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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t, Anne Gosc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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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7月22日周三至23日周四的夜间再次打击了伊朗。作为报复，伊朗军队周四上午声称，其在科威特针对美国使用的多个地点进行了打击。伊朗军队表示，其无人机瞄准了“多哈营地的美国军队弹药库和物流仓库、阿里-萨勒姆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法詹营地的弹药库”。
除了针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轰炸（其损失目前难以评估）之外，科威特的基础设施也成为了美国与伊朗之间敌对行动重启的牺牲品。自7月17日以来，革命卫队几乎每天都在攻击发电厂、脱盐厂、燃料库和石油出口终端。在世界上最干旱且高度依赖空调的国家之一，90 % 的饮用水源于这些设施，这些打击直击一个本就脆弱的系统核心。
目前，当局尚未披露被击中地点的名称和数量，也没有披露破坏程度。甚至公开的图像也寥寥无几：在科威特，笼罩着一种恐惧和压制的气氛。自2024年以来，超过 70 000 名科威特人因各种原因被剥夺国籍。而且，自从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起针对伊朗的战争以来，居民面临着额外的风险，如果他们拍摄导弹拦截画面或发布破坏照片，现在可能会被逮捕。
在一个仅有六座主电站的国家，每座电站被击中，不仅危及国家的电力供应，还危及用水，因为电站通常为脱盐厂供电。“除了他们违反国际法之外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 1977年附加议定书禁止攻击...
贝鲁特 - 特派记者
继霍尔穆兹海峡之后，全球贸易的第二条战略通道——位于红海入口的曼德海峡，正面临被伊朗支持的也门反政府武装胡塞武装关闭的威胁。胡塞武装曾于 2022 年与沙特阿拉伯启动和平进程以结束在也门持续七年的战争，但该进程陷入僵局；加之德黑兰希望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而美国正与伊斯兰共和国陷入军事升级，这些因素导致中东战争开辟了新战线。
胡塞武装曾在7月20日周一宣布封锁沙特港口，随后在周三晚上声称，通过无人机和导弹在红海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打击了“两艘违反封锁令的沙特油轮”，并将船只确认为 Encelia 号和 Layla 号。一名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解释称，针对与沙特阿拉伯相关船只的封锁将一直有效，直到沙特王国取消对其多年实施的封锁为止，这引发了人们对红海船只遭受进一步攻击的担忧。
“如果他们故伎重演，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伊朗以及当然包括胡塞武装在内，都将受到严厉的军事惩罚，”唐纳德·特朗普周四在其 Truth Social 社交网络上警告称。
当晚，美国总统声称，被冻结在美国的伊朗资金今后将用于赔偿在海湾地区受损船只的损失。周五，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将这位白宫住客的决定定性为“煽风点火的先例”。
重大升级的前景 7月7日，美国为了重新控制霍尔穆兹海峡（在和平时期，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经此通过）而重启对伊朗的袭击，伊朗则通过攻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海水淡化厂进行反击，这使6月17日签署的美国-伊朗协议陷入危险。由于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方面以及以色列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在加速，以应对重大升级的前景。 “这场战争的等式很明确：要么所有人参与，要么一个人也没有。如果我们无法在该地区销售石油，那么谁也卖不出去，”伊朗议会主席、与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格尔·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警告道。目前，已有船只避开曼德海峡，约12%的欧洲与亚洲之间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全球贸易通过该海峡。周四，布伦特原油价格达到每桶约100美元（87,88欧元）——为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易攻目标 科威特电力、水务和可再生能源部从7月17日起，就呼吁居民限制用水用电，以缓解压力巨大的电网。在夏季，在这个世界上最炎热的国家之一，空调全功率运转，而气温可能超过50 °C。尤其是对于国民而言，电费几乎免费（外国居民支付费用更高），这助长了无节制的消费。 对于伊朗来说，这些在波斯湾沿岸地表建造的发电厂或海水淡化厂构成了易攻目标。“而且，由于科威特共享
红海的海上航行对沙特阿拉伯而言已变得尤为重要。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生产国，该王国大幅增加了通过该国西海岸延布（Yanbu）港出口的“黑金”，以绕过伊朗对霍尔穆兹海峡的封锁。“目前尚不清楚封锁是否会波及沙特人之外的其他对象，但航运公司具有风险厌恶心理，许多公司将不再让其船只通过该海峡，就像在2023年至2025年的加沙战争期间那样，”也门问题专家、渥太华大学公共事务与国际事务高级学院教授托马斯·朱诺（Thomas Juneau）认为。 在此之前，也门反政府武装一直远离这场地区战争...
与伊拉克接壤，且距离伊朗仅几十公里，这使得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和革命卫队能够使用无人机或短程导弹——这些武器成本低、易生产且数量充足》，Bader Al-Saif 继续说道。
“革命卫队声称，攻击这些设施是为了回应美国人对其自身基础设施的破坏，”位于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中东与南亚研究系的教授 Courtney Freer 解释道。自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多次指责科威特允许美国从其境内的基地发射导弹。科威特当局对此予以否认：他们声称攻击完全来自美国舰船，特别是部署在阿拉伯海的乔治·H·W·布什号（USS George-H.-W.-Bush）和亚伯拉罕·林肯号（USS Abraham-Lincoln）航空母舰。Bader Al-Saif 补充道：“伊朗非常小心地避免瞄准这些舰船，因为担心美国会采取大规模报复。”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攻击旨在促使海湾国家向唐纳德·特朗普施压，以结束与德黑兰的冲突。Courtney Freer 认为：“通过专门针对科威特，伊朗还希望让美国在该国存在的情况变得不受欢迎，从而迫使美国撤出当地的军事基地。” 7 月中旬，革命卫队向科威特公民发送了一封直接信息，呼吁他们将美国“占领者”驱逐出其领土。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2025 发布的一份报告，该国驻有该地区规模最大的美国士兵分遣队，约有 13 500 名军人。
作为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科威特正承受着霍尔穆兹海峡关闭带来的沉重打击，其大部分出口量通过该海峡运输——
被 28 日美以针对伊朗的攻势所削弱。Thomas Juneau 继续说道：“要么他们将这一选项作为最后的手段，以防伊朗处于崩溃边缘；要么是因为 2025 针对他们的美国袭击给他们造成了极大伤害，因此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 胡塞武装作为“抵抗之轴”（由伊斯兰共和国资助并训练的武装团体非正式联盟）的成员，在 2023 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哈马斯的攻势后，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干扰了红海的交通。在美以联合行动打击其军事设施和民用基础设施后，他们在 2025, 5 月与美国签署停战协议，结束了这次行动。
原油运输量。自冲突爆发以来，该国的主要炼油厂部分或全部处于停工状态。但近几日，由于其关键基础设施遭受日益频繁的袭击，该酋长国似乎被进一步拖入了冲突之中。
目前，该国在承受打击的同时，并未真正提高姿态。为了抗议 20 日在霍尔穆兹海峡发生的一起导致多人受伤的针对科威特油轮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仅召见了伊朗大使。自伊朗与伊拉克战争（1980-1988）以来，由于科威特对伊拉克的支持，伊朗与科威特之间的关系一直充满相互不信任。Bader Al-Saif 分析认为：“科威特的外交政策坚信外交与多边主义。该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兴趣参与一场它从未希望发生的战争。” p
Fanny Arlandis
胡塞武装自 2022. 年起也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停火。后者曾在 2015, 年 3 月领导一个国际联盟，旨在将胡塞武装从首都萨那以及该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胡塞武装在一年多前占领了这些地区，迫使政府流亡。
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人实施封锁，此前是在 7 月 13 日该王国对萨那国际机场发动攻击之后。据他们称，利雅得试图阻止一架搭载胡塞武装领导人的航班降落，这些领导人当时正从伊朗返回，他们在伊朗参加了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阿亚图拉的葬礼，后者在 2 月 28 日美以袭击的第一天被击毙。根据路透社披露的信息，伊朗马汉航空（Mahan Air）的这架航班上载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相关的设备。胡塞武装通过向沙特阿拉伯的阿布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了反击。
对沙特阿拉伯的压力 马汉航空航班事件在易燃的环境中起到了火星的作用。“升级已经在数月前就准备就绪，胡塞武装在重建其军事能力，而伊朗在近期的战争后重新组织其轴心。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的沙特-胡塞和平进程是背景的一部分，但必须将这种情况理解为由伊朗全球战略推动的地区升级，”武装团体研究中心（Centre on Armed Groups）也门问题专家纳德瓦·阿尔-多萨里（Nadwa Al-Dawsari）认为。
在内部层面，胡塞武装利用这次升级增加对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以使其接受他们的条件：停止支持国际认可的也门政府，承认胡塞武装为也门的事实当局，资助公共部门的工资和重建……“在地区层面，他们的行动处于伊朗轴心全球战略的框架内，通过增加华盛顿主要地区盟友之一的成本，从而增强伊朗的威慑力和影响力，”该专家继续说道。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伊朗和胡塞武装认为他们已经获胜，而美国在面对他们时已缺乏选择。对于伊朗而言，目标是巩固其 ca-（注：原文此处中断）”
Thomas Juneau 也门问题专家
……能力监管霍尔穆兹海峡，而胡塞武装则希望巩固他们对曼德海峡通行权的否决权”，Thomas Juneau 补充道。他们在打赌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将迫使唐纳德·特朗普回到谈判桌前。对于也门反叛者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计算。“美国人或以色列人可能会重新开始猛烈打击。然而，胡塞武装显示出某种脆弱性，因为他们在也门的政府正面临质疑”，这位加拿大专家强调。沙特军队保证将采取坚定措施保持曼德海峡开放，但利雅得希望避免重启一场其五年来一直试图脱离的冲突。“华盛顿和利雅得都不愿看到新的升级。然而，胡塞武装对沙特商业航运的威胁如果付诸实施，可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利雅得得出结论，认为直接对抗是改变胡塞武装行为的唯一手段，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也门战争的重启”，Nadwa Al-Dawsari 认为。更为悲观的是，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专家 Farea Al-Muslimi 认为，“胡塞武装已经打开了战争之门”。“沙特人将准备大规模地面部队，与当地力量协同作战。胡塞武装将不会放过沙特领土及其基础设施。没有逃避的可能，因为如果沙特人放过胡塞武装，以色列人将会介入”，他分析道。尽管阿曼苏丹国启动了斡旋，但希望渺茫。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周四呼吁降温，认为“胡塞武装被伊朗给耍了”。 p Hélène Sallon
马里布（也门）- 特派记者
“他们在我的眼前，用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将其杀害，”哈立德回忆道（出于安全原因，名字已做修改）。这名 16 岁的也门少年模仿着躯体僵硬地倒在地上的样子。2019 年，这名来自伊本省的少年士兵试图从胡塞武装反叛者强行征召的前线逃离。他秘密联系了一名朋友来接他。但他的逃亡在一名检查站戛然而止。“当时有几个孩子试图逃跑。当他们发现后，负责该检查站的军官亲自将其处决，”他回忆道。
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装——一个在也门北部发展起来的政治军事运动，自称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宰德派——占领了首都萨那，迫使政府撤退到该国南部。哈立德的第二次逃亡尝试成功了。这名身材瘦削的年轻人现在住在苏瓦伊达一个简陋的遮蔽所里，那是马里布最大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之一，位于政府控制区，在萨那以东 200 公里处。在这里，长满锋利火山岩的黑色山丘上覆盖着由铁皮、泥土和帆布搭建的简陋小屋。在小屋闷热的阴影中，哈立德讲述了他的悲剧故事。
“当胡塞武装绑架我时，我甚至还不满 10 岁，”他回顾道，“他们直接到学校把我们接走。”他描述了高强度的训练课程。孩子们必须在烈日下在金属结构下方贴地爬行。“他们向我们喷冷水，然后强迫我们跳入燃烧的火圈之中，”这名曾经的少年士兵讲述道。
“一种强制手段” 在学习武器操纵的同时，还增加了意识形态课程，将运动的创始人、2004年被杀害的侯赛因·巴德雷丁·胡塞（Hussein Badreddine Al-Houthi）以及其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Abdel Malik Al-Houthi）描绘成活着的真神。“胡塞武装会等到我们满13岁，才把我们送到前线。我们知道，被派到前线的孩子，要么躺在棺材里回来，要么身有残疾，或者被俘虏，”他坦言。在满13岁之前，哈立德被派往一个检查站控制人员出入。这个男孩在两年半后成功逃脱。
“有很多胡塞武装的夏令营，”他表示。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数据，仅在2025年，就有1 273 000名儿童通过这些机构。 “大多数是被绑架的，或者他们的父母本身就是该组织的成员。因此，他们强迫自己的儿子参军，”哈立德断言。女孩们也没有幸免，尽管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她们通常接受培训，加入“扎伊纳比亚”（zainabiyyates）——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镇压部队。有些人被派往政府控制区，因为她们较不容易引起怀疑，从而策划暗杀行动。
在苏韦达（Suwayda），大多数流离失所的家庭为了避免孩子遭遇类似的命运而逃离。根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博士生、胡塞武装运动专家朱尔斯·格朗日·加斯蒂内尔（Jules Grange Gastinel）的说法，这一政策是伊玛目制度（imamat）的直接遗产。从9世纪到1962年，这个胡塞武装所主张的宰伊底派（zaïdite）政教合一政权以铁腕统治也门北部。“在那时，就已经存在‘第五个儿子’的政策。为了确保大家族或部落的服从，伊玛目会抽走这个儿子，将其送往宫廷，”这位研究员回顾道。“如今，胡塞武装的思维方式与之类似。这些有时被强行送进营地的孩子，是一种强制手段；而对于亲近该运动的家庭来说，这则是某种吸纳（cooptation）。”
