙边。

— 已经过去很久了。没有理由再哭了。

— 那我母亲呢？

— 她死了。

— 我母亲死了？

— 是的。现在，你应该吃一点东西。

明天我将处理地面和墙壁的裂缝。我向花店对面工地的工人咨询过：首先要用刮刀和钢刷清理干净，然后充分搅拌腻子，再仔细地铺开，分几层涂抹，每层大约十毫米。要特别注意不要产生气泡。然后让腻子干燥，用抹刀将表面抹平，但要轻柔，非常小心地操作，以免留下凹陷。接着等待全部完全干燥，然后再涂...

绘画。从上到下，最好的办法是从天花板灯的水平开始。光线会帮你发现那些微小的缺陷和粗糙之处……”，他们向我解释道。我必须说，工人们表现得非常友好，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并非理所当然。在我看来，通常人们觉得我有点古怪。在面包店里，人们已经在议论我了。

“您的丈夫怎么样了？”

“他在床上发烧。时好时坏。最难熬的是夜晚。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像中邪了一样呻吟和哭泣。”

“医生怎么说？”

“他不能说太多。只能忍耐了。”

“太可怕了。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承受这一切的。”

“昨天，他清醒了很久。我们聊了天，然后他想看报纸。就是那些时刻……人还是需要希望的。”

“您想要点什么？”

“半个自制的馅饼。烤熟的。还有两个小面包。但很抱歉，我身上没带钱。”

“别担心，我为您开个账单。”

“您太客气了。”

一名年轻女孩从 14 号出门。她在选择方向时犹豫了一会儿，停了下来，观察着路过的人们：面色苍白、神情忧虑的男人，戴着帽子、翻起大衣衣领的男人，住在隔壁大楼里同龄的邻居，额头低平的女人，耳朵通红、手指沾满颜料的孩子们。那些挥动着、拍打着、垂下的手，苍白地紧紧抓着包裹和购物袋。突然，女孩惊跳起来，从脚到头僵住了。让他见鬼去吧！To my heart I must be true... 他和所有其他人，都见鬼去吧！她动作敏捷地将围巾披在肩上，走开了，经过面包店，经过以前煤商那傲慢的橱窗，经过市政服务部门灯火通明的入口，然后突然转身，快步穿过，消失在街角。Nothing left, nothing left for me to do.

下周末的乐园 (LE WEEK-END PROCHAIN PARADISI)

Elise Lespade 的 $\text{GLORIA}$ (Le Cercle ou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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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 / 80

$\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周六 25 日和周日 26 日 2026 年 7 月

Ernestine

作者：Salomé Lahoche，Même Pas Mal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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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法国日报) 2026 年 7 月 25 日周六 及 26 日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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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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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Salomé Lahoche 是一位言辞犀利的作家，此前因在 Instagram 上发表的自传体漫画而崭露头角。她正通过《Ernestine 历险记》的第二卷继续她的虚构创作。Ernestine 是一个 9 岁的红发小女孩，她看起来与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但细节之处截然不同：她烟瘾极大，玩在线扑克，还敲诈邻居的钱。她的母亲因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而离开了家庭，而她的父亲则陷入了沉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尽管这个女孩早熟，但她无法独自摆脱……

《ERNESTINE》第二卷 作者：SALOMÉ LAHOCHE Même pas mal 出版社， 120 页，20 €。 9 月 4 日发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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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今日测验

当标题揭示颜色时

作者：MICHEL BECQUEMBOIS

1 Elroy 的大丽花是...

• A 白色
• B 灰色
• C 黑色
• D 红色

2 葛什温用单簧管独奏开启了他的《蓝色...狂想曲》 (Rhapsody in...)

• A 红色 (Red)
• B 蓝色 (Blue)
• C 黄色 (Yellow)
• D 绿色 (Green)

3 Christophe 的那些...词句，那些他用眼睛诉说的话，是...

• A 蓝色的 (Bleus)
• B 天蓝色的 (Azur)
• C 靛蓝色的 (Indigo)
• D 海蓝色的 (Marine)

4 William Irish 作品中的新娘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 A 白色

• B 红色

• C 黄色

• D 黑色

5 1991 年，Jean-Jacques Goldman 的一张双专辑通过设定在...之间，预见了《格雷的五十道阴影》。

• A 深灰与浅灰之间
• B 白与黑之间
• C 黑与白之间
• D 浅灰与深灰之间

6 那么在 Gaston Leroux 的《黄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 A 有人想要杀死 Mathilde Stangerson
• B 有人谋杀了 Roger Ackroyd
• C 有人弄丢了 Arsène Lupin
• D 有人囚禁了 Sherlock Holmes

7 Margaret Atwood 的《...女佣》 (La Servante...) 是...

• A 胭脂红色的 (Carmin)
• B 苋红色的 (Amarante)
• C 茜红色的 (Garance)
• D 绯红色的 (Ecarlate)

8 1993 年陈 映 雄在电影中赞美的木瓜是什么颜色的？

• A 绿色
• B 黄色
• C 红色
• D 橙色

9 Leonard Cohen 著名的“雨衣”是什么颜色的？

• A 蓝色 (Blue)
• B 黑色 (Black)
• C 灰色 (Grey)
• D 绿色 (Green)

10 在 Jul'Maroh 启发了《阿黛尔的生活》的漫画标题中，什么是“一种暖色”？

• A 绿色
• B 蓝色
• C 黑色
• D 黄色

答案：1.C; 2.B; 3.A; 4.D; 5.D; 6.A; 7.D; 8.A; 9.A; 10.B

海滩口袋书

今天，推荐一部黑色小说和一个爱做梦的私家侦探。

理查德·布罗蒂根 (RICHARD BRAUTIGAN) 《巴比伦的私家侦探》 (UN PRIVÉ À BABYLONE) Marc Chénétier 译， “Titres”系列，Christian Bourgois 出版， 256 页，10 €。

“人生总有起伏。在我所处的境地，我的生活只能是走上坡路了……”卡德是一个可怜的侦探，身无分文，一个厌倦了生活的男孩，一个卑微的梦想家，带着一把没有子弹的枪，经历着微不足道的爱情，不得不把他的车扔进废车场。理查德·布罗蒂根 (1935-1984) 颠覆了黑色文学的准则，构思了一个让人既笑又哭的爱做梦的侦探，因为生活不过是一场漫长的忧郁危机。他还加入了一个必然是致命的女人，一个故作姿态的秘书，以及一具被盗的尸体。那么巴比伦呢？“巴比伦”是一个梦，一个神话，就像这本由这位垮掉的一代先驱所写的书一样。

那些还没读过的人很幸运。布罗蒂根及其这部于 1942 年在美国出版的《巴比伦的私家侦探》。这位小说家证明了自己是低调颠覆的大师。短句，短章，人们愿意加入这场舞步，感受到身边那些状态不佳的美国的幽灵。故事背景设定在旧金山，《巴比伦的私家侦探》像对一家空荡荡的汽车旅馆、一间臭气熏天的停尸房或埃迪街（Eddy Street）的绿洲俱乐部（Oasis Club）的描写一样，穿梭于不同时代之间。无法总结故事情节，也无法暗示其心理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而对同一本书的连续阅读，会在疯狂与幻想之间提供新的钥匙。

克里斯汀·费尼奥 (CHRISTINE FERNIOT)

并非只有国家才有旗帜 罗姆人 (Rom) 国际罗姆联盟于 1971 年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世界大会时成立，旨在制定一部会歌、一句口号和一面旗帜，以团结全世界的罗姆人。中心的红色轮子象征着道路与旅行，但它主要指向许多群体的印度起源，其遥远的祖先据称来自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绿色代表自然与肥沃，而蓝色则象征着这些人群的天空与自由。

梯子，我的宝贝

作者：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和 JULIEN GUILLOT

4 € Première édition. N° 13997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www.liberation.fr

Libération

«UNE VISION D'APOCALYPSE»

Deux incendies d'ampleur touchent la Gironde et les Landes. Plus de 110 000 personnes ont été évacuées, avec une presqu'île du Cap Ferret vidée de ses habitants. Reportage, interview et analyse. PAGES 2-5

ILS SE
SONT TANT
DÉTESTES
Sarkozy
vs Villepin

ET AUSSI ■ BISBILLES EN
HÉRITAGE: ARETHA FRANKLIN
■ SÉRIE-DIRECTION
NATION(S): ARRÊT BARBÈS

TUNISIE
Kais Saled,
cinq ans
de dérive
autoritaire

PAGES 6-9

AURORE
BERGÉ
Son plan
contre les
LGBTphobles

PAGES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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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OF DISCO

Tout l'été, ARTE vous fait vibrer au rythme du disco.

Au programme : films culte, documentaires inédits et concerts myth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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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e de Lacanau, vendredi. PHOTO MAXIMILIEN LAMY AFP

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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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VENEMENT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De la fumée s'échappant du Cap Ferret, depuis Arcachon, vendredi.

Un incendie «XXL, imprévisible et vorace», qui fait parfois «des sautes d'1 kilomètre» appuie la préfète de

GIRONDE ET LANDES

Deux «ogres» de feu dévorent tout sur leur passage

REPORTAGE

Déclenchés mercredi et jeudi, les deux incendies ravagent toujours cette partie du Sud-Ouest et ont déjà forcé l'évacuation de 110 000 personnes, en pleine saison touristique.

Sur la plage d'Arcachon (Gironde), les baigneurs barbotent dans l'indifférence générale. Au cœur de l'été, les vacances continuent dans cette région touristique emblématique. Mais de l'autre côté du bassin, au nord, un champignon de fumée noire perce l'azur du ciel. Au beau milieu de la carte postale menace «le plus gros feu de la saison», selon les termes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dans une France où plus de 50 000 hectares sont déjà partis en fumée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Un incendie «XXL, imprévisible et vorace», qui fait parfois «des sautes d'un kilomètre» appuie la préfète de Gironde, Sophie Brocas. Avec l'incendie qui, à une quara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là, ravage les Landes, la haute fonctionnaire voit «deux ogres» qui dévorent tout sur leur passage. Depuis qu'il s'est déclaré, mercredi à Saumos, l'incendie a déjà dévoré plus de 12 500 hectares. Durant une bonne partie de la nuit de jeudi à vendredi, il s'est propagé à une vitesse de «800 à 1 000 hectares à l'heure», a indiqué Marc Vermeulen, patron du Service départemental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Sdis) de Gironde. Et poussé, en l'espace de 48 heures, plus de 44 000 personnes sur les routes... ou sur les mer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il a en effet fallu des bateaux pour évacuer la longue bande de terre du Cap Ferret, l'unique route ne suffisant pas. Dès 3 heures du matin, les navettes maritimes habituellement utilisées

pour les balades touristiques participent à des évacuations maritimes et font l'aller-retour entre la presqu'île et la jetée Thiers d'Arcachon, vidant le lieu de ses habitants et de ses touristes.

«C'ÉTAIT EFFRAYANT»

«On se croirait en hiver, quand il n'y a plus personne», s'attriste Christian (prénom modifié), un bénévole qui a tenu à proposer son aide. Difficile de lui donner tort. A Bélisaire, seul le chant des grillons brise le silence, un peu avant la pointe aux «cabanes» de vacances et aux villas cosques que plusieurs célébrités ont dû évacuer, posta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hommages aux pompiers ou photos de la pinède ravagée: Ariane Massenet, Sophie Davant, William Leymergie, Julien Courbet, Laura Smet... Les évacuations se sont déroulées «dans le calme» et «sans heurts». Mais pas sans détresse. Vincent Thierry, ostréiculteur de 28 ans, a fui le Cap Ferret en voiture, avec ses parents, à 3h30 du matin. Il raconte une nuit infernale, une «vision d'apocalypse». «On a vu le ciel qui devenait jaune, puis ça a commencé à brûler à Biscarrosse, de l'autre côté du bassin... Aux alentours de 22h30, les flammes passaient au-dessus des bosquets du Moulleau et du Pyla, c'était un truc de malade. Quand on est partis, quand on a vu l'étendue des dégâts au niveau de Lège, on s'est dit : c'est pas possible, on ne va jamais s'en sortir.» Encore sous Suite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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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3

Gironde, Sophie Brocas.

Vendredi, les évacuations par bateau ont commencé à Arcachon.

EDITORIAL

Par

PAUL QUINIO

Nouvelle norme

L'expression est tellement juste. Et en même temps tellement fausse.

Les incendies qui sévissent depuis plusieurs jours, en France comme en Espagne, sont qualifiés de «hors norme». Ces deux mots disent bien ce qu'ils veulent dire : par leur puissance, le nombre d'hectares parcourus, le nombre de personnes évacuées, la mobilisation exceptionnelle des pompiers qu'ils provoquent, l'ampleur des moyens nécessaires pour les contenir, ces incendies, dans le bassin d'Arcachon comme autour de Madrid, dans les Landes comme dans le Sud-Est, sont bien «hors norme». Exceptionnels. Ils impressionnent, sidèrent, font peur. Ils nécessitent que l'Europe mette des moyens supplémentaires à disposition de ses Etats membres durement frappés. Le Premier ministre espagnol est

contraint de déclarer l'état d'urgence. «Hors norme», comme on est hors des clous et des habitudes, a l'avantage en plus de susciter de l'indulgence et de la bienveillance. C'est vrai que face à la détresse des évacués, au courage des pompiers, l'heure doit davantage être à la solidarité qu'aux polémiques. Va pour «hors norme», donc! Sauf que l'expression est aussi tellement fausse qu'elle ne peut pas servir d'alibi à l'inaction climatique persistante. La «norme» des incendies auxquels nous assistons n'est en rien «hors» des prévisions émises dans tous les rapports et travaux menés aux confins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t des risques d'incendies. Les feux espagnols ou du Sud-Ouest français ne sont pas «hors norme», mais parfaitement en ligne avec ce que tous les experts avaient prévu et raconté dans leurs thèses, plans d'actions et autres tribunes lanceuses d'alerte. Saison des feux qui débordent largement des mois d'été, surfaces cramées plus grandes, territoires à risques plus nombreux : voilà la nouvelle norme. Les incendies que nous subissons là ne sont donc pas «hors» mais «dans» la norme. Et c'est terrifiant. ➤

«Ces conditions extrêmes ne sont rien par rapport à ce qui nous attend»

Julien Ruffault, chercheur à l'Inrae, explique pourquoi il est impératif de repenser la gestion des territoires, les moyens de lutte seuls n'étant plus efficaces face à ces «nouveaux feux».

L'enfer se matérialise sous nos yeux durant cet été suffocant. Depuis la mi-mai, la combinaison de la sécheresse et de la chaleur a donné lieu à des incendies monstrueux aux quatre coins de la France. Alors que le Var brûle encore, deux gigantesques incendies ravagent la Gironde et les Landes, qualifiés d'«ogres» par la préfète girondine. Cette saison des feux 2026 est «hors norme», confirme Julien Ruffault, chercheur spécialiste des feux de forêts à l'Inrae. Les gigantesques incendies de Gironde et des Landes sont-ils d'une nature différente de ceux qui embrasent le pays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Il est très difficile, alors que les feux sont encore en cours, d'analyser avec précision et de comparer les différents foyers. Ce que l'on peut déjà dire, c'est que ces «deux ogres» interviennent dans des conditions de sécheresse assez exceptionnelles, pire que celles de 2022, d'après les forces de lutte présentes dans la région. Elles s'expliquent par les trois épisodes de chaleur que nous avons connus. Ils favorisent une puissance de feu au com-

portement imprévisible et difficilement contrôlable.

Plus de 50 000 hectares ont déjà brûlé, 32 feux sont en cours, d'après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t juillet n'est pas terminé. Comment qualifier cette saison des feux? Elle est hors norme. Tant par les surfaces brûlées que par sa précocité ou son étendue : les feux sont montés jusqu'à Fontainebleau.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est concerné. Les témoignages des forces de lutte font état de nombreuses difficultés avec le comportement inédit des feux : changements de direction imprévus, feu qui s'auto-alimente, sautes de feu lointaines... On l'a encore entendu vendredi à Saumos [où s'est déclaré l'incendie de Gironde, ndlr]. On sort du schéma classique du feu qui reste gentiment dans son couloir.

Qu'est-ce qui explique l'ampleur de ces nouveaux paramètres imprévisibles? C'est lié aux nouvelles conditions météorologiques dues 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vec globalement un combustible et des sols plus secs et des conditions plus chaudes. Au niveau européen, les plus grands feux apparaissent lorsqu'on associe conditions de sécheresse à long terme et conditions caniculaires. C'est le moteur principal des feux extrêmes.

Les nuits caniculaires d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ont-elles joué un rôle? Les nuits sont normalement des périodes où la baisse de température permet une diminution de l'intensité du feu, fournissant une

fenêtre de tir pour les pompiers. Les derniers feux semblent avoir moins suivi ce schéma. Par exemple, c'est dans la nuit de jeudi à vendredi que le feu de Saumos a échappé aux forces de lutte, ce qui est assez inhabituel. La saison des feux va-t-elle systématiquement s'allonger chaque année?

En moyenne, on prévoit un début plus précoce et une fin plus tardive. Dans les scénarios d'émissions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les plus pessimistes, on pourrait observer, en 2050, un risque modéré à extrême qui s'étendrait du 25 février au 8 octobre dans le Sud-Ouest, soit 226 jours dans l'année contre 176 aujourd'hui. Mais certaines années resteront plus clémentes, comme en 2024. Les moyennes d'activité des feux sur vingt ans ont tendance à invisibiliser les années extrêmes, qui sont les plus problématiques.

Justement, la saison 2026 est d'ores et déjà extrême. Peut-elle être classée parmi les exceptions statistiques?

Je ne pense pas. Nous avons beau subir une saison hors norme, de tels scénarios sont attendus d'après les projections. Comme 2022, 2026 nous fait entrer dans un nouveau référentiel face aux incendies. Il est tout à fait possible que les conditions extrêmes de ces deux années ne soient rien par rapport à ce qui nous attend en 2050.

La doctrine française qui consiste à arrêter le feu avant qu'il ne s'étende sur un hectare va-t-elle devoir évoluer?

Vraisemblablement, car elle semble avoir atteint ses limites. On peut même parler de basculement. Pendant des décennies, le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de prévention et des moyens de lutte a permis une baisse constante des surfaces brûlées, notamment sur le Sud-Est. Aujourd'hui, cet élan s'essouffle. Les enseignements des pompiers espagnols et portugais, confrontés à ces nouveaux feux avant nous, sont intéressants. D'après eux, nous n'arriverons pas à combattre ces brasiers d'un genre nouveau, même avec plus de moyens. En cas de conditions météorologiques extrêmes, ils sont dans l'incapacité de faire face : les départs de feux sont trop nom-

breux, leur intensité trop forte et les combustibles trop efficaces. La solution sera donc de les combattre avant qu'ils ne se déclenchent?

Exactement. Il faut arrêter de croire que les pompiers vont s'occuper de tout et repenser la gestion de nos territoires pour les rendre plus résilients. Il faut introduire des discontinuités dans

la végétation : c'est tout le sujet dans les Landes – avec l'insertion de zones humides et de zones agricoles qui limiteront la puissance des feux tout en fournissant des zones d'appui aux forces de lutte. Il faut revoir nos pratiques sylvicoles pour avoir des forêts diversifiées et plus résilientes à l'approche des feux. Ce sera tout l'enjeu dans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Réorienter les politiques vers cette gestion territoriale, sans oublier l'atténuation du réchauffement, est désormais indispensable.

Recueilli par JULIE RENSON MIQ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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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VENEMENT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1000 sapeurs-pompiers ont été mobilisés dans la zone.

Sur la route menant à Andernos-les-Bains (Gironde).

Les évacuations se sont

Suite de la page 2 le choc, Jean, 38 ans, et son compagnon Adrien sont parmi les derniers à avoir évacué, vendredi matin, la presqu'île du Cap Ferret. «On a pris les papiers, le chat et un jeu de société. Tous nos amis sont partis dans la nuit graduellement. Nous, on est responsables de nos clients. On attendait d'avoir l'ordre d'évacuation», témoignent les deux gérants de la résidence hôtelière Kaze Océan et la guinguette des Cepains. Une fois l'appel de la mairie reçu à 4h30 du matin, le couple d'hôteliers, qui a passé son jeudi à scruter les fumées et rassurer sa clientèle en partie étrangère, s'est d'abord assuré du départ dans les bonnes conditions des vacanciers, avant de sécuriser l'établissement contre l'incendie. «Les informations sur la marche à suivre étaient contradictoires. On ne savait pas s'il fallait prendre la route ou pas, s'il y avait le bateau pour Arcachon... C'était un peu stressant», poursuivent-ils. Avec d'autres amis, ils ont finalement fui par la route pour rallier Gujan-Mestras, au sud du Bassin. «Ça roulait bien, mais les fumées étaient très impressionnantes passées Claouey, c'était effrayant.»

GIGANTESQUES EMBOUTEILLAGES

A l'heure du déjeuner, dans un bateau en direction d'Arcachon, Nathalie Ferradou serre fort son bébé contre elle. Endormi, le petit ne mouffe pas malgré la vitesse du bateau. «Nous venons d'acheter une

maison à Lège-Cap-Ferret il y a trois mois, là où tout brûle», explique Nathalie. Emue, elle promet que si ses enfants vont bien, le pire sera évité. «Je pense aussi à la nature et à tous ces animaux qui vont périr dans les flammes», dit-elle, s'inquiétant que les terres brûlées appâtent les promoteurs immobiliers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Dans la station où elle s'apprête à accoster, les choses s'organisent.

Nous remercions chacun d'entre vous de se rendre disponible afin d'assurer l'ensemble des prises en charge liées à la situation sanitaire exceptionnelle: dans un mail

adressé à ses salariés, la direction du centre hospitalier de la ville annonce déclencher le «plan blanc», qui implique le rappel du personnel, la réorganisation de l'établissement et la mobilisation de moyens en cas d'événement majeur. Le dispositif a depuis été étendu à tout le département des Landes, ainsi qu'à la Gironde. En début d'après-midi, les communes du nord du bassin - Arès, Andernos-les-Bains, Le Temple, Saumos - reçoivent des ordres d'évacuation préventifs. Sur les routes d'Andernos, les voitures sont à l'arrêt sur les artères principales, alors que les flammes pour-

suivent leur course effrénée. Les véhicules sont remplis: enfants entassés à l'arrière, chat qui pointe le museau par la fenêtre, passagers téléphonie à la main pour filmer le chaos ambiant. Au milieu de ces gigantesques embouteillages, les services de secours tentent de se frayer un chemin. Certains automobilistes tentent le demi-tour ou les chemins de traverse, tandis que dans les quelques stations-service du coin, les habitants qui redoutent la pénurie font le plein.

PRÉPARER UN KIT D'URGENCE

Pendant ce temps, à Lacanau, les habitants s'inquiètent. La brise de mer, qui souffle en direction du nord, fait craindre l'arrivée des flammes. «Aux alentours de 13-14 heures, un énorme nuage orange a complètement obscurci l'horizon», témoigne Sophie Hulot, en vacances à Lacanau Océan avec son mari et son jeune fils. Il s'est dispersé mais maintenant c'est de la cendre qui tombe du ciel. Donc on s'est dit qu'il valait mieux prévenir et préparer nos valises pour être prêts si on nous demande d'évacuer. Une quarantaine d'habitants des abords du bourg de Lacanau, au nord de la commune du Porge déjà vidée de ses habitants, sont évacués à titre préventif. En fin de journée, dans une vidéo Facebook, le maire de la commune balnéaire, Laurent Peyronnet, explique qu'une évacuation prochaine n'est pas à exclure: «Il faut rester vigilant, vous relayer

pour rester éveillés, car il est possible que, dans la nuit, si le feu s'accélère, on puisse vous solliciter.»

Il indique que l'accueil des personnes évacuées sera possiblement organisé dans le hall des expositions de Bordeaux, où l'odeur du feu se fait largement sentir. La mairie invite les habitants à préparer un kit d'urgence comprenant notamment eau, papiers d'identité ou trousse de premiers secours. En début de soirée, la préfète de Gironde annonçait l'évacuation préventive des communes de Sainte-Hélène, Salaunes et Lanton.

Pendant que les habitants évacuent ou scrutent les instructions officielles, la lutte contre les flammes se poursuit avec les 1000 sapeurs-pompiers mobilisés dans la zone, dans des conditions particulièrement difficiles: la préfecture recensait à la mi-journée 42 blessés et 9 évacués, «tous en urgence relative». Depuis le début du sinistre, 53 maisons et un camping ont brûlé, «mais l'action acharnée des sapeurs-pompiers a permis, cette nuit, de sauver 2000 maisons», indiquent les autorités. Vendredi après-midi, aux toilettes de la base arrière de Lège-Cap Ferret, une jeune pompière, les larmes aux yeux, tente d'effacer les traces de suie de son corps. Même son visage est noirci. Elle revient du front du feu où les flammes refusent de s'affaiblir, tout près de chez elle. «Tout ce qu'on a éteint hier s'est rallumé, raconte-t-elle. Il faut tenir mais c'est dur.» Des moyens aériens viennent app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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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déroulées «sans heurts».

Les «sautes de feu», cauchemars incandescents des pompiers

Les brasiers qui ravagent le sud de la Franc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s'étendent souvent par le biais de ce phénomène, qui provoque l'apparition de nouveaux foyers et complique la lecture du feu par les professionnels.

Si les incendies du sud-est avaient déjà alerté, ceux qui frappent les Landes et surtout la Gironde atteignent d'affidantes proportions ces derniers jours. Vendredi, l'incendie qui s'est déclaré deux jours plus tôt au nord du bassin d'Arcachon a parcouru 14 000 hectares, selon Laurent Nuñez, sept fois plus que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moins de deux semaines plus tôt. Et les sapeurs-pompiers ont toutes les peines du monde à maîtriser les flammes, en dépit des importants moyens aériens rapidement déployés.

Bombes incendiaires

La faute, bien sûr, à des végétaux et des sols complètement asséchés par des semaines de canicules. Mais, aussi, aux «sautes de feu». Le phénomène est connu et redouté des pompiers. Le terme revient tous les étés, lorsque les incendies ravagent les massifs français, en particulier dans la moitié sud du pays. Ce fut le cas en début de semaine, près de l'aéroport de Bordeaux-Mérignac, lorsque le brasier a piégé deux pompiers

dans leur camion. Il s'est propagé de cime en cime, «avec de nombreuses sautes», a souligné le directeur du Service départemental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de Gironde, Marc Vermeulen. Concrètement, des particules incandescentes, aussi appelées brandons, sont projetées au-delà du front principal de l'incendie et retombent sur une surface sèche, créant des foyers de feux secondaires. Ces fragments enflammés peuvent alors se transformer en bombes incendiaires à longue portée.