巴德尔·丁（Badr Al-Din），一名在哈立德身边的战友，耐心地听完了朋友的证词。他示意哈立德跟随他。在营地错综复杂的迷宫中，这个眼神冰冷的男孩，14岁，眼睛下方有一颗痣，行走困难。他的腿里还残留着炮弹碎片。在他房屋的入口处，一扇金属门打开，通向一个小集装箱。一缕光线照亮了他巨大的粉色戒指。“我和我哥哥一起卖卡特（khat，一种具有兴奋效果的叶子）。当时我11岁，他13岁。有一天在市场上，胡塞武装把我们抓起来，扔进两辆皮卡车里，”他解释道。“我记得我们的两辆车开得飞快，我哥哥那辆翻车了。他在事故中丧生。但他们对我隐瞒了这件事。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有很多其他孩子的营地里。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听课，必须崇拜侯赛因 [巴德雷丁]·胡塞。然后我们被强行被带到前线，被排在第一线。”巴德尔·丁的任务是搬运
为战壕里的士兵提供食物和物资。“有一天，一枚炮弹落了下来。我看到孩子们被炸得粉碎。我和我的三个朋友很幸运，因为我们离冲击点稍微远一点。我在医院醒来”，他毫无地情感地回忆道。他的父亲无声地走进房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木制假脚的脚趾已经磨损。男人听着儿子的讲述，眼中泛起泪光。当我们询问他时，他保持沉默。“幸运的是，在医院里，我遇到了一个熟人，他帮我脱离了那里”，巴德尔·丁（Badr Al-Din）继续说道。这个孩子通过一名走私者被送往马里卜（Marib）。此次行动的费用为 120 美元（105 欧元）。在公务员每六个月仅能领取约二十美元薪水的情况下，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和哈立德（Khaled）一样，巴德尔·丁一直被关于胡塞武装的记忆所困扰：“我总是做同一个噩梦：他们把我们带到山顶，然后将我们推入深渊。”这个目前在学校就读的男孩说，他想成为国民军队的一个旅长——“为了复仇”。
不远处，梅沙尔·穆罕默德·阿卜杜拉（Mechaal Mohammed Abdallah）讲述了同样的故事。2022, 年，当时 16 岁的他在和一名朋友在田里工作，一群武装人员让他们上他们的皮卡车，并承诺提供水和食物。这些青少年同意了。车辆将他们运送到一个未知地点，那里被关押着许多孩子。他们在那里等待了两天，然后被蒙上眼睛转移到一条不确定的前线。“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座山脚下的基地中。一名胡塞武装教官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是穆吉欣（moudjahidine），你们将为真主而进行圣战’。”
残酷的惩罚 梅沙尔记得关于巴勒斯坦事业的提及，以及战斗以色列和美国的必要性。但他也记得同伴的哭泣，以及在战争期间，那些被恐惧吓瘫的孩子们所遭受的残酷惩罚。他们被安置在第二梯队，必须爬上山坡为士兵提供弹药和食物。“有一天，炮火非常猛烈。他们命令我们携带物资上去。我和我的朋友雅各布（Yacob）都拒绝了，”梅沙尔回忆道。“他们用武器指着我们。要么服从，要么当场被处决。我们哭着上去了。到达战壕时，一枚迫击炮弹在我们身边爆炸。我看到雅各布的腿飞向空中。然后我失去了知觉。”在医院里，他遇到了他的叔叔，并被撤离到马里卜。“我一直不知道雅各布后来怎么了，”这个年轻人激动地补充道。招募童兵并非胡塞武装的专利，尽管他们承受了绝大部分指责。这一现象在政府军阵营中也同样存在，那里同样招募未成年人，但条件有所不同。他们被部署在前线的情况较少，可能会被安置在检查站或担任高官的保镖。这一信息得到了迈布布·阿尔-麦赫拉菲（Mayboub Al-Mekhlafi）的证实；这位 55 岁的男子在沙特阿拉伯 2017 年启动的萨尔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助中心计划中担任了十年的心理学家，旨在帮助童兵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帮助了 2 000 人，”他说。“在 2025 年和 2026, 年的前六个月里，我们发现招募儿童的现象呈指数级回升，而且这次
“双方都多次如此。” 这种抬头趋势与地区环境的恶化相吻合：自2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此前在地区大国之间维持的脆弱平衡已经破裂。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不侵犯协议分崩离析，导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非正式休战协议宣告结束。后者于7月初在荷代达（西部）恢复攻势，并在近期于阿尔爪夫（东北部）发起攻击。在这场战争中，孩子们将再次付出沉重的代价。
p Quentin Müller
德黑兰将重启 劫持人质行径
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其中一人 遭到“虐待”和“殴打”
在震惊之中，两名外交官于7月22日周三匆忙返回巴黎。其中一人额头上的伤口仍留有痕迹，那是他被伊朗秘密服务局特工袭击后留下的。四天前在德黑兰，这两名法国驻伊朗大使馆工作人员经历了长达四小时的审讯——其中一人在此期间遭到殴打——旨在强迫其提供信息，甚至可能是强迫认罪，其场面犹如一部拙劣的间谍电影。在7月23日周四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采访时，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Jean-Noël Barrot）对这一“严重且” “预谋”的行动表示愤慨，并称一名法国特工遭到“虐待”、“粗暴对待”和“殴打”。外交首长警告称，这种“恐吓行为” “不能不产生后果”，但尚未详细说明在周二于巴黎召见伊朗代理大使后，计划采取的具体反制措施。该事件发生在7月19日周日晚上。巴罗先生明确指出，两名外交官是在德黑兰的一次约会中，在“私人场所”被拦截的。据伊朗外交部负责西欧部门主任穆罕默德·坦哈伊（Mohammad Tanhayi）称，法国人当时正与“多名涉嫌国家安全案件的人员举行会议”。据他所说，伊朗“安全特工”仅对两名外交官进行了“简短”的询问，并未实施身体暴力，而现场发现的大量文件涉及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据这位伊朗外交官称，相关部门正在审查这些文件。德黑兰方面通过国家通讯社IRNA将法国的指控定性为“毫无根据且不正确”。
“犯罪倾向” 巴黎方面则坚持其指控，确认了近几个月来对德黑兰采取的外交路线之坚定。在长期倾向于通过低调处理和私下磋商来解决与伊朗的争端之后，自2025年2月法国伊朗研究中心被洗劫以及法国公民被劫持以来，法国选择了公开谴责该政权的粗暴行为。打击伊朗政权（该政权非常在意其形象）的声誉，已成为一种成功的外交手段，并于4月促成了被在伊朗关押三年半的法国公民塞西尔·科勒（Cécile Kohler）和雅克·帕里斯（Jacques Paris）获释，这-
公开谴责 该政权的 粗暴行为
法国外交圈对此表示认可。随着巴黎担心德黑兰政权在经历了自战争以来对抗美国的狂热后，可能会重启绑架人质的行径，这一政策再次发挥作用。
伊朗对法国外交官的攻击是首次之举。德黑兰过去曾骚扰和威胁工作人员，但从未突破身体攻击的底线。在一名受害者亲近人士看来，伊朗当局的这种“犯罪倾向”应被视为“一个信号”。在巴黎看来，被针对的文化参赞（被其周围的人描述为才华横溢且投入工作）是为其对伊朗社会的投入而付出了代价。“他一直只是在履行文化参赞的职责，也就是说，他致力于在法国与伊朗社会之间搭建桥梁，而这引起了政权的不满，”一名外交官沮丧地表示。
一个被傲慢地支配的政权 其粗暴的逮捕行为使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冰封时代，这暴露出一个偏执政权的极端焦虑。该政权仍记得一月的起义，当时民众因厌恶通货膨胀、匮乏和精英阶层的腐败，呼吁伊斯兰共和国垮台。这场叛乱被血腥镇压。而随后一个月发起的以美打击，并未如唐纳德·特朗普及其盟友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度希望的那样，加速该政权的终结。政权生存了下来，但国家已精疲力竭。而伊朗高层则在想象可能出现的新反抗。在伊朗当局看来，法国的文化活动性质上是在煽动民众反对他们。“法国是为公民社会做得最多的国家之一，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巴罗先生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中感慨道。早在一月，德黑兰就指责巴黎支持伊朗反抗者。据《世界报》消息，伊朗当局在一群外国外交官面前声称，法国分发武器并煽动伊朗人走上街头。法国当局正式否认了这些被认为荒诞的说法，要求德黑兰撤回指控。但无济于事。伊朗高层处于一种被围攻的心境，不断地想象西方策划的阴谋，对法国外交官的殴打也描绘出了一个被傲慢地支配的政权。在 21 日与巴罗先生进行的电话交谈中，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将两名法国人的行为描述为“异常”，试图通过这种措辞来为其中一人遭受的殴打正名。7月22日星期三，在美国与伊朗战争升级的背景下，尽管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人员已撤离，但法国大使馆没有其他职员离开岗位。 p Claire Gatinois 和 Ghazal Golshiri
继续其贸易战
纽约 - 通讯员 L
新的关税已经出台，且与之前的非常相似。美国贸易代表詹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于 7 月 23 日（周四）宣布，对来自 60 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 至 12,5 % 的新关税，以取代周五到期的关税。被针对的国家（包括欧盟成员国）被指控“未能有效建立并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商品的禁令”。事实上，这是唐纳德·特朗普贸易战的延续，只是采取了另一种手段。
在进行了一次迅速的“调查”以及对涉事方进行结果早已预见公开听证后，美国政府做出了决定并给自己颁发了褒奖。贸易代表在的一份声明中解释道：“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采取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制造商品的禁令的国家。”
这 60 个违规国家占据了向美国海岸贸易额的 99 %，它们被分为两类：那些拥有反强迫劳动立法（如欧洲国家）但根据华盛顿说法未执行的国家，将被征收 10 % 的关税；而那些没有相关规定的国家...
雅典 - 通讯 A
雅典在与以色列的接进中迈出了新的一步。 希腊政府外交与国防委员会（Kysea）于7月23日周四批准了总额为 4,2 十亿欧元的武器装备计划资金，其中 3 十亿多欧元将用于“阿喀琉斯之盾”（bouclier d’Achille），这是一个借鉴以色列“铁穹”系统的集成防空与反导系统。 在与以色列签署的这项国家间协议框架下，雅典将采购三套互补的武器系统：用于应对短程威胁的 Spyder AiO（全功能型）、用于中距离的 Barak MX，以及用于拦截远程导弹的 David’s Sling（“大卫之投石索”）。整个系统将连接到一个配备人工智能工具的新指挥控制系统，以及旨在现代化希腊空中监视网络的新雷达。 希腊国防部长尼科斯·登迪亚斯（Nikos Dendias）在国防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保证，这一连接到全球指挥控制系统的防空盾牌将“把武装力量从之前的单纯的人员和系统组合，转变为一台能够收集并分析所有数据，进而应对所有挑战的现代机器”。 对于希腊国防与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长佩里克利斯·佐佐维利斯（Periklis Zorzovilis）而言，这是一项“应对风险演变的重大投资。多年来威胁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由无人机和远程导弹主导。希腊军队必须进行装备升级”。
在这方面将被征收 12,5 % 的税率。例如，印度通过紧急通过一项文本，勉强回到了第一类。 一些在不同法律中已被征收关税的材料，如钢和铝，则被豁免。某些领域的其他关键产品，例如美国农业（该行业深受此政策之苦）所需的化肥，也同样被豁免。
被否决的保护主义 这些于周五生效的税收不会改变各国的局面，因为它们取代了基于另一项法律文本的先前版本。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工程实现了这一机制，在等待可能的司法挑战期间，该机制预计将维持一段时间。 美国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保护主义政策的捍卫者，但在 2 月被最高法院否决，法院取消了其以 1970 年代的一项法律——《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为名，对全球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法官认为，白宫对此进行了扩大解释，攫取了通常属于国会的税务权力。 总统的律师分两步化解了这次打击。他们
过时的俄罗斯设备 此外，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希腊使用的俄罗斯防空系统（特别是 Tor-M1 和 Osa-AK）由于针对莫斯科的制裁而无法获得妥善维护。“某些零件需要更换，但由于与莫斯科的关系中断而无法更换。该系统已变得过时，必须予以更换”，专家继续说道。 选择以色列设备体现了雅典与特拉维夫在过去十五年间惊人的走近，旨在制衡安卡拉在该地区的扩张企图。自 2019 年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一项能源协议（该协议重新划定了边界并遮蔽了属于希腊的海域）以来，希腊认为加强与以色列的联盟至关重要。两国目前正增加军事演习的频率。
宣布自8月19日起对一系列 加拿大产品征收50 %的 关税
他们首先依据的是另一部 1970 年代的法律——《贸易法》（Trade Act），该法允许总统以所谓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为由，在五个月内设立 10 % 的全球关税壁垒。这至少是一种具有争议的权宜之计，其目的并非长期维持，而是作为一种临时手段。随后，他们实施了现行的、更持久的机制，该机制基于《贸易法》的另一个章节，并基于贸易代表的调查，而这些调查完全由美国当局掌控。
被针对的国家可能还没有迎来苦难的终结。詹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在强迫劳动调查之外，又发起了一项关于生产过剩的调查。目前的阶段尚未公布结论，这给唐纳德·特朗普留下了一个筹码，可以用额外征收关税的威胁——这是他最喜欢的谈判武器——来施压。而经济学家认为，关税绝大多数已被美国企业吸收，并导致美国通货膨胀持续高企，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
加拿大在周一经历了这一点。在由美加墨三国共同举办的足球世界杯休战期一结束，美国政府便宣布自 8月19 日起，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 的关税，包括牛奶、蜂蜜、酒精、汽车、水泥，甚至包括曲棍球杆和冰鞋。
尽管欧盟与美国之间签署了一项旨在保护欧洲免受此类报复的跨大西洋贸易协定，但欧盟是否应该预料到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在实施新关税的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在周四谷歌因损害竞争被处以 890 百万欧元罚款后，发布了另一份直接针对布鲁塞尔的声明。詹米森·格里尔谴责这是“针对美国科技公司日益激进做法的最新措施”，并暗示将采取报复措施：“欧盟近期的行动损害了我们的努力，并给维持跨大西洋贸易稳定性带来了真实风险。” p 尼古拉·沙普伊斯（Nicolas Chapuis）
军事方面——2026 年计划开展约 55 场联合演习——双方在卡拉马塔（Kalamata）军事机场合作培训希腊飞行员，并开发多个共同工业项目。一个由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组成的“快速干预部队”计划也在讨论中，旨在保护天然气平台等“敏感”基础设施。
4月，希腊和以色列已经签署了一项近 656 百万欧元的协议，用于提供由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Elbit Systems）开发的PULS精准火箭发射系统。这些系统将被部署在爱琴海的多个希腊岛屿上，而土耳其多年来一直要求这些岛屿去军事化。以色列发动的战争并未改变这项协议。选择以色列工业供应商也是基于非常务实的考量。佐尔佐维利斯（M. Zorzovilis）认为：“交付速度更快，成本可能低于法国或德国竞争对手。”
但希腊的重新武装以及与以色列的接洽并不被土耳其看好，土耳其自身也在迅速发展其国防工业和弹道能力。4月，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Hakan Fidan）谴责这一联盟，认为其旨在破坏地区稳定：“我们不像以色列。他们建立了一个联盟...