«Il faut d'abord qu'il y ait un fort dégagement de chaleur au départ, pour qu'il crée une colonne d'air chaud qui monte [en l'occurrence les fumées et cendres, ndlr] et puisse projeter dans l'atmosphère ces particules incandescentes», expose auprès de Libération le consultant dans la prévention des feux de forêts Daniel Alexandrian, co-auteur dès 2003 d'une analyse des mécanismes des sautes de feu,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européen Saltus. Puis, à une certaine altitude, cette fumée est balayée le vent. «Il y a une sorte de flottaison de ces particules qui, à un moment donné, finissent par retomber», développe l'expert.

Or toutes les particules enflammées ne favorisent pas forcément les sautes. «Si la braise est trop petite, supposons de la paille, elle va très vite se consumer puis retomber en cendre. Si elle est trop grosse, elle va un peu monter mais vite retomber», schématisé l'expert en feu de forêt. Les écorces de pin et les feuilles d'eucalyptus constituent de parfaits combustibles. «Le pin

d'Alep, par exemple, se desquame [son écorce se détache en lamelles] assez facilement. Là, les conditions d'escalmage sont les plus importantes», opine Daniel Alexandrian.

Parmi les contextes les plus propices aux sautes, celui où le feu brûle dans une forêt de résineux, avec des conditions légèrement venteuses et une végétation herbacée et sèche au sol. «Il faut idéalement qu'il y ait beaucoup de broussailles, abonde Daniel Alexandrian. S'il n'y a que des arbres très hauts, le phénomène ne marche pas très bien.» Les forêts de pins des Landes de Gascogne, avec leurs fougères asséchées au pied, ou la piède varoise, sont tout particulièrement exposées. A fortiori avec des températures qui continuent à avoisiner les 35°C, auxquelles s'ajoutent la tramontane ou le mistral.

Du mal à anticiper la trajectoire

Et ces occurrences devraient s'accentuer avec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S'il augmente des périodes de sécheresse, les feux avec sautes seront encore plus fréquents», anticipe Daniel Alexandrian. Une fois en l'air, ces fragments enflammés peuvent retomber plusieurs mètres plus loin. Ou, portés par le vent, franchir des distances beaucoup plus importantes, en dizaines, centaines de mètres. Dans certaines configurations, ces brandons peuvent même atterrir à plus de 2 kilomètres de leur point de départ.

De quoi parfois embraser des champs situés à une certaine distance des arbres, et pas forcément dans des régions exposées d'ordinaire aux incendies. Cela a notamment été le cas à Loos-en-Gohelle, dans le Pas-de-Calais, le 12 juillet.

Ces sautes imprévisibles compliquent la tâche des pompiers, qui ont du mal à anticiper la trajectoire d'un feu. En passant par-dessus les routes et rivières, les débris volants rendent également inefficaces les pare-feu traditionnels – des zones déboisées ou des tranchées creusées en urgence. «Vous allez croire que vous avez maintenus le feu. Et puis vous vous retournez et le feu a en fait pris 100 mètres plus loin», témoigne le porte-parole de l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apeurs-pompiers, Eric Brocardi, cité par France Info.

Des mouvements susceptibles de tromper les pompiers, mais aussi les populations. Ce fut le cas lors de l'incendie tragique de Mati, petite station balnéaire grecque piégée par les flammes, en 2018. Les pompiers grecs avaient voulu utiliser une route à quatre voies comme pare-feu. «Or les gens qui étaient derrière étaient coincés entre la mer et la route dans des petites ruelles qui ont pris feu partout au sein d'une zone urbanisée», en raison des sautes. Les flammes avaient pris en étau les locaux et causé la mort de 104 personnes.

Parfois, il est possible pour les autorités d'anticiper des zones de sautes, en fonction du sens du vent ou de l'inclinaison du terrain – les sautes sont aussi favorisées dans les terrains accidentés ou à fort dénivelés. Et donc de pré-déposer du matériel ou des véhicules «côté opposé au feu, pour intervenir plus rapidement», souligne sur son site l'Observatoire des forêts françaises. Cela implique des moyens humains et techniques disponibles, alors que la France fait face à une saison des incendies inédite. Laurent Nuñez, a fait état vendredi de plus de 50 000 hectares déjà brûlés. Soit davantage que lors de l'année 2022, qui avait notamment été marquée par les terribles incendies de Landiras et de La Teste-de-Buch, en Gironde.

ROMAIN MÉTAIRIE

les quelque 260 véhicules au sol, 4 Canadairs, 2 Dash, 3 Air Tractor et 2 hélicoptères bombardiers d'eau. Depuis le poste de commandement du Sdis à Lège-Cap Ferret, une dizaine de citernes agricoles ont même été mobilisées, en renfort, pour ravitailler les camions.

«EST-CE QUE LES GENS VONT REVENIR?»

A la fin de journée, l'inconnu demeure: «Les conditions météorologiques restent défavorables avec des rafales de vent attendues jusqu'à 80 km/h et des orages secs qui pourraient éclater localement», souligne la préfecture, dans son dernier point de situation. Selon le lieutenant-colonel Eric Pitault, des pompiers de Gironde, «l'arrière du feu, vers Le Porge et au-dessus, a connu un ravivement avec des reprises de feu importantes. Ce qui complique l'action de nos collègues, c'est l'intensité du foyer et le vent qui a forcé et changé de direction».

La situation est d'autant plus tendue qu'un partage des ressources s'impose pour lutter contre le feu des Landes. Déclenché par l'incendie accidentel d'un véhicule, jeudi après-midi près de Biscarrosse, il a rapidement parcouru plus de 2 600 hectares, selon le Sdis des Landes. Cent cinq habitations et bâtiments ont été «touchés par les flammes», «voire détruits», d'après Gilles Claveuil, préfet du département, à la mi-journée. Au total, 31 000 personnes ont été évacuées entre les communes de Biscarrosse

et de Parentis-en-Born – cette dernière a quasiment été vidée de ses 8 000 habitants –, tandis que 500 soldats du feu sont mobilisés. Ces feux sont d'autant plus destructeurs qu'ils interviennent en pleine saison touristique. Au restaurant l'Escale, à Lège-Cap Ferret, David Lafforgue félicite le travail «remarquable des pompiers», mais s'inquiète de ses terrasses vides. «D'un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ce sont les plus grosses semaines de l'année pour nous. Quand les feux seront maîtrisés, est-ce que les gens vont revenir? Vont-ils se sentir en sécurité?» Vincent Thierry, l'ostréiculteur du Cap Ferret, pense lui aussi à l'après: «En partant, j'ai tout laissé. Ma maison, et mon entreprise que j'ai créée il y a trois ans. La conjoncture n'était déjà pas bonne, en tentant la crise économique, et là, la haute saison commençait à peine...» Le jeune homme suit l'é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s'enquiert de ses proches: «La situation était déjà compliquée, je crains le coup de grâce.»

Par

ÉLÉONORE DISDERO

et IVAN LOGVENOFF

envoyés spéciaux en Gironde

ISMÉRIE VERGNE,

SABRINA CHAMPENOIS,

FLORIAN BARDOU,

LOUISE DESHAUTELS

Photo

ÀSTRID LAGOUGINE

Hans Lucas

LE POINT DU JOUR...

En Espagne, «le pire incendie» de l'histoire madrilène

Villamanta, à 60 kilomètres à l'ouest de Madrid, est devenu un refuge pour les habitants d'Aldea del Fresno, évacués jeudi par la Garde civile, lorsque des vents de 30 à 60 km/h faisaient craindre l'arrivée des flammes. Dans la salle omnisports, c'est un ballet de pompiers, membres de la protection civile et volontaires qui prennent soin de personnes souvent âgées et en état de choc, et d'enfants. Ici, la mauvaise nouvelle circule: trois feux se rejoignent, compliquant la tâche des pompiers. Selon la présidente de la région de Madrid, Isabel Díaz Ayuso, c'est «le pire incendie de l'histoire» de la ville, avec déjà 12 000 à 13 000 hectares calcinés. 19 000 personnes ont été évacuées ou confinées jusqu'à maintenant. (Par François Musseau, envoyé spécial à Villamanta, Espagne)

Un incendie se déclare près de Toulouse, des habitations évacuées

Un incendie s'est déclaré sur la commune de Plaisance-du-Touch, à l'ouest de Toulouse (Haute-Garonne), vendredi après-midi. Les services de police se sont rendus sur place et l'évacuation de logements a commencé. Jeudi, au nord-est de Toulouse, les flammes d'un autre incendie ont ravagé 66 hectares de végétation.

Feu au Cap Fréhel: un homme écroué pour incendie volontaire

Un homme de 57 ans a été interpellé et placé en détention provisoire pour un incendie volontaire qui a parcouru 38 hectares de végétation sur le cap Fréhel, a déclaré le parquet de Saint-Malo (Ille-et-Vilaine), vendredi. L'enquête ouverte a permis d'établir «l'origine humaine et volontaire du départ de feu», indique le parquet. Le suspect n'a pas reconnu les faits durant sa garde à vue. Il sera jugé le 16 septembre devant l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Saint-M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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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isie Sous Kais Saïed, cinq ans de répression et de régressions

Le 25 juillet 2021, le président tunisien a décrété l'état d'exception, suspendu le Parlement et limogé son gouvernement. Des opposants en exil racontent la dérive autoritaire qui a refermé la parenthèse ouverte par la révolution de 2011.

Par ANTOINE GALINDO Photos CYRIL ZANNETTACCI

«Lorsque je suis rentré dans le bureau du président au palais de Carthage, il était dans un état d'hystérie totale. Il débita des phrases en affirmant que le sang allait couler à flots, qu'«ils» voulaient l'assassiner, et qu'«ils» voulaient brûler tout le pays. Ces «ils» dont il parle sans cesse, personne n'a jamais pu les identifier.» Hichem Mechichi se souvient très bien du 25 juillet 2021: il occupait le poste de Premier ministre, au moment où Kais Saïed a planté un dernier clou dans le cercueil de la révolution de 2011. Dix ans plus tôt, l'épicentre des printemps arabes avait mis un terme à plus d'un demi-siècle de dictature. «Sa paranoïa était totale, poursuit Hichem Mechichi, qui vit aujourd'hui réfugié en France. Il tenait des discours guerriers. Il promettait que pour chaque balle tirée, il y aurait une salve de balles pour y répondre. Mais ce jour-là, rien ne permettait de penser qu'un soulèvement pourrait avoir lieu. J'en sais quelque chose: en plus de ma casquette de Premier ministre, j'occupais aussi le poste d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Il y avait des manifestations, mais comme il pouvait y en

avoir tous les jours depuis la révolution de 2011.» Le pays est alors traversé par la pandémie de Covid, dont Kais Saïed refuse d'admettre la gravité. A ses yeux, la crise sanitaire n'est

qu'une fabrication occidentale, un complot destiné à l'affaiblir. Ce 25 juillet 2021, Kais Saïed, élu deux ans plus tôt, déclare l'état d'exception, et fait trois choses: il limoge le gouvernement d'Hichem

Mechichi, suspend le Parlement, et tente de s'arroger la direction du ministère public sous les applaudissements d'une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tunisienne, à qui il a promis la fin de la corruption et de l'instabilité par-

lementaire qui minent le pays depuis la révolution de 2011. Cinq ans plus tard, il n'y a plus grand monde pour applaudir. Ni manifester. Les rues se sont vidées et les prisons se sont remplies alors que le pays a sombré dans une crise économique dont les Tunisiens ne voient pas le bout. L'inflation est repartie à la hausse en début d'année, avec un glissement annuel de plus de 5%, et le chômage dépassait les 15% au premier trimestre 2026, d'après les chiffres publiés par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tunisien. Les pénuries et restrictions sont devenues le quotidien. Et les coupures d'eau et d'électricité s'enchaînent sous les vagues de chaleur de ce début d'été.

«J'AI SAUTÉ DANS LE PREMIER AVION»

Sur le plan des libertés publiques, le bilan n'est guère plus reluisant. En cinq ans, le pays est passé de la 73e à la 137e place au classement de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s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dans le monde. Haythem El Mekki en sait quelque chose: ce célèbre chroniqueur et critique virulent du régime a été contraint de fuir le pays en juillet,

Le président tunisien, Kais Saïed, au Parlement, en octobre 2024. PHOTO ZOUBEIR SOUSSI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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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 avoir été condamné à un an de prison ferme, à l'issue d'un procès dans lequel le pouvoir ne lui aura laissé aucune chance. Il a accepté de nous rencontrer, à condition de ne pas divulguer le lieu où il s'est réfugié.

«Je savais que je devrais quitter le pays un jour ou l'autre. Ça fait un moment que je m'y attendais, commence le journaliste, visiblement épuisé par sa fuite. On me reproche la publication d'un tweet, dont je ne suis pas l'auteur, sur la morgue de l'hôpital de Sfax (dans le centre-est du pays, ndlr).» Les faits incriminés remontent à juillet 2024. «Suite au naufrage d'un bateau de migrants, la capacité d'accueil de la morgue de l'hôpital a largement été dépassée, et des cadavres gisaient dans les couloirs, poursuit le journaliste. Une photo de ces couloirs a supposément été publiée sur un compte X à mon nom, et c'est ce que l'on me reproche. Mais l'origine de la capture d'écran m'incriminant n'a jamais été formellement établie, et je ne suis pas l'auteur de cette photo ni de ce montage.»

L'hôpital engage alors des poursuites contre Haythem El Mekki et le procureur instruit le Suite page 8

«Ce sont les magistrats qui sont aux commandes»

Hatem Nafti, chercheur à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et d'études sur les mondes arabes et musulmans, travaille sur la manière dont Saïed a fait de la justice l'élément central de la répression. Et explique que les élites tunisiennes n'ont pas saisi, en 2019, la nature de son projet politique.

Alors que le parlementarisme hérité de la révolution tunisienne de 2011 s'enfonçait dans des querelles stériles et des soupçons de corruption, Kais Saïed a été élu en 2019 en faisant campagne contre les élites politiques du pays. En 2021, c'est sous les applaudissements de l'opinion qu'il a décrété l'état d'exception, limogé le gouvernement et suspendu les travaux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our l'essayiste et chercheur à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et d'études sur les mondes arabes et musulmans Hatem Nafti, auteur de Notre ami Kais Saïed, essai sur la démocrature tunisienne (Riveneuve, 2024), cette dérive autoritaire n'est qu'une application à la lettre d'un programme qu'il avait clairement énoncé dès 2019.

Cinq ans après le coup d'Etat constitutionnel de Kais Saïed, les procès se multiplient contre les opposants, et le pays semble s'enfoncer dans la crise économique. Sur quoi s'appuie le président tunisien pour gouverner et avec quelle légitimité? La dictature instaurée par Kais Saïed n'est pas un régime autoritaire classique. Il s'oppose par principe à tous les corps intermédiaires, et en particulier les partis politiques, qu'ils soient dans l'opposition ou qu'ils le soutiennent. Il y

Deux opposants tunisiens forcés à l'exil: à gauche, la militante antiraciste Ghofrane Heraghi et, à droite, le journaliste Haythem El Mekki.

a régulièrement des arrestations, même parmi ses soutiens. Il considère que les corps intermédiaires pervertissent et tronquent la voix du peuple. Kais Saïed défend une idéologie populiste selon laquelle il n'existe que le peuple, et son expression ultim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Tout ce qui se déroule sous nos yeux depuis cinq ans est le fruit d'un grand malentendu.

C'est-à-dire?

Kais Saïed a été élu en 2019 «à la loyale», dans un contexte dégagiste et de rejet des partis traditionnels. Il s'est qualifié au second tour, a remporté l'élection contre un candidat, Nabil Karoui, qui était perçu comme un mafieux. Lorsqu'il a gelé les activités du Parlement en 2021, il a été applaudi par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et par les principales structure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Le malentendu résidait dans le fait que ses soutiens de l'époque (certains sont aujourd'hui en prison ou farouchement opposés à lui, ndlr) pensaient qu'il s'attaquait uniquement au parti islamiste conservateur Ennahdha. Mais les élites ne s'étaient pas vraiment intéressées à son projet politique, et n'avaient pas compris qu'il s'en prendrait au concept même de parti politique et d'association. Pourtant, il avait précisément annoncé ses intentions dès 2019. Et depuis son coup d'Etat, il les exécute minutieusement.

Par quoi a-t-il commencé?

Dès le 25 juillet 2021, il a voulu prendre la tête du parquet puis y a renoncé. Il a ensuite diabolisé les magistrats avant de dissoudre le 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magistrature (CSM) en février 2022, pour en nommer un nouveau, à sa main. En mars, un an après que leurs activités ont été gelées, les députés ont organisé une réunion par Zoom pour voter symboliquement la fin de l'état d'exception. En réaction, Kais Saïed a dissous l'Assemblée et exigé que les parlementaires soient traduits en justice, sur la base d'un article du code pénal qui prévoit des sanctions allant jusqu'à la peine de mort. Mais les magistrats ont refusé d'ordonner leur arrestation: le délit n'était pas constitué puisqu'il n'était question ni de rébellion ni d'usage d'armes. Kais Saïed a alors compris que le nouveau CSM n'était pas assez «efficace dans la répression» et s'est donc octroyé, en juin 2022, le droit de limoger lui-même des magistrats. Parmi les 57 magistrats révoqués, 50 ont été réintégrés par la justice administrative, mais l'exécutif a refusé d'obtempérer. Depuis, on a une justice au pas.

On ne compte plus le nombre d'opposants embastillés, à l'issue de procès absurdes: l'appareil judiciaire est devenu un élément clé de la répression en Tunisie?

Oui, et c'est quelque chose d'assez inédit. Depuis la révolution, les policiers ne peuvent pas, sauf flagrant délit, procéder à une arrestation sans l'aval d'un magistrat. Ils ne font pas de zèle, ne fabriquent pas de preuves, comme cela a été le cas avant 2011. Ce sont les magistrats qui sont aux commandes, et qui interprètent les preuves. Cela tient sûrement au fait que Kais Saïed est un juriste constitutionnaliste de formation. Il se sent vraiment investi d'une mission divine. Il cite souvent comme personnage historique de référence le deuxième calife de l'Islam, Omar ibn al-Khattiab, pour souligner l'importance de la justice à ses yeux. Le problème, c'est qu'il est complètement paranoïaque, il voit des complots partout. La justice tunisienne est devenue une parodie.

Recueilli par A.Ga.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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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e de la page 7 dossier en s'appuyant sur la base du décret-loi 54, qui punit de cinq à dix années de prison la diffusion de fausses informations. «Le problème, c'est que même si je ne suis pas l'auteur de la photo incriminée, les informations qu'elle contenait étaient véridiques. Elles ont été confirmées publiquement par le directeur de l'hôpital lui-même, et le procureur qui a instruit le dossier. Le tribunal de première instance a d'ailleurs conclu à un non-lieu!»

Qu'à cela ne tienne: le parquet a fait appel et Haythem El Mekki a été condamné à douze mois de prison le 15 juillet. «J'ai appris la nouvelle alors que j'étais en vacances dans mon archipel natal de Kerkennah [en face de Sfax]. J'avais un visa de sortie valide, alors je n'ai pas réfléchi, j'ai pris ma voiture pour Tunis et j'ai sauté dans le premier avion.» S'il s'est pourvu en cassation, Haythem El Mekki n'en attend pas grand-chose. Il ne sait pas lorsqu'il pourra remettre les pieds chez lui.

VINGT ANS DE RÉCLUSION

Les cas comme celui-ci se comptent par dizaines: journalistes, opposants, militants et militantes, travailleurs associatifs. «En Tunisie, aujourd'hui, on emprisonne et on persécute pour trois choses: le blanchiment d'argent, le décret-loi 54, ou le complot. Et à chaque fois, c'est une manière de faire taire les voix dissidentes, sur la base de dossiers vides et avec des témoignages sous X», s'emporte Dalila Ben Mbarek. Sentant l'état se resserrer, cette avocate bien connue du public tunisien a quitté le pays pour Paris fin 2025. «J'ai fait l'objet de sept procès au total, principalement pour des déclarations dans les médias ou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Mais je n'ai été condamné qu'une seule fois, à quinze jours de prison,

Lors d'une manifestation de l'opposition, à Tunis, le 29 novembre. PHOTO UCG

en janvier, après que je suis partie de Tunisie.»

«En tant qu'avocate militante contre le coup d'Etat depuis cinq ans, j'ai été membre des comités de défense de la plupart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 et d'opinion en Tunisie», poursuit l'avocate. Elle a notamment défendu des politiciens impliqués dans l'affaire dite du «complot contre la sûreté de l'Etat». Ce dossier tentaculaire, devenu emblématique du tournant autoritaire pris par le

régime de Kais Saied, repose principalement sur deux témoignages anonymes. Il a visé dès début 2023 de nombreuses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tunisiennes, parmi lesquelles figur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précité, Hichem Mechichi, condamné en 2025 à trente-cinq années de prison. Ou encore l'opposant Jahour Ben Mbarek, le frère de Dalila, qui purge une peine de vingt ans de réclusion. «Excepté l'ancien président de l'Assemblée na-

tionale, qui a aussi été sur le banc des accusés, je ne connais aucun de mes coprévenus, détaille Hichem Mechichi. Le dossier d'accusation est vide et ne repose sur rien.»

DÉCLARATIONS HAINEUSES

Depuis 2023, les procès de ce genre se multiplient, sous la houlette de la très zélé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Leïla Jaffel. Hichem Mechichi, qui l'a côtoyée lorsqu'il était chef du gouvernement, décrit une «femme arriviste, prête à tout pour se maintenir en poste, et ne reculant devant aucune dérive». Et d'ajouter: «Elle anticipe même les désirs du Rais [le chef de l'Etat]: s'il veut mettre dix personnes en prison, elle va en mettre vingt!»

Dalila Ben Mbarek vit aujourd'hui chez sa fille à Paris, en attendant de pouvoir travailler, après la validation de sa demande d'asile politique, déposée en début d'année. «Le pouvoir à Tunis continue de se venger de mes prises de position et de ma fuite à l'étranger. Récemment,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a fait transférer mon frère dans des prisons loin de Tunis, afin que mon père, qui a 82 ans, ne puisse plus lui rendre visite. J'ai fini par obtenir son rapatriement à Tunis, après avoir fait beaucoup de brui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avocate et militante s'est exprimée en avril dev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pour dénoncer la dérive autoritaire du régime tunisien et la complicité de Bruxelles. A l'été 2023,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signé avec le chef d'Etat tunisien un protocole d'accord pour un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complet», impli-

quant une enveloppe de 105 millions d'euros et comprenant un important volet de coopération en matière de migration. L'opacité dans laquelle cet accord a été signé est régulièrement pointée du doigt, alors que le président tunisien multiplie les discours haineux envers les populations subsahariennes migrantes, sur fond de théorie du grand remplacement.

Aux côtés de Dalila Ben Mbarek, au Parlement européen ce jour-là, s'est aussi exprimée Ghofrane Heraghi. Cette Tunisienne de 31 ans, juriste et activiste antiraciste, a été aussi été contrainte de fuir son pays. «J'ai été la première chroniqueuse femme et noire à traiter de politique en Tunisie. Cela m'a valu des campagnes de harcèlement, on m'a traitée de traître, j'ai subi des violences qui m'ont poussée à me mettre en retrait», raconte-t-elle à Libé, dans un café à Paris, où elle vit désormais. En mai 2024, elle fait l'objet d'un interrogatoire musclé des forces de l'ordre, qui la questionnent sur son engagement au sein de l'association antiraciste et d'aide aux migrants Mnemty. «Ils m'ont humiliée, ont refusé d'adapter ma détention de onze heures à ma condition diabétique. Ils m'ont interrogée sur de supposés biens et financements que j'aurais pu recevoir de l'étranger, pour aider les migrants en Tunisie. C'est à l'issue de cet épisode que j'ai décidé de partir, lâche-t-elle. La présidente de l'association, Saadia Mosbah, n'en a pas eu le loisir.» En mars, après deux ans de détention préventive, elle a été condamnée à huit ans de prison pour «blanchiment d'argent». Ghofrane, elle, a écopé de trois ans, par contumace. ➤

A Bizerte (nord), mardi. PHOTO FETHI BELAID AFP

QUASI 50 'O ENREGISTRÉS

La Tunisie traverse le cinquième anniversaire du coup d'Etat de Kais Saied sous le poids des décisions arbitraires de justice, autant que sous celui de la chaleur. Une vague caniculaire a envahi le pays en juillet, alors que la population, épuisée, vit au rythme des coupures d'eau et d'électricité. Depuis plusieurs jours, la société tunisienne de l'électricité et du gaz publie quotidiennement des alertes canicule, listant les zones concernées par des délestages destinés à soulager un réseau sous forte tension. Des coupures estivales d'eau et de courant ont déjà touché certaines régions du pays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Mais c'est tout le pays qui est aujourd'hui concerné. Une situation que le président Kais Saied a qualifiée d'«anormale», affirmant que les responsables de ces «défaillances» devraient répondre de leurs actes. Cette sortie du despote tunisien a eu lieu après plusieurs jours de silence, alors que le pays enregistrait des températures records (47 °C à Tunis, et 49 °C à Kairouan), et que près de 150 morts avaient été recensés depuis le début de l'épisode. La mention, dans la presse italienne, d'une possible hospitalisation du locataire du palais de Carthage, a suffi à alimenter les rumeur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sur son état de santé, et le fantasme d'une éventuelle future vacance du pou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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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unisie est une dictature assumée

L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humains appelle la France et l'UE à cesser de traiter le pays comme un partenaire normal, après la condamnation à vingt-cinq ans de prison d'une figure de l'opposition tunisienne fin juin, au terme d'une parodie de procès.

Sihem Bensedrine a 76 ans, dont quarante consacrés à lutter contre les dictateurs de son pays. Et elle s'apprête à passer les vingt-cinq prochaines années en prison. Ce qu'il s'est passé, au cœur de la nuit du 25 au 26 juin à Tunis, n'est pas un jugement. C'est une exécution. Le régime de Kais Saied espère sans doute qu'elle n'en sortira pas vivante.

J'observais l'audience du 18 juin, avant qu'elle ne soit reportée d'une semaine. De la salle clairisée du tribunal, grève des avocats oblige, j'ai vu une présidente de tribunal hurler et taper du poing sur la table pour faire taire un avocat qui osait rappeler que le mouvement social avait été déclaré légal par le procureur général lui-même. J'ai vu des policiers confisquer nos cartes professionnelles le temps de les photographier, comme on ficherait des suspects. A une audience précédente, le mari et le fils de Sihem Bensedrine étaient expulsés d'une audience pourtant publique. J'ai vu une salle vide de journalistes, interdits d'y entrer. Et j'ai entendu une présidente nommée par note administrative de la ministre de la Justice dont elle est notoirement très proche, clamer qu'elle «n'a peur que de Dieu», en tapant à nouveau sur la table, espérant peut-être que cet accès de violence surjoué allait asseoir une autorité qui ne tient pas sur la légitimité, mais sur la peur.

Ce n'était pas de la justice. Ce n'est pas de la justice, c'est un théâtre malsain. Des mises en scène grotesques, que nous ne connaissons que trop bien : du Belarus au Myanmar, les dictatures s'attachent à ces parodies. Le but ? Se donner à peu de frais les dehors de la respectabilité et terroriser l'opposition. Une farce morbide d'un pouvoir qui a révoqué plus de 50 juges et supprimé le 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magistrature pour transformer les tribunaux en chaîne de montage à condamnations. Les accusations elles-mêmes prêteraient à sourire, si le destin et la liberté d'une femme n'étaient en jeu : des pots-de-vin allégués sans la moindre preuve au dossier, et un prétendu faux dans le rapport de l'instance «vérité et dignité», dont elle était la présidente. Dans la salle, personne n'est dupe. La présidente du tribunal encore moins que les autres. Nous savions qu'elle mentait. Elle savait que nous savions qu'elle mentait. Et pourtant, elle mentait en nous regardant dans les yeux. On ne poursuit pas une femme de 76 ans pendant trois ans, sur sept dossiers distincts, parce qu'on a découvert une fraude. On la poursuit parce que le rapport qu'elle a porté nomme, noir sur blanc, les hommes qui ont torturé sous

Ben Ali et qui se sont servis. Des hommes qui sont toujours, aujourd'hui, au cœur de l'appareil d'Etat tunisien. Le but de cette farce judiciaire est simple : discréditer ce rapport et enterrer tout espoir de justice. Faire condamner Sihem Bensedrine pour faux, précisément pour faux, alors que cette femme est obnubilée par la vérité, c'est pousser la perversité jusqu'à un point culminant en tentant de clore définitivement le dossier de la dictature Ben Ali. Le crime contre une femme innocente est aussi un crime contre la mémoire.

Il faut arrêter de parler de Saied comme d'un autocrate qui « dérive ». Il n'y a plus de dérive : il y a une dictature assumée, qui a démantelé un par un les acquis de 2011. Parlement dissous, Constitution réécrite de sa main, Conseil de la magistrature supprimé, juges nommés et déplacés ou révoqués sur simple note ministérielle, avocats et journalistes traînés devant des tribunaux d'exception. Saied s'est présenté en 2019 comme le continuateur de la révolution. Il en est au-

jourd'hui le bourreau, et désormais, en condamnant celle qui voulait établir la vérité sur les crimes de Ben Ali, il devient aussi le partenaire rétroactif du dictateur déchu. Un régime qui a besoin d'emprisonner à vie une femme de 76 ans pour protéger la mémoire d'une dictature révolue n'a plus aucune légitimité à se réclamer d'une quelconque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Et pendant ce temps, que fait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 Elle regarde.

L'UE, qui négocie avec Tunis des accords migratoires et continue de présenter Kais Saied comme un partenaire fréquentable, observe ce naufrage judiciaire avec une passivité qui confine à la complicité. On ne peut pas, d'un côté, financer des instances vérité et dignité à coups de millions d'euros de coopération, et de l'autre, se taire quand leur ancienne présidente est jetée en prison pour vingt-cinq ans. Quand un pouvoir veut récrire son passé, il commence toujours par emprisonner ceux qui l'ont documenté. C'est une façon banale de faire des dictatures. Memorial, en Russie, qui documentait les crimes de l'époque soviétique, a subi un sort similaire. Mais au même titre que Memorial n'est pas seul, Sihem Bensedrine et les combattants de la vérité ne seront jamais seuls. Nous ne la lâcherons pas. Nous exigeons l'annulation de cette condamnation inique et la fin des poursuites la ciblant. Et nous appelons l'UE et l'ensemble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à cesser de traiter la Tunisie de Saied comme un partenaire ordinaire. On ne normalise pas une dictature qui emprisonne la mémoire. ➤

Par ALEXIS DESWAEF

Président de la FI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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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Recueilli par MARLENE THOMAS DECREUSEFOND Photo THIERRY LAPORTE

Plusieurs clients agressés dans un bar queer de Saint-Etienne (Loire) à la mi-juillet, un centre LGBT+ et un Planning familial de La Roche-sur-Yon (Vendée) victimes d'une intrusion et de propos homophobes en juin, des guets-apens qui se multiplient... Face à une hausse constante des actes LGBTphobes depuis 2016 et un constat d'échec criant, le gouvernement change de méthode. Choisissant cette fois-ci la voie de la concertation avec les associations de terrain, la ministre déléguée chargée de l'Égalité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et de la Lutte contre les discriminations, Aurore Bergé, annonce dans Libération les orientations du nouveau plan national pour l'égalité, contre la haine et les discriminations anti-LGBT+ - courant jusqu'en 2029. Développement des centres LGBT+, nouveau formulaire pour le changement d'état civil des personnes trans, vadémécum pour le personnel éducatif... Ces mesures - dont le chiffrage budgétaire interministériel ne nous a pas été communiqué - doivent être présentées ce samedi, lors des Fiertés rurales - la pride des campagnes à Chevenelles (Vienne). Depuis 2016, les infractions LGBTphobes ne cessent d'aug-

menter. Comment réagissez-vous à ce constat d'échec de la politique gouvernementale? Il est vrai que nous avons recensé un nombre record de 4 900 infractions anti-LGBT+ en 2025 et que les faits les plus graves continuent d'augmenter. Les victimes comme les auteurs sont de plus en plus jeunes : un mis en cause sur quatre a aujourd'hui entre 13 ans et 17 ans, alors qu'ils ne représentent que 6% de la population. Là où on pensait que de génération en génération, la question de la progression des droits, de l'égalité, de la dignité humaine allait de soi, nous voyons que ce n'est pas le cas.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nous avons complètement changé notre méthode de travail depuis janvier. J'ai souhaité que ce nouveau plan soit beaucoup plus efficace. Contrairement au précédent, il a été coconstrué avec les associations durant six mois et part de leurs recommandations. Pour maintenir une pression saine et utile sur l'Etat, j'ai proposé à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consultative des droits de l'homme d'évaluer l'avancement des mesures chaque année, et non plus seulement à l'échéance finale du plan. Il y a un niveau d'alerte que chacun doit considérer, mais ce plan vise aussi à démontrer qu'un mouvement positif de progression des droits continue à être engagé. Sur le rajeunissement des agresseurs, quels autres leviers comptez-vous activer? La mise en

place du programme Evars à la rentrée a mis, une nouvelle fois, en exergue une crispation particulière des réactionnaires sur les questions LGBT+... Nous faisons face à une campagne de désinformation massive et une manipulation de l'opinion sur l'éducation à la vie affective, relationnelle et à la sexualité. Ces programmes visent non seulement à lutter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mais on y apprend aussi dès le plus jeune âge le respect de chacun et de toutes les familles. Ce qui était essentiel, pour moi comme pour les associations, était d'élaborer dès septembre un vadémécum dédié pour former les personnels éducatifs afin de pouvoir le diffuser dès la rentrée 2027 dans tous les établissements, y compris agricoles. Un module dédié à lutte contre la haine anti-LGBT+ sera aussi ajouté à la formation des directeurs comme des inspecteurs, et la formation continue sera renforcée. Malheureusement, les actes LGBTphobes existent entre les élèves, mais peuvent aussi exister entre enseignants. Comment favoriser les dépôts de plainte des victimes et améliorer leur accueil par les forces de l'ordre? L'accompagnement des victimes et la sanction des auteurs doivent être adressés dans le même mouvement. Malgré un niveau d'infractions record, la sous-déclaration reste massive : certaines victimes craignent des représailles ou ne

souhaitent pas dévoiler le caractère LGBTphobe de l'agression. Ça implique donc une formation spécifique sur leur accueil.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s ministères de l'Intérieur et de la Justice ont travaillé ensemble pour bâtir une doctrine partagée sur la prise en charge des victimes, leur accompagnement et l'aide à apporter sur la qualification des faits. Cette approche respectera la liberté de la victime de révéler ou non certains éléments. Au sein du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la direction des usagers et des victimes se dortera également d'un interlocuteur unique pour l'ensemble des associations LGBT+, ce qui était une demande de ces dernières, avec une rencontre organisée au moins deux fois par an. Quant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un contact d'aide aux victimes sera accessible dans chaque département pour l'ensemble des associations, ce qui était également très attendu. Que faire face aux guets-apens, qui se multiplient? Les guets-apens LGBTphobes sont en effet de plus en plus courants. Les plateformes numériques, ces outils d'émancipation, sont détournées pour piéger des victimes. Pour garantir une utilisation sécurisée, la France a établi en mars une charte d'engagement avec Tinder, Grindr, Happa, Bumble et plusieurs associations. Cette charte permet notamment de conserver les données des faux profils créés pour tendre un guet-apens, même si le profil est supprimé par l'auteur, afin qu'elles soient mobilisables lors d'instructions judiciaires. Des campagnes de prévention sont également déployées. C'est une première mondiale, nous espérons que cette charte essaimera au-delà de notre pays. Qu'en est-il du sport, particulièrement gangrené par les actes LGBTphobes? Malgré l'évolution de la législation, le sport reste un angle mor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nous allons donc établir une convention cadre entre mon ministère, la Délégation interministérielle à la lutte contre le racisme, l'antisémitisme et la haine anti-LGBT (Dikruh, ndlr), le ministère des Sports et les fédérations sportives. Le sport doit être un lieu d'émancipation. Les chants homophobes ne sont pas du folklore, ce sont des agressions. Une publication annuelle de toutes les sanctions disciplinaires prononcées par les fédérations sera aussi mise en place. La fédération du rugby s'est déjà engagée et je tiens à le saluer. Je ne doute pas que d'autres le feront dans les semaines et mois à venir. Du côté du football, l'heure est au recul : les arrêts de match en cas de chants homophobes n'ont que très rarement lieu, le port du maillot aux couleurs arc-en-ciel et la journée mondiale spécifique de lutte contre l'homophobie ont été abandonnés par la Ligue de football professionnel... Le football doit s'engager bien davantage et la signature de la convention créera une dynamique plus puissante. La publication des sanctions mettra en lumière les fé-

AURORE BERGÉ

« Il faut déjudiciariser les changements de genre à l'état civil »

A l'occasion des Fiertés rurales dans la Vienne ce samedi, la ministre chargée de la lutte contre les discriminations dévoile le nouveau plan du gouvernement en soutien aux personnes LGBT+, coconstruit avec les associations de terrain.

INTERVIEW

dérations exemplaires et celles qui restent à la traîne. Accepter de telles pratiques, c'est dénaturer le sport. Nous travaillons donc avec l'Agence nationale du sport et les ligues professionnelles pour accélérer la sensibilisation des supporters sur ces sujets, comme sur le racisme et l'antisémitisme.

Une circulaire sur le changement de prénom et de genre à l'état civil a établi, en début d'année, qu'aucun justificatif médical ne peut être exigé. Des pratiques disparates ont pourtant toujours lieu...

Nous allons créer un formulaire Cerfa et une notice rappelant explicitement qu'aucun élément médical n'est requis pour ces démarches. Tout le monde devra se conformer à la loi de 2016 et à la circulaire de début d'année. Par ailleurs, au fur et à mesure de mes échanges avec les personnes concernées, j'ai acquis la conviction qu'il faut déjudiciar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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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ore Bergé à la préfecture d'Angoulême (Charente), vendredi.

ces procédures, vécues de manière douloureuse. Nous y arriverons avant la fin de l'échéance de ce plan, je m'y engage. De la même manière qu'on ne choisit pas son orientation sexuelle, on ne choisit pas son iden- tité de genre.

L'accès aux soins pour les adul- tes trans présente des difficultés majeures. Des recommanda- tions très attendues ont été for- mulées par la Haute Autorité de santé en 2025, parmi lesquelles une dépsychiatrie des par- cours. Quand seront-elles mises en œuvre ?

Ces recommandations sur la transi- dentité doivent être déployées. Et plus largement, nous avons un enjeu sur la santé mentale car le ris- que suicidaire chez les jeunes LGBT+ est deux à sept fois supé- rieur que chez les hétérosexuels. L'objectif est que les centres LGBT+, qu'on souhaite continuer à dé- ployer, deviennent de véritables

ressources en santé mentale pour garantir un accompagnement dans chaque département. Par ailleurs, les psychologues du dispositif Mon soutien psy, permettant d'accéder à douze séances remboursées par l'Assurance maladie, recevront des formations dédiées pour mieux ac- compagner ce public.

Vous évoquez aussi l'extension du réseau de centres LGBT+... Sur les centres LGBT+, nous avons beaucoup progressé. En 2022, nous comptons 32 centres et l'objectif était d'en avoir dix de plus. Nous en comptons désormais 59 dans l'Hexagone et en outre-mer. L'ob- jectif de ce plan est d'atteindre une couverture de 100 % des départe- ments d'ici à 2029. Ce qui suppose aussi qu'on accompagne le secteur associatif, puisque certains dépar- tements n'ont pas encore de struc- tures adéquates. Ces centres sont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pour les victi- mes, mais aussi des lieux d'infor-

mation pour les familles et notam- ment les parents qui craignent par- fois de perdre le lien avec leur en- fant. Je compte créer un label national pour ces centres afin de mieux définir et reconnaître leur rôle notamment auprès des services publics, comme les commissariats ou les hôpitaux.

Est-ce que ces moyens seront renforcés étant donné leurs nou- velles missions sur la santé men- tale ?

Oui, car nous souhaitons que ces structures soient des centres pivots. Nous allons travailler avec les agen- ces régionales de santé pour garan- tir des financements supplémentai- res sur ce volet et permettre l'intervention de soignants ou de psychologues en renfort.

Qu'en est-il de la pérennisation des moyens des autres associa- tions, notamment de l'Inter- LGBT, l'une des plus importan- tes fédérations, dont les subventions ont été supprimées cette année après la polémique autour de l'affiche de la pride 2025 ?

La Dilcrah est en train d'examiner toutes les demandes de subven- tions. Si les uns et les autres rem- plissent les critères, il n'y a pas de raison qu'il n'y en ait pas. Concer- nant l'Inter-LGBT, c'était un choix conjoint entre la région Île-de- France et la Dilcrah en raison d'ap- pels à la haine ayant malheureusement pu exister de la part des anciennes équipes. Un énorme tra- vail a été fait depuis par l'Inter- LGBT avec une nouvelle direction. La fédération a d'ailleurs été asso- ciée à la construction du plan. Notre objectif est d'accompagner toutes les associations qui s'inscrivent dans le cadre universaliste et répu- blicain, qui est le nôtre en France. La nomination de François-Noël Buffet, connu pour ses positions anti-LGBT+ (participation à la Manif pour tous, signataire de leur charte, opposition à la PMA pour toutes) comme Défenseur des droits a beaucoup heurté. N'y a-t-il pas un manque cohé- rence gouvernemental ?

Ma responsabilité est de garantir la protection de toutes les personnes, leur accompagnement et la progres- sion des droits, ce que porte ce plan. Concernant le Défenseur des droits, la nomination de Jacques Toubon avait suscité des tensions similaires, et pourtant tout le monde a fini par regretter son départ. Je ne doute pas que ce sera le cas avec François- Noël Buffet. Le Défenseur des droits n'est pas une personne, c'est une institution. Il doit donc garantir que la loi soit pleinement appliquée partout sur le territoire pour la dé- fense des droits de chacun et la lutte contre toutes les formes de discri- minations. Beaucoup de progrès ont été faits, notamment sous le mandat de Claire Hédon. Cette au- torité administrative indépendante a un rôle de vigile absolument es- sentiel. Ce plan a d'ailleurs été éla- boré en concertation avec ses équi- pes. Je serai très vigilante pour que les droits des personnes LGBT+ continuent d'être préservés et de progresser. ➤

BORD ALLIAND POUR 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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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R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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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FR

Israël annonce une «vaste opération» et de nouvelles implantations de colonies en Cisjordanie

La colonisation de la Cisjordanie franchit une nouvelle étape. L'armée israélienne a annoncé vendredi qu'elle se préparait à mener une «vaste opération antiterroriste» dans ce territoire occupé, après des violences qui ont tué, vendredi, deux Israéliens et quatre Palestiniens. Face à ce qu'il qualifie «d'attentat» meurtrier, Benyamin Nétanyahou a annoncé «l'accélération de la légalisation d'avant-postes» de colonies et «l'établissement de nouveaux». PHOTO REUTERS

RN: Marine Le Pen impose sa ligne sur les retraites

Le sujet qui divisait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epuis deux ans a été arbitré en vue de la présidentielle lors d'un séminaire du parti la semaine dernière.

Par CHARLOTTE BELAÏCH et NICOLAS MASSOL

Rares sont les informations à avoir transpiré du dernier «séminaire présidentiel»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hors du fait que Jordan Bardella a énormément souri, fait beaucoup de blagues, que l'ambiance était super et que vraiment ces deux journées «ont fait du bien à tout le monde», dixit un participant. Derrière ces jolies façades de village Potemkine, l'ordre du jour était pourtant chargé: les 16 et 17 juillet, Marine Le Pen, Jordan Bardella et leur garde rapprochée respective, devaient plancher pour accorder leurs violons qui, sur plusieurs sujets ces derniers mois, dissonaient méchamment. C'est chose faite sur le point le plus épineux, confirment plusieurs participants à Libération: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a été enfin arbitrée dans ses principales lignes par la candidate, mettant fin au feuilleton qui durait depuis deux ans, selon lequel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travaillait sur un nouveau projet.

Fâcheux. «L'arbitrage, c'est la réforme de 2022», relate un cadre présent. Soit un âge de départ possible dès 60 ans pour les actifs ayant commencé leur carrière avant 20 ans, et à 62 ans pour les autres, avec une durée de

cotisation plafonnée à 40 ou 42 annuités pour une retraite à taux plein. Il n'est plus question d'introduire une dose de capitalisation obligatoire, comme l'envisageaient les proches de Bardella.

Ceci posé, la question du financement doit encore être bouclée, détail fâcheux – en 2022, le libéral Institut Montaigne avait estimé le coût du projet lepiniste entre 23,5 et 38,5 milliards d'euros. Le parti continue, comme d'autres formations politiques, de vouloir relever en priorité le taux d'emploi des jeunes et des seniors, mais veut aussi s'attaquer à certaines niches sociales pour financer sa réforme, ce qui a été acté lors du séminaire.

Pas grand-chose, donc, ne va changer par rapport à 2022, date à laquelle Marine Le Pen avait présenté une version actualisée de sa réforme de 2017 (qui prévoyait un âge de départ ramené à 60 ans avec 40 annuités, sans pro-

gressivité), et la justifiait au nom de «la réalité budgétaire d'aujourd'hui». C'est sur ce même autel, un an seulement après le passage en force de la réforme Borne, que Jordan Bardella avait paru sacrifier le projet de réforme frontiste lors des législatives de 2024. Interrogé à l'époque sur RTL, l'aspirant Premier ministre avait alors répondu: «nous verrons», soutenant qu'il «faudrait des priorités».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viendra dans un second temps», reprenait ensuite Bardella sur France 2. «Réaliste» économiquement, selon ses mots, le jeune homme l'était surtout politiquement: fraîchement rejoint par Eric Ciotti, il était alors pressé par la nécessité de trouver une majorité à droite. Quitte, pour cela, à ulcérer les gardiens du temple lepinistes. L'eurodéputé se met alors à vendre

une réforme à la découpe en permettant, dans un premier temps, aux actifs ayant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avant 20 ans de partir avec leurs 40 annuités à 60 ans. Le reste est repoussé aux calendes grecques. «Je veux d'abord avoir connaissance des marges budgétaires qui seront en ma possession», noyait-il devant le Medel, le 20 juin 2024. La défaite aux législatives a donné aux lepinistes l'occasion de reprendre la main: dès la rentrée, Jean-Philippe Tanguy renouvelait sa promesse d'abrogation de la réforme macroniste et d'application de celle prévue par son idole en 2022. Le feuilleton n'était pas fini.

Chuchotements. Dès l'automne 2024, les ciottistes se mettent à évoquer leur passion pour la capitalisation, dont ils veulent introduire une dose obligatoire dans le système des retraites. Devenu proche de Bardella, François Durvye, l'ouvreur de portes des milieux patronaux, toujours fourré chez le Niçois, est sur la même longueur d'onde. La condamnation de Le Pen en première instance rebat les cartes. Bardella trépigne, n'y tient plus et perd patience, quelques semaines avant la décision de la cour d'appel, le 7 juillet. Le 12 mai, dans une interview au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il annonce «examiner actuellement la question» d'un «âge de retraite plus tardif». Le 28 mai, le dauphin récidive sur LCI en estimant que «l'âge de départ ne veut rien dire» et que l'on «gagnerait à simplifier les choses et à bâtir un système qui mette davantage en avant la durée de cotisation». Stupeur en interne, le bras droit de Le Pen à l'Assemblée, Renaud Labaye, s'indigne dans le Monde: «Cela ressemble à la retraite à points d'Edouard Philippe que nous dénon-

Marine Le Pen, le 15 juillet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PHOTO ALBERT FACELY

cions.» Marine Le Pen finit par recadrer en interne et rejette la faute sur les commentateurs qui auraient tordu les propos de l'un et de l'autre. La seule réforme qui tienne, tranche-t-elle le 14 juin sur France 3, c'est la sienne. «Tant que Marine Le Pen n'a pas pris de nouvelle position, la dernière fait foi», confirme

Le maintien du projet de 2022 libère le parti des attaques sur son flanc gauche.

un proche collaborateur après le séminaire. Mais les chuchotements ne s'arrêtent pas: dans Politico, courant juin, l'entourage de Bardella pousse l'idée de supprimer l'âge d'annulation de la décote, à 67 ans, qui permet d'obtenir automatiquement le taux plein sans avoir tous ses trimestres. L'idée, portée notamment par Durvye, d'inciter les jeunes à rentrer plus tôt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 risque surtout de pénaliser fortement les carrières hachées, surreprésentées chez les femmes, qui peinent à boucler leurs trimestres. Cet angle n'a pas échappé au député insoumis Manuel Bompard, qui s'est fait un plaisir de demander à Jean-Philippe Tanguy, sur BFM le

8 juillet, si ce projet était bien envisagé. Le frontiste a démenti un peu hâtivement, une semaine avant les arbitrages du séminaire. Ces derniers lui ont donné raison. Le maintien du projet de réforme de 2022 libère le RN des attaques sur son flanc gauche. Il risque de mettre un terme, en revanche, à l'entreprise de séduction d'un électorat de droite plus libéral et pro-business, que Jordan Bardella, en tâtonnant sur ce sujet emblématique, voulait appâter. Incarnation de cette ligne, manifestement désavouée, l'ancien patron du family office du milliardaire libératrice Pierre-Edouard Stérin, François Durvye, était absent du sémina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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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isme envers «la race blanche et la nation française» : dans l'affaire de Crépol, une circonstance aggravante qui fait débat La circonstance aggravante pour racisme, retenue par la juge d'instruction dans une mise en examen suppletive, est tout à fait ordinaire et correcte en droit. Plusieurs magistrats s'interrogent auprès de Libé sur son opportunité. PHOTO AFP

566 millions

c'est en euros la somme que le patron du sud-coréen SK Group (la maison mère du géant des semi-conducteurs SK hynix) a été condamné à verser à son ex-épouse à l'issue de ce que les médias du pays ont qualifié de «divorce du siècle». Ce dernier épisode est celui d'une saga judiciaire de plusieurs années. La Haute Cour a ainsi jugé que l'ex-épouse Roh Soh-yeong avait droit, lors du partage des biens du couple, à une somme d'argent équivalant à un tiers des actions SK Group détenues par Chey Tae-won. «La participation du défendeur s'est appréciée de manière substantielle pendant le mariage», a-t-elle écrit. «La demanderesse a contribué à cette augmentation par son travail au foyer, la garde des enfants, et ses activités publiques liées à SK Group». (avec AFP)

2 295

Longtemps vu comme un virus du passé, maintenu à distance depuis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par un vaccin très efficace, la rougeole connaît une forte recrudescence aux Etats-Unis. Selon l'université Johns-Hopkins, qui compile les données sanitaires des Etats et collectivités locales, 2 295 cas de rougeole ont été recensé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Dépas-

sant en sept mois seulement, et alors que des cas continuent d'être signalés, le total de l'année 2025, déjà considérée comme la pire en la matière depuis 1991. Une situation qui pourrait coûter aux Etats-Unis leur statut de pays ayant éliminé la rougeole – désignant l'absence de transmission endémique continue –, acquis en 2000 et dont la réévaluation est prévue en novembre. «Il s'agit là d'un triste record qui aurait pu être évité, car nous disposons d'un vaccin contre la rougeole sûr et très efficace, largement disponible aux

Etats-Unis, s'est ému l'épidémiologiste spécialisé dans l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pédiatriques William Moss, professeur à la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dans un communiqué. Il est tragique que la désinformation concernant ce vaccin empêche d'assurer la sécurité de la population. »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la couverture vaccinale a diminué dans certaines communautés américaines, sous l'effet de la désinformation, de la méfiance envers les autorités sanitaires et de la polarisation politique, dans le sillage des per-

turbations liées à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La rougeole provoque une toux, une forte fièvre et une conjonctivite, ainsi qu'une éruption cutanée caractéristique. Elle peut aussi entraîner des complications telles que des otites graves, une pneumonie et une encéphalité pouvant causer des lésions cérébrales irréversibles, voire entraîner la mort. Cette baisse a créé des poches de population insuffisamment vaccinée, permettant à la rougeole, une maladie très contagieuse, de réapparaître.

ISABELLE HANNE Lire la suite sur Libé.fr

Bus 942

C'est sur cette ligne, qu'en pleine canicule, plusieurs arrêts ont été supprimés en direction de la mer, provoquant une vive polémique. Alors que la France suffoque depuis des mois, certains élus gardent à cœur de continuer à exercer coûte que coûte leur politique, même si parfois celle-ci peut sobrement se résumer à une tentative absolue d'emmerder les pauvres. Direction la Bretagne pour illustrer cette pratique, plus précisément dans le Finistère, à Fouesnant, en bord de mer, et notamment au quartier Beg Meli où les plages de sable fin donnent envie de tout plaquer et d'ouvrir une distillerie de chouchen. Mais le 13 juillet, en pleine canicule, des arrêts de la ligne de bus 942, qui relie Quimper à Fouesnant, ont été supprimés, nous apprenons le jeudi Reporterre. L'objectif : empêcher les jeunes de Quimper, qui seraient responsables de nombreuses «incivilités», de venir se rafraîchir à la mer. «Cette décision a été prise de manière collégiale, à la suite d'une réunion en préfecture rassemblant le transporteur, les services de l'Etat et de la région», assure-t-on du côté de la mairie, réfutant que cette décision émanerait du seul maire divers droite de Fouesnant, Bruno Merrien. Du côté de l'Union démocratique bretonne de Quimper (gauche), on parle de «nettoyage social» en empêchant ainsi les jeunes non véhiculés de se rendre dans la huppée commune de Fouesnant.