与希腊及塞浦路斯的军事合作 针对穆斯林国家。”“显然，这种高性能的防空盾牌可以震慑土耳其可能发起的攻击，但与此同时，潜在的对手也可能通过配备新系统来做出反应。依然存在危险军备竞赛的风险”，佐佐维利斯先生（M. Zorzovilis）警告道。 雅典方面则辩称，此次合作“并非针对第三方”，且已与多个海湾国家及中东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总理基里亚科斯·米措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本人在 7 月 3 日接受《自由报》（Liberal）采访时承认，“与以色列的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除了“阿基里斯之盾”，政府国防委员会还批准了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购买 3 架 C-390 Millennium 运输机、用于特种部队的微型潜艇、用于阿帕奇直升机的地狱火导弹以及用于护卫舰的声呐系统。 这些采购计划包含在一项庞大的武装部队现代化方案中，预计到 2036. 年将投入近 280 亿欧元。雅典将近 3,5 % 的 GDP 用于国防，这一目标高于北约设定的 2 %，也是欧盟中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p Marina Rafenberg
随着说唱歌手兼电影制作人 El Mahdi Lyoubi 在最近一次访问摩洛哥期间被捕，该王国的当局不仅旨在让 GenZ 212, 这一抗议运动的支持者噤声——该运动由摩洛哥青年在 2025 年秋季发起，旨在争取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就业市场准入条件。他们还瞄准了一位致力于多项斗争的艺术家，这些斗争包括反对社会不平等、反对侵蚀社会的腐败，以及反对君主制机构和对基本自由的侵犯。 这位作者在地中海两岸都享有知名度——他出生于拉巴特相邻的城市萨莱，自 2017 年起居住在马赛——自 7 月 15 日起被关押在卡萨布兰卡的 Oukacha 监狱中。Mehdi Black Wind（其艺名）预计将很快在国王检察官面前出庭。7 月 10 日，在花费两周时间探亲并为其下一部纪录片进行实地勘查后（该片围绕一名留在摩洛哥的艺术家与另一名移居海外的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展开），他被
阿尔及尔 - 通讯员 在3月底至5月底期间，阿尔及利亚进口了超过 1 million 头绵羊，此举曾被赞誉为总统阿卜德勒马吉德·特本（Abdelmadjid Tebboune）为遏制古尔邦节（Aïd-el-Kébir）前价格飞涨而采取的非常措施。如今，这项大规模行动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司法丑闻的中心。在7月 11 日星期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尔及尔法院总检察长穆罕默德·埃尔·卡梅尔-本布迪亚夫（Mohamed El Kamel Benboudiaf）公布了在国家元首指示下，针对该行动中发现的功能失调而启动的初步调查结果。由西迪·姆哈迈德（Sidi M’Hamed）经济金融刑事专责法庭负责的调查动员了多个安全部门，包括国家内部安全总局、国家外部安全总局，以及国家宪兵队和国家警察局的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央部门。
总共有 41 人被移交给司法机关。预审法官已命令将 13 名高级官员羁押候审，其中包括负责领导此次行动的国营企业——阿尔及利亚红肉公司（Alviar）的多名管理人员。涉嫌罪名从管理不善——另有 28 名嫌疑人因“明显过失”被起诉——到贪污舞弊。虽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被直接点名，但此案令政权十分尴尬。
在牲畜运输过程中发现了多处异常。据检察机关称，预先筛选的绵羊在 23 日被其他来源不明的动物所取代，地点位于海外的一个装运港口。调查人员还怀疑在合同授予程序中存在造假，旨在偏袒四家私营运营商。合同授予的价格在每公斤 5,35 至 6 欧元之间，被认为被高估了。调查还发现，部分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和爱尔兰的牲畜采用了航空运输，每只动物的成本可高达 900 欧元。据称，机密信息被泄露给了一家名为 Spintech 的阿尔及利亚公司以及一家总部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公司。
其在拉巴特-萨莱机场准备乘坐回法国的航班时被拦截。一名警察告知他被禁止离开国家领土，但未说明原因，并命令他前往萨莱警察局。
7月 13 日，他被卡萨布兰卡国家司法警察局传唤，在那里接受询问后被拘留。原定于 22 日星期三的庭审可能会因为摩洛哥律师的罢工而推迟，这场自6月底以来持续的罢工减缓了司法机器的运转。后者拒绝一项他们认为损害了职业独立性和辩护自由的法律草案。这一动向增加了该艺术家的律师们的难度，他们无法接触客户的卷宗，但正在协调提交临时释放申请。
卡萨布兰卡轻罪法院检察机关根据刑法第 179 条，对其提起“侮辱宪法机构”的诉讼。该条款规定，可判处六个月至两年的监禁，并处以 20 000 的罚款。
卫生条例 相关人员被指控涉嫌“滥用职权”、“挥霍公共资金”、“违反公共采购规定”以及“洗钱”，可能面临沉重的刑罚。总检察长在结束陈述时强调，“将不容许任何豁免权”，并将此案定性为直接侵害卫生安全以及公民对体制信任的行为。
调查显示，卫生条例存在严重缺失。贝贾亚港（Béjaïa）的一名兽医检查员据称曾报告部分进口牲畜出现传染病症状。尽管有这些警告，Alviar 的管理层仍授权这些动物卸货。
检察机关声称，为了通过货物验证，相关方组建了一个由三名兽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其中两名并不具备所需的资质。司法当局认为，这些决定导致了 3 615 头动物死亡，以及另外 10 727 头动物被实施卫生宰杀。 p Hamid Nasri
君主制 是摩洛哥 言论自由的 红线之一
高达 200 000 迪拉姆（1 870 至 18 700 欧元）的罚金，适用于任何被认定诽谤、侮辱或侵犯国王或王储私人生活的人员。Mehdi Black Wind 的法律顾问观察到：“在这个案件中，显然人们试图将此案与 GenZ 212 的成员或支持者的案件区分开来，因为在后者的案件中，第 179 条从未被援引。”这位说唱歌手在歌词中提及君主制，触及了摩洛哥言论自由的主要红线之一，其他红线还包括宗教和领土完整。 “在上帝眼中，灵魂是珍贵的，但我既不信谢赫，也不信国王，也不信任何与之类似的东西，”他在歌曲《Nashid II》中这样唱道。这次攻击并非正面冲突，但似乎足以激怒摩洛哥司法部门。
第四位被起诉的说唱歌手 “每个人对红线的定义方式都不同，”这位艺术家在 2025 年 9 月接受摩洛哥杂志《TelQuel》采访时解释道，随后他登上了卡萨布兰卡 L’Boulevard 音乐节的舞台，面对超过 40 000 名观众。“我在音乐中从不攻击任何人，并确保它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即使是对那些我不认同的人。” 他还表示：“在摩洛哥，人们认为艺术家参与政治活动是某种特殊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在这里这更困难（……）。在我看来，艺术家对其周围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这一事实，应该是被去神圣化的。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这位 34 岁的音乐家和导演曾在巴黎 Fémis 学习，创作过多部短片，其职业生涯始于 2010 年代“阿拉伯之春”的高潮时期。“Mehdi 并不属于‘Z世代’，尽管他认同他们的诉求，”一位要求匿名的亲近人士透露，“他属于第一代关注政治运动的说唱歌手，例如 2 月 20 日 [2011 年，该运动导致了摩洛哥宪法的改革] 运动。” 自 2025 年秋季 GenZ 212 运动出现以来，Mehdi Black Wind 是第四位因歌曲内容而被起诉的摩洛哥说唱歌手。在他之前，Jawad Asradi（艺名 Pause Flow）、Hamza Raid 和 Souhaib Qabli 曾因各种理由被逮捕和起诉，包括“侮辱国家代表”和“传播虚假信息”。他们分别被判处三个月缓刑、一个月缓刑和八个月实刑。 7 月 14 日在 Mediapart 博客上发布的一篇由近 1 000 人签署的公开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位艺术家。签署者包括许多文化界名人，如演员 Adèle Haenel 和 Jeanne Balibar，导演 Mathieu Amalric 和 Faouzi Bensaïdi，以及小说家 Fatima Daas。文中提醒道，“创作、质疑和批评的自由对于艺术的社会和政治作用至关重要”。p Simon Roger
报道 勒波尔日，莱日-卡普费雷 (吉伦特省) - 特派记者 C’
这就是人们想象中世界末日的模样。闷热得令人窒息，但没有阳光。或者说，只有一轮苍白且无力的太阳，无法穿透那层包裹一切的灰色、不透明的浓烟幕帘。在深处，在这层面纱之后，尽管烟雾将其遮挡，人们仍能隐约看到一道火墙，来自全法国的 800 名消防员正与之奋战。这片景象位于吉伦特省，在索莫斯与莱日-卡普费雷之间，位于阿卡雄湾北部，自 7 月 22 日周三以来，这里已有超过 10 000 公顷土地被焚毁。直到昨天，这些地方还充斥着游客和假期的悠闲。而现在，这里已变得荒无人烟，被留给了在封闭道路上往返穿梭的消防员们，卡车在其中不停地地交替运行。在勒波尔日（吉伦特省）的体育场，消防员们在此设立了指挥部，以应对这场自周三中午起在吉伦特省肆虐的巨大火灾。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前来增援并领取指令的人员，以及从前线返回的人员，他们脸上被熏得漆黑，在炼狱般的火场中度过了数十个小时后精疲力竭。这次灾难导致约 20 000 人被预防性撤离，摧毁了 6 栋房屋，并在火灾起源地索莫斯与莱日-卡普费雷北部之间 10 多公里的范围内将一切化为灰烬。周五清晨，省政府下令撤离整个极具旅游特色的半岛村庄，并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火焰已于“凌晨 1 时突破了消防员部署的支撑线”。“我们面对的是一场不规律的火灾，”救援行动指挥官马克·费尔穆伦（Marc Vermeulen）在周四晚上观察到，“有时它非常平静，进展缓慢；但突然之间，它会变得如此剧烈，热量使火场上方的空气迅速上升。这产生了强大的风，导致...