CHEZ POL

115

Les écoutants du 115, le numéro d'hébergement d'urgence du Samu social, rejoints par d'autres agents, sont en grève depuis un mois pour demander une amélioration de leurs conditions de travail et de leurs salaires. A leurs côtés, l'association Utopia 56 se mobilise avec 250 familles sans-abri. «Lorsque l'on arrive à 7 heures du matin, il y a déjà 80 à 90 appels en attente ; la ligne est saturée», explique Karl (prénom d'emprunt), l'un d'entre eux. Depuis une semaine, cette mobilisation se double de l'occupation du parvis du siège du Samu social à Paris, par plus de 250 personnes sans domicile et l'association Utopia 56, qui défend les personnes migrantes et sans-abri. Jeudi, une soirée de soutien à la mobilisation a rassemblé grévistes, familles sans-abri et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que Libé a pu rencontrer. «Aujourd'hui les écoutants ne sont pas reconnus comme travailleurs sociaux, ils ne bénéficient donc pas du même salaire que les travailleurs sociaux au Samu social de Paris», souligne Elena Sauterey, éducatrice et militante CGT. A l'origine de la grève, l'annonce faite en juin par la préfecture d'Île-de-France de supprimer des places d'hébergement dans des hôtels. Si cela a fait déborder le vase, les travailleurs du Samu social expriment un mal-être qui couve depuis longtemps.

ANNA ESNAULT-CARCUAC

Kilimandjaro

A peine se demandait-on ce que devenait Christian Estrosi, quatre mois après sa défaite à Nice, qu'il a surgi à 5 895 mètres d'altitude, au sommet du Kilimandjaro. Sur la photo au pic tanzanien, qu'il n'a pu s'empêcher de poste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il tient dans ses mains un drapeau blanc et rouge : l'aigle niçois. Pas rancunier, Estrosi porte haut les couleurs de la ville, dont les électeurs l'ont mis à la porte après dix-huit ans de mandat. On est allé prendre de ses nouvelles auprès de ses anciens élus et fidèles amis. Les perdants prononcent des propos qui perdurent. Le 22 mars, quand les résultats sont tombés, et que l'écart défavorable s'est creusé face à son meilleur ennemi Eric Ciotti, Christian Estrosi (Horizons) a déclaré : «Ce soir, je vous dis au revoir, mais je ne vous dis pas adieu.» L'ex-maire a donc pris ses distances avec la chose publique. En quatre mois, le multiple champion de France 750 cm³ a fait une réapparition sur sa moto au circuit du Castellet, dans une interview dans Nice-Matin au sujet de la perte de l'organisation des JO d'hiver pour Nice au profit de Lyon, au meeting d'Edouard Philippe, aux commémorations de l'attentat du 14 Juillet sur la Promenade, au conseil régional Paca. Et basta. On dit de lui qu'il est redevenu «un Niçois parmi les Niçois».

MATHILDE FRÉNOIS (à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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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RE Les billets de 5 à 200 euros font peau neuve, la BCE lance une consultation pour choisir leur nouveau look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demande aux citoyens européens de l'aider à choisir le nouveau design des coupures mises en circulation en 2030. Au programme : personnalités européennes célèbres, oiseaux et bâtiments des institutions de l'UE. PHOTO BCE

Soins dentaires, transport... de nouveaux transferts de la Sécu vers les mutuelles

Après la hausse des plafonds des franchises médicales, Matignon a décidé de baisser les remboursements de quatre postes de dépenses de l'assurance maladie pour 2027. Un coût qui sera assumé par les complémentaires et leurs assurés.

Par NATHALIE RAULIN

Les coups durs se succèdent pour les assurés sociaux. En pleine trêve estivale,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poursuit ses annonces qui ressemblent surtout à des ponctions à venir sur le pouvoir d'achat des Français au titre de leur santé. Jeudi, Matignon avait profité de la fin de la session parlementaire pour commencer d'administrer sa potion amère : n'ayant plus à craindre les cris d'orfraie des députés partis en congé, le gouvernement a décidé de doubler par décret les plafonds des franchises médicales et de la participation forfaitaire sur les consultations, alourdissant particulièrement le reste à charge des malades atteints de pathologies chroniques. A la clé, une économie de 750 millions d'euros pour la Sécu en 2027.

Transports. Mais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ne s'arrête pas là. Vendredi, la litanie des mauvaises nouvelles se poursuit, comme en hommage à la maxime chiraquienne : «Les emmerdes, ça vole en escadrille.» Pour éviter de creuser un déficit de l'assurance maladie déjà abyssal (13,8 milliards d'euros de trou attendu en 2026), Matignon orchestre, toujours par voie réglementaire, un transfert massif de charges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vers les complémentaires santé. En clair, à compter de 2027, l'assurance maladie entend baisser ses remboursements de 1,4 milliard d'euros, abandonnant aux mutuelles la responsabilité de faire la soudure. Selon les décrets envoyés jeudi soir pour avis au conseil de la Caisse nationale d'assurance maladie, quatre postes sont ciblés par les déremboursements : les médicaments, les

Pour 2027, le taux de remboursement des consultations dentaires va être réduit de 60 à 50%. PHOTO FRÉDÉRIC PÉTRY, HANS LUCAS

consultations chez le dentiste, les dispositifs médicaux et les transports sanitaires. Les médicaments d'abord. «Pour pouvoir rembourser les médicaments innovants qui arrivent, on a décidé de moins rembourser les mé-

«Pourquoi ne pas dérembourser complètement les médicaments considérés comme inefficaces ? [...] La vérité, c'est que les lobbys pharmaceutiques s'y opposent.»

Brigitte Dormont Économiste de la santé

dicaments dont le service médical rendu est faible ou modéré», indique l'entourage du Premier ministre, qui précise d'emblée que les malades en affection de longue durée, dont les soins sont pris en charge à 100 % par la Sécu, ne sont pas concernés par ces déremboursements. Dans le détail, les produits dont le service médical rendu est étiqueté «faible», à l'instar de la Bétadine (un antiseptique) ou des bains de bouche, ne seraient plus remboursés qu'à hauteur de 5 % par la Sécu (contre 15 % aujourd'hui). Ceux dont le service médical rendu est «modéré», comme les laxatifs, ne seront plus pris en charge qu'à hauteur de 15 % (contre 30 % aujourd'hui). De quoi économiser 300 millions d'euros de remboursement en année pleine. Vu le coût pour la Sécu des traitements innovants contre des pathologies lourdes, difficile de faire grief au gouvernement de ce désengagement partiel. «Pourquoi ne pas dé-

rembourser complètement les médicaments considérés comme inefficaces ? Interroge l'économiste de la santé Brigitte Dormont. La vérité, c'est que les lobbys pharmaceutiques s'y opposent. Car quand on maintient un remboursement Sécu, les complémentaires santé compensent la différence. Mais elles répercutent ensuite ce surcoût non médicalement justifié sur les cotisations de tous leurs adhérents!»

Mauvais présage. Ce risque inflationniste, les autres «baisses ciblées» de remboursements de l'assurance maladie vont mécaniquement l'accroître. Ainsi, celui des consultations dentaires va être réduit de 60 % à 50 %. De même, pour les dispositifs médicaux (prothèses, implants, etc.). La part des transports sanitaires prise en charge par la solidarité nationale passe, elle, de 55 % à 50 %. Au total, ce sont donc 1,4 milliard d'euros de dépenses de l'assurance

maladie qui vont basculer vers le privé en 2027. «On a cherché des mesures ciblées pour limiter les effets de bords sur les tarifs des complémentaires», veut rassurer Matignon. L'ennui, c'est que ces dernières ne sont pas vraiment sur la même longueur d'onde. «Ces décisions entraîneront inévitablement des conséquences pour les assurés sociaux, se rebiffe la Mutualité française. Une dépense de santé transférée ne disparaît pas : elle continue d'être financée par les Français, directement ou au travers d'une augmentation de la cotisation de leur complémentaire santé.» Une réaction aux allures de mauvais présage. Quand bien même l'exécutif promet d'être «extrêmement attentif» à la façon dont les complémentaires vont répercuter les mesures annoncées, il y a fort à parier que la flambée de leurs tarifs observée en 2024 (entre 7 et 10 %) et 2025 (de 5 à 7 %) n'est pas la derniè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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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DI 25 L'APRÈS-MIDI L'instabilité se renforce et gagne toutes les régions situées des Pyrénées aux Alpes et à la Méditerranée. Les éclaircies alternent avec des nuages menaçants porteurs d'averses orageuses. Les orages sont localement forts avec des pluies intenses, de la grêle et de violentes rafales. La moitié nord du pays, et la façade atlantique, conservent un temps chaud.

10/0°	1/8°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SOLEI	Éclaircies	Nuageux	Fluie	Couvert	Crage	Plus/neige	Neige
Agitée	Feu agitée	Calme	Fort	Modéré	Palliée
FRANCE	MIN	MAX	FRANCE	MIN	MAX	MONDE	MIN	MAX
Lille	18	28	Lyon	22	32	Alger	28	34
Caen	18	25	Bordeaux	21	29	Berlin	13	26
Brest	16	24	Toulouse	21	26	Bruxelles	18	28
Nantes	20	29	Montpellier	23	29	Jérusalem	20	31
Paris	19	30	Marseille	25	30	Londres	19	28
Strasbourg	17	30	Nice	24	28	Madrid	20	29
Dijon	18	32	Ajaccio	23	34	New York	2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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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TOULOUS Par ANTOINE HINGE N° 198 : Fil arc-en-ciel de l'été (3/7) ■ HORIZONTALEMENT 1. Averse 6. Brioches fourrées chinoises 10. Coupe dans les solutions 14. Qui ne dit pas son nom 15. Sechs + Zwei 16. Ré- sistance en cuisine 17. Dorsin pour conseil 18. Pe- tit écran 19. Pas coupée 20. Envoya en orbite 22. Equipés 23. Capté par le nez 24. Gros manque de réussite 26. Il est connu pour son effet ven- touse 31. Sans conclusion 34. Mis sur palette 35. Tenancier de Springfield 36. Monochrome 38. Allemand indéfinir 39. Rassemble des preuves 43. Etudait la scène du crime 47. Se retrouvera les manches 49. Poteau- poteau-tribu 50. Ecoutant, au Moyen Age 53. Libéraux anglais opposés à la Cou- ronne 55. C'est à leur profit que vos économies partent en fumée 59. Mis à jour 60. G'ouvre en vers 61. Otra... en Miami (Bad Bunny) 62. «Qu'il en soit ainsi!» 63. Est-ce qu'il peut arrêter de gueuler? 64. Ville sur le Pô 65. Retrouve son chemin 66. Fatigués par le temps 67. Suspend le linge.

■ VERTICALEMENT 1. N'eus pas l'ours 2. Etolles temporairement plus brillantes 3. Entre deux chaînes : technique de tapisserie 4. On en fait le plein 5. Rendis fanati- que 6. Squelette fait maison 7. Services rapides 8. «Puré» 9. Avant le prénom, dans le calendrier 10. Laisser sa marque 11. Je sais y jouer Le lion est mort ce soir 12. En basse fréquence 13. Fais sans 21. Hérolée Disney 22. Chien à même - wow, much reference! 25. Fin d'UFL 27. Métal infiniment recyclable 28. Equipé 29. Voit le jour, anagramme du suivant 30. Chanteuse Turner, anagramme du précédent 32. Guide musulman ou mannequin somalien 33. La E35 y mène 33. Remettre en route 37. Archi- ves pour 18. Horizontel 40. Chefs militaires japonais 41. Anes et buses 42. A la fin, il donne la position au classement 44. Zone à rouleaux 45. Dont on connaît la valeur 46. Craques d'épuisement 48. En plein ham- mam 51. Doubture de coquillages 52. Répité à l'apéro 53. Sandwich roule 54. Concurrent de Flying Tiger 56. Sœur qui ne voit rien ve- nir 57. Crise comme un cerf 58. ... me some lovis! (Little Richard) 60. Dense sans inter- 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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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DE FRANCE

Sur les bords de route, un festival de cannes

REPORTAGE

Le long du tracé chaque année, les maisons de retraite et leurs barnums font leur apparition. Du Haut-Rhin à la Savoie, «Libé» a rencontré des résidents enthousiastes à l'idée d'apercevoir les coureurs et nostalgiques d'une certaine Grande Boucle.

Par QUENTIN GIRARD et COPPÉLIA PICCOLO Envoyés spéciaux sur le Tour

Des résidents d'un Ehpad à Chambéry (Savoie), mercredi. PHOTO GONZALO FUENTES REUTERS

Les pneus crissent sur les graviers. Les roues tournent à vitesse grand V. Nelly, 92 ans, déboule avec sa bécane à imprimé léopard. La retraitée a troqué le maillot à pois blanc et rouge pour un haut à rayures. Et son vélo? Elle l'a laissé aux coureurs. «Je viens de les entraîner ce matin, ils étaient en grande forme», plaisante-t-elle avant de reprendre sa place dans le peloton.

Une vingtaine de résidents, sur les près de 60 que compte l'Ehpad d'Argenson, à Bollwiller (Haut-Rhin), rejoignent à leur rythme un barnum installé un peu plus tôt. Le contre-la-montre a démarré. Plus qu'une demi-heure avant de voir débouler la caravane publicitaire, puis les coureurs, pour cette 14e étape du Tour de France, samedi 18 juillet. «C'est une sacrée organisation, ça fait quelques mois que l'on travaille sur le projet», glisse la directrice de l'établissement, Hélène Gouzy, entre deux allers-retours. Un ballet de déambulateurs l'interrompt. «Jeannine, vous pouvez pousser le fauteuil de Geneviève?» entend-on à l'arrière.

Sur le Tour, le long du tracé, année après année, ils sont là: les Ehpad et leurs barnums. Au fil des villes et villages, des Vosges au Jura, en passant par la Corrèze, les maisons de retraite se mettent au diapason. Les résidents sont de sortie. Ils sont installés dans leur fauteuil roulant ou sur des chaises en plastique, dépliées par grappes, souvent pendant plusieurs heures. Ils attendent; les goodies offerts par les marques partenaires, dont ils se couvrent comme tous les spectateurs; les coureurs qu'ils verront passer en coup de vent. Les souvenirs remontent. Quand ils ou elles faisaient de la bicyclette. Quand ils allaient dans des cols, soixante ans plus tôt, applaudir les forçats de la route.

REVIVRE «LA BELLE ÉPOQUE»

A Bollwiller, Mme Kusio, 95 ans, hâte aussi le pas. Elle a été la première à s'inscrire sur la liste des résidents autorisés à faire la petite boucle. Impossible de ne pas «sauter sur l'occasion». Revoir les coureurs aujourd'hui, c'est revivre «la belle époque», lorsqu'elle était avec ses parents, au bord de la route. Les années passent, mais la passion pour le vélo demeure.

La retraitée, collier de perles autour du cou, s'est apprêtée pour l'occasion. Un cardigan bleu recouvre une chemise à fleurs parfaitement repassée. «Elle est toujours très chic, Mme Kusio», lance une voisine en déambulateur. Les joues sont poudrées. Les cheveux ivoire brushés. Les boucles d'oreille des grands jours, en perles de cultures, se balancent. «C'est surtout qu'il y a un petit jeune de 19 ans dans le tas, sourit-elle. Mais son prénom, par contre, je ne m'en souviens plus.»

Quelques dizaines de mètres plus loin, Camille Helner a, elle, déjà pris place en bord de route. La no-

nagénaire voulait être en première ligne. «Ils passent tellement vite que j'ai peur de pas avoir le temps de les voir correctement, ça serait dommage après deux heures d'attente», s'inquiète-t-elle alors en remontant ses lunettes en haut de son nez. Au moins, «on est à l'ombre». Et «on est au top du confort».

Après avoir dépassé des enfants qui nagent dans un tee-shirt à pois, un Astérix, un Obélix, un Brice de Nice, des forêts de sapins majestueux et des rivières asséchées, un autre «virage» maison de retraite apparaît. Une vingtaine de résidents de l'Ehpad du Castel Blanc, à Masevaux, patientent en rang d'oignon sous un barnum bleu. Tenue du jour: des maillots à pois estampillés Leclerc. D'autres, faute de place, sont postés à leur terrasse. Les deux lignes de fauteuils roulants tiennent au centimètre près sous la toile.

ACCORDÉON ET HEURE DE LA SIESTE

René Faetibold, 92 ans, slalome entre les résidents. Il ne tient pas en place. Encore au moins une heure à attendre. Son accordéon est, lui, déjà sorti de son étui. Les premières notes se font désirer. Depuis qu'il l'avait déplié sur le Tour en 1967, entre Strasbourg et le Ballon d'Alsace – «tout le monde avait dansé sur la caravane» – le retraité n'espère qu'une chose: pouvoir de nouveau faire vibrer coureurs et spectateurs. «Et ce n'est pas parce que je suis vieux que je ne dois plus faire la fête et profiter du Tour», ajoute-t-il tout en épousant son gilet en lin. Entre deux morceaux, il s'époumonera au passage de Paul Seixas, son préféré. Pas Pogacar, «ça non», parce que lui, «il bouffe tout». «A se demander ce qu'il a dans le sang.»

Un peu en retrait, dans son fauteuil roulant, Jenn Robert, 82 ans dans sa belle chemise blanche, se souvient du passage du Tour au Grand Ballon, dans le massif des Vosges. Il avait applaudi Poulidor, son «fétiche». L'ancien ouvrier, qui fabriquait «des clims pour les TGV», aimait aussi Hinault, puis Fignon. Ah, s'il pouvait encore, il se referait bien un sommet à vélo.

De l'autre côté de la route, Sylvie, 77 ans, observe les résidents, de-

«Ils passent tellement vite que j'ai peur de pas avoir le temps de les voir correctement, ça serait dommage après deux heures d'attente.»

Camille Helner nonagé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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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t chez elle: «Il est très bien cet Ehpad. Je dis toujours à mon mari: si je dois finir là-bas, y aura juste à traverser.» Elle nous désigne ses amis qui y sont déjà: Françoise, Roger, Gérard.

D'autres établissements jouent même à domicile. A l'Ehpad les Ombelles, au centre de Viry, en Haute-Savoie, une bonne trentaine de retraités ont zappé l'heure de la sieste, dimanche. Après le repas, tous ont pris la direction du jardin ombragé, avec sa vue directe sur la route. Et donc sur les coureurs, qui vont sur jusqu'au plateau de Solaison.

«Il y a juste le grillage qui nous gêne un petit peu, vous voulez pas l'enlever?» nous lance Ginette, «80 ans et des poussières». Les deux aides-soignantes en blouse blanche, hilares, sont habituées à cette retraitée et son sourire fripon. «Non mais c'est vrai, ça m'empêche d'aller embrasser les coureurs ce machin», enchaîne l'octogénaire, inarrêtable. «Madame, elle veut juste regarder les belles cuisses toutes jeunes et toutes bronzées», blague une soignante. Tout à coup plus sérieuse, Ginette reprend: «En tout cas, il n'y a que les bons Ehpad pour organiser ce genre de sorties.»

«ÇA FAIT DU BIEN D'ÊTRE ENFIN DEHORS»

«Ça fait deux mois qu'on n'était pas sortis à cause des fortes chaleurs, ça fait du bien d'être enfin dehors», lance Françoise Ruggiero, animatrice. Lors des jours caniculaires les dix premiers jours de l'épreuve, organiser une telle virée pour des personnes qui perçoivent moins bien la chaleur, et dont la sensation de soif est atténuée, était inconcevable pour les établissements le long du parcours.

Mercredi, alors que le Tour de France s'attaque aux Alpes, au détour d'une rue de Chambéry, les résidents de l'Ehpad de Fontaines-Saint-Martin attendent à l'ombre. On aperçoit l'établissement, juste derrière un petit parc. Denis Bourgeois, 85 ans, tout en blanc, panama sur la tête, attend au deuxième rang, comme s'il voulait se faire oublier dans le peloton. L'ancien ingénieur en électromécanique en a pourtant à raconter. Du cyclisme moderne, où il regrette «les combines. Ils veulent faire croire que maintenant ils sont propres. Avant, il l'était pas, il y avait le pot belge comme on disait, on le savait, et on n'y faisait pas attention».

En 1958, il a 17 ans. Il attend les coureurs avec son oncle dans le col du Granier, en Savoie. Il a un petit sourire sur les lèvres: «A l'époque, ce n'était pas surveillé comme aujourd'hui. J'avais mon vélo, j'étais habillé comme un coureur et je me suis mélangé à eux. Les gens m'applaudissaient. Ils me poussaient.» Ce jour-là, Charly Gaul est passé en tête du sommet. Denis Bourgeois n'était pas loin. Il relève la tête, comme pour apercevoir, entre les immeubles, la montagne. ◀

Le Slovène Tadej Pogacar lors de la 19e étape, entre Gap et l'Alpe d'Huez, vendredi. PHOTO LOIC VENANCE. AFP

A l'Alpe d'Huez, Pogacar explose le record d'ascension

Devant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gens, le Slovène a été encore une fois le plus fort mercredi. Le Français Seixas a eu du mal et perd du temps pour le podium.

Une fusée. Quand Pogacar s'envole, il décolle plus vite qu'Ariane 6 pour se retrouver dans la stratosphère. Il est dans une autre galaxie que ses adversaires, réduits à une poussière d'astéroïdes. On le pensait peut-être diminué par le virus qui touche certains de ses coéquipiers d'UAE Emirates XRG. On imaginait que le Slovène laisserait l'échappée gagner devant. Que nenni. Il n'avait jamais franchi en premier les 21 lacets. Il le voulait et avec la manière. En 35 minutes 26, il est allé 1 minute et 24 secondes plus vite que feu Marco Pantani en 1995. Le pirate s'est fait voler son trésor.

Miracle. Depuis le début du Tour, les coureurs ont été traqués par la canicule, mais le véritable soleil qui les brûle toujours plus est parmi eux. Vendredi, à 12 kilomètres de l'arrivée, dans les premiers virages de l'ultime col, en maillot jaune et dossard noir, Tadej Pogacar a faussé compagnie aux autres cadors. Personne n'a essayé de le suivre à travers la foule immense, en délire, où les coursiers étaient obligés de passer en file indienne. Malgré ses 3 minutes 30 de retard, il a repris les hommes qui s'étaient échappés, ne leur laissant aucune chance et lâchant dans les derniers hect-

tomètres Lenny Martinez (Bahrain-Victorious) et Richard Carapaz (EF Education-Easy Post). Les deux grimpeurs pouvaient s'en vouloir. Avec Sepp Kuss (Visma-Lease a Bike), ils étaient les plus forts des 42 fuyards qui avaient réussi à prendre du champ et de la vingtaine de survivants qui étaient arrivés en bas de l'Alpe d'Huez. Se retrouvant rapidement tous les trois ensemble, ils ont joué au chat et à la souris, ne coopérant pas, s'attaquant trop souvent, grimpant de manière trop irrégulière. Lenny Martinez, maître dans l'art de la filouterie, se tapait la cuisse de déception en passant la ligne. «C'est indescriptible ce sentiment d'être sur le vélo, de fendre la foule qui crie, s'enthousiasmait Pogacar après l'arrivée. Je m'étais préparé à me battre avec certains fans, mais ils ont été très polis.» C'est un miracle. 600 000 personnes selon les autorités ont applaudi des coureurs qui pouvaient parfois à peine pédaler et devaient faire avec les jets d'eau et de fumigènes.

Le Tour dans Montmartre, la carte postale obligée?

Ce dimanche, l'ultime étape de l'édition 2026 passera trois fois par la butte du XVIIIe arrondissement parisien, répétition de l'épreuve de cyclisme sur route des JO de Paris restée dans les mémoires comme un summum de liesse. Peut-on y échapper? Un billet de Sabrina Champenois à retrouver sur notre site.

Sur le parcours, le contraste était assez fascinant entre la douceur et la beauté, presque le silence du col de Noyer et la violence logorhienne de l'Alpe d'Huez. Dans la première partie de l'étape la plus courte de l'année, 1279 kilomètres entre Gap dans les Hautes-Alpes et la célèbre station de ski de l'Isère, le peloton est passé par certains des paysages les plus envoûtants de France. Les chemins de contrebandiers serpentaient dans la montagne, se perdaient dans les forêts de pins et offraient à la dérobée des vues plongeantes et spectaculaires sur les pics de plus de 2000 mètres encadrant la vallée.

Drôle d'ambiance. Puis, après le lac du Sautet et son barrage aux eaux turquoise, il fallait cravacher dans le parc national des Ecrins pour franchir un dernier col, Ornon, avant de filer dans l'Alpe d'Huez. Entre une présence des gendarmes très importants, notamment dans le virage 7 des Hollandais, le soleil qui tapait fort et l'excitation générale virant parfois à l'hystérie masculine, il s'en dégageait, plusieurs heures à l'avance, une drôle d'ambiance. Moins festive que lors d'autres étapes, comme dans les Vosges. Plus tendue. Brutale. A l'image peut-être de la montée elle-même, classée hors catégorie, 13,8 kilomètres à 8,1% où les premiers virages coupent les jambes comme des ciseaux. Ils ont fait particulièrement mal aujourd'hui à Juan Ayuso (Lidl-Trek) ou Tom Pidcock (Pinarello-Q36.5) mais un peu aussi à Paul Seixas (Decathlon CMA CGM). Dans sa lutte pour le podium, le Français perd quatre secondes sur Isaac Del Toro (UAE Emirates XRG). Le jeune prodige reste quatrième du classement général. «C'était l'une des journées les plus dures de ma vie sur un vélo. J'ai limité la casse», tentait-il de se réconforter sur la ligne. Ce samedi, pour l'avant-dernière étape, l'une des plus dures de l'histoire du Tour, entre Bourg d'Oisans et à nouveau l'Alpe d'Huez, le peloton devra affronter 5 450 mètres de dénivelé positif et peut-être des orages. Une horreur.

Q. G. (sur le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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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Marshall Ganz

«Aux Etats-Unis, la démocratie devient un outil de marketing où nous ne demandons pas de comptes au pouvoir»

CHRISTOPHER E. MICHEL

A 83 ans, le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Harvard continue d'analyser les pathologies de la démocratie américaine, et les mutations des campagnes électorales. Il voit dans l'élection de Zohran Mamdani à New York un espoir, mais surtout un exemple de campagne à suivre pour que la politique se reconnecte au réel et à l'humain, même à l'heure des intelligences artificielles.

Recueilli par SONIA DELESALLE-STOLPER

Dessin SIMON BAILLY

Il y a un an, dans une interview à Libération, le professeur Marshall Ganz confessait avoir l'impression d'assister «au suicide» de son pays, les Etats-Unis, avec le second mandat de Donald Trump. Un an plus tard, de passage à Paris pour parler de son livre People, Power,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ublié en Europe, il se désole d'une situation où la démocratie s'effrite, alors que «le pouvoir échappe à toute obligation de rendre des comptes». Après toute une vie d'engagement, entamée dans les années 1960 pour participer au mouvement des droits civiques dans le Mississippi, ce fils d'un rabbin et d'une enseignante a théorisé le mouvement de la campagne de terrain menée par Barack Obama en 2008. A 83 ans, il enseigne encore à la John-F. Kennedy-School of Government de l'université Harvard. Et ne perd pas espoir

de voir l'humain revenir au centre de campagnes électorales, devenues «des opérations marketing» où la technologi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s sondages ont effacé le contact réel avec les gens.

Il y a un an, vous parlez du suicide d'une nation, les Etats-Unis. La situation a-t-elle empiré?

Bien sûr, la situation a empiré! Et cela met dramatiquement en évidence les faiblesses du système. En même temps, il y a eu la victoire de Zohran Mamdani à New York, et c'est une chose très positive. Pas seulement parce qu'il a gagné, mais à cause de la manière dont il a gagné. A savoir en menant une véritable campagne axée sur les gens, et non pas l'une de ces opérations de marketing, comme c'est le cas de tant de nos campagnes électorales. On fait désormais campagne sur des données, très éloignées des expériences vécues. Mamdani et son équipe sont partis d'un noyau, d'un ensemble de valeurs centrées sur les gens et ils ont construit une campagne autour. Lors de la soirée de victoire, à laquelle j'ai assisté – et je dois dire que j'ai considérablement fait monter la moyenne d'âge rien qu'en étant là –, l'ambiance était tellement jeune, joyeuse et pleine d'espoir. Seules trois personnes ont pris la parole, pas des personnalités importantes: le directeur de campagne, le directeur général et le directeur de terrain. Cette campagne a été construite d'une manière très différente. Ce projet comportait un véritable contenu en termes de valeurs et de relations humaines. Et c'est précisément ce genre de fondement qu'il faut reconstruire. Ou plutôt, construire.

Vous pensez que cette campagne différente peut inspirer les démocrates? Il est très important que les gens en tirent les leçons. Il y a une tendance à dire: «Il avait vraiment comment utiliser Instagram», mais le fait qu'il y ait ou non du contenu dans une campagne fait toute la différence. C'est un véritable défi d'être maire de New York. Et il s'en sort bien. Son équipe essaye d'éviter ce qui s'est passé avec Obama, où nous avions mis en place une organisation de base très étendue. Mais une fois élu, Obama ne s'en est plus servi.

Concrètement, en quoi cette campagne s'est-elle distinguée des autres? Ils ont réussi à rassembler, partir vraiment de la base, réunir les gens pour mener campagne. Et aussi, élargir les horizons, je veux dire, emmener tout le monde avec eux, parce que Mamdani avait son programme et ses idées politiques, mais la victoire allait bien au-delà de ses seules convictions. Il n'a jamais rejeté ces dimensions de son identité, immigrant, musulman, socialiste. Mais il ne les a pas non plus laissées devenir des étiquettes. En d'autres termes, l'humain transparaît, et c'est réel, c'est authentique.

Vous voulez dire que les campagnes récentes, comme celle de Kamala Harris en 2024, ont ignoré cette dimension humaine?

En 2024, à la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nous avons réuni les équipes de direction des deux campagnes présidentielles dans une même salle pendant un jour et demi. J'ai donc passé un jour et demi avec les équipes de Trump et

de Harris. Mais il était tellement évident que la campagne de Harris essayait de dicter aux gens ce qu'ils devaient ressentir. Elle n'écoutait pas ce qu'ils ressentaient réellement.

Il faut écouter, mais aussi avoir une vision?

On ne peut pas changer le monde sans reconnaître ce qu'il est, car c'est ainsi qu'on s'engage pour le changer. Mais si on ne le change pas dans un but ou pour une raison autre que la victoire, alors rien ne change. Cette combinaison est donc d'une importance cruciale. Je sais que j'ai l'air d'idéaliser et de romancer les choses, mais c'est ainsi qu'ils s'y sont pris. A New York, la réaction a été bien plus forte qu'ils ne l'avaient prévue. C'était comme si les gens avaient soif de quelque chose d'authentique.

Est-il possible d'appliquer ces recettes à l'échelle du pays?

Le défi consiste à construire ce genre d'infrastructure, plutôt que de se laisser entraîner à nouveau dans l'ancienne façon de faire les choses, et c'est difficile. En fait, nous n'avons pas vraiment de par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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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 Ganz

«Aux Etats-Unis, la démocratie devient un outil de marketing où nous ne demandons pas de comptes au pouvoir»

CHRISTOPHER E. MICHEL

A 83 ans, le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Harvard continue d'analyser les pathologies de la démocratie américaine, et les mutations des campagnes électorales. Il voit dans l'élection de Zohran Mamdani à New York un espoir, mais surtout un exemple de campagne à suivre pour que la politique se reconnecte au réel et à l'humain, même à l'heure des intelligences artificielles.

Recueilli par SONIA DELESALLE-STOLPER

Dessin SIMON BAILLY

Il y a un an, dans une interview à Libération, le professeur Marshall Ganz confessait avoir l'impression d'assister «au suicide» de son pays, les Etats-Unis, avec le second mandat de Donald Trump. Un an plus tard, de passage à Paris pour parler de son livre People, Power,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ublié en Europe, il se désole d'une situation où la démocratie s'effrite, alors que «le pouvoir échappe à toute obligation de rendre des comptes». Après toute une vie d'engagement, entamée dans les années 1960 pour participer au mouvement des droits civiques dans le Mississippi, ce fils d'un rabbin et d'une enseignante a théorisé le mouvement de la campagne de terrain menée par Barack Obama en 2008. A 83 ans, il enseigne encore à la John-F. Kennedy-School of Government de l'université Harvard. Et ne perd pas espoir

de voir l'humain revenir au centre de campagnes électorales, devenues «des opérations marketing» où la technologi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s sondages ont effacé le contact réel avec les gens.

Il y a un an, vous parlez du suicide d'une nation, les Etats-Unis. La situation a-t-elle empiré?

Bien sûr, la situation a empiré! Et cela met dramatiquement en évidence les faiblesses du système. En même temps, il y a eu la victoire de Zohran Mamdani à New York, et c'est une chose très positive. Pas seulement parce qu'il a gagné, mais à cause de la manière dont il a gagné. A savoir en menant une véritable campagne axée sur les gens, et non pas l'une de ces opérations de marketing, comme c'est le cas de tant de nos campagnes électorales. On fait désormais campagne sur des données, très éloignées des expériences vécues. Mamdani et son équipe sont partis d'un noyau, d'un ensemble de valeurs centrées sur les gens et ils ont construit une campagne autour. Lors de la soirée de victoire, à laquelle j'ai assisté – et je dois dire que j'ai considérablement fait monter la moyenne d'âge rien qu'en étant là –, l'ambiance était tellement jeune, joyeuse et pleine d'espoir. Seules trois personnes ont pris la parole, pas des personnalités importantes: le directeur de campagne, le directeur général et le directeur de terrain. Cette campagne a été construite d'une manière très différente. Ce projet comportait un véritable contenu en termes de valeurs et de relations humaines. Et c'est précisément ce genre de fondement qu'il faut reconstruire. Ou plutôt, construire.

Vous pensez que cette campagne différente peut inspirer les démocrates? Il est très important que les gens en tirent les leçons. Il y a une tendance à dire: «Il avait vraiment comment utiliser Instagram», mais le fait qu'il y ait ou non du contenu dans une campagne fait toute la différence. C'est un véritable défi d'être maire de New York. Et il s'en sort bien. Son équipe essaye d'éviter ce qui s'est passé avec Obama, où nous avions mis en place une organisation de base très étendue. Mais une fois élu, Obama ne s'en est plus servi.

Concrètement, en quoi cette campagne s'est-elle distinguée des autres? Ils ont réussi à rassembler, partir vraiment de la base, réunir les gens pour mener campagne. Et aussi, élargir les horizons, je veux dire, emmener tout le monde avec eux, parce que Mamdani avait son programme et ses idées politiques, mais la victoire allait bien au-delà de ses seules convictions. Il n'a jamais rejeté ces dimensions de son identité, immigrant, musulman, socialiste. Mais il ne les a pas non plus laissées devenir des étiquettes. En d'autres termes, l'humain transparaît, et c'est réel, c'est authentique.

Vous voulez dire que les campagnes récentes, comme celle de Kamala Harris en 2024, ont ignoré cette dimension humaine?

En 2024, à la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nous avons réuni les équipes de direction des deux campagnes présidentielles dans une même salle pendant un jour et demi. J'ai donc passé un jour et demi avec les équipes de Trump et

de Harris. Mais il était tellement évident que la campagne de Harris essayait de dicter aux gens ce qu'ils devaient ressentir. Elle n'écoutait pas ce qu'ils ressentaient réellement.

Il faut écouter, mais aussi avoir une vision?

On ne peut pas changer le monde sans reconnaître ce qu'il est, car c'est ainsi qu'on s'engage pour le changer. Mais si on ne le change pas dans un but ou pour une raison autre que la victoire, alors rien ne change. Cette combinaison est donc d'une importance cruciale. Je sais que j'ai l'air d'idéaliser et de romancer les choses, mais c'est ainsi qu'ils s'y sont pris. A New York, la réaction a été bien plus forte qu'ils ne l'avaient prévue. C'était comme si les gens avaient soif de quelque chose d'authentique.

Est-il possible d'appliquer ces recettes à l'échelle du pays?

Le défi consiste à construire ce genre d'infrastructure, plutôt que de se laisser entraîner à nouveau dans l'ancienne façon de faire les choses, et c'est difficile. En fait, nous n'avons pas vraiment de par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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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ques. Nous avons des marchés et des candidats qui se mènent une guerre de l'image, mais ce ne sont pas des organisations ancrées dans la communauté.

Comment réagir dans cette période particulièrement instable et anxiogène ?

Nous vivons une situation où règne l'incertitude. On peut réagir à cela de différentes manières. L'une d'elles consiste à dire : « Je vois ton incertitude, je vois ta souffrance, je vois ton inquiétude, mais tu sais quoi ? Ce n'est pas ta faute. C'est la leur. Alors, haïssons-les parce qu'ils sont responsables, et tout ce que vous avez à faire, c'est de me suivre ». Cela crée une dépendance et aboutit à ce que nous avons connu avec l'élection de Trump. Ce qui nous a manqué, c'est l'autre voix. On ne combat pas par le vide ; on combat en défendant quelque chose, pas simplement en résistant à quelque chose, mais en proposant des changements concrets. Et c'est ça qui a manqué dan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américaine. Et qui était présent dans la campagne de Mamdani.

Vous critiquez sévèrement les machines électorales aux Etats-Unis, la domination de l'argent et de la technologie ?

Nous avons mis en place un « complexe industriel électoral ». Il n'y a aucune restriction sur les dépenses de campagne. Nous nous retrouvons donc avec cette vaste industrie qui ne cesse de générer de plus en plus d'argent chaque année. De plus en plus éloignée de l'expérience humaine et de plus en plus réduite à un exercice statistique. C'est là qu'intervient l'IA. Je veux dire, j'ai Claude et j'ai ChatGPT, je les trouve très utiles. Mais je sais que ce ne sont pas des êtres humains. Je suis allé à un dîner au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vec Tim Berners-Lee (inventeur d'internet, ndlr) et il disait que les machines peuvent prendre des décisions, mais que seuls les humains peuvent faire des choix. La différence, c'est que la machine recueille des informations sous forme de zéros et de uns. C'est un appareil de calcul. Nous, les êtres humains, nous recueillons des informations pour nos émotions,

pour nos corps, pour notre présence les uns aux autres. Il s'agit là d'un tout autre niveau de compréhension de nous-mêmes et du monde qui nous entoure, ce qui nous rend capables de porter un jugement, et non pas simplement de prendre des décisions algorithmiques. Plus ce processus électoral est pris en charge par des personnes qui pensent que la prise de décision algo-

« Lorsque nous entrons dans ce monde d'abstractions, ce que nous faisons, c'est nous éloigner de l'expérience concrète. Cela peut fonctionner en marketing, mais ça ne fonctionne pas en politique. »

rithmique est un moyen de comprendre les gens dans le monde, plus on essaie de faire en sorte que le monde s'adapte à notre modèle plutôt que l'inverse. Et du coup, ce qu'on a, c'est une représentation d'un être humain, mais on n'a plus l'expérience d'être humain.

En parlant d'espoir, l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aux Etats-Unis approchent, en novembre, pensez-vous que les démocrates ont tiré des leçons des derniers mois ?

La question, bien sûr, est de savoir qui on entend par « démocrates ? » Je veux dire, qu'est-ce que ça représente ? Vous savez, si c'était un parti comme le Parti travailliste britannique, ou s'il s'agissait d'un véritable parti comme ceux qu'on trouve au Canada, où l'on est membre, mais nous n'avons pas cela. Du coup, la charge qui pèse sur l'infrastructure civique est énorme. Or, une grande partie de cette infrastructure s'est atrophiée au cours des 40 ou 50 dernières années.

Il y a donc un chantier de reconstruction à mener. La question est de savoir dans quelle mesure les membres du Parti démocrate en sont capables, s'ils s'y intéressent vraiment, ou même s'ils considèrent cela comme le problème central. Et cela n'est pas du tout clair. Ils espèrent juste que les gens seront tellement rebuts par Trump qu'ils votent pour eux.

Et vous pensez que c'est un mauvais calcul ?

Ils essaient de réagir avec la tête à ce qui relève du cœur. Et c'est là un énorme problème. Les valeurs sont des sentiments, ce ne sont pas des idées abstraites. Et c'est là que le récit entre en jeu. C'est là que l'histoire intervient, car nous parlons le langage de l'émotion. Nous parlons aussi le langage de l'intellect. Mais ce sont deux langages opposés. C'est donc le cœur et la raison. On ne combat pas la peur avec un argument. On ne combat pas l'isolement avec des arguments. Non, on le combat avec la solidarité. C'est ce dont les gens, les jeunes, ont soif. L'émotion n'est pas un problème en soi : il existe des émotions constructives comme l'espoir, la solidarité et l'estime de soi, voilà l'essentiel. Ce qui nous anime, c'est la bienveillance, la peur, l'espoir, le courage, et ça, c'est réel.

Pensez-vous que la société américaine soit profondément polarisée ?

Je pense que cette histoire de polarisation est largement exagérée, car nous sommes confrontés à une véritable attaque contre la démocratie. Et contre tout ce qu'elle représente, dans son ensemble. Aux Etats-Unis, quand on prononce le mot « démocratie », la plupart des

gens ne savent pas de quoi on parle. Parce que la démocratie, c'est une prati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e l'on fait, pas quelque chose que l'on possède, et si cela n'est pas mis en pratique dans la réalité, cela n'existe pas vraiment. Surtout, quand on a un système aussi biaisé que le nôtre.

Est-ce que l'IA est en train d'effacer la dimension humaine et artistique dans nos sociétés ?

Lorsque nous entrons dans ce monde d'abstractions et que nous les traitons comme des vérités, des catégories, des étiquettes, ce que nous faisons, c'est simplement nous éloigner de l'expérience concrète au lieu de nous ancrer en elle. Cela peut fonctionner en marketing, mais ça ne fonctionne pas en politique dans la réalité. Malheureusement, l'un des héritages d'une idéologisation excessive est qu'elle transforme tout en idées, avant des imposer. Robespierre n'en est pas un mauvais exemple. C'est un peu comme si on disait : « Bon, nous détonons la vérité, donc nous allons l'imposer ». Ce n'est pas ainsi qu'on fait grandir quelque chose, c'est ainsi qu'on le tue. Quand on remonte aux origines de ce qu'on appelle les « arts », chacun d'entre eux est un moyen par lequel nous avons développé nos sens pour nous comprendre les uns les autres. Les arts visuels, le toucher, la musique... C'est ainsi que nous tissons des liens les uns avec les autres. Mais au lieu de renforcer nos programmes de sciences humaines, nous les supprimons, en essayant de devenir des IA. Nous tuons la créativité qui est fondamentale à notre humanité. Mais nous pouvons rattraper notre retard sur ce point, en comprenant qui nous sommes et ce que nous sommes.

Il n'y a donc pas de fatalité du pire ?

L'un d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c'est le pouvoir. Nous savons, tout au long de notre histoire, que lorsque le pouvoir échappe à toute obligation de rendre des comptes, il devient un poison. En tant qu'êtres humains, nous avons besoin que les gens rendent des comptes sur les plans moral,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C'est cela qui fait la démocratie. La promesse qu'elle offre est un moyen d'équilibrer cela, d'empêcher la concentration du pouvoir entre les mains d'une seule personne ou d'un seul groupe. Mais dans la mesure où nous transformons la démocratie en outil de marketing, nous ne demandons pas de comptes au pouvoir. C'est ce à quoi nous assistons avec Jeff Bezos et tous les billionnaires de la Tech. Ce n'est pas la technologie qui est dangereuse. Ce sont les personnes qui échappent à toute responsabilit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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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Lilies d'Ai Weiwei (2022), œuvre murale de 15 mètres calquée sur les Nymphéas de Monet, au MuMA du Havre. PHOTOS ELA BIALKOWSKA

Impression soleil brûlant. Des ballots de paille après une moisson précoce, des sols secs et des arbres qui font grise mine : la Normandie cuit sous l'effet de la canicule. Inaugurée pendant la première vague de chaleur fin mai, Normandie impressionniste, manifestation d'art contemporain disséminée dans toute la région – de Lyons-la-Forêt à Cherbourg, du Havre au Mont-Saint-Michel –, a pour sa 6e édition choisit comme thème «Un possible jardin». Impossible jardin ? La question s'invite comme un sujet bouillant : bucolique et artistique peuvent-ils encore rimer à l'heur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Déjà au XIXe siècle, l'immense Claude Monet captait l'aube d'une révolution artistique (lire ci-contre) : le regard changeait, brouillé par les fumées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Cent ans après sa mort, à l'hiver 1926, industrialisation et mondialisation ont accéléré les bouleversements. Même la Normandie, où les cours d'eau et les nappes fléchissent, où les champs blonds paraissent inflammables, est passée en alerte sécheresse. Le 16 juillet, la sculpture de brouillard Fog Tree #07031 de la Japonaise Fujiko Nakaya, gourmande en eau, a dû être débranchée. L'arrosage des pelouses, des espaces verts et des jardins publics est par ailleurs interdit. Installée autour d'un peuplier dans le jardin des Personnalités à Honfleur, cette œuvre phare du festival – la même qu'à la Bourse du commerce, à Paris –, constituée de brumisateurs sous pression, diffusait un nuage de gouttelettes d'eau bienvenues. «L'art se retrouve perçu par la violenc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admet Philippe Platel, directeur artistique, très meurtri, qui espère pouvoir réactiver l'œuvre à un moment plus propice. Ouverte fin mai par le spectacle

Normandie impressionniste

Fleurs sur les villes

Nénuphars en Légo, peintures fauvistes, sculptures sonores... Les œuvres bucoliques de la 6e édition du festival d'art contemporain essaient jusqu'à fin septembre dans toute la région. «Libé» en a sélectionné cinq.

Par CLÉMENTINE MERCIER Envoyée spéciale en Normandie

pyrotechnique diurne de Cai Guo-Qiang à Vernon – des explosions de poudres colorées dans le ciel normand –, cette sixième édition voudrait «rafraîchir» l'impressionnisme avec l'art contemporain. Disons qu'elle le carbonise plutôt. Exposé dans l'abbaye du Mont-Saint-Michel, le Chinois Cai Guo-Qiang a cramé des toiles avec de la

poudre à canon multicolore. A Caen, Diana Scherer a guidé les racines d'un gazon desséché pour en faire des dentelles organiques. A Vernon, Lionel Sabatté a récupéré la boue du bassin des Nymphéas (le vrai) pour en faire des toiles sèches et terreuses d'après photographies. Voici cinq autres points d'étape, tout aussi étonnants.

LES NÉNUPHARS EN LEGO, AI WEIWEI (MUMA, LE HAVRE) Des jardins en briques de plastique ? Au MuMA, des milliers de pièces de Lego, bleues, violettes, vertes, roses, composent deux œuvres murales de 15 mètres, calquées sur les Nymphéas de Monet au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 ce sont les Water Lilies d'Ai Weiwei. Retenu en

liberté conditionnelle en Chine en 2014, l'artiste a dû envoyer des plans à Alcatraz (Etats-Unis), pour une exposition entièrement montable en Lego. Depuis, il les utilise régulièrement. Splendides, ses magistrales Water Lilies comportent toutes deux une grande tache sombre. C'est un hommage au père d'Ai Weiwei, poète persécuté, emprisonné par le régime communiste, à qui il a été interdit d'écrire de la poésie. Enfant, Ai Weiwei, enfermé avec son père dans le désert de Gobi, a vu brûler sous ses yeux les reproductions des tableaux de Monet par les communistes, hostiles à la culture. Menaçants, ces trous noirs sont aussi des portes vers un ailleurs, au milieu des nénuphars.

LES ÉDENS SUINTANTS, NOÉMIE GOUDAL (LE PORTIQUE, LE HAVRE)

Où commence la peinture et où s'arrête la vidéo dans The Story of Fixity ? Dans la pénombre, et dans une ambiance sonore tropicale, des images de jungles embuées, en projection sur des puzzles géants, se décomposent littéralement pour se transformer en abstractions dégoulinantes. Comme si les paysages se liquéfiaient petit à petit, de grandes flaques d'eau colorées se répandent au sol. La question de l'eau est au centre de ces installations qui révèlent de multiples strates. Fidèle à son prisme «paléoclimatique» – qui propose de réfléchir aux mutations environnementales sur un temps très long –, l'illusionniste Noémie Goudal joue cette fois avec la peinture qui vient brouiller ses films et ses photographies. Lentement, coulures de peinture et pigments effacent les images réalistes. On dirait presque que ces sublimes tableaux syncrétiques, qui mêlent photographie, vidéo et peinture rient et pleurent à la f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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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FAUSSES FLEURS, DRIFT (ÉGLISE SAINTE-CROIX DES PELLETIERS, ROUEN)

Les jardins sont sens dessus dessous à Rouen. A l'église Sainte-Croix des Pelletiers, encore dans son jus, presque à l'abandon – elle a servi d'entrepôt et de chai à vin après la révolution –, un bijou de technologie s'offre à nos yeux, braqués au plafond. Meadow, jardin suspendu est une œuvre de Lonneke Gordijn et Ralph Nauta, fondateurs du studio Drift. Ce duo d'artistes néerlandais a accroché des corolles à l'envers à la nef en bois de l'église. Au bout de filins électrifiés, des tutus aux teintes pastel s'ouvrent et se ferment en cadence, actionnés par des petites pince qui les soulèvent comme des jupes. Ces fleurs synthétiques qui sont aussi

des lampions reproduisent l'éclosion de la nature, un peu mécaniquement, échos à l'agriculture industrielle et high-tech des Pays-Bas. Délicat et effrayant à la fois.

AU RAS DU SOL AVEC LAURENT PROUX (ARTOTHÈQUE, CAEN)

Dans Ground Melody, le jardin, pour Laurent Proux, c'est d'abord la sensation de l'herbe fraîche. Et un soleil qui darde. Dans une série de petites peintures à l'huile, l'artiste cadre des morceaux de corps – bustes, visages, mollets, pieds – qui semblent faire la sieste et épousent la pelouse pour chercher l'humidité, tant et si bien que ces corps en gros plans ressemblent parfois à un animal, façon pattes de hobbits. A la fois sensuelles et grotesques, ces

petites saynètes, au fauvisme silencieux, se jouent en partie hors-champ, dérobées à l'œil imaginatif du spectateur. Sur de grandes toiles plus explicites, Laurent Proux peint aussi un jardin ouvrier, des ouvriers caennais en tenue orange qui plantent un arbre et un cimetière, refuge des morts et de la ronflette d'un type endormi à l'ombre des arbres. Sur de toutes petites gravures – jaunes, rose, vertes, bleu –, des corps squelettiques, nus, déstructurés et enlacés effectuent des sortes de danses macabres qui contrastent fort avec la gaieté des couleurs. Chez Proux, l'éden est quasiment un paradis perdu.

SONNEZ LES CLOCHES AVEC 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 (FRAC, CAEN)

C'est un paysage de neige qu'a composé le musicien 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 avec Envolée. On pense à Brueghel. Un tapis de 150 tonnes de verre pilé, scintillant sous le soleil, recouvre le sol de la cour du Frac à Caen. Marchez dessus sans crainte. Même si cela vous semble gênant, retrouvez votre âme d'enfant et sautez vous asseoir sur une des balançoires du portique circulaire de ce jardin minéral. En vous agitant énergiquement, peut-être arriverez-vous à actionner une grosse cloche suspendue au-dessus de vous, et si vous vous balancez à plusieurs, en cœur, un concert finira par tintinnabuler. Attention vous êtes filmés. Pour compléter cette structure interactive, l'artiste a imaginé à l'intérieur du Frac une sorte de camera obscura grandeur nature où vous retrouverez votre performance sonore en décalé. Une œuvre qui résonne à plein tube avec l'architecture de ce couvent restauré. ➤

NORMANDIE IMPRESSIONNISTE jusqu'au 27 septembre.

L'œuvre est uniquement composée de Lego.

CULTURE/

Au MuMA, le jeune Monet dans un Havre de paix

Mort il y a exactement cent ans, le père de l'impressionnisme est mis à l'honneur par le musée d'art moderne de sa ville d'enfance, entre carnets inédits, portraits incisifs et natures mortes.

On avait oublié qu'il s'appelait Oscar-Claude et qu'il n'a pas toujours porté la barbe blanche. Né dans une rue de marchands de tableaux à Paris, en 1840, Oscar-Claude Monet a grandi au Havre dans un faubourg bourgeois et verdoyant. Il avait une fort belle allure, cape sur les épaules, cheveux romantiques et regard filou, photographié par Etienne Carjat à 25 ans.