地方还充满了游客 和度假时的无忧无虑。 而现在它们 空无一人， 被留给了消防员
进一步助长了火势， 并使火势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这使得预判变得复杂，并迫使救援队伍必须不断重新部署。 由于气温超过 30 °C，植被比 2022 年更加干燥，且风向随潮汐而变化，“周四这一天很艰难；周五将会更加艰难，”救援行动指挥官在一次进度汇报后总结道。
“一辈子的心血” 对于贝尔特朗·比恩桑（Bertrand Biensan）来说，这个周四晚上也是极其艰难的一天，他被巨大的悲痛所击碎。他没有撤离自己在波尔日（Porge）的房屋，并在当天尝试尽一切努力前往自己的林地，因为贝尔特朗·比恩桑热爱他的树木，或者更准确地说，曾经热爱。 “从烟柱的情况来看，我清楚地知道哪些林地被烧毁了。一辈子的心血在不到 24 小时内就化为乌有……”他沮丧地感叹道。四代以来，比恩桑家族在这个森林私有率超过 90 % 的地区经营海松。 “这些树，其中一些是我父亲种植的，那是家族的遗产。在 2027, 我本打算对最年轻的种植区进行首次间伐，而一些最古老的林分已经成熟，”他解释道。最令他痛苦的是，他无法将这份遗产传给孩子们，或者只能传给极年轻的苗林。 “人们说，一个人一生只种植一次海松。但这不再是事实了。由于风暴和火灾，有些林地我已经重新种植了两次，”他强调道，面对数十年心血化为乌有，他感到心灰意冷。在林业工作者的心中，2022 年的创伤依然深切。那一年，30 000 公顷森林被焚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也是地中海弧形地带特大火灾向北迁移的开始。
在新阿基坦大区，火灾摧毁的不单纯是一片森林。它还摧毁了一个历经数十年建立的生产工具，而这里正是西欧最大的人工林区的核心。在加斯科涅森林（Landes de Gascogne），主要由海松组成，林业是一项主要的经济活动。贝尔特朗·比恩桑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种植林背后整个产业链的分量，并遗憾地表示，在灭火策略中，所有植被类型有时都被同等对待，而一公顷经营性松林与一公顷灌木丛的经济价值截然不同。
欧洲增援 “一名林主今天早上告诉我，考虑到土地价值、已投入的资金以及未来将产出的木材，一公顷生长了几十年的松树林大约价值 10 000 欧元，”国家林业地产中心 (Centre national de la propriété forestière) 的技术员 Sébastien Renoux 解释道。林业从业者深知，房屋始终是救援的绝对优先事项。但他们有时对此感到遗憾。Bertrand Biensan 指出：“让树木成熟需要半个世纪，而重建一座房屋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
对消防员而言，拯救房屋正是本周四的主要战斗之一。吉伦特省省长 Sophie Brocas 在傍晚强调，救援工作是步步推进，逐家搜救的。在这一高度旅游化的地区，季节性租赁房和露营地正处于客流高峰。来自荷兰鹿特丹的 Dewaervre 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从未想象过会如此匆忙地离开度假地。这位母亲担心呼吸到充满烟雾的空气，她讲述道：“我们在进入 Lège-Cap-Ferret 之前的地段露营，这里正是火势从北向南蔓延的路径。我们在体育馆里度过了一个晚上，那里的人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现在，我们要前往诺曼底，那是一个我们还不熟悉的地方。”
在 Porge，整个家庭在体育馆里消磨时间，等待获准回家。92 岁的 Jacques Benesse 在行军床上等待，并安慰着他的孩子们；Cindy Charpentier 则在费力地照看她的两个儿子，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异常的情况反而带有一丝冒险的快感。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骑车绕圈或玩纸牌，并未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于这位母亲来说，“焦虑的是之后的事情。当我们发现被烧焦的风景时，那将是非常艰难的，”这位选择住在海边且靠近森林的旺代省人预见到。“在这里，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孕育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在此散步的快感。所以可以肯定，未来的日子会很艰难，”她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空气突然变得浓稠。
周四的空气之所以更加令人窒息，是因为 Saumos 的大火并非唯一火点。傍晚时分，Biscarrosse (Landes) 附近也发生了火灾。从周四夜间到周五，火势已蔓延超过 2 500 公顷，导致 23 000 多人疏散。与此同时，这场新灾害导致部分部署在 Saumos 火场的空中力量被重新调配，因为法国的原则是优先对初起火灾进行大规模打击。周五，自周三起动员的两架 Canadair 灭火机、一架 Dash 飞机和一架直升机将再次投入使用，并由欧洲力量提供增援。自今年夏天以来，法国已第三次启动欧盟 rescEU 团结机制，此前该机制仅在 2022. 年 Landes 大火期间使用过。两架来自葡萄牙的灭火飞机和两架直升机（分别来自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将在整个执行任务期间驻扎在波尔多。另一架来自克罗地亚的直升机将增强驻扎在尼姆的机队。
2022 年夏季的巨型火灾曾引发关于民防空中力量的激烈争议。它们暴露了国家 Canadair 机队老旧且数量不足的局限性，无法应对多起同时发生的大规模火灾。
p Maryline Baumard
一架 Dash 飞机在 Lège-Cap-Ferret（吉伦特省）上空飞行，7 月 23 日。CAROLINE BLUMBERG/AP
该国尤其拥有 12 架 Canadair 灭火机，平均已服役 30 年
2026 年的火灾季提前且剧烈地开启。截至 7 月 15 日，全国范围内共记录到 11 000 起火灾，波及面积达 35 000 公顷，民防局和各省消防部门已不得不法国全境部署资源。过去，火灾仅限于地中海盆地，但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火灾呈扩大趋势，迫使消防部门在空中和地面上调整其手段。法国空中手段的核心是其自有机队：共有 23 架飞机。其中，12 架 Canadair 占据核心地位。这些飞机能够在 12 秒内通过在水面舀水加载 6 000 升水，使其能够快速地多次投水。尽管平均机龄为 30 岁，但它们在 2026 年仍保持良好的可用性：截至 7 月中旬，12 架飞机中有 11 架处于可用状态，最后一架正在维护中。该国还可以依靠 9 架 Dash 型飞机，这些飞机被用于扑救火灾，同时也执行武装空中警戒任务——即对风险区域进行监测，此时装载水或缓燃剂的飞机可以在火势变得不可收拾之前进行攻击。三架负责侦察或行动协调任务的 Beechcraft 飞机完善了这一机队。民防局解释称，例如 7 月中旬，一架此类飞机被派往科西嘉岛执行侦察任务，旨在传输火场图像并调整投入的资源。这些图像随后被传输至 2023 年成立、总部位于尼姆的国家民防高级协调中心，该中心负责管理所有空中资源的部署。
法国还可以依靠各省消防与救援部门的航空器。据《世界报》采访的民防局称，这类航空器共有 30 架，主要是轻型载水灭火直升机。民防局发言人西蒙·哈巴特（Simon Habart）上尉指出，虽然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局部火灾管理，但它们可能会“被要求前往其他省份提供支援”。
起降基地 此外，还增加了民防部门向私营运营商租赁的设备。正如 2025 年 7 月财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强调的，鉴于其成本高昂，这种资源“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方案”，但它能够使分配给扑救火灾的手段更加灵活。如果说在 2022 年之前，民防部门在整个季节仅租赁直升机，那么自 2023 年起，小型多用途水轰炸机 Air Tractor 已被加入清单。针对 2026 年的季节，民防部门 thus 租赁了六架轻型水轰炸直升机、四架重型直升机和六架 Air Tractor。
在初夏火灾最严重时期，法国还得到了欧盟灾难管理机制 RescEU 的支持。四架 Air Tractor 从马耳他和瑞典被派遣至东比利牛斯山。此外，捷克共和国派遣了两架黑鹰（Black Hawk）重型水轰炸直升机提供支持，以协助控制德龙省（Drôme）的火灾。
除了可以在不着陆的情况下补水的 Canadair 和直升机外，其他飞行器都需要能够着陆。为此，法国配备了 27 个“鹈鹕机场”（pélicandromes），这些起降基地内安装了水箱和/或阻燃剂，用于补给-
和直升机外， 其他飞行器 需要 能够着陆。 为此，法国 配备了 27 个 pélicandromes（水上飞机起降场）
快速地将飞机 送回行动现场。 自 2022 年以来，法国本土安装了五个新的固定式 pélicandromes。在情况需要时，也可以临时安装移动式 pélicandromes，例如在枫丹白露（塞纳-马恩省）火灾期间的梅隆机场，这使得飞机每小时可以往返三次，而如果被引导至昂热的 pélicandrome，则需要一小时十分钟才能完成一次往返。 面对日益异常的森林火灾，民事安全局也在研究其现有设备的升级。Dragon 直升机通常用于人员救援行动，未来可能通过使用可在 20 分钟内将其适配于灭火战斗的移动套件，成为抗击火灾的支柱之一。目前两架首批飞机正在进行实验。 A400M 军用运输机（用于运输部队或物资，容量为 20 000 升）在经过测试阶段后，也将出现在行动现场，内政部长 Laurent Nuñez 在周一 7 月 20 日接受 France Inter 采访时指出了这一点。然而，Habart 上尉分析称，这些飞机“并非旨在出现在火线”，而是在火灾上游部署阻燃屏障，以“保护敏感点”，如高速公路。 空中机群由庞大的地面资源配合。法国共有 250 000 多名消防员，其中约 20 % 为专业人员。当火势变得失控时，省消防部门可获得 51 个作战纵队的支援，比 2022 年火灾前增加了 7 个。这些纵队通常由 50 到 70 名消防员、一辆指挥车以及三辆专门用于灭火的车辆组成。它们根据火灾风险分布，并可根据需求每日重新部署。由专门从事森林火灾管理的军事单位组成的加强纵队也可以在需要时介入。这些单位分布在四个基地，最后一个基地于 2024 年在利博尔讷（吉伦特省）启用。在森林火灾季节，民事安全军事旅体制内每天有 600 人参与支持地方资源。其中 300 人可在三小时内投入行动。最近，170 多名此类军人被指派在枫丹白露和德龙省支持当地消防员和民事安全局，并即将被派往上科西卡岛。 最后，1984 年创建的 Héphaïstos 协议最初旨在支持地中海盆地 21 个省的森林火灾斗争，并自 2023 年起扩展到整个领土，该协议还允许部署来自民事安全军事旅的额外军人，执行监测、现场支持或直升机运输任务。 p Lara Pino Lerro
“失控”的麻疹 流行病
纽约 - 通讯员
美国正面临一场不断扩大的麻疹疫情，由于疫苗接种网日趋稀疏，病毒正从中漏洞地渗透。截至 17 日，疾病控制中心记录的今年以来病例数已达 2 260 例，与 2025 年全年的病例数（2 288 例）相当，且是 2024 年的 10 倍。这种加速趋势可能会导致这个全球最大强国在 11 月的下一次评估中，失去其自 2000 年以来一直持有的“麻疹消除国家”地位。2025 年 11 月 10 日，加拿大已经失去了这一地位；随后 26 日，包括英国和西班牙在内的六个欧洲国家也失去了该地位。
“这是自 1989-1991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流行，局势已失控，”麻疹协作组织（Measles Collaborative）主任帕齐·斯廷奇菲尔德（Patsy Stinchfield）解释道。这项由国家传染病基金会发起的倡议汇集了该疾病的专家，旨在为应对此次危机提供解决方案。
“非医疗豁免” 应对措施正逐步展开，但自 2025 年 1 月在德克萨斯州爆发此次疫情以来，美国的反应较为迟缓。许多医生和患者从未接触过麻疹，其初期症状（发烧、流涕、咳嗽、眼睛发红）可能被误认为是一次严重的感冒，直到出现该疾病标志性的识别性皮疹。在整个阶段（平均九天），患者极有可能通过空气传播该疾病。麻疹是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病毒：在没有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感染 12 到 18 个人。因此，它有时被视为疫苗接种率的最佳指标。麻疹-腮腺炎-风疹（MMR）疫苗接种率的任何细微下降都会体现在感染统计数据中。在美国，这一比率从 2019 年（Covid-19 疫情前）的 95,2 % 下降到 2024 年的 92,5 %，且地区差异巨大。事实上，美国的情况有利于疾病的发展，因为存在疫苗怀疑论者的人口聚集区。
“我喜欢用森林火灾来打比方：你会看到飞舞的余烬，如果它们落在长期疫苗接种不足的社区，就会引发影响所有年龄段的大规模疫情。如果它们落在疫苗接种率非常高的社区，病毒则完全无法传播，”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兼国际疫苗接种中心主任威廉·莫斯（William Moss）解释道。这场疫情于 2025 年 1 月始于德克萨斯州西部一个抵制疫苗接种的门诺派基督徒社区。一名外部病例的引入引发了整个县的感染浪潮，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该县的接种率仅为 77 %。
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一个人 可感染 12 到 18 人
kins。其影响现已扩展至全国，在 50 个州中有 45 个州记录到了病例。近 93 % 的感染者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状态未知。儿童占感染人数的 70 %。尽管在美国公立学校中疫苗接种通常是强制性的，但近年来，由于宗教或对替代医疗方案的信仰，“非医疗豁免”的情况在增加。30 % 的成年感染者表明，当前的爆发不仅与近期疫苗覆盖率的下降有关，还与美国民众长期以来的不信任感有关。“恐惧是一个难以停止的强大驱动力，而关于麻腮风疫苗（ROR）导致自闭症的那个毫无根据的陈旧迷思，自 1990 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根深蒂固，”Patsy Stinchfield 遗憾地表示。
政府的第一反应也毫无帮助。卫生部长 Robert F. Kennedy Jr 本人就是疫苗怀疑论者，他推广了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治疗方法。“将鳕鱼肝油、抗生素或皮质类固醇作为应对疫情的手段，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William Moss 解释道。疾病的严重程度也被低估了。2025, 10 % 的感染者最终被送往医院，美国记录了三起死亡病例。大约每 20 人中就有一人的病毒会演变为肺炎。在 1 000 分之一的病例中，这会恶化为急性脑炎，且可能致命。在幼儿中，每 600 名被感染的婴儿中就有一人会发展为亚急性硬化泛脑炎，这是一个名称极其古怪且后果同样严重的疾病：在麻疹痊愈约十年后，病毒会重新激活并导致神经系统退化，最终导致缓慢死亡。
麻疹还具有其他影响，科学研究目前仍在进行中。2019, 哈佛医学院的一项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研究表明，该病毒对所有感染者具有“免疫失忆”效应。它会抹除一个人 11 % 到 70 % 的免疫记忆，使其再次对曾经患过的疾病变得脆弱。麻疹是否是矿井里的金丝雀，预示着该国其他疾病的回归？医学界对百日咳病例数的上升感到担忧，并密切监测乙型肝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
医学界同样关注财务状况。耶鲁医学院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估计，2025 年的成本为 244 百万美元（213 百万欧元），而如果为感染者接种疫苗，成本仅为该金额的一小部分。p Nicolas Chapuis
这一话题具有足够的爆炸性，需要由总理团队来处理。7月20日星期一，法国主要银行的代表前往马蒂尼翁府（Matignon），讨论关于玛丽娜·勒庞总统竞选资金这一棘手问题。没有任何一家法国银行愿意在向国民联盟（RN）候选人提供贷款时招致激烈的谴责。名誉风险很高，部分机构担心在此事中会损失 2 % 到 5 % 的客户。但银行避免将这一论点摆在台面上，并在解释拒绝理由时谨慎措辞。法国银行联合会（FBF）负责人玛雅·阿提格（Maya Atig）主张道：“我们不是根据法国人的‘个人喜好’标准来放贷，我们评估的是信用风险。”考虑到欧洲金融业强制执行的良好治理规则，很难向一个与司法机关有纠葛的人物提供贷款：7月，玛丽娜·勒庞在涉及国民阵线（RN的前身）欧洲议会议员助手资金挪用案的上诉中被判有罪。这个极右翼政党对银行来说是一个难题，而银行都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贷款请求：一位来自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消息人士简练地解释道：“玛丽娜·勒庞不是我们的客户。”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明确表示：“多年来，我们没有资助过任何政党。”尽管该行不向政党提供贷款，但基于保证每个人拥有银行账户权利的法律，它管理着 RN 的银行账户。然而，法律并没有规定“信贷权”，即使是对有偿还能力的人员也是如此。因此，法国兴业银行与其竞争对手一样，可以合法地拒绝向 RN 提供贷款。该行主张，从合规和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资助一场总统竞选相对风险较大”。事实上，在法国，总统竞选的资金筹措充满风险：只有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至少 5 % 选票的候选人，才能获得国家对其竞选支出 47,5 % 的报销——最高 8 百万欧元。其他人只能获得 4,75 %。人们记得在 2022, 年，安妮（Anne）
7月20日（周一），艾伦·布鲁农（Allan Brunon）在回应《世界报》的请求时非常迅速。这位“不屈法国”（LFI）在格勒诺布尔的反对派顾问，在两天前的一次城市节日活动中领导了一场旨在干扰DJ芭芭拉·布奇（Barbara Butch）音乐会的游行；他再次表达了对在20分钟后中断这位45岁、身为LGBTQ+标志性人物的犹太艺术家的表演而感到“自豪”。而周四，这位在3月市政选举中担任“不屈者”候选人名单首位的成员，这一次却对我们的信息不予理睬。这标志着沟通策略的转变，但也反映出该运动领导层某种程度上的尴尬，因为领导层同样没有回应我们的请求。
在本周初，尽管面临来自各方的攻击，协调层的最高层仍一致为号召针对该DJ采取行动的基层部队进行辩护。理由是：她在3月份签署了一篇支持议员卡罗琳·雅丹（Caroline Yadan）关于反对“新形式反犹主义”的争议法案提案的公开信（该艺术家随后对此公开表示遗憾），以及她在2025年6月12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法国大使馆进行了一场表演。
尽管LFI的协调员马纽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认为侮辱和暴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但该运动的发言人总是以一种假设性的形式对这些行为提出质疑。“如果确实存在，我们永远不会认可任何侮辱或……”
[[IMG_XXXX]] 玛丽娜·勒庞 7月8日在拉弗莱什（萨尔特省）的一个市场上。MARIE MAGNIN/DIVERGENCE 为《世界报》拍摄
……伊达尔戈（社会党）、瓦莱丽·佩克雷斯（共和党）和雅尼克·雅多（欧洲生态-绿党）未能突破 5 % 的门槛。后两位已呼吁捐款以偿还贷款。
民主风险 考虑到之前的得票率，玛丽娜·勒庞并不担心出现这种情况。但其他风险依然存在。尼古拉·萨科齐对此深有体会：他的竞选账目在2012年被司法机关拒绝，且未获得国家的报销。他也曾呼吁社会慷慨捐助以偿还贷款。
受这些先例的影响，银行正寻求在降低声誉风险的同时，降低其财务风险。最终的裁决尚未公布，但原则已经确定：政府支持创建……
支持创建由 全部或部分 六大法国 金融机构 组成的 “银行团”
由全部或部分六大法国金融机构（法国巴黎银行、法国社会银行、BPCE、互助信贷银行、农业信贷银行、邮政银行）组成的“银行团”。他们将采取银团贷款模式来分担财务风险，在这种模式下，多家银行共同合作以支持大型工业项目（如核电站、桥梁的建设）。“风险分摊得越多，就越好，”法国社会银行方面如此辩称。但法国银行协会（FBF）要求更强的保护：它希望这项集体贷款附带政府担保。因此，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将由国家向银行偿还。为此，预计将在计划于 30 9月提交的 2027 年财政法案中加入相关条款。不过，担保将不是全额的。事实上，如何证明一个未遵守政治生活融资规则的候选人（如 2012 年的尼古拉·萨科齐）能够间接利用公共资金来偿还其竞选费用？总理府（Matignon）明确指出，国家可能仅涵盖“部分无法回收的风险”。换句话说，如果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未能达到 5 % 的得票率，国家可能会救助银行，但如果候选人违反法律，则不予救助。
除了财务利益外，各银行还希望分担名誉风险，并避免客户在银行之间流失。不过仍有一个新的保留条件：即使在集体贷款的框架下，也必须指定一家“牵头”银行来负责与客户的谈判。哪家机构愿意承担这一角色？有些人设想由公共银行（如存款局或邮政银行）介入。但这两家机构都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此方案产生关联。
玛丽娜·勒庞的竞选资金是一个民主议题。这也是一个主权议题：目标是让所有候选人都能获得法国贷款，从而避免外国金融网络的干预，因为后者可能导致
“投射物喷射”，例如，该团体在国民议会的主席马蒂尔德·帕诺（Mathilde Panot）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为其辩护。
多起投诉 该运动与其承认可能出现失误，不如坚持一种有时显得勉强的辩护。例如，曼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在指出现场“不仅有” LFI 的地方分部，而且“还有巴勒斯坦事业的活动人士”时表示，音乐会并非被“不屈法国”的活动人士中断，而是由当地当局中断的。尽管如此，一些迹象显示出该运动内部的不安。在议会党团中，一些声音对看到这样一场针对一名女性的活动表示不安，而该女性自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以来，一直遭受极右翼同性恋恐惧和肥胖恐惧的网络暴力。此外，许多批评指向了活动人士分发的号召抵制的传单。该传单显示这位 DJ 被鲜血溅满，背景是一面标有大卫之星的 LGBT 旗帜。
对于“不屈法国”的领导层来说，很难假装才发现这次行动。伊塞尔省（Isère）分部号召抵制的呼吁早在五月就在媒体上有所报道。该运动的协调部门当时明确表示，这“并非一项全国性的倡议”。格勒诺布是一座在“不屈法国”关注范围内的城市，他们在那里
促成了议员 Elisa Martin 的当选。格勒诺布 LFI 反对派顾问 Allan Brunon 在 2022 和 2024 年间曾是罗讷省议员 Gabriel Amard（让-吕克·梅朗雄的女婿）的助手。 此前，在该运动为捍卫沃克吕兹省 LFI 议员 Raphaël Arnault 应对 Quentin Deranque 事件（2 月在里昂，该议员的亲信被指卷入一名极右翼活动人士的死亡案）而形成统一战线时，格勒诺布的 LFI 领导者似乎并未获得同样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位来自反法西斯圈子的格勒诺布负责人坚持认为其行动具有和平性质。7 月 22 日，他在 Twitch 上表示，“非常高兴”格勒诺布市政府和 Barbara Butch 提交了起诉，“以证明
政治干预和数字虚假信息宣传，例如在 3 月的市政选举期间。 人们记得在 2017 年，玛丽娜·勒庞曾利用一家俄罗斯银行为其竞选活动筹资。如今这已不可行：根据 2017 年关于政治生活信任的法律，她不再有权在欧洲经济区以外申请贷款。因此，在 2022 年，她求助于一家匈牙利银行。其盟友、前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在 4 月选举中的失败，使得这一方案难以重复。面对询问，国民联盟（RN）未回应世界报的提问。 破天荒地，玛丽娜·勒庞与政府持有相同的信念：法国本土融资是唯一可行的路径。 p Corentin Lesueur 与 Lucie Robequain
‘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并未采取暴力行动”。 7 月 23 日，Allan Brunon 通过其律师 Me Rafik Chekkat 宣布，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网络暴力活动，并伴有大量辱骂，尤其是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辱骂”后，将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同一天，Barbara Butch 告知已提交多项起诉，特别是针对 LFI 运动及其部分当选议员；与此同时，格勒诺布检察机关已就“协同妨碍自由罪”展开调查。周五，格勒诺布市长 Laurence Ruffin（左翼多元派）将邀请媒体，宣布该市就此案提交的一项新起诉。 p Robin Richardot
对其拘留条件 提出质疑
这名恐怖分子正与 监狱管理部门 进行力量博弈 J
7月23日，星期四，萨拉赫·阿卜德斯拉姆（Salah Abdeslam）本应离开旺丹-勒-维耶尔（Vendin-le-Vieil，位于帕-德-卡莱省）监狱的惩戒区，他在那里被关押了十天。但作为2015年11月13日造成132人死亡的袭击行动中唯一幸存的突击队成员，他告知其律师和亲属，他将拒绝返回隔离区的牢房。他深知这一决定的后果：极有可能，他在惩戒区的逗留时间将被延长。即便这意味着他每周只能享受一次一小时的探视，被剥夺观看电视的权利，且电话使用受到严格限制，他也并不在乎。“他希望通过强制方式与监狱管理部门对话，以便最终能就他的拘留条件展开讨论，”他的长期代理律师奥利维亚·罗南（Olivia Ronen）解释道。“他并非为了制造混乱，而只是希望根据法律规则获得尊严对待。”被隔离十年——根据监狱法典，除非“作为例外情况，且是确保人员或机构安全的唯一手段”，否则隔离制度通常不能延长至两年以上——这名被判处不可减刑终身监禁（他未对此判决提起上诉）的囚犯，首次决定与监狱管理部门进行力量博弈。7月13日，他的三位法国律师之一本诺伊特·大卫（Benoît David）在巴黎事务所接到了萨拉赫·阿卜德斯拉姆的电话。这名出生于布鲁塞尔的法摩籍恐怖分子希望在加入一项由十余名囚犯发起的抗议运动前获得其认可，这些囚犯几乎全部来自打击组织犯罪区，那里聚集了最