Voiliers. Et c'est aujourd'hui le musée du Havre qui retrace ces jeunes années, avant que le peintre ne laisse tomber le prénom Oscar pour devenir Claude Monet. Dans «Monet au Havre», la conservatrice Géraldine Lefebvre a rassemblé une centaine d'œuvres dont des carnets inédits appartenant à la famille, des photographies, des archives et un tableau venu du Japon, Vue prise à Rouelles (1858), la

«A 15 ans, j'étais connu de tout Le Havre comme caricaturiste. Ma réputation était si bien établie qu'on me sollicitait pour avoir des portraits-charges.»

Claude Monet

toute première huile sur toile, peinte à 17 ans. Le ravissant ruisseau reflétant un ciel azur et de majestueux peupliers déplumés contient en germe le génie futur. Mais avant ces essais de couleurs, on découvre un jeune Monet excellent dessinateur de canots, de chaumières normandes et de voiliers. Et surtout un portraitiste incisif, un irrévérencieux envers ses maîtres au collège. Monet est un rebelle, un «indiscipliné de naissance» dont la mère meurt alors qu'il a 12 ans.

Pastels. «A 15 ans, j'étais connu de tout Le Havre comme caricaturiste, se souvient le peintre dans le journal le Temps. Ma réputation était même si bien établie qu'on me sollicitait platement, de tous côtés pour avoir des portraits-charges.» Il faut dire que par deux fois la ville du Havre lui refuse une bourse, et que son père, avare, s'oppose à sa passion. C'est grâce à la vente de ces dessins grotesques qu'il se fait un peu d'argent. Croqués avec impertinence, marchand de tableaux, notaire, rentier, vieille normande de profil, tout le monde y passe. C'est grâce au soutien financier de sa tante Marie-Jeanne Lecadre, de son frère Léon, de la famille Gaudibert, que Monet tient le coup. Eugène Boudin le prend sous son aile et l'intite à la peinture sur le motif. Viennent alors des natures mortes, des bouquets, des jardins en fleur, des portraits, des études de ciels aux pastels et même l'ancien musée du Havre avant qu'il ne soit détruit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une toile prêtée par Londres). En 1910, Monet fait don à la ville de son enfance de trois toiles, preuve de son attachement au berceau de l'impressionnisme.

CLÉMENTINE MERCIER

«MONET AU HAVRE», musée d'Art moderne André-Malraux – MuMA (76 600 Le Havre). Tél. : 02 35 19 62 62. Jusqu'au 27 sept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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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Dessin à la gouache non daté de Roger Bichard, ouvrier dans l'Allier. PHOTO COLLECTION DU MUSÉE CÉCILE SABOURDY

Le musée Cécile-Sabourdy en Haute-Vienne, tout un bazar de vivre

Situé dans un ancien presbytère du village de Vicq-sur-Breuilh, le musée nommé d'après une peintre locale concentre art naïf, céramique féministe et autres œuvres loufoques.

A une trentaine de kilomètres au sud de Limoges, entre Glanges et Château-Chervix, en Haute-Vienne, se trouve le village de Vicq-sur-Breuilh. Ses 1300 habitants se partagent un territoire de plus de 50 kilomètres carrés, soit une densité de population parmi les plus basses de France. On mange très bien dans l'unique restaurant du village, on peut faire quelques courses essentielles à l'épicerie-bar coopérative, mais la Poste a fermé récemment, de même que la boulangerie, malgré les efforts de la maire, Christine de Neuville, qui avait encouragé son implantation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C'est au cœur de ce bourg isolé que se dresse le musée Cécile-Sabourdy, un ancien presbytère reconverti en extraordi-

naire lieu d'art dédié à toutes les formes d'expressions brutes, naïves et singulières.

«Idiot du village». Alors que ce bâtiment du XVIIe, dont la commune a la charge, menace de s'effondrer faute de moyens, une idée germe en 2008 grâce aux héritiers d'Henri de la Celle. Cet éleveur et passionné d'art, qui a vécu dans le village voisin de Saint-Priest-Ligoure et fréquenté Niki de Saint Phalle, Jean Tinguely ou Alexandre Calder, avait pris sous son aile la peintre locale Cécile Sabourdy après la mort des parents de cette dernière. Le soutien d'Henri de la Celle avait ainsi permis non seulement à cette femme marginale – probablement atteinte d'un trouble autistique – de se consacrer jusqu'au bout à son art, mais aussi à ses œuvres d'être soigneusement conservées après sa mort. Les héritiers du mécène envisagent d'abord de céder ce corpus d'une centaine de toiles au mu-

sée d'Art naïf de Nice, mais après tout, Cécile Sabourdy est une artiste limousine, qui a peint toute sa vie la campagne environnante, les forêts et les fermes, les nombreux châteaux, l'école du village, la récolte des pommes de terre, son père, son chat... Le projet d'un musée local, centré d'abord sur l'œuvre de Sabourdy et quelques autres artistes naïfs issus du monde rural, va comme un gant au presbytère croulant de Vicq-sur-Breuilh et lui offre l'occasion rêvée d'une renaissance. Après des années de recherche de financements et de travaux, le musée voit le jour en 2014. A sa tête, Stéphanie Birembaut, qui vient de quitter ses fonctions en mai (elle dirige désormais le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Rochechouart) mais dont la patte imprégne encore toutes les expositions en cours, avec des feuilles de salle au style enlevé, érudit mais parsemé de pointes d'humour. Cet état d'esprit irrigue tous les accrochages, et la déambulation à travers ce musée accueillant

suscite plus d'un sourire, malgré les biographies parfois douloureuses d'artistes ayant vécu le rejet – tel Roger Bichard, ouvrier carrier-puisatier dans un hameau de l'Allier où il était vu comme «Idiot du village» parce qu'affublé d'un bec-de-lièvre. Mutique jusqu'à sa mort en 2006, il a laissé derrière lui des centaines de dessins pour la plupart réalisés en secret, témoignant d'une impressionnante mémoire photographique et où s'expriment aussi bien sa sensibilité communiste que son intérêt pour des œuvres d'art qu'il reproduit avec les moyens du bord, crayon, bic, gouache.

Patates germées. Mais ce havre foisonnant qui décrochait en 2023 le label «Musées de France» abrite bien plus que les seuls artistes dits naïfs. Ainsi au sein du bâtiment fraîchement agrandi, on peut voir cohabiter céramique féministe contemporaine et peinture du dimanche sur emballages vides, et se répondre des paréodoles plus ou moins pathologiques, comme entre l'artiste graveuse Geha qui voit des petits corps dans les patates germées, et l'ancienne religieuse Marie-Antoinette Bassieux qui collectait des cailloux aux formes évocatrices et les rehaussait d'encre de Chine pour révéler ses visions au monde... Au dernier étage du bâtiment enfin, Jean-François Vrod détourne le stigmate avec l'expo temporaire «Idiome du village». Ce compositeur et violoniste autodidacte a longuement pratiqué le collectage d'airs traditionnels auvergnats. De ses explorations du patrimoine oral à son intérêt pour l'art brut, où il découvre une diversité de gestes artistiques proches des musiques trad, il n'y a qu'un pas. Sa collection réunit tous types d'artistes marginaux, autodidactes, souvent campagnards, du couple de concierges qui fabrique des jouets pour ses enfants à l'artiste contemporain bricoleur de bois flottés.

En hypnose devant un chat en bois des époux Bouton, bestiole au regard turquoise omniscient ou ahuri, au choix, on se demande à quoi ressemble l'avenir de cette incongruité rurale qu'est le musée Cécile-Sabourdy. L'appellation «musée de France» lui a certes ouvert l'accès au plan Culture et Ruralité et permis le financement des derniers travaux, mais l'établissement, qui travaillait déjà à l'économie, encaisse difficilement l'augmentation des coûts de l'énergie. Non loin de là, à Eymoutiers, le centre d'art contemporain Paul-Rebeyrolle a frôlé le dépôt de bilan suite à la baisse de sa subvention régionale et ne doit sa réouverture cette année qu'à un appel aux dons. En 1967, interviewée trois ans avant sa mort par le JT local Actualités limousines, Cécile Sabourdy déclare avec aplomb: «Je ne vends pas de tableaux. Ce n'est pas de la peinture commerciale. Ça représente beaucoup plus. Je tiens à ce que mes œuvres restent à des musées, car elles contiennent toutes les meilleures parcelles de mon âme, et je ne voudrais pas qu'elles aillent chez n'importe qui.»

MARIE KLOCK

Envoyée spéciale à Vicq-sur-Breuilh

MUSÉE CÉCILE-SABOURDY,

à Vicq-sur-Breuilh (87). Ouvert du mardi au dimanche de 14 à 18 he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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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éseau d'énigmes se veut terriblement addictif. PHOTOS ARTE FRANCE

—pétrifié par la végétation, transformé en cinéma ou en bibliothèque géante... Autant de replis qui renseignent sur la psyché fracturée de Fael, linguiste fou qui tente de parler à son phasme et aux étoiles. A chaque réalité, ses traces et ses règles. D'abord on s'y perd un peu, le récit — un peu trop échevelé — y laisse quelques plumes. Avant qu'on constate que Fael n'a pas l'ampleur folle d'un Blue Prince. C'est tant mieux : tous les jeux ne peuvent exiger qu'on leur consacre des heures par dizaines.

MARIUS CHAPUIS

LOOKING FOR FAEL de SWING SWING SUBMARINE et LA POULE NOIRE. Arte éditions. Sur PC et Mac.

«Looking for Fael» attrape par le coloc

Porté par les studios français Swing Swing Submarine et la Poule noire, le puzzle game captivant nous enferme dans un appartement angoissant à la recherche d'un colocataire disparu.

Sur les murs d'un appartement presque nu, renvoyé au vide et à l'épure inquiétante des backrooms, s'étaient des dizaines de combinés de téléphone. Image saisissante et cryptique qu'on apprendra à déchiffrer, pour faire de l'installation un outil de navigation au sein d'un récit audio horriblement encore plus bizarre. Une sombre histoire d'entreprise, d'open space où les horaires de travail auraient été étirés jusqu'à l'absurde, jusqu'à ce que les lieux soient vidés précipitamment. Une ombre a été oubliée là et rôde entre les sacs de couchage installés sous les bureaux. Piégée

pour l'éternité au boulot. Cela fait quelques heures que l'on sillonne Looking for Fael lorsque surgit cette «affaire visioptide». Tout à la fois, un pas de côté et, pour nous, le point d'orgue de l'aventure, en ce que le jeu parvient mieux que jamais à trouver la juste distance entre la narration et le réseau d'énigmes qu'il tisse serré depuis ses premières minutes. Perdu dans le creux de l'été, Looking for Fael signe le retour des Montpelliérains de Swing Swing Submarine (Blocks That Matter, Tetrobot), belle figure de l'indé français longtemps restée en retrait, épaulée ici par un autre pe-

tit et précieux studio La Poule noire (Bokbok in Boulzok, To Hell With the Ugly). Leur nouvelle création, largement inspirée du mythique Myst ou de The Witness, deux grands jeux d'énigme et d'îles mystérieuses, contraint les déambulations dans le cadre plus modeste d'un simple appartement angoumoisin, transformé en archipel de l'étrange où notre coloc, Fael, dit s'être perdu. Un salon, une cuisine, deux chambres, un bureau, l'apparaît n'est pas gigantesque mais la progression dans ces volumes simples est vite compliquée par ce coloc qui a installé des verrous numériques partout.

Looking for Fael ressemble d'abord à un escape game. Ouvrir la moindre porte ou le frigo nécessite de craquer, via la similis Gameboy qu'on trimballe partout, un petit puzzle. Il y en a des centaines, tous élaborés autour de la même brique de langage universellement partagée par les joueurs : Tetris, livré ici dans une version remaniée où il s'agit de reconstituer des figures, d'expédier des blocs aux bons endroits. A lui seul, ce gameplay est terriblement addictif, cérébral et manuel, encourageant les essais et répétitions.

Ce détournement est d'autant plus séduisant quand on prend la mesure de la façon récursive dont Tetris et ses formes servent à s'enfoncer jusqu'aux couches les plus insondables du jeu. Difficile d'en dire plus sans déflorer les premiers vertiges qu'offre Looking for Fael qui, comme les meilleurs puzzle games,

se déploie sur trois surfaces : l'écran, un carnet de notes (nécessaire pour collecter tout ce qui semble indiciel), et l'esprit, où les croquis, schémas et symboles collectés travaillent en sourdine jusqu'à prendre du sens. Jusqu'à ce qu'un poème de Pérec trouvé là rebondisse sur un

second quatrain puis un troisième et que tout s'éclaire. Le grand délire du jeu consiste à transformer ce trois-pièces en multivers, en une légion d'appartements rejoûtant les mêmes volumes, le même agencement à d'autres moments du temps ou des possibles

Le jeu fait un clin d'œil à la Gameboy et Tet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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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Une chanson tousse

Morgane Cabot Actrice et musicienne, la trentenaire dégoupille sur les réseaux en reprenant des airs français souvent datés, toujours douteux.

Ambiance guitare voix, la comptine féminisée sans trahison paraît encore charmante à l'ère des «reels», ces courtes vidéos des réseaux. Pourtant, le sourire ne tarde pas à se crisper du côté des paroles, validées par des sous-titres façon karaoké, en l'occurrence saumâtre : «J'ai emmené Cannelle/Dans mon bel appartement/J'ai installé Cannelle/Dans mon grand lit tout blanc/J'ai installé Cannelle dans ma vie pour très longtemps/Je ne l'ai pas présenté à mes parents/C'est parce qu'elle n'a que 15 ans.» Moue de dégoût de l'interprète, qui, soudain outrée par ce qu'elle chante, disqualifie la «cover», avec force apartée et émoticônes bien sentis.

Daté de 1967, Je l'appelle Cannelle fut l'un des tubes d'Antoine, chanteur navigateur jadis en vogue. Une soixantaine d'années plus tard, celle qui jette l'opprobre se nomme Morgane Cabot. Une comédienne avenante, jusqu'alors restée sous les radars, qui assure avoir démarré l'inventaire sans préméditation. «Assignée à résidence, après la naissance de ma fille, je jouais de la guitare et chantonnais chez moi. Peu familière du répertoire français, j'ai entrepris des recherches. Celles-ci ont débouché sur certaines trouvailles, comme l'a aussi fait de son côté l'humoriste Jules Robin.»

Consignées sur Instagram, où le compte n'a été créé que fin mars, les Chansons gênantes esquissent ainsi la liste noire d'une variété hexagonale, dorénavant soumise à l'explication de texte. Qui osera imaginer que la Poupée pubère, dépuçée en 1975 par Maxime Le Forestier («Il était grand jour/Quand j'ai fait l'amour/Avec l'enfant devenue femme»), jouissait alors de son libre arbitre? De même, l'indignation tubesque d'un Patrick Bruel aujourd'hui visé par des plaintes, notamment pour viol sur mineure, «Qui a le droit, qui a le droit/Qui a le droit d'faire ça/A un enfant qui croit vraiment/C'que disent les grands?» ne devient-elle pas à charge?

Bienvenue dans le prétoire, aux côtés de Michel Sardou, de Léo Ferré, ou de Garou, en attendant d'y accueillir le Marseillais Tayc, voire feu Jean-Michel Caradec, parmi les prochains inculpés. «Mon seul souhait est de mettre en garde

contre des paroles qui posent problème, sans ériger pour autant leurs auteurs en violeurs ou pédophiles. J'ai bien conscience que Johnny Hallyday «joue» un assassin dans Requiem pour un fou. En revanche, imaginer qu'on puisse élever un féminicide au rang de «belle chanson d'amour» m'horrifie. Quitte à reprocher à notre époque d'être encline à la sur-réflexion, sans doute doit-on en passer par là pour parvenir à un rééquilibrage», développe la fureuse qui, sans agiter la variope de la cancé culture, considère de l'ordre du bon sens la perspective qu'aucune radio ne se hasarde, par exemple, à programmer Criminel de Garou.

Short bleu, chemise à rayures et chouchou dans les cheveux, Morgane Cabot est en vacances, assise dans le jardinier de sa maison de proche banlieue parisienne, où les venelles portent des noms de compositeurs. La rencontre conclue, un train la ramènera aux confins pléonastiques du Finistère, où, le temps d'un aller-retour, elle a négocié avec sa mère, la garde de ses deux bambins, de 5 ans et 9 mois. Trentenaire impliquée, avec un conjoint dirigeant du club de hand d'Ivry-sur-Seine, l'un de ces derniers bastions coco survivant à l'étolement des idéaux, elle assume une sensibilité de gauche un peu déboussolée. Tout comme la trentenaire manifeste, dès que la cause lui semble juste. Ne crache pas sur l'usage d'un vélo électrique pour trimbaler la marmaille. Fait

du bénévolat dans une association, Juste humain, qui met du baume au cœur d'enfants malades. Et, avant tout, goûte «la chance incroyable de réussir à vivre du métier d'artiste», en bénissant ce statut d'intermittente qui, insiste-t-elle, histoire de tordre le cou aux soupçons récurrents de favoritisme, «s'autofinance par le biais de cotisations élevées».

Morgane Cabot est une enfant de la balle. Au générique sous le nom de Frank David, son père fut ainsi le fils de Louis de Funès dans l'Avare de Jean Girault, ou le Marius des Misérables version Robert Hossein. La maman était maquilleuse dans le cinéma et la publicité. Avant que fonder une famille (un fils, deux filles), n'incite le couple, aujourd'hui séparé, à réduire la voilure, l'un se repliant sur la production, l'autre, dans une boutique de fringues.

Une voie toute tracée, avec aussi un oncle et une tante, un temps comédiens, pour celle qui, gamine, ne s'imaginait «rien d'autre que rock star?». Pas exactement : «On m'a tellement ressassé que ce milieu était compliqué, que j'ai plutôt le sentiment d'avoir démarré avec une grosse enclume dans les bras. Même si, à la réflexion, je n'exclus pas qu'on ait plus craint pour moi la peur du succès, que celle de l'échec.»

Non sans difficulté, le déclic s'opère néanmoins quand, ado, celle qui réside encore dans une Bretagne profonde où prévaut une sensation d'ennui, décroche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Trois Petites Filles de Jean-Loup Hubert. Sorti en 2004, le film se vautre. Autant que, cahin-caha, il préfigure pour la néophyte une addition de cachets dans des séries (Candice Renoir, Demain nous appartient), des comédies musicales (Welcome to Woodstock, Merlin), un groupe de filles, SoPop, qui marchotte pendant une dizaine d'années, du théâtre de boulevard, tel c Lily et Lily avec Michèle Bernier, qui, pour cause de succès, continuera à l'automne de lui permettre de faire ses heures.

«Loin du théâtre public, on voit aussi les subventions qui baissent, les festivals et les tournages, parfois déjà en préparation, qui s'annulent, les programmations qui rétrécissent. Pour décrocher un rôle, le nombre de followers devient un critère primordial, alors mieux vaut poster des trucs en continu, cacher aussi de préférence les cases «humoriste», «influenceur»... Ce métier d'artiste repose sur la frustration. Comme les enfants, on en veut toujours plus. Mais, si, longtemps, je ne me suis pas sentie légitime, aujourd'hui, je m'avoue contente, en tâchant d'apporter du sens, chaque fois que l'occasion se présente. Avec, quels que soient les aléas, la certitude de vouloir continuer, afin de ne jamais vivre dans la frustration.»

Grande consommatrice de séries télé, elle concède notamment un faible pour Motherland. La caustique sitcom anglaise qui malade les destinées de femmes de la classe moyenne, se dépatouillant entre boulot, maternité et vie sentimentale. ◆

Par GILLES RENAULT Photo CYRIL ZANNETTACCI, VU

LE POR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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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

Samedi et dimanche 25 et 26 juillet

Et aussi

Une expo photo Le drapeau du jour Nos séries de l'été La BD...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ES...

Tout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NICOLAS SARKOZY

VS DOMINIQUE DE VILLEPIN

Nicolas Sarkozy et Dominique de Villepin à Paris en 2005, pendant un congrès de l'UMP. PHOTO PHILIPPE WOLZER.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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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ÉTÉ /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Sarkozy-Villepin, politique frictions

Concurrence Souvent ennemis, parfois alliés, les deux hommes nourrissent une rivalité depuis les années 90, rythmée par les élections présidentielles, les manœuvres entre ministères et l'affaire Clearstream.

Par LAURE EQUY et JOHANNA LUYSSEN

Ah, que l'histoire est taquine, et les vieilles rivalités rallumées en un instant... Le 30 avril, dans l'émission Complément d'enquête, le lobbyiste Robert Bourgi affirme avoir servi d'intermédiaire pour offrir à Dominique de Villepin deux statuettes de Napoléon payées par Blaise Compaoré, alors président du Burkina Faso, et par l'homme d'affaires italien Gian Angelo Perrucci. Valeur totale : 125 000 euros. Embarras tout de même, puis dénégations, explications, polémique, enquête du Parquet national financier, et donc, fatalement, contre-attaque. L'entourage de Dominique de Villepin dénonce un « écran de fumée » propagé par un « fidèle relais de Nicolas Sarkozy », connu pour « ses récits changeants et ses coups tordus ». Coup final : « Personne n'est dupe des manœuvres d'un clan au bord de l'effondrement judiciaire et politique » — allusion au procès en appel sur les accusations de financement libyen de la campagne de Sarkozy. On frissonne, mieux, on rajeunit : on en jambe deux décennies. Subitement, 2026 a des airs de 2006, la rivalité Sarko-Villepin ressuscitée, comme au temps du 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 (CPE). Avec, à ma droite, un ex-président qui continue d'alimenter la chronique judiciaire. Et à ma gauche, l'improbable campagne d'un gaulliste chiraquien Fête de l'Huma-compatible, comme un rattrapage de son destin politique fracassé. Villepin et Sarkozy, ce sont deux hommes, deux styles, deux conceptions de la politique. On pourrait dérouler le jeu des différences à l'infini. L'un déclame son amour pour Tolstoï et René Char dans des vidéos sur les réseaux, l'autre s'est mis à dos le tout-Paris littéraire dès 2006 pour avoir dénigré

la Princesse de Clèves. L'un s'est opposé à la guerre en Irak en 2003, l'autre est un farouche atlantiste. Entre eux, des insultes par dizaines : Sarko a qualifié Villepin de « littérature de salon », ce dernier l'a traité de « nabot ». On en passe, à tel point que les journalistes politiques n'ont eu de cesse de dépeindre leur relation en combat à mort mythologique, sans craindre la pompe, comme ici Christophe Barbier en 2010 : « A chaque rendez-vous électoral, à chaque incident partisan, à chaque rebondissement judiciaire, l'un a saigné quand l'autre a souri. »

« Une ambiance de cour d'école »

S'il ne fallait qu'une anecdote pour résumer la rivalité de ces deux-là, ce serait La Baule. Souviens-toi l'été 2005. Nous sommes en marge

des universités d'été des Jeunes Populaires. Villepin est Premier ministre, Sarkozy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eurs communicants imaginent la mise en scène d'un petit déj commun, alors que Sarkozy est souffrant. C'est alors que Dominique de Villepin prend spectaculairement la lumière, avec l'initiative d'un bain matinal, après un jogging, et c'est tout à fait resplendissant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sort des eaux triomphantes, devant les caméras assoiffées, tandis que Sarkozy se ratatine sur sa chaise de l'hôtel l'Hermitage avec ses lunettes de soleil. Le même jour, Chirac fait un AVC, et rebelle : Dominique de Villepin, prévenu avant tout le monde, prend la parole depuis La Baule pour commenter la chose — au grand dam de Sarkozy, qui aimait tant les caméras.

Dominique de Villepin et Nicolas Sarkozy, alors Premier ministre et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Jacques Chirac en juin 2005. PHOTO PASCAL LE SEGRETAIN GETTY IMAGES

Nicolas Sarkozy et Dominique de Villepin à La Baule en septembre 2005.

On a eu beau chercher, on peine à dater leur inimitié au carbone 14 — même si certains chroniqueurs politiques évoquent un épisode de 1995, où Villepin accuse Sarkozy, alors au Budget, d'avoir collé un

contrôle fiscal à son père Xavier, sénateur des Français de l'étranger. On sait surtout qu'elle est née dans le sillage d'une autre guerre fratricide, celle qui oppose Chirac à Balladur. « La matrice, c'est la présidentielle de 1995 », résume aujourd'hui l'ancien ministre centriste Philippe Douste-Blazy, qui voit en eux « des rivaux qui ne se présenteront jamais l'un contre l'autre, mais deux personnes qui ont le niveau pour diriger la France ».

En 1997, pourtant, on est loin des sentiers de la gloire. Après la campagne de 1995 puis la dissolution ratée de Chirac, les deux hommes sont à l'index. Sarkozy pour son soutien à Balladur, Villepin, alors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Élysée, pour avoir été l'un des artisans de cette dissolution qui a conduit à la gauche plurielle au pouvoir. Pourtant, dans De l'esprit de cour (2010), Villepin raconte comment il a fait revenir Sarkozy dans le giron chiraquien pour se sauver lui-même, une sorte d'alliance objective qui ne passera pas l'an 2000 : « Contrairement à bien des faux amis du Président, il avait été un opposant notoire et n'entendait pas revenir la corde au cou après avoir fait des excuses. Ce cô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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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pendant l'université des Jeunes Populaires. PHOTO OLIVIER LABAN-MATTEI APP

bravache n'était pas pour me déplaire. [...] Dans le désert des talents qui nous asséchaient, son intelligence et son volontarisme me paraissaient indispensables pour remonter la pente et je poussais de toutes mes forces en faveur de son retour.»

«Je les accrocherai à un croc de boucher»

Las, dès le second mandat de Chirac, ça se gâte. Le 5 mai 2002, soir de la victoire au QG parisien, un ministre se souvient du petit jeu qu'il a perçu entre Villepin et Sarkozy: «Les deux se jaupaient, cherchant qui était le plus malin. Il y avait entre eux une ambiance de cour d'école, des sourires en coin, déjà une concurrence.» Si Villepin souffle le nom de Sarkozy pour Matignon, Chirac dit n'est le voilà «premier flic de France» chaussant ses mocassins à daim pour flier sur tous les fronts. Aux Affaires étrangères, Villepin fait un tabac à l'ONU, début 2003, avec son célébrissime discours contre la guerre en Irak. Cerise sur l'ego: l'homme du non sent que cette hype «irrite» son concurrent atlantiste qui «affichait sa proximité avec l'administration Bush», piquera-t-il dans son livre.

Turbulent et pressé, le vorac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ffiche toutefois une cote insolente. Malgré des «sondages au zénith» pour le locataire de Beauvau, Chirac, après la lourde défaite de la droite aux régionales de mars 2004, le déménage à Bercy. Son successeur à l'Intérieur? Villepin! Lors de la passation de pouvoir, le nouveau flatte l'ex: «Nous nous connaissons à travers les difficultés et les épreuves de la vie publique. Cela forge une véritable amitié.»

Et quelle amitié! Depuis des mois, se trame en secret l'abracadistrante que affaire Clearstream, du nom de la chambre de compensation luxembourgeoise accusée de blanchiment. Ménageons le lecteur possiblement à la plage: on ne l'égarera pas dans cette toile d'araignée où ont frayé Imad Lahoud, faussaire des listings truffés de noms de personnalités censées détenir des comptes illégaux, le corbeau Jean-Louis Gergorin et le général Rondot. Retenons que le 9 janvier 2004, lors d'une réunion avec ces deux derniers au Quai d'Orsay, Villepin leur donne instruction de vérifier ces fichiers. Ce jour-là, Sarkozy est-il cité? Seulement en tant que minis-

tre de l'Intérieur, pas comme mis en cause, défendra Villepin. En juin, le juge Van Ruymbeke, chargé d'enquêter sur la vente de frigates à Taiwan, reçoit un CD-rom anonyme listant des comptes bancaires et mettant en cause des industriels, hauts fonctionnaires et hommes politiques qui auraient bénéficié de rétrocommissions ayant transité par Clearstream. Au début de l'été,

Entre eux, des insultes par dizaines, à tel point que les journalistes politiques n'ont eu de cesse de dépeindre leur relation en combat à mort mythologique, sans craindre la pompe.

l'hebdo le Point consacre sa une à l'«affaire d'Etat qui fait trembler toute la classe politique». Sans balancer les noms des listings. Mais dans le microcosme, qui ignore qu'y figurent Stéphane Bocsa et Paul de Nagy, patronyme de Sarkozy? Après coup, le directeur du Point, Franz-Olivier Giesbert, accusera Villepin d'avoir voulu que la presse mouille explicitement l'ex-maire de Neuilly et révélera qu'il lui a glissé: «Sarkozy, c'est fini. Si les journaux font leur travail, il ne survivra pas.» Ferme démenti de l'intéressé. S'il apparaît vite que les listings sont bidons, Sarkozy voit rouge. «Crapulerie», «monstruosité!» Il veut savoir qui veut sa peau et, à Chirac qui lui demande de laisser tomber cette «histoire de corneul», il lâche cette menace devenue culte: «Je les accrocherai moi-même à un croc de boucher.» A mesure que s'empilent les tomes du dossier d'instruction, ses proches s'inquiètent. Être victime d'une machination appelle l'empathie mais n'est-ce pas risqué de s'acharner? «Je voulais aller jusqu'au bout. A tort ou à raison, c'est ce que je fis», écrit Sarkozy dans Passions.

«Même quand on se déteste, on s'amuse»

A la tête de l'UMP depuis novembre 2004 et loin du gouvernement, Sarkozy aurait pu se concentrer sur sa conquête du pouvoir. Et Villepin, dernier Premier ministre du règne chiraquien, aurait pu se sentir soulagé de voir son rival dehors. Intriguant duo. Comme s'il ne pouvait se passer de son ennemi, Villepin souhaite qu'il redévième ministre. Et pas n'importe où. Retour à la maison, Beauvau, meilleur avant-poste pour Sarkozy soucieux de parer un autre coup tordu: «Je les savais capables de tout». Paré ce jour le Premier ministre qui a préféré l'avoir à ses côtés qu'à l'extérieur, espérant peut-être le cramer. «A partir de 2005, le degré de haine était invraisemblable, une animosité obsessionnelle», souffle un villepiniste. Au Conseil des ministres, aucun ne mouche. «On faisait notre boulot et on voyait passer les obus de 75 lâchés dans la presse», rigole un ministre non aligné d'alors.

Pendant que le poison Clearstream se diffuse, les ambitions présidentielles sont toujours plus assumées chez Sarkozy. Et titillent le Premier ministre qui jouit à la rentrée 2005 de sondages réjouissants. Chacun refuse de croire aux chances de l'autre. «Il explosera en vol», flaire Villepin qui convie discrètement son petit cercle pour cogiter sur sa candidature. «Il n'y a pas eu de plan, il n'est pas comme ça. Les grandes envolées oui, mais ce n'est pas un esprit pratique», relate

un habitué de ces réunions du dimanche soir.

Chaque dossier est l'occasion de s'affronter. Les émeutes en banlieue de novembre 2005? A Beauvau, Sarkozy juge absurde l'idée d'un état d'urgence avec couvre-feu dans les quartiers qui s'embrasent. S'il dissuade facilement Chirac, il racontera avec délectation que le Président a eu toutes les peines du monde à retenir la main de son Premier ministre. Le CPE, censé terrasser le chômage des jeunes? «Dominique, faut arrêter les conneries! Je ne vous laisserai pas tuer mes chances de gagner la présidentielle», proteste, alors que la rue gronde, un Sarkozy qui fait tout pour planter le projet, contactant en douce les leaders syndicaux. Villepin y tient mordicus, «il était le pousse-au-crime» de Chirac, lâche un ex-sarkozyste. Après un an à Matignon, l'homme a perdu des plumes quand Sarkozy roule, inarrêtable, vers l'Élysée. Le Premier ministre s'efface et se charge d'éteindre la lumière du quinquennat. Il ne gêne pas le candidat de l'UMP. Quand François Goulard, son ministre délégué à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lui dit qu'il compte rallier Bayrou, il est même furieux: «Il aurait pu me dire: «Vas-y et fais des émules?». Mais non», se rappelle cet ancien proche. Après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07, les deux ennemis continuent de se blesser à distance et de se rahibocher, de se soutenir ou de s'enfoncer. Une relation cyclothymique à l'image de ce qu'ils écrivent dans leurs mémoires. Dans De l'esprit de cour, Villepin loué le «culot» de Sarkozy, sa «formidable énergie et son agilité intellectuelle». Puis le débine: «Tout tourne autour de sa personne. Qui n'est pas avec lui est contre lui.» L'autre le lui rend bien, raillant en 2019 un Villepin «perché» dans un monde où la réalité est virtuelle. Auparavant, il faisait l'éloge d'un «guerrier» que «la médiocrité déprime, (que) l'adversité requinque». A l'été 2006, Sarkozy a sans doute livré la clé de leur jubilation à se haïr, confiant à Villepin sous le regard de son dircab Bruno Le Maire, soigneux greffier des années Matignon (dont il tira Des hommes d'Etat en 2008): «Je vais vous dire un truc, Dominique: tous les deux, même quand on se déteste, on s'amuse. On ne s'ennuie jamais. On prend du plaisir. Donc on peut continuer ensemble, on se mettra sur la gueule, on s'amusera, c'est l'essentiel.» Vingt ans plus tard entre rêve de come-back et cauchemar d'un prisonnier, on parle que la détestation ne s'est pas tout à fait évanouie.

LUNDI «DIRTY DANCING» JENNIFER GREY VS PATRICK SWA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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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ÉTÉ / SÉ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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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ON DES DATTES D'ALGERIE

Barbès, l'échapée bled des Algériens

Direction Nation(s) (1/6) En suivant la ligne 2 du métro, rencontre avec les diasporas qui font vivre associations, restaurants et souvenirs du pays. Aujourd'hui, les Algériens de Barbès.

Dans un local associatif au 5 rue de la Charbonnière, à Barbès, ils sont une douzaine à se retrouver autour d'une grande table, comme chaque dimanche. Il y a la Rezki, Ferhat, Moufida, Sabrina... Les «Solidaires de Paris», le nom de leur groupe fondé par deux frères kabyles en 2024, ont toujours un festival, une course, une maraude, un projet à soutenir ou à organiser. Aucun des bénévoles présents n'habite Barbès, mais chacun y a ses habitudes. A

cheval sur trois arrondissements (XVIIIe, mais aussi IXe et XVe), le quartier est un carrefour, davantage qu'un lieu de vie. Tous le disent : «La culture algérienne, elle est ici. C'est le cœur, le premier lieu de rencontre des Algériens.»

«L'habitude de revenir»

Si Marseille a Noailles, Paris a Barbès. Et tant pis si les loyers, comme dans le reste de la capitale, sont élevés. En RER, en train, en métro, depuis Bry-sur-Marne (Val-de-Marne) ou Drancy (Seine-Saint-Denis), Sabrina, Mohamed, Rezki et les autres rallient la station la plus effervescente de la ligne 2, Barbès-Rochechouart, épicentre d'un quartier repère popularisé depuis des décennies par des chanteurs stars tels Rachid Taha. «Je connaissais Barbès bien avant d'arriver à Paris. Si quelqu'un a le mal du pays, il vient ici. C'est la même nourriture qu'au

bled», confirme Ferhat, 28 ans, originaire de Tizi Ouzou. Depuis le métro, en remontant vers la Goutte d'Or, les étals généreux tentent le passant : pizzas carrées, sandwiches au foie de volaille, brochettes d'agneau, couscous, ou encore la fameuse garantita. Avec sa farine de pois chiche, cette spécialité est la «madeleine» de nombre d'Algériens, parmi lesquels l'artiste Bilal Hamdad, exposé l'an dernier au Petit Palais. S'il habite le XIXe arrondissement, il s'arrête parfois à Barbès pour en savourer : «C'est un plat qui me rappelle mes années d'étude aux Beaux-Arts de Sidi Bel Abbès, car c'est rassasiant, simple et peu cher», confie celui qui a consacré plusieurs de ses peintures à la station Barbès-Rochechouart, un endroit où l'on passe sans s'installer forcément. Bilal Hamdad est loin d'être le seul à goûter la garantita, cet emblème

de la street food algérienne : Oran et Alger s'en disputeraient même l'origine, s'amuse Mohamed, épicier du quartier, qui penche plutôt pour une recette d'inspiration espagnole. Cela fait plus de quarante ans que ce septuagénaire a quitté Constantine. Derrière le comptoir de son «Palais d'Orient» s'affaire son fils, Ryad. Depuis huit ans, ce dernier habite à Villeneuve-la-Garenne (Seine-Saint-Denis) avec sa compagne et leur fille et vient tous les jours travailler au bazar familial. «Les anciens ont l'habitude de revenir ici, mais Barbès a une image négative dans ma génération», regrette-t-il. «Des vols, des mauvais comportements, il peut y en avoir partout», défend Mohamed, qui juge le quartier agréable à vivre, et très aimé. Ses clients viennent de tout Paris et au-delà, «aussi pour les prix : le marché est peu cher, et un sandwich avec boisson coûte moins cher

A Barbès, dans le XVIII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jeudi.

qu'au MacDo», estime Mohamed. Entre Barbès et les Algériens, l'histoire dure depuis plus de cent ans. Au début du siècle dernier, ils quittent leur pays pour rejoindre la capitale de l'empire colonial : Paris est hostile, mais moins qu'Alger, très ségréguée, expliquait il y a deux ans l'écrivaine Hajer Ben Boubaker dans Libération lors de la sortie de son livre Barbès blues, une histoire populaire de l'immigration maghrébine (2024, Seuil). Beaucoup restent à cause des mobilisations forcées et des réquisitions dur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Durant des décennies, des gens sont venus d'ailleurs en France et du Maghreb, pour vivre la sociabilité qu'offrait le quartier», analyse Hajer Ben Boubaker.

«C'est plus calme»

Mais ces derniers temps, le commerce en ligne et les grandes surfaces, ici comme ailleurs, ont fait du mal. La fermeture de Tati, enseigne iconique du XVIIIe arrondissement, n'a pas arrangé les affaires. Ce sont aussi les magasins de disques et de K7, ayant contribué à faire connaître la musique algérienne, qui ont disparu. «C'est plus calme qu'avant», confirme Nadera, pâtissière de La Porte des Rêves. Elle a quitté Boumerdès, à l'est d'Alger, suite au violent séisme de 2003, et régale désormais ses clients de spécialités à la fleur d'oranger, à l'amande et au miel, dont l'irremplaçable baklawa, le roi des gâteaux.

Pour Rezki, la quarantaine fringante, qui a renoncé il y a trois ans aux montagnes kabyles, c'est désormais dans les associations que bat le cœur de Barbès. Lui s'investit au sein des Enfants de la Goutte d'Or, structure historique fondée en 1978 pour lutter contre le racisme. Cet été, pour la grande fête annuelle du quartier, il a pu compter sur l'aide de 110 membres des Solidaires de Paris, sur le pont jusqu'à 2 heures du matin. «Quand tu dis Barbès, beaucoup pensent à la délinquance plutôt qu'au dynamisme culturel et social, mais ici, il y a plus de 200 assos!» rappelle l'un de ces enthousiastes, Mohamed, qui a grandi à Tizi Ouzou et gagne désormais sa vie comme technicien chez Orange. Dans le petit local de la rue Charbonnière, les bénévoles préfèrent toutefois ne pas trop digresser sur les préjugés. Ils se sentent simplement «à la maison», dans cette France où ils ont souvent davantage de famille qu'en Algérie et pour laquelle leurs anciens ont fait la guerre, il y a longtemps.

CHRISTELLE GRANJA

Photo CYRIL ZANNETTACCI

LUNDI LES TAMOULS DE LA CHAP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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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OF DISCO / ÉTÉ

Le documentaire de Rushmore DeNooyer retrace le crépuscule du genre musical, au cœur d'une guerre culturelle dont le point d'orgue fut la «Disco Demolition Night» organisée à Chicago en 1979.

Dans son film les Derniers Jours du disco (1998), le réalisateur Whit Stillman enterrait le disco avec ses dialogues délicieusement pince-sans-tire. Pourquoi cette fin ? «Les gens ne sortent plus comme avant. Ils sont fatigués. Certains sont malades, d'autres défoncés.» Le personnage de Kate Beckinsale se hasarde : «Il y aurait un lien avec l'épidémie d'herpès ?» De façon sociologique et passionnante, Rushmore DeNooyer détaille, dans son documentaire les Derniers Jours du Disco (traduction française du titre anglais plus belliciste War on Disco), la fin soudaine du courant musical, poids lourd économique : en 1979, sa valeur était estimée à 4 milliards de dollars. Et voilà que les slogans essaient sur les tee-shirts : «mort au disco», «le disco, ça craint». DeNooyer replace ce déclin dans le contexte des guerres culturelles dont les Etats-Unis ont le secret : du Nipplegate (Janet Jackson exhibant par accident un téton lors du concert du Super Bowl en 2004), au Gammage (campagne de harcèlement en ligne de développeuses et femmes journalistes de jeu vidéo en 2014), en passant par les critiques visant Beyoncé accusée d'avoir dévoyé la country music en 2024 avec l'album Cowboy Carter. La pop culture est toujours prétexte pour faire sortir du bois misogynes, homophobes et racistes.

Saturation

Dans le cas du disco, les attaques se font, en surface, contre l'effet de saturation d'un genre occupant tout l'espace culturel depuis le succès mondial de la Fèvre du samedi soir (1977) et de sa BO composée par les Bee Gees. Le ressentiment vient des classes populaires, notamment issues de la Rust Belt («ceinture de rouille») – cœur industriel du nord-est américain frappé par le chômage à la fin des années 70. Les laissés pour-compte méprisent la culture hédoniste, sexuée, cocainée et «cool» du disco, symbolisée à New York par un Studio 54 accessible aux élus. Vive le rock, l'authenticité, contre ces «endroits en plastic avec des mecs en plastic». Le point d'orgue de cette discorde est la fameuse Disco Demolition Night du 12 juillet 1979. À Chicago (ville traditionnellement rivale de

Steve Dahl, DJ rock fanfaron et anti-disco notoire, fut un personnage central de la soirée du 12 juillet 1979. PHOTO PAUL NATKIN: WIREIMAGE

• Les Derniers Jours du disco de Rushmore DeNooyer, disponible sur arte.tv
• Dimanche 26 juillet
• Fame (à 21 heures)
• Dirty Dancing, comédie romantique engagée (à 23h05 et du 28/06 au 27/03/27 sur arte.tv)
• Patrick Swayze, acteur et danseur par passion (à minuit et du 25/07 au 23/10 sur arte.tv)
• Fame (à 21 heures)
• Mercredi 29 juillet
• Lady Gaga : mes chansons, ma vie (à 22h55 et du 29/07 au 26/10 sur arte.tv)
• Dua Lipa. Le futur de la pop (à 23h50 et du 29/07 au 28/07/27 sur arte.tv)

«Les Derniers Jours du disco»

Du dancefloor au déclin

New York sur tout, du sport à l'épaisseur idéale de la pâte à pizza), un coup de pub est organisé pour la mi-temps d'un match de baseball : faire exploser une caisse de vinyles disco sur le terrain.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sera Steve Dahl, DJ rock fanfaron et anti-disco notoire (en particulier après que la radio qui l'employait l'eut licencié lorsqu'elle passa à une programmation entièrement disco). Ce soir-là, 20 000 spectateurs sont attendus, mais ce sont 50 000, majoritairement hommes blancs hétéros, qui débarquent dans un stade en surcapacité, pour jeter des disques en l'air et occuper la pelouse. L'am-

biance est chaotique, chargée en bière et en cannabis. Une guerre culturelle d'autant plus que Dahl débarque en casque, tenue militaire et jeep. «Ça nous a rappelé un autodafé nazi», se souviendra Nile Rodgers, guitariste-producteur du groupe disco Chic. Dahl se défendra d'avoir voulu d'abord cibler les Bee Gees, Village People, les cols pelle à tarte et la décadence kitsch-commerciale du genre. Mais difficile de ne pas y voir un retour de bâton contre une musique initiée par les Afro-Américains puis intégrée par les communautés latino et homosexuelle. Des témoins rapportent que beaucoup de disques détruits ce soir-là étaient

aussi funk ou r'n'h – de la musique noire, tout simplement.

Renaissance

La peur d'un remplacement discographique est toujours paradoxale : ces puristes du rock ont oublié que leur premier prophète ayant déjà tout piqué aux Noirs, Elvis Presley, provoqua la même anxiété dans l'Amérique blanche de leurs parents. Plus rationnel, le monopole du disco inquiétait l'industrie musicale, soucieuse de diversité (comprendre : marchés). Après la Disco Demolition Night, le mot «disco» devint maudit, et disparut officiellement des ondes,

mais survécut immédiatement sous d'autres formes : commercialement, dans tout ce qui danse chez Michael Jackson et Madonna ; dans l'underground, renaissant sous des formes épurées dans des villes déclassées comme Detroit pour la techno et, ironiquement, Chicago pour la house. Même si, le soir de la Disco Demolition Night, un des participants, le futur artiste et poète Tony Fitzpatrick racontait en 2016 s'être senti aussi grisé que sur le dancefloor, certes plus maboul que boule à facettes : «Ça nous a libérés. Quand j'ai sauté sur le terrain, il y avait ce moment de libération où je me suis dit que je n'avais pas à être comme tout le monde [...] C'était enfin OK pour un gamin chevelu et fan de rock de se sentir libre et stupide [...] On s'est rendu compte qu'on avait un peu de pouvoir dans ce monde.»

LÉO SOESANTO

LE WEEK-END PROCHAIN RECHERCHE SUSAN DÉSESPÉRÉ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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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ÉTÉ / ENQUÊTE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Diva à la vie à la mort, Aretha Franklin en aura conservé l'aura et les usages jusqu'en son cercueil plaqué. Escortée vers son dernier repos par une parade de plus de cent Cadillac rose bonbon, changeant d'escarpins Louboutin et d'atours à chacun des quatre jours de ses obsèques, à Detroit, fin août 2018, elle y reçut les hommages et révérences de milliers d'admirateurs anonymes comme de trois présidents américains, de pop stars, d'hommes d'Église et de hérauts des luttes historiques pour les droits civiques.

Au gré du bouquet final, quasi huit heures d'une ultime cérémonie d'adieu marathon à la «Queen of Soul», diffusée en direct par les grandes chaînes du câble américain, on a honoré «la combattante pour la liberté», dont l'activisme œuvra à «changer la vie de l'Amérique noire», comme l'a rappelé le célèbre révérend et militant Al Sharpton. Mais aussi «peut-être la voix la plus remarquable et unique que le monde ait connue», a affirmé son homologue Jesse Jackson. Une voix en laquelle, selon les mots de Barack Obama, «nous pouvions ressentir notre histoire, dans toute son étendue et sous toutes ses nuances : notre force et notre douleur, nos ténèbres et notre lumière, notre quête de rédemption et le respect que nous avons conquis de haute lutte».

Bill Clinton comme Stevie Wonder ou encore Ariana Grande ont aussi chanté ses louanges et ses chansons, prélevées parmi un invraisemblable répertoire de tubes : Respect, Think, (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 Never Grow Old... Smokey Robinson a pleuré le départ de sa «plus vieille amie»: sa voisine d'enfance, née à Memphis d'un pasteur vedette et d'une chanteuse hors pair, avec qui il fit ses armes sous influence gospel dans un quartier modeste de la Motor City. Plus de 75 millions de disques vendus •••

Aretha Franklin

Paraphes en carafe

Bisbilles en héritage (2/5) La «Queen of Soul» est morte en 2018 sans avoir clairement réglé sa succession. Plusieurs versions contradictoires de ses dernières volontés ont surgi de ses tiroirs et d'un cahier griffonné, plongeant ses fils dans des années de bataille judiciaire.

Par JULIEN GESTER

••• plus tard, elle «menait toujours ses affaires seules», a insisté la pasteur JoAnn Watson dans un éloge de l'intratiable femme de pouvoir et d'argent qu'elle fut aussi, «sachant exercer sa puissance et se faire respecter sans élever la voix», «toujours payée d'avance» et en liquide avant ses concerts.

Sa légende voulait qu'Aretha Franklin fasse re-computer devant elle les billets des quelque 25 000 dollars cash exigés à chaque prestation avant d'entrer en scène, où la clim devait être coupée et le pactole l'accompagnerait, logé dans un sac à main négligemment jeté sur le couvercle du piano. Sa défiance des avocats, agents et banquiers, commune à bien d'autres Africains-Américains ayant eu pour berceau le Vieux Sud ségrégué, avait un certain panache, mais aussi ses inconvénients et travers, qui lui valurent d'accumuler souvent les créanciers – compositeurs, dentistes, chauffeurs de limousine, paysagistes, ou même le tuteur de son fils aîné,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mental... – rarement dédommagés avant qu'elle n'y soit forcée par un tribunal. Et ce vaste désordre d'affaires laissées à la responsabilité des juges l'aura, comme ses atours scintillants, accompagné dans la tombe.

Dans les profondeurs d'un tiroir ou du canapé

A sa disparition à 76 ans, Aretha Franklin ne semblait ainsi avoir laissé aucun testament. La mort ne l'avait pourtant pas cueilli par surprise, alors qu'elle luttait depuis 2010 contre un cancer du pancréas. Son état s'était sensiblement dégradé les derniers mois, si bien que sa nièce adorée, Sabrina Owens, avait dû se résoudre, déjà, à mûrir le programme de funérailles en majesté «fidèle à ce que [sa] tante aurait voulu». Faute de dernières volontés claires laissées par la monarque soul, c'est donc aussi à cette nièce, leur c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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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Aretha Franklin au Lincoln

Memoriam pour l'investiture de Bill Clinton en 1993.

PHOTO MARK REINSTEIN GETTY IMAGES

sine, que ses quatre fils auront confié la mission malaisée de mettre en ordre sa succession. La loi de l'Etat du Michigan stipule qu'en l'absence de testament, l'héritage doit être réparti à parts égales entre l'éventuel conjoint (mais Franklin était divorcée depuis 1984) et les descendants. Encore fallait-il ordonner ce legs difficilement quantifiable, entre les divers actifs immobiliers, plus de 900 000 dollars de chèques de royalties retrouvés non encaissés, d'innombrables fétiches (voitures de collection et pianos de légende, somptueuses parures et vestiaire d'impératrice...), mais aussi des années d'impayés à l'administration fiscale. Comment chiffrer, dès lors, l'héritage de la Queen of Soul? La presse avait avancé 80 millions de dollars au lendemain de sa mort – chiffre rondement repris d'article en article sans être jamais expertisé.

Les futurs inventaires judiciaires livreront des montants plus modestes, autour de 17 ou 18 millions de dollars, tandis qu'étaient soldés plus de 8 millions de dollars d'arriérés d'impôts. En 2023, l'estimation officielle des actifs tangibles sera ramenée à 4,5 pines plus de 4 millions de dollars. Mais c'est la compter sans les fruits d'un catalogue qui, en un an, rapporte presque autant, avec 3,9 millions de dollars de royalties rien que pour l'année écoulée. La preuve que la fortune d'Aretha Franklin n'avait en somme jamais tant résidé dans les coffres-forts, villas et Cadillac, mais dans l'immortalité de sa voix, son nom, ses chansons – son empreinte, inestimable.

La mission confiée à Sabrina Owens n'en était que plus délicate et celle-ci déclarera n'y avoir consenti qu'à deux conditions, placées au cœur de ses préoccupations jusqu'à ce qu'elle ne jette l'éponge deux ans après, éconcret : que «rien ne vienne fracturer les relations dans la famille» et qu'en aucun cas celle-ci ne se retrouve «devant les tribunaux à cause de désaccords relatifs à la succession». Toutes choses qui finiront pourtant bien par arriver, du fait non pas de l'absence, mais au final d'une surabondance de dernières volontés couchées sur papier.

En effet, les mois suivants le décès, alors que la nièce s'attelle à l'inventaire de cet héritage à couper en quatre, l'exploration de ses recoins mettra au jour un, deux, trois puis même un quatrième jeu de documents pouvant s'apparenter à un testament. Les deux premiers, retrouvés sous clé dans le tiroir d'un vieux meuble, remontent à 2010, l'année où Aretha Franklin s'est découverte gravement malade. Un autre, que Sabrina Owens débusque ensuite chez la défunte, daté de 2014, dormait depuis sous les coussins du canapé, entre les pages griffonnées d'un cahier à spirale plein de ratures, de pattes de mouche annotées dans la marge et de passages parfois indéchiffrables. En clôture, un smiley logé dans le «A» d'Aretha y tient lieu de signature ambiguë.

Enfin, deux ans plus tard, une dernière version refera surface, la seule qui ne soit pas manuscrite, retrouvée dans le bureau d'un juriste embauché par Franklin seulement quelques mois avant son décès. Autrement plus formelle, celle-ci porte toutefois la mention «ébauche», et pas de signature, ce qui incitera la justice à l'écarter rapidement de la querelle qui va déchirer trois des quatre fils, jusqu'au procès auquel il reviendra de trancher, des

années plus tard, si la vérité successorale gisait bien dans les profondeurs d'un tiroir ou du canapé.

«Elle nous parle depuis sa tombe!»