为了制造 混乱，而只是 希望获得 尊严对待”
基调已定。由于预算紧张，“公共行动的三个领域都必须做出努力”，公共行动与公共账户部长大卫·阿米埃尔（David Amiel）在 7 月 16 日国民议会就 2027 年预算初步裁决的听证会上警告称。因此，这将开启一个新的削减开支前景，涉及国家、社会保障以及地方政府。尽管参与公共账户整顿努力的具体轮廓尚未详细公布，但部长保证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衡且有差异化”的贡献机制。
一个议会代表团在周三 7 月 22 日提交的各项工作“阶段性报告”中强调，必须如此。该代表团由勒科尔尼（Lecornu）政府于 5 月发起，委派了三名议员：议员让-勒内·卡赞纳夫（Jean-René Cazeneuve，文艺复兴党，格尔省）、克里斯蒂娜·皮雷斯-博纳（Christine Pirès Beaune，社会党，多姆山省）以及参议员西尔维·韦梅莱（Sylvie Vermeillet，民主独立联盟，汝拉省）。他们的授权是为 2027 年财政法案“建议”地方政府的“贡献方式”，议员们目前认为这种贡献是合理的。
当然，他们解释说，地方政府的债务仅占 GDP 的有限份额（约 9 %）。他们继续指出，地方政府代表了“超过一半的公共投资”，鉴于生态或人口转型，“保持其行动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些
[[IMG_XXXX]] 2025 年 5 月 14 日，旺丹勒维耶（Pas-de-Calais）监狱中心的一个隔离室。MICHEL EULER/AFP
毒品贩运的危险。本努瓦·大卫（Benoît David）对此并没有原则上的反对，前提是这次抗议必须是和平的。但他警告对方，参与这一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纪律处分。次日，在 11 h 30，当他走在隔离区那个极小的散步院子（四周被铁网结构覆盖）时，这名 36 岁的囚犯拒绝返回牢房。“我们最初试图通过对话结束这一事件，但被羁押者态度坚决且果断，尽管如此他依然非常冷静，”管理部门的调查报告详细描述道。管理层被召来试图寻找解决方案，但无济于事。在 14 h 15，萨拉赫·阿卜德斯兰（Salah Abdeslam）被送往纪律禁闭区。
“痛苦的呐喊” 两天后，即 7 月 16 日，他理所当然地被传唤至旺丹勒维耶监狱管理层的纪律委员会。在奥利维亚·罗嫩（Olivia Ronen）律师的陪同下，他大声朗读了前一天写的三页信函。这是该男子第一次提出诉求，在 2015 年 11 月 13 日袭击案审判的第一天，他曾将自己呈现为一名“伊斯兰国士兵”。
“我拒绝返回牢房。这一象征性动作也是一种以和平方式表达的痛苦呐喊，”他开始说道。“在经历了多年条件严苛且不公正的隔离羁押后，我发现管理部门在逃避责任（……）。对我来说，很难接受不可减刑的终身监禁，之后又遭受那些既未被责备也未受影响的人所带来的不公正……”在面谈结束时，
制裁下达：因此将是十天的禁闭处分。
现在，萨拉赫·阿卜代斯兰（Salah Abdeslam）的拘留条件已经成为一场激烈且技术性的司法斗争的焦点。在2026年4月1日的一项出人意料的裁决中，里尔行政法院批准了他的请求，要求取消禁止他在会见期间进行任何身体接触的卫生电话（Hygiaphone）。自2017年起，萨拉赫·阿卜代斯兰在亲属探视时可以与他们拥抱，但监狱管理局在2025年11月重新恢复了由隔板分开的会见室，此前国家反恐检察官办公室要求对他以“隐匿非法物品”罪名提起诉讼，具体是指在拘留期间非法持有的一枚包含圣战宣传内容的USB闪存盘。
但六个月后，里尔行政法院院长指出，“截至本命令发布之日，针对萨拉赫·阿卜代斯兰因该USB闪存盘事件而采取的拘留措施，尚未采取任何后续司法行动”。简而言之，他尚未被预审法官正式起诉。院长还强调，监狱管理局“未能提供任何足以证明有理由怀疑”阿卜代斯兰家族成员“可能向其传递违禁物品”的证据，并指出这些探视自2016年以来一直进行，“且未报告过任何事故”。
几天后，由于监狱管理局拒绝执行其裁决，里尔法院院长决定判定国家每天向萨拉赫·阿卜代斯兰支付100欧元的罚金，直到恢复其常规会见方式为止。监狱管理局拒绝妥协。4月17日，该局重新安装了卫生电话。
“白色酷刑” 为了证明其决定的合理性，监狱管理局在《世界报》查阅的一份文件中报告了数周前发生的两起事件。根据万丹勒维耶（Vendin-le-Vieil）监狱管理部门的一份报告，萨拉赫·阿卜代斯兰的亲属涉嫌试图通过其脏衣袋非法带入“三瓶麝香”，随后是“一种精油和一个塑料按摩器具”。
Benoît David律师保证，这不过是一次无关紧要的事件：“从未有……”
[[IMG_XXXX]] Olivia Ronen 萨拉赫·阿卜代斯兰的律师
论据，然而，单凭这些论据不足以证明将他们排除在国家努力之外是合理的，该任务组认为：“国家财政与地方政府财政之间的交织，以及面对公共财政领域挑战必须共同行动的必要性，证明了地方政府以及整个公共领域参与其中的合理性。”
努力的“调节” 议员们认为，他们的新贡献必须更加平衡。该任务组强调了最近几次资金抽取的累积效应，这些征收可能在某些地方政府之间造成了“不公平”的情况。其关注的重点特别是：“Dilico”，这是一个用于平滑税收收入的周期性调节机制。
地方政府，这种强制储蓄机制伴随着对提取金额的部分重新分配。该机制在任务阶段性报告中被描述为“不稳定且不可预测”、“不同层级之间不公平”且“有时过于激进”。因此，对于议员们而言，任何新的要求地方政府分担资金的措施，只有在满足“一定数量的条件”时才可能“被接受且被认可”：即“公平性、比例性、简单性和透明度”。因此，他们建议停止增加现有机制，转而采用“单一的”分担工具，且该工具仍可根据不同层级进行调整。该任务小组还呼吁对所要求的努力程度进行“调制”，
没有任何非法行为。像往常一样，该家庭与萨拉赫·阿卜代斯兰（Salah Abdeslam）常规地请求监视员允许带入这些物品。监视员拒绝了，而他们对此表示尊重。” 七天后，管理部门在一次新决定中重新表述了其动机，并动用了新的论据。这一次，他们挖掘出一段据称发生在 4 2月 的对话。萨拉赫·阿卜代斯兰在隔离区牢房内，于 23 h 15，据称通过窗户询问邻居，是否能弄到“局长”的地址，以便让他派两三个“家伙”来制造一场“灾难”。并补充说“不想等到 2086 年”。这段类似于威胁的对话，在 10 6月 得到了里尔行政法院的认可；此前萨拉赫·阿卜代斯兰的律师已向该法院提起申诉，质疑该决定的依据。本努瓦·大卫（Benoît David）对此表示遗憾：“看到两个月前据称说过的话片段现在被翻出来，而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去反驳，因为它们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这真的很奇怪。行政司法仅仅凭信赖监狱管理部门的口信而做出裁决，这对辩护权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这个 16 7月，在凡丹-勒-维耶（Vendin-le-Vieil）管理部门面前，萨拉赫·阿卜代斯兰继续阅读他的信
请求，该请求“首先”基于地方政府的纳税能力，同时要求考虑某些层级在 2025 和 2026 年已经承担的努力。 它还主张对地方政府收入的提取设立“上限”。根据该任务小组的措辞，这种“盾牌”将能够“保护最脆弱的地方政府”。这些结论被地方领域认为具有建设性。蒙彼利埃社会党市长、兼任 France urbaine 选民协会财务副主席的米凯尔·德拉福斯（Michaël Delafosse）表示：“努力必须是公正的，以免破坏地区投资的动力。”地方财务委员会主席让-弗朗索瓦·德巴（Jean-François Debat）也对此深表赞同：“地方政府的良好管理...
tre : “我愿意接受这种白色酷刑，这种迫害，前提是你们承认它。（……）我坚决否认并谴责隔离区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区囚犯所遭受的条件……这些机制不仅毫无成效，而且具有侮辱性和贬低性。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这是一桩耻辱，对于法国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或者也许不是，也许这种做法正反映了如今这个狭隘的法国。”
奥利维亚·罗嫩（Olivia Ronen）律师坚信，这场斗争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最终一定会获胜：“隔离禁闭从未被预想会持续十年。监狱管理局必须思考他们打算如何处置他。这个旨在持续终身的监禁计划究竟是什么？”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监狱管理局给出了简短的回答：“萨拉赫·阿卜德斯兰（Salah Abdeslam）被司法机关判处终身监禁，并伴随终身安全期。根据其职责，我们确保在尊重司法机关决定和法律的前提下执行该刑罚。”这名恐怖分子的三名法国律师目前计划将这场斗争提交至欧洲人权法院。 p Grégoire Biseau
以及他们整体健康的财务状况，不能成为需要在此前已采取措施之外进一步征税的富裕标志。”
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会采纳该任务组的建议。区域规划与分权部长弗朗索瓦丝·加特尔（Françoise Gatel）回应道：“我赞赏议员们认真且负责的工作，他们呼吁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一种负责任且互信的关系。”该任务组将在秋季提交最终报告。报告将包含第二部分，就地方财政提出“结构性改革”建议。这一议题与地方政府参与控制公共账目的问题同样敏感。 p Bastien Scor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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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莱市长发出威胁
发言人的男子在视频中谴责这一“懦夫行径”
在针对阿莱（Gard省）市长克里斯托夫·里文克（Christophe Rivenq）收到死亡威胁而引发的愤怒之情中，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声音。在打击贩毒的背景下，里文克市长被迫在7月20日周一至21日周二的深夜由国家干预行动组（RAID）将其从家中转移。这个经过软件处理的声音来自一名全身黑衣、戴面具且蒙面的男子，身边围绕着五名不动的随从。在周三上传的一段一分46秒的视频前景中，出现了一个“DZ”标志，是用黑色胶带在阿尔及利亚国旗上方的白色床单上写成的。这位奇怪的发言人费力地阅读演讲稿，并非是为了以DZ黑手党之名承认对市长的威胁，而是为了谴责这些行为。7月16日，这位市长在家中收到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两枚9毫米子弹，并附有一封署名为“DZ NG CVN”（意为“DZ塞文山脉新一代”）的信息，该地区是这座城市被毒品交易侵蚀的街区。而7月20日，由于怀疑有车辆被安置炸弹，市长被采取了近身保护措施。“致法国民众及相关人员……”这名语调犹豫的男子这样开始。在一段模仿新闻发布会的断言式声明中，他抨击这是一个“由企图损害社会、降低法国道德水平的人所实施的懦夫且令人厌恶的行径”。他尤其旨在维护历史悠久的DZ黑手党的品牌形象，从而为这个在马赛被卷入多起重大法律诉讼的犯罪组织脱罪——这些案件涵盖了毒品贩运、洗钱以及谋杀。这次发声干扰了一项已经非常敏感的调查。该调查在国家有组织犯罪检控局的领导下进行，该局周四向世界报确认，已“获悉此视频”，并将在已开启的程序框架内继续调查，“以确定不论是谁的实施者”。在调查初期，司法部门就呼吁保持谨慎：在“毒品”圈中，象征着权力和凶残的“DZ黑手党”标签经常被冒用。在阿莱这座拥有45 000名居民的前矿业城市，DZ标志直到最近才出现。然而，当地的毒品交易并非近期才开始，但近年来呈现出更加暴力的趋势。据一名警方消息人士称，这座Gard省的副省会城市过去习惯于“老派的毒品交易”，而现在正处于“马赛化”的过程中。2025, 12月，阿莱律师协会主席纪尧姆·加西亚（Guillaume Garcia）面对逮捕人数（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显著增加发出了求救信号。
不排除 当地帮派 冒充 “DZ”入侵者 以使其 更加脆弱 的假设
“毒品贩运对青少年的剥削是一场人道主义和司法危机，”他曾如此宣称。与此同时，他担心所谓的“毒品谋杀案”（narcomicides），2025年发生了三起，而自2026年1月以来又增加了至少三起谋杀案。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该律师观察到“一个真正的组织系统，伴随着‘jobbeurs’（哨兵、补给员、销售员）现象进入阿莱斯（Alès）：这些年轻人来自法国各地，通过Snapchat招募，掌控着交易据点。”
针对克里斯托夫·里文克（Christophe Rivenq）的威胁及其签名“DZ NG”引发了另一个疑问。“DZ Nouvelle Génération”（DZ新一代）背后很可能隐藏着近几个月出现的一个组织分裂。“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证据表明DZ NG出现在阿莱斯。这样做是为了混淆视线吗？”一名接近此案的司法人士质疑道。纪尧姆·加西亚（Guillaume Garcia）确认在卷宗中没有看到“NG”的标注。他解释说：“之前一直仅仅是DZ Mafia。”