Toutes les moutures s'accordent certes sur le principe de royalties futures équitablement réparties, et surtout d'une rente allouée à Clarence Franklin, l'aîné, placé de longue date dans un foyer psychiatrique. Pour le reste, les divergences abondent, tant par la forme des documents que ce qu'ils préconisent quant au contrôle de la succession, aux conditions imposées aux héritiers ou à la répartition des biens matériels. Bien que rédigées à la main, les pièces de 2010 ont été visées par un notaire et prévoient de confier l'exécution testamentaire à Ted White, le troisième fils, tandis que ses deux frères Kocalf Cunningham et Edward Franklin seraient tenus de passer un diplôme d'école de commerce avant de percevoir leurs parts. Une exigence évaporée de la très brouillonne version 2014, qui par ailleurs confie finalement les rênes de la succession au

cadet de la fratrie, Kocalf, ainsi que les voitures, les bijoux et la principale propriété immobilière : un domaine palatial dans la banlieue de Detroit, évalué à 1,1 million de dollars.

Il faudra cinq ans et un procès de deux jours pour que la dispute soit enfin tranchée par la justice du Michigan, à Pontiac. En juillet 2023, six jurés se voient confier une question à l'étrangeté quasi borgésienne : un cahier à spirale glissé sous un coussin, et signé d'un smiley, peut-il valoir dernières volontés d'une reine ? Le Michigan, il est vrai, autorise les testaments dits «olographes», dépourvus de témoins, pourvu qu'on prouve la main et l'intention de la défunte. Aux jurés, donc, de décider si le grilbouillis d'un visage souriant avait valeur de paraphe, et si la défunte entendait laisser ces quatre pages raturées comme son acte testamentaire le plus définitif.

Les frères se sont rangés en deux camps. Ted White, qui avait longtemps accompagné sa mère comme guitariste lors de ses tournées, plaide l'invalidité d'une version certes postérieure mais à la forme trop grossière et à l'emplacement trop improbable, selon lui, pour

être sérieusement prise en considération. Outre qu'il lui est plus avantageux, le testament de 2010, verrouillé et notarié, serait le seul à ses yeux conforme à une femme qui réglait, dit-il, «toute affaire de manière conventionnelle et légale». Le document de 2014 aura cependant trouvé des défenseurs acharnés en ses frangins, eux aussi musiciens – Edward a hérité du don maternel pour le chant gospel, Kocalf s'est essayé au rap chrétien.

Au tribunal, ce dernier convoquera un tout autre souvenir de la matriarche réglant ses affaires alanguie sur le sofa, si bien qu'il n'y aurait «rien de curieux» à ce qu'un testament ait pu s'y loger. «Vous pouvez prendre votre testament et le laisser sur le comptoir de la cuisine, c'est toujours votre testament», appuiera son avocat, avant que celui d'Edward n'en fasse projeter l'en-tête, où apparaît cette mention incontestable. «A qui de droit, étant saine d'esprit, je rédige mon testament et mon témoignage.» De là, ce diagnostic lancé à la cour : «Elle nous parle depuis sa tombe!» Avant d'enfoncer le contradicteur d'une phrase : «Teddy veut déshériter ses deux frères, Teddy veut tout.» Au procès, les trois hommes siégeaient sur le même banc, sans un mot, une poignée de main ni un regard. «On est aussi proches que peuvent l'être trois vieux bonshommes», assurera pourtant Ted White à un journaliste dans un couloir du tribunal. Du moins avant que ne tombe le verdict, en sa défaveur : il aura fallu moins d'une heure de délibéré au jury pour donner raison au canapé.

Une seule certitude traverse les années et les ratures

Finalement, ce duel d'écriture n'aura pas tant divisé la fratrie qu'il n'en aura révélé, en creux, le seul point d'accord immuable. Car par-delà leurs querelles de paraphes et de décapotables chromées, toutes les moutures – celle du tiroir comme du canapé, l'ébauche dactylographiée par un juriste comme les pages les plus barbouillées – convergeaient sur un nom : Clarence. L'aîné, celui dont Aretha avait accouché à l'âge de 12 ans à peine, placé sous la tutelle d'un institut spécialisé. Toutes versions enjoignaient ses frères à le soutenir, lui rendre visite, l'entourer chaque semaine de leur affection. Comme si, dans la confusion de ses dernières volontés biffées, reformulées tous les quatre ans, une seule certitude avait traversé intacte les années et les ratures : la fragilité de ce fils-là, qu'il s'agirait quoi qu'il advienne de protéger.

Le procès, lui, ne le concernait pas. Ses représentants avaient déjà négocié à part une fraction non divulguée de l'héritage, le retirant de la mêlée. Tandis que ses frères bataillaient pour savoir laquelle des voix d'Aretha disait vrai, Clarence restait au-dehors, à l'abri du tumulte – fidèle, peut-être, à la place que sa mère avait voulu lui réserver. La Queen of Soul aura laissé un empire de royalties, un vestiaire de souveraine et une fratrie jurant de s'aimer toujours, même au bord de la rupture. Mais la dernière image que dessinent ses testaments pleins de contradictions n'est pas tant celle d'une dispute que d'une mère qui n'aura, même morte, jamais cessé de veiller sur le plus vulnérable de ses garçons.

Clarence Franklin (à droite), fils aîné de la chanteuse, lors de ses obsèques le 31 août 2018. PHOTO JEFF KOWALSKY APP

Des fans de la chanteuse devant la New Bethel Baptist Church de Detroit, le 30 août 2018. PHOTO SCOTT OLSON GETTY IMAGES

LE WEEK-END PROCHAIN LA FAMILLE LABEY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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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Extraits de la série «Épitome» de Vic Bakin. PHOTOS VIC BAKIN

LES MESNOGRAPHIES Les Mennels (Tralines), jusqu'au 1er septembre. Pour sa sixième édition, le festival présente 22 auteurs du monde entier dont les histoires photographiques racontent l'actualité et la société. Avec cette année, un engagement fort et un focus sur la lutte contre l'inceste afin de rompre le silence en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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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ÉTÉ / PREMIER CHAPITRE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Chaque week-end, les premières pages d'un roman de la rentrée

«Avec le temps, votre périmètre rétrécit. Autrefois la rue était à nous»

Le garçon tend l'élastique. Son buste émerge à moitié de la lucarne, il porte une veste de pyjama bleu clair, des cheveux humides lui retombent en bataille sur le front. Il ferme un œil et pointe sa petite langue rose entre ses dents. Tout en bas une fenêtre claque, effrayant les pigeons du faîtage: grands coups d'ailes dans l'ocre du matin. Billes rouges des yeux, pattes sèches, griffes crochues, chatoiement violet-vert mousse-noir. Affolés, ils s'élèvent d'un coup, puis se laissent chuter en piqué dans la rue, où ils disparaissent. Les battements d'ailes poussiéreux résonnent quelques secondes, puis le calme revient. Les rayons du soleil levant allument des reflets aux vitres des étages supérieurs, clignotent sur la pointe d'une aile d'avion, embrasent la fumée qui sort des cheminées et qui, rabattue par le vent, court sur les toits et les mansardes en déroulant ses rubans, avant de se déliter dans les gouttières. Le garçon cligne des yeux. Il laisse tomber son lance-pierre, écarte une mèche rebelle du dos de la main et fixe le point où, l'instant d'avant,

s'alignaient encore les pigeons endormis, lovés les uns contre les autres.

D'après Carl, nous sommes plus de cent, mais lui qu'est-ce qu'il en sait. La semaine dernière, ils l'ont charcuté. Lui ont enlevé un rein et la plus grosse partie de l'intestin. Le genre de choses qu'on n'encaisse pas comme ça. Moi je sais exactement combien on est, parce que je parle avec la cuisine. Les infirmières et les infirmiers, on ne peut pas s'y fier, ils n'ont pas de budget à gérer. A la cuisine, on calcule juste, au prix où sont les légumes et le café, chaque portion compte. Hier on était encore quatre-vingt-dix-sept, et aujourd'hui Greta Bliulein est morte. Ils ont sorti le corps et dévissé la plaque du nom sur la porte, en chuchotant comme des voleurs dans la nuit.

Cette année, on meurt plus. Allez savoir pourquoi. C'est peut-être à cause du temps. Les vieux se plaignent que les fenêtres laissent passer l'air, pourtant tout le monde sait que sous des fenêtres parfaitement étanches l'humidité prospère. Aujourd'hui la nuit est calme. De temps en temps quelqu'un parle en

Dans ma famille, il n'y a pas de commerçants. Et encore moins de lecteurs. Mon père était ferronnier et ma mère a gratté les légumes quarante ans au marché de gros. Papa disait qu'il fallait se salir les mains pour trouver de l'or. Mais, tout petit, je savais déjà que c'était une ânerie. D'après mes parents, je lisais avant de savoir parler correctement.

dormant, mais quand la radio marche au bureau des infirmières, c'est à peine si on vous entend tousser. Mon heure préférée, c'est entre trois et quatre. On a le silence et l'obscurité dans les couloirs, sauf au-dessus du 14, où le voyant reste activé. Madame Szevkovic dit que, pour dormir, elle a besoin de savoir la petite lampe allumée. Pourquoi pas. Bien couchés dans leur lit, ils voguent, chacun seul à bord, sur l'insondable mer noire des benzodiazépines.

La plupart d'entre nous sont du coin. Beaucoup, même, de la rue. Avec le temps, votre périmètre rétrécit. Autrefois la rue était à nous. Nous avons comblé les cratères et planté les arbres. Dans une cage d'escalier bombardée, on avait découvert un chien. Jamais rien entendu d'aussi pitoyable que ses gémissements sous les décombres. Pourqu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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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LA RUE

ROBERT SEETHALER

Traduit de l'allemand (Autriche) par Elisabeth Landes, Sabine Wespieser éditeur, 200 pp., 22 € (ebook : 15,99 €). En librairie le 27 août.

Une ville anonyme, un zoom sur un de ses quartiers, la rue de la Lande, et ses commerces : le restaurant, le bar, une

boucherie, une boulangerie et une fleuriste qui écrit des lettres d'amour sans jamais les poster. Chaque fête annuelle tourne à la beuverie et à la bagarre, le commissariat s'en plaint. Une vieille dame s'éteint doucement dans un foyer où les repas ne sont pas fameux, sa nièce occupe désormais son appartement. Des requins de l'immobilier ont convaincu la mairie d'expulser une partie des habitants, soudoyant leur avocat. Un jeune homme amoureux et voyeuriste est retrouvé pantelant et sanglant au pied de

la statue d'un étrange saint Yolandin. Chacun a son avis sur la question, a vu ou n'a pas vu. Dans la Rue, l'écrivain autrichien observe un microcosme d'humanité comme un organisme vivant, à travers des propos pris sur le vif, des allées et venues, des courriers comminatoires, des comptes rendus quotidiens, des affichages de concierge. Les voix et les faits construisent un petit monde attachant et râleur, qu'on entend presque à l'oreille et qui forme un théâtre au fond très familier. FRI

était-il resté dans l'immeuble : mystère, il de- vait pourtant se rendre compte de ce qui se passait. Il se sera terré là par peur du vacarme et des secousses ? Se sera recroquevillé sous l'escalier qui s'est effondré, alors qu'il com- mençait à s'effriter ? On a creusé comme s'il s'agissait du dernier être humain sur terre. Côté à côté, sans dire un mot. Le chien était gris de poussière et totalement hirsute, quand on l'a extirpé des décombres, mais il avait de beaux yeux. Je ne sais pas ce qu'il est devenu.

Quel enfoiré. Ou il parle sans savoir ou il ment. Il n'y avait pas de cratères de bombes, seulement quelques impacts, et les arbres existaient bien avant la guerre, quant à l'his- toire du chien, il l'a vue à la télé en bas dans la salle commune, un dimanche après-midi où il pleuvait.

J'ai signé le bail ce midi, et quand j'ai reposé le stylo dans son petit écrin d'argent poli, j'exultais intérieurement. Les deux messieurs m'ont serré la main en souriant.

« Félicitations, a dit l'agent immobilier, un tel emplacement, c'est le succès assuré. » Je me suis contenté d'acquiescer en silence, parce que j'avais un peu le tournis, puis j'ai édaté de rire, bien trop fort dans cette pièce toute en verre.

Le magasin est au 24, dans l'immeuble qui se trouve entre la boulangerie et les services de la mairie. Il fait soixante-trois mètres carrés en comptant la remise et le mètre cinquante des toilettes. L'espace de vente proprement dit en fait trente-neuf. Quand je me retrouve dedans et que je le parcours du regard, je n'en crois pas mes yeux. Pourtant il existe, puis- qu'il figure au cadastre.

Il n'y a pas si longtemps de cela, c'est un mar- chand de charbon qui l'occupait, puis le local est resté vide. Tout est comme nimbé d'un fin voile noir, même les pampilles du lustre de verre. Le sol présente de grosses fissures rem- plies de poussière de charbon. Il faut rempla- cer la vitrine. Le verre s'est terni avec les ans, il est opaque. Mais je peux garder la porte. Il suffira de poncer le bois, de le repeindre et de changer les joints. Au-dessus je fixerai une enseigne : Livres anciens et d'occasion, en ca- ractères gothiques rouges sur fond blanc. Dans ma famille, il n'y a pas de commerçants. Et encore moins de lecteurs. Mon père était ferronnier et ma mère a gratté les légumes quarante ans au marché de gros. Papa disait qu'il fallait se salir les mains pour trouver de l'or. Mais, tout petit, je savais déjà que c'était

une ânerie. D'après mes parents, je lisais avant de savoir parler correctement. Quand on n'a rien, les livres sont une mine. Je les col- lectionnais, depuis les petits illustrés et les ré- cits de cow-boys et d'Indiens jusqu'à une pre- mière édition du Capital datant de 1932, reliée mi-cuir et en excellent état, juste un tout petit peu annoté au crayon.

Il me faut transbauburer dix-sept mille livres de l'appartement au magasin. Mes parents sont morts, l'appartement ne m'appartient plus, j'ai deux semaines pour déménager. Ce n'est pas beaucoup, mais je suis confiant. Si tout va bien, j'ouvrirai en octobre, encore avant la fête de rue. Au début, je pourrai tou- jours dormir dans la remise.

Un peu plus ils nous mettaient une baraque à frites à la place du marchand de charbon. Saucisses grillées et tout le tremblement. Comme si les gens ne mangeaient déjà pas as- sez. L'absorption de nourriture nuit aux facul- tés de réflexion. C'est scientifiquement prouvé. C'est lié aux masticateurs et aux con- nexions nerveuses avec le cerveau. On ne peut pas mâcher et penser en même temps. L'organisme est un tout, rien ne fonctionne isolément. Quoi qu'il en soit, le propriétaire n'a pas voulu des frites. Au lieu de quoi on aura des livres d'occasion. De vieux bouquins poussiéreux. Pourquoi pas.

La rue de la Lande, qui était la rue 23 du plan d'urbanisme Winterleitner, fut, en 1839, re- baptisée d'après une lande de buissons ras, encore située extra-muros à l'époque. En la parcourant d'est en ouest ou en sens inverse, vous serez sans doute frappé par un certain manque d'unité. C'est qu'au tournant du sié- cle, dans les quartiers ouvriers qui s'étendaient à une vitesse fulgurante, on a privilégié la construction rapide de logements bon mar- ché aux dépens de l'harmonie de l'ensemble. Le tissu urbain a été morcelé tant et plus, l'ou- vrage carrément bâclé. Deux guerres et les aberrations architecturales des décennies suivantes ont achevé de donner à la rue de la Lande son aspect actuel. Lequel pourrait aussi, avec un peu de bonne volonté, être qua- lifié de « caractère » ou de « personnalité ». À

Un peu plus ils nous mettaient une baraque à frites à la place du marchand de charbon. Saucisses grillées et tout le tremblement. Comme si les gens ne mangeaient déjà pas assez. L'absorption de nourriture nuit aux facultés de réflexion. C'est scientifiquement prouvé.

force de regarder les choses, on trouve parfois derrière toute façade une beauté si bien ca- chée qu'elle dépasse notre imagination.

Puis les bombes se sont mises à pleuvoir, et je me suis précipité dans les bras de ma mère en pleurant. Je m'étais contenu si longtemps, mais maintenant je craquais. Nous étions dans la cave avec les autres, j'entendais les bombes tomber avec un bruit sourd tout au- tour de nous et je sentais mes larmes tremper la jupe de ma mère. J'avais honte, c'était quand même sa jupe préférée. La jaune à gros plis, avec un ourlet bleu.

– Ça fait longtemps. Il n'y a plus de raison de pleurer.

– Et ma mère ?

– Elle est morte.

– Ma mère est morte ?

– Oui. Et maintenant, tu devrais manger un peu.

Demain je m'attaquerai aux fissures du sol et des murs. Je me suis renseigné auprès des ou- vriers du chantier qui est en face de la fleu- riste : il faut d'abord tout nettoyer au racloir et à la brosse d'acier, puis bien mélanger le mas- tic, avant de l'étaler avec soin, en plusieurs couches d'environ dix millimètres chacune. Bien veiller à ne pas faire de bulles. Puis laisser la pâte sécher, et lisser la surface à la truelle, mais doucement, très délicatement, pour qu'il ne reste pas de creux. Attendre ensuite que tout ait complètement séché pour passer la

peinture. De haut en bas, le mieux est de com- mencer au niveau du plafonnier. La lumière t'aidera à repérer les petits défauts et les aspè- rités..., m'ont-ils expliqué. Je dois dire que les ouvriers se sont montrés très aimables, et je ne pense pas que ce soit si évident avec quel- qu'un comme moi. Il me semble qu'en général les gens me trouvent un peu bizarre. On cause déjà sur moi, à la boulangerie.

« Comment va votre mari ?

– Il est au lit avec la fièvre. Ça va, ça vient. Le plus dur, c'est la nuit. Il se tourne et se re- tourne dans son lit en gémissant et en gei- gnant comme un possédé.

– Et que dit le médecin ?

– Il ne peut pas dire grand-chose. Il n'y a plus qu'à supporter.

– C'est terrible. L'homme n'est pas sur terre pour tout supporter.

– Hier, il est resté longtemps éveillé. On a parlé, et ensuite il a voulu lire le journal. Ce sont ces moments-là... On a quand même be- soin d'espérer.

– Vous désirer ?

– Une demi-tourte maison. Bien cuite. Et deux petits pains. Mais je suis désolée, je n'ai pas d'argent sur moi.

– Ne vous en faites pas, je vais vous ouvrir un compte.

– C'est bien aimable à vous.

Une jeune fille sort du numéro 14. Elle hésite un moment sur la direction à prendre et s'ar- rête, observant les gens qui passent : des hom- mes au teint crayeux et à la mine soucieuse, des hommes en chapeau, le col du manteau rabattu, la voisine du même âge qui habite l'immeuble d'à côté, la femme au front bas, des enfants aux oreilles toutes rouges et aux doigts barbouillés de couleurs. Des mains qui s'agitent, papillonnent, pendouillent, blan- ches, crispées sur les paquets et les sacs de courses. Brusquement la fille sursaute, se rai- dit des pieds à la tête. Mais qu'il aille au dia- ble ! To my heart I must be true... Lui et tous les autres, qu'ils aillent au diable ! D'un geste vif, elle jette son écharpe sur ses épaules et s'éloigne, longe la boulangerie, la vitrine cras- neuse de l'ancien marchand de charbon, l'en- trée bien éclairée des services communaux, puis tourne brusquement, traverse à pas rapi- des et disparaît au coin de la rue. Nothing left, nothing left for me to do.

LE WEEK-END PROCHAIN PARADISI

GLORIA d'Elise Lespade (Le Cercle ou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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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ÉTÉ / 80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Ernestine

Par Salomé Lahoche éditions Même Pas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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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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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ÉTÉ / 80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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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XV

Salomé Lahoche, autrice au verbe acéré qui s'est fait remarquer par ses strips autobiographiques sur Instagram, poursuit son travail de fiction avec le deuxième tome des aventures d'Ernestine. Ernestine est une petite fille rousse de 9 ans tout à fait comme les autres, aux détails près qu'elle fume comme un pompier, joue au poker en ligne et extorque de l'argent aux voisins. Sa mère a fui le foyer familial, accablée par une charge mentale considérable, et son père sombre dans le mutisme. Un sac de nœuds dont la fillette, malgré sa précocité, ne pourra pas se sortir toute seule...

ERNESTINE, TOME 2
de SALOMÉ LAHOCHE
Même pas mal éditions,
120 pp., 20 €.
Sortie le 4 septembre.

A su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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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Libération Samedi 25 et Dimanche 26 Juillet 2026

LE QUIZ DU JOUR

Quand le titre annonce la couleur

Par MICHEL BECQUEMBOIS

1 Le Dahlia d'Elroy est...

• A Blanc
• B Gris
• C Noir
• D Rouge

2 C'est avec un solo de clarinette que Gershwin attaque sa Rhapsody in...

• A Red
• B Blue
• C Yellow
• D Green

3 Les Mots... de Christophe, ceux qu'il dit avec les yeux, sont...

• A Bleus
• B Azur
• C Indigo
• D Marine

4 En quelle couleur était habillée la mariée de William Irish?

• A En blanc

• B En rouge

• C En jaune

• D En noir

5 En 1991, un double album de Jean-Jacques Goldman anticipait Cinquante Nuances de Grey en se situant...

• A Entre gris foncé et gris clair
• B Entre blanc et noir
• C Entre noir et blanc
• D Entre gris clair et gris foncé

6 Mais que s'est-il donc passé dans la Chambre jaune de Gaston Leroux?

• A On a voulu tuer Mathilde Stangerson
• B On a assassiné Roger Ackroyd
• C On a perdu Arsène Lupin
• D On a enfermé Sherlock Holmes

7 La Servante... de Margaret Atwood est...

• A Carmin
• B Amarante
• C Garance
• D Ecarlate

8 De quelle couleur est la papaye dont l'odeur est célébrée par Tran Anh Hùng au cinéma en 1993?

• A Verte
• B Jaune
• C Rouge
• D Orangée

9 De quelle couleur est le «fameux manteau de pluie» de Leonard Cohen?

• A Blue
• B Black
• C Grey
• D Green

10 Qu'est ce qui était «une couleur chaude» dans le titre de la BD de Jul'Maroh qui a inspiré la Vie d'Adèle?

• A Le vert
• B Le bleu
• C Le noir
• D Le jaune

Réponses : 1.C; 2.B; 3.A; 4.D; 5.D; 6.A; 7.D; 8.A; 9.A; 10.B

UN POCHE POUR LA PLAGE

Aujourd'hui, un roman noir et un détective privé rêveur.

RICHARD BRAUTIGAN UN PRIVÉ À BABYLONE traduit par Marc Chénétier, «Titres», Christian Bourgois, 256 pp., 10 €.

«Il y a des hauts et des bas dans l'existence. Au point où j'en étais, ma vie ne pouvait plus guère que remonter la pente...» Card est un détective pitoyable, sans un sou en poche, un garçon fatigué de la vie, un rêveur minable, traînant une arme sans munitions, des amours dérisoires, bien obligé de laisser sa voiture à la casse. Richard Brautigan (1935-1984) détourne les codes de la littérature noire pour imaginer un privé rêveur qui fait rire et pleurer, car la vie n'est qu'une longue crise de mélancolie. Il y ajoute une femme forcément fatale, une secrétaire qui se fait désirer et un cadavre volé. Et Babylone? «Babylone» est un rêve, un mythe, comme ce livre signé par ce pionnier de la Beat Generation.

Ils ont de la chance tous ceux qui n'ont pas encore lu. Brautigan et ce Privé à Babylone publié aux Etats-Unis en 1942. Le romancier se révèle être le prince du détournement sans effets de manche. Phrases courtes, chapitres brefs, on accepte d'entrer dans la danse, de sentir près de soi les fantômes d'une Amérique qui ne va pas bien. Situé à San Francisco, Un privé à Babylone traverse les époques comme les descriptions d'un motel vide, d'une salle puante de la morgue ou de l'Oasis Club dans Eddy Street. Impossible de résumer l'histoire, d'en suggérer les effets psychologiques. Chacun se fait sa petite idée, et les lectures successives du même livre donnent de nouvelles clés, entre dingueries et rêveries.

CHRISTINE FERNIOT

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Rom Créée en 1971 à Londres lors de son premier congrès mondial, l'Union rom internationale a voulu se doter d'un hymne, d'un slogan et d'un drapeau, afin de fédérer les populations roms à travers le monde. La roue rouge, en son centre, symbolise la route et le voyage mais elle renvoie surtout aux origines indiennes de nombreux groupes, dont les lointains ancêtres seraient originaires du nord-ouest du sous-continent indien. Le vert représente la nature et la fertilité, tandis que le bleu symbolise le ciel et la liberté de ces populations.

É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QA Report - Liberation - 25.07.2026.pdf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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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ion chunks: 77
• Extraction warnings:
• [OCR-ROUTE] Scanned PDF detected; routing directly to MistralOCR.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Bains Gironde, Beat Generation, Bollwiller Haut, Burkina Faso, Cai Guo, Cette Tunisienne,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teuse Turner, Chevenelles Vienne, Chez Proux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PDF 翻译质量审计报告

总体结论

翻译质量评估未通过 (Quality Audit Failed)。 译文在绝大部分内容上保持了高度的忠实度，但在关键的排版一致性、文本重复以及残留标记方面存在严重缺陷。

详细缺陷清单

1. 严重重复与内容冗余 (Delivery Defect)

• 重复段落：在翻译预览中，关于马歇尔·甘兹（Marshall Ganz）的访谈部分出现了两次几乎完全相同的翻译（一次为简体中文，一次为繁体/简混），且在同一个文档流中重复出现。这属于严重的交付缺陷，导致文档长度异常且结构混乱。

2. 内部清理标签与警告残留 (Delivery Defect)

• 残留标记：译文开头包含了一个巨大的 [!WARNING] 块，列出了 missing numeric tokens 和 Missing proper nouns。这显然是翻译工具的内部质量检查报告或 QA 预警，不应出现在最终交付的翻译文本中。

3. 术语与专有名词问题

• 人名一致性：在重复的段落中，同一人物在不同版本中译名不统一（例如：Zohran Mamdani 被译为“佐兰·马姆达尼”和“佐赫兰·马姆达尼”）。
• 残留英文：部分选项保留了英文原词（如 Red, Blue），虽有助于对照，但在正式翻译报告中应统一处理。

4. 格式与排版问题

• 占位符残留：文中出现 [[IMG_XXXX]] 这种未被替换的占位符，属于典型的处理不彻底缺陷。
• 符号滥用：大量使用 $\text{LaTeX}$ 风格的文本包裹（如 $\text{吉伦特省}$），虽然在某些渲染环境下可读，但作为 PDF 翻译交付物，这种格式不符合常规文本标准。

总结

本译文虽然在语义层面（Faithfulness）表现良好，但在交付质量（Delivery Quality）上极差。重复的访谈全文和未删除的 QA 警告块是阻塞性问题，必须重新清理并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