显著的打击能力 这种分散的组织形式和结盟能力使马赛组织具备了韧性，但如今似乎使其失去了对其自身名称的控制。早在2024年10月，在类似的场景中，几名蒙面且身着黑衣的人在镜头前发言，为了传递一个信息：DZ Mafia当时已声称与几天前在马赛发生的两起谋杀案无关。调查，特别是针对庞大的“Octopus”案件的调查，已经确定了这次公关行动的涉嫌策划者。据《巴黎人报》（Le Parisien）报道，该行动是由某些被监禁的DZ Mafia干部操纵的。此后，该标签继续在法国南部各地出现，但其与该犯罪组织的联系真实性并不总是明显。7月16日，正当阿莱斯市长收到威胁信时，卡尔卡松（Carcassonne）的弗莱明区（Fleming）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一段作为认领的视频中，可以听到枪手大吼：“这是DZ NG，一群蠢货！”然而，在那些以“CMNG”（即“Cartel Mocro Nouvelle Génération”）名义认领袭击的在线网络中，发布的众多视频没有一个声称与马赛组织有任何联系。尽管如此，影像依然揭示了显著的打击能力：短枪、突击步枪和民用炸药被展示出来。因此，无法得知这究竟是与马赛团伙的结盟，还是对其“标签”的冒用。在阿莱斯，负责调查针对市长威胁事件的调查人员尚未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序列有清晰的解读。他们不排除当地帮派冒充“DZ”入侵者以使其更加脆弱的假设。他们也不排除这个在塞文区（Cévennes）扎根的“新一代”现在可以不再在意是否获得前辈的许可而自行行动。p Agathe Beaudouin（尼姆通讯员）、Arthur Carpentier 和 Thomas Saintourens
7月15日，巴黎，国民议会前。JULIEN MUGUET 为《世界报》拍摄
一个“混乱”的年份
议会年度的结束与前一年如出一辙：围绕重新引入两种禁用杀虫剂（乙酰胺原和氟吡呋喃）而引发的一场争议。在7月21日的政府问答环节中，上加龙省的议员安妮·斯坦巴赫-泰雷努阿尔（Anne Stambach-Terrenoir，服从法国党，LFI）在国民议会通过紧急农业法案草案次日，向政府成员质询道：“政府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投毒者，我们会让世人知道！”这位议员重复了此前一年由“癌症愤怒”（Cancer Colère）团体创始人弗勒·布雷托（Fleur Breteau）在看台上向刚刚通过《杜普隆法》（loi Duplomb）的议员们发出的愤怒呐喊：“你们是癌症的盟友！我们会让世人知道！”
“密集”、“动荡”，但最重要的是“混乱”。在进行总结时，议员们在评价刚刚结束的议会会议时，普遍使用了相同的形容词。来自菲尼斯特省的埃尔旺·巴拉南（Erwan Balanant，民主运动党，MoDem）总结道：“这是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复杂的会期”，其特点是“辩论日益两极分化”。
这种混乱在2025年开学之初便已显现，伴随一系列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首先是2025年9月8日，在弗朗索瓦·拜鲁（François Bayrou）试图以此攀登“预算喜马拉雅山”的赌注失败后，首个政府在信任投票后被推翻。随后，首个勒科尔尼（Lecornu）政府的组建时间异常漫长：二十六天。而其生存周期则是自1958年以来最短的，不足十四小时。
面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决定解散国民议会后，由2024年提前立法选举带来的缺乏多数席位的情况，总理不得不调整其方法。在预算文本上，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采用了弗朗索瓦·拜鲁在2025年1月采取的策略：通过重新开启退休金改革议案，与社会党（PS）达成妥协。总理在7月22日接受《巴黎赛马》（Paris Match）采访时再次对此表示满意：“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准备好与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反对派分享权力（……）。”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这本周刊中将其形容为“自2017年以来最具主权色彩的半年”——政府此次获得了右翼和极右翼的支持，使其关于日常安全的《里波斯特法》（projet de loi Ripost）草案于7月15日在第一读会获得通过。此外，总理在修改措辞后，支持了来自滨海阿尔卑斯省的议员埃里克·波热（Eric Pauget，共和党）提出的法案建议，即为执法人员设立正当防卫推定。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遭到了左翼的批评，后者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移”。巴黎议员莱亚·巴拉格·埃尔·马里基（Léa Balage El Mariky，生态党）谴责道：“政府在自愿向极右翼低头。我担心在下一个会期中，他们会用尽最后的筹码继续向其示好。”
驳回动议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采取的实用主义方法使其自身阵营陷入不稳。为了促使农业紧急法案获得通过，他选择依托参议院右翼势力的做法，导致他不得不支持在国家卫生安全局的监管下重新引入乙酰吡咯尼丁（acetamipride）和氟吡呋喃（flupyradifurone）。这一措施遭到了他所属党团“共筑共和国”（Ensemble pour la République, EPR）成员（包括前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 [Elisabeth Borne]）的反对，同时也引发了左翼党团的愤怒。 除文本内容本身外，某些做法也导致议会大厅内的辩论变得紧张。议员们在战术上利用预先驳回动议……
修正案而进行的 阻挠行为 引发了议员间的 紧张关系
例如，EPR小组为了加速关于5月1日劳动法提案的程序，引起了左翼反对派的不满。宪法学者本杰明·莫雷尔（Benjamin Morel）指出：“战术手段变得更多且更多样化。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规则被赋予了新的用途。”
在一个碎片化的议会中，议会主席雅埃尔·布劳恩-皮韦（Yaël Braun-Pivet）自 2024 年起一直致力于推动跨党派提案的出台。在 9 7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她欣喜地表示：“本届无多数议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法案提案能够最终获得通过。”如果剔除国际公约，议员发起的提案占已通过法律的 74 %。矛盾的是，这种方法使得议会投票通过的文本数量高于平均水平：已有 52 项法律获得通过，而截至 6 月 30 日，另有 51 项在议会投票通过的文本仍处于议会往返审议阶段。但这一成功主要揭示了政府使其自身文本获得通过能力的缺失。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是，本届五年任期内最具标志性的措施之一——开放获得死亡援助的权利，正是通过一项议员提案而通过的。
本届议会的争议并未局限于波旁宫（Palais-Bourbon）内部。继 2025, 7 月份收集了 2 多个百万份签名反对《杜普隆法》（loi Duplomb）的请愿之后，请愿收集平台已成为公民公认的抗议空间。针对反对反犹太主义的 Yadan 提案的反对文本在被撤出议程前，获得了 700 000 多份签名。另一份反对执法人员享有正当防卫推定权的请愿则收集了 730 000 多份签名。
“被广泛地蔑视” 通过提交数百项修正案而进行的阻挠行为同样引发了议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议会专项时间（niches parlementaires）期间。除 MoDem 外，所有党团都成了这种做法的受害者。“作为反对派议员，我们被广泛地蔑视了，”塞纳-圣但尼省的 LFI 议员奥雷莉·特鲁韦（Aurélie Trouvé）认为。而上塞纳省的文艺复兴党（Renaissance）议员普莉丝卡·特夫诺（Prisca Thevenot）则将这一指责反弹回去：“‘不屈服者’（insoumis）在这方面是专家。他们自己就一直花时间在搞阻挠。”
有时，许多议员利用其议会讲台制作内容，其目的毫不掩饰地是为了增加社交网络的流量。这种技巧被支持西奥特（ciottiste）的查尔斯·阿隆克勒（Charles Alloncle，埃罗省，共和右翼联盟）在其关于公共视听的调查委员会期间广泛采用。
关注度较低的关于儿童乱伦性暴力司法处理的调查委员会代表了一次进步，得到了独立乱伦与儿童性暴力委员会的认可。打击性别与性暴力是本届议会的贯穿主线，期间议会还将“非自愿”这一概念纳入了强奸的刑事定义中。
但秋季开学后的关键时刻将是预算审查。对于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来说，这是一项尤为艰巨的任务，因为总统选举的临近预计将加深分歧。 p 弗朗索瓦-雷吉斯·库托（François-Régis Couteau）
布鲁塞尔 - 欧洲分局 在唐纳德·特朗普几乎每周都会以某种方式威胁要再次提高欧盟进口关税之际，欧盟委员会于 7 月 23 日（周四）宣布，根据旨在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的《数字市场法案》（DMA），对谷歌处以 890 百万欧元的罚款。距离 7 月 27 日（周一）——即在美国总统的苏格兰高尔夫球场上签署的《特恩伯里协议》一周年纪念日——仅剩几天时间，跨大西洋关系远未缓和。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已判定此前采用的机制为非法——该机制是对大多数美国向欧洲大陆出口的商品免除关税，而对跨越大西洋的欧洲产品征收 15 % 的附加税——白宫必须在短期内提出一项替代机制，目前尚未有任何相关信息泄露。布鲁塞尔方面则保证，其立法并非基于唐纳德·特朗普的情绪，但似乎忘记了，过去欧盟曾在其在海外备受诟病的数字监管框架下，为了不在最糟糕的时刻激怒华盛顿而推迟过相关决定。“今天的决定不会让美国政府感到惊讶，”一名欧盟高级官员透露，暗示美方已收到预警。这笔 890 百万欧元的罚款——是迄今为止企业因《数字市场法案》而面临的最重罚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 460 百万欧元，旨在惩罚该搜索引擎的行为，该集团通过这些行为系统性地优先推广自身的服务（酒店、餐厅等），而对待竞争对手则明显不足。欧盟委员会执行第一副主席特蕾莎·里贝拉（Teresa Ribera）总结道：“最好的产品应当因为其质量更好而成功，而不是因为它们属于管理该搜索引擎的公司。”
欧盟委员会此外还因谷歌在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中阻止开发者将客户引导至其生态系统之外的其他报价，同时向其收取过高佣金，而对其处以 430 百万欧元的罚款。这家加州集团现在有 60 天的时间来使其符合欧洲法律。
中东战争的现实正逐渐地影响石油市场，并波及经济其他领域。在 7 月 23 日（周四）至 24 日（周五）之间，美国已连续第 13 个夜晚轰炸伊朗，而伊朗政权继续在中东地区（包括美国军事基地）进行零星反击。此外，当胡塞武装（一个总部位于也门且受伊朗支持的组织）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时，第二战场随之开启。其中至少有一艘遭到击中。逻辑上，油价回升至高水平。周四，布伦特原油价格自 5 月 22 日以来首次触及 100 美元大关。至于天然气，在便捷所有权转移（transfert de titre facilité）的参考价格中，其价格已超过每兆瓦时 62 欧元。
现在有六十天时间 以使其符合 欧洲法律
在欧洲，处于 2022 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机制上，这种紧张局势的加剧影响到了经济。能源价格更高意味着更高的通货膨胀，且市场预计央行将提高利率。周四，法国政府的十年期债券借款利率突破了 4 %。这是自 2008, 年底（十八年前）以来的首次。
周四举行会议的欧洲中央银行（BCE）似乎认同市场的看法。尽管利率维持在 2,25 % 不变，但其行长克里斯汀·拉加德暗示，九月份可能会再次上调四分之一个百分点。如果说在六月底，她谈到的是通胀压力与增长下降可能性之间“均衡”的风险，那么现在她主要关注的是通胀风险。随后她强调，理事会的多位成员在会议期间讨论了可能提高利率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上利率的飙升影响到了所有国家。被认为预算最安全的德国，其利率目前为 3,2 %，比年初高出 0,3 个百分点。在美国，十年期利率达到了 4,7 %，为 2025 年初以来的最高点。
如此大幅度的跳升可能会给法国公共财政带来沉重压力。“法国 4 % 的利率是否可持续？答案是否定的，”Natixis Investment Managers 的利率分析师 Romain Aumond 认为。这种水平如果长期持续，可能会引发雪球效应：利息将加重债务，而还款速度则跟不上。
但 Aumond 先生缓称，目前尚无紧迫性。总体而言，法国债务的平均利率在 2 % 到 2,2 % 之间，平均期限为七年。只有新债务的利率将高于 4 %。而对于 2026, 年，法国仅剩约 6,5 % 的债务需要展期，即只有一小部分。
政治风险溢价 Aumond 先生认为，随后利率可能会回落。“情况与 2022, 年不可比，且通货膨胀广泛扩散到经济中的风险较低。”不过，这一切仍取决于中东冲突的持续时间。“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分析师认为，认为冲突将持续是合理的。很难想象...”
...欧洲法律，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营业额 5 % 的罚款。目前，谷歌仅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表示批评，并暗示可能会采取法律手段。
“拖延战术” “为了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必须删除欧洲用户非常喜爱的实时搜索功能——例如价格的即时显示以及酒店、航班和餐厅的直接预订——并拆除 Google Play 上的安全措施，”谷歌国际事务总裁 Kent Walker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监管应当改善产品，而不是损害产品，”他补充道。
这些罚款占谷歌营业额的 0,22 %，是其首次根据《数字市场法案》受到的处罚。
数字市场法案（DMA）。在此之前已有另外四项处罚，用于修正违反竞争的行为，近二十年累计金额超过 10 亿欧元。 苹果公司和 Meta 也因违反 DMA 而受到制裁，前者被罚 500 百万欧元，后者被罚 200 百万欧元。而社交网络 X 则被判根据《数字服务法案》（DSA）支付 120 百万欧元，
根据该法案，现实生活中的违法行为在网络上同样违法。 自重返白宫以来，唐纳德·特朗普指责布鲁塞尔虐待美国数字巨头，将他们必须支付的罚款比作“敲诈”，并将其等同于一种“征税”，从而为其反复威胁将关税提高到特恩贝里协议（Turnberry）规定水平以上的行为正名。 特蕾莎·里贝拉（Teresa Ribera）周四强调：“我们有责任确保由我们的主权机构通过的法律得到充分执行和遵守。” 在 7 月 21 日寄给美国总统的一封信中，25 位共和党议员要求他采取报复措施应对欧盟（UE），如果欧盟坚持在数字领域实施“歧视性的法律、政策或实践”，特别是通过 DMA。他们在信中对美国和欧盟决定建立一个关于科技的跨大西洋“对话”表示赞赏，但他们担心这被欧盟用作“拖延战术”。 欧盟委员会目前声称已获得保证，美国将寻求遵守特恩贝里精神，不会对欧洲进口商品征收超过 15 % 的关税。但它同时也提醒，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它准备采取报复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周四宣布对谷歌罚款的决定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信号。至于在事实面前，欧盟是否能够像其声称准备好那样运用力量对比，仍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它并没有真正选择这样做。 p 维吉妮·马兰格（Virginie Malingre）
ment 冲突可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而且即便外交努力得以重启，美国和伊朗在如何管理霍尔穆兹海峡方面的根本分歧依然未能解决。” 然而，能源问题并非利率上涨的唯一原因，利率在过去五年中一直在上升。随着 2021. 年底通货膨胀的大规模回归，法国可以以 0 % 利率借款的“免费资金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央行（BCE）停止干预市场并停止购买欧洲国家的债务，使得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公共账目脆弱性暴露无遗。 法国十年期利率因此在 2022 年 4 月突破 1 %，在 2022, 2 % 9 月突破，并在 2023 年 7 月达到 %。 此外还加上了政治风险溢价，自从 2024. 年 6 月国民议会解散以来，这一直给法国政府带来压力。安联保险（Allianz）的专家计算出，由于这一政治决定，债务服务（即利息）增加了 11 十亿欧元。这代表了约 3 % 的额外成本。法国并非唯一受到政治不稳定影响的国家。 而且 2027 年预计将十分紧张，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将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安联保险的专家估计，在法国选举活动期间，法国利率可能会承压，“特别是如果民调确认极左和极右翼阵营的强势”。一个“完美风暴”的剧本——即中东冲突持续且法国政治紧张——不能被排除。 p 埃里克·阿尔贝（Éric Albert）
部署其 港口超级权力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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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新加坡 - 特派员
在新加坡，“杜亚·灯柱”（Tuas Lamp Post）是夜骑者的圣地。其柱身贴满了贴纸，标志着这个城市国家的最西南端。通过向海洋填海造地，杜亚地区将骑行者环绕这个微小国家的路线从 120 公里延长了 40 公里。
正是在这里，一座新的巨型港口在海面上展开了一只巨大的“土地之手”，四根手指指向东方。在计划的 21 个泊位中，已有十个投入运行，巨大的遥控龙门吊正静悄悄地将集装箱堆叠在船舶上。沙色的工地向南延伸至视线尽头：人们正在海上建设一座结构，预计到 2040 年将增加 45 个泊位。在六月这个日暮时分，数十辆小货车正等待着来自印度或孟加拉国的外籍劳工。
印度
集装箱的转折点。从杜亚返回市区，途中会经过造船厂、维修车间以及外籍劳工居住的预制综合体。随后，高速公路沿着裕廊岛（Jurong Island）延伸，这是一个覆盖着炼油厂和储油罐的人造半岛。它是全球最大的“海上加油站”：2025 年，驳船向在锚地停泊的数万艘船只交付了近 56 百万吨燃料。接着是“阶梯式仓库”（ramp-up warehouses）区域，这些仓库通常是自动化的，半挂车通过巨大的螺旋形坡道进入上层平台。
这些基础设施使新加坡目前成为全球第一大转运港，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上海），2025 年处理了 44,6 百万 TEU（标准二十英尺等值容器，海运与物流的标准测量单位）。杜亚巨型港口旨在让这个城市国家在 2040 年前将其三个历史悠久的大型码头整合到单一地点。目前杜亚港处理 10 百万 TEU，预计 13 年后将达到 65 百万 TEU。释放出的空间将被承诺用于住宅和旅游重新开发，就像之前的吉宝岛（Keppel）和圣淘沙岛（Sentosa）一样，新加坡在近两个世纪前就在那里迎来了第一批商船。
新加坡的惊人成功为其商业运营商 PSA International 提供了跳板：该公司在全球拥有约 60 个码头，包括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葡萄牙的锡尼什。根据海运咨询公司 Drewry 的数据，自 2000 年代中期以来，该公司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运营商，处理量为 67,2 百万 TEU，占全球流量的 7,2 %。
“地理多样化使该集团能够大规模扩张，并更好地防范各种风险，尽管 2025 年新加坡仍占其全球业务量的 42 %，”Drewry 港口与码头资深分析师 Eleanor Hadland 指出。
这个拥有 6 百万人口的国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得益于其历史、地理以及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模式。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的锁钥：这个城市国家与印度尼西亚巴淡岛之间仅隔 2,7 公里，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主要通道。其他少数深水通道（如龙目峡或翁拜峡）则需要长途绕行。这一切始于 1819 年：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英国军官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尔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被这座岛屿的地理位置所吸引，他
赞美柔佛苏丹。英国王室希望在印度尼西亚的竞争对手荷兰面前占据优势。该贸易站被交给东印度公司。随后它成为一个殖民地，拥有一个主要海军基地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最大的干船坞——日本在 1942 年征服东南亚期间将其夺走。“当英国人在 1965 年独立后离开新加坡时，他们将海运基础设施交给了政府。李光耀 [这座城市国家的创始人，1959 年至 1990 年期间担任总理] 利用这些资源创建了大型公司，如吉宝 (Keppel) 和森巴旺 (Sembawang)”，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局长 Alan Chan 回忆道。这位高级官员在 1994 年曾担任李光耀的私人秘书，他补充说，新加坡的开国之父随后邀请日本人投资造船厂。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这个年轻的国家很早就转向了集装箱化：新加坡政府举债在丹绒巴葛 (Tanjong Pagar) 建设东南亚第一个集装箱码头——尽管世界银行建议坚持使用散货运输。从 1990 年起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新加坡经常与香港交替占据全球集装箱港口的首位——直到 2010 年被上海超越。“对新加坡来说，真正的觉醒是在马来西亚 1999 年建设 Tanjung Pelepas 港时。这在海峡中创造了一个更便宜的替代方案，”物流顾问 Charlie 解释道。
印度尼西亚
还在于拥有 渐进且稳定 的立法 »
集装箱船与各类船舶，2025年2月20日。Edgar Su/路透社
科伦坡 (Colombo)
吉朗港 (Port Kilang)
普里奥克港 (Tanjung Priok)
港口连接
来源 目的地
马湾（中国） 盐田（中国） 吉朗港（马来西亚） 油既港（马来西亚） 深圳（中国）
吉朗港（马来西亚） 香港 科伦坡 油既港 普里奥克港（印尼）
船舶类型 油轮 61 % · 集装箱船 31 %
业务领域 矿产 · 植物 · 化学
在港停靠
年度吞吐量， 集装箱量
世界排名
来源：IMF PortWatch, 2025 ; 世界航运理事会 (World Shipping Council), 2024
Brown 已在新加坡居住 25 年。油既港 (Tanjung Pelepas) 位于将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岛分隔开的柔佛海峡西口。这家马来西亚港口旨在打破新加坡的垄断，并从中抢走了丹麦巨头马士基 (Maersk) 和台湾长荣海运 (Evergreen)。“自此之后，双方在大规模投资的推动下开始了追求卓越的竞赛。在 2010, 年代，新加坡强制推行燃油补给数字化以取代人工计量。随后这成为了其他所有地方的标准，”这位顾问继续说道。在新加坡最大的码头——巴西古浪 (Pasir Panjang) 的一个码头区，13 台龙门吊正进行着精准的协作：它们正在装卸“圣母号” (Notre-Dame) 的深蓝色集装箱，这是法国 CMA CGM 集团最新采用液化天然气 (GNL) 推进的旗舰船。对于船东而言，一切都取决于转运的速度。如果大部分来自中国的集装箱留在船上，那么来自泰国、印尼或澳大利亚的新货箱则会与之汇合。目的地：勒阿弗尔 (Le Havre)，计划于当天 18 小时启程。这艘长 400 米的海上巨兽，拥有 24 212 TEU 的创纪录容量，在完成中国扬子江船厂的建造后开启处女航。6 月 1 日深圳时间午夜后抵达新加坡时，由于遭遇大雨，船员不得不依靠雷达航行，且能见度极低。“在海峡进出时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因为这里有大量尺寸和速度各异的船只，”船长 Nicolas Le Scornet 在为媒体组织的访问中，在船桥上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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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秘诀？ 低廉的 劳动力成本， 得益于 契约移民
作为丹麦行业巨头的首席竞争对手，这家法国船东在新加坡设立了其亚太区总部，以及全球船队三个控制中心之一（另外两个在马赛和迈阿密）。CMA CGM 在当地与 PSA 合资经营一个码头，并在其物流子公司 CEVA 雇用了 2 800 人。“新加坡拥有极其强大的海事生态系统，涵盖了从燃料补给、法律服务到高科技的所有环节，”CMA CGM 亚太区总经理 Bo Wegener 观察到。“他们的优势还在于拥有进步且稳定的立法：人们知道将面对什么，”他进一步阐明。
未来的图亚斯（Tuas）巨型港口将依托自动化，例如已经在运行的自动驾驶车辆和自动化堆垛起重机。尽管在这些领域落后于鹿特丹，但新加坡的优势在于能够凭空创建其新港口。而开发了自有软件解决方案的 PSA 可以在其全球码头中部署这些方案。
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脱碳。新船通过优化船体设计，利用计算机优化航线，并使用液化天然气（LNG）航行——如果来源是生物质，则是一种污染较少的选项。新加坡港分发的燃料数量超过其九个竞争对手的总和，因此必须能够提供生物燃料。未来的选项之一是氨，如果由可再生能源生产，它可以消除该行业的碳排放。然而，氨具有极强的毒性。“新加坡极其拥挤，每天有 1 000 艘船只进出，且大部分加油补给是在锚地完成的。为了安全地补给氨且不干扰现有交通，我们建议在船只周围设立半径约 500 米的安全区域，”全球海事脱碳中心（GCMD）负责人 Lynn Loo 解释道，该中心是一个由全球工业领袖支持的非营利组织。
“没有最低工资” 在新加坡港湾确定了三个合适的锚地后，GCMD 在 2024 年 9 月在澳大利亚海域组织了一次全规模的氨转移实验，这是全球首次，旨在验证设备和应急程序。Loo 女士回忆道：“在液化天然气最初出现时，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禁区范围巨大，但后来逐渐缩小了。”随着首批使用氨能驱动的商业船舶（散货船）准备投入使用，下一步将在新加坡锚地直接进行完整的补给。
新加坡港口超级强国的地位也源于一个经证明有效的经济模型：其工业旗舰，如港口运营商 PSA，以及 Keppel、Sembcorp（原 Sembawang）和新的离岸工程冠军 Seatrium，均由...
由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Temasek）持有。这是一种超实用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基于社会共识和缺乏独立工会的现状，使新加坡经济在东南亚排名第二，在名义人均GDP全球排名第六。
这种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什么？得益于契约移民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新加坡拥有 1,9 百万移民，而公民人数为 3,66 百万（以及 540 000 名永久居民）。虽然大型集团避免直接滥用，但这类行为在分包商中泛滥，且受到一套雇主永远是获益者的规则体系保护。“移民在新加坡没有任何议价能力，”TWC2（两家援助困境移民的非政府组织之一）的副总裁亚历克斯·欧（Alex Au）解释道。“这里没有最低工资，工资因国籍而异。孟加拉人和缅甸人的工资最低，因为他们最绝望！”这位前企业高管补充道。
在竞争较少的海事领域，一名基础工人的月薪为 450 新加坡元（300 欧元），仅为建筑业的一半。这些移民在原籍国通常向招聘代理支付 7 000 至 13 000 美元，且没有更换雇主的权利。
这是一套冷酷的机制：亚历克斯·欧总结道，“正是因为新加坡能够获得所有这些外籍劳工，它才能不断建设、重建和改进其港口、加油站及石化设施。”
布里斯·佩德罗莱蒂（Brice Pedrol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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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AI 搜索
正颠覆互联网
7 月 22 日，谷歌的法国用户发现，在输入某些查询请求时，现在可以在传统的链接列表之前，看到由人工智能（AI）自动撰写的由几个段落组成的回答。在搜索引擎中名为“AI Mode”（“AI 模式”）的标签页中，网民还可以像使用 ChatGPT 或 Gemini（谷歌）等 AI 助手那样进行对话。
但对于该行业的专业人士来说，这些已经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出的新功能，是几个月前就已开始的更深层变革的最新体现，且这种变革足以“改变 Web 经济”，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咨询顾问 Quentin de Louvencourt 解释道。“此前，对于网站编辑者来说，在搜索引擎中的存在是一场‘点击量’之战，”这位营销专家详细分析道，“而如今，许多答案由 AI 助手直接提供给网民，而无需其点击。用户不再像使用传统搜索引擎那样去访问三十个网站。”
令新闻出版商担心受众流量下降
法国的新闻出版商们深知那个决定性的时刻终将到来，但有些人希望这件事不要在今年夏季这么快地发生。谷歌于 7 月 22 日星期三宣布，将在其搜索引擎上逐步推出人工智能（AI）功能，被称为“AI概览”（英语为“AI overviews”）。说这项新功能让媒体行业处于警戒状态简直是轻描淡写，因为他们对其后果深感恐惧。
这项AI概览功能于 2024 年年中在美国推出，它在搜索栏下方、传统的指向网页的蓝色链接之上，提供由谷歌AI助手Gemini生成的答案摘要。
由于互联网用户今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AI生成的答案获取信息，而无需点击原始来源，新闻出版商担心其流量会因此下降，进而导致广告收入减少，以及吸引新订户的能力降低。由于媒体仍然深度依赖谷歌，这种担忧更具合理性。
在这种背景下，分析公司Chartbeat在 1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犹如一盆冷水：在研究的 2 500 个新闻网站中，来自该搜索引擎的访问量在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1 月之间平均下降了 33 %。谷歌反驳了这一分析，并反击称在美国或印度，拥有概览功能的用户的……
“AI闯入搜索领域是我们会员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担忧。自 2025 年开学季以来，这个话题就爆炸式增长了，”广告商强大游说团体“品牌联盟”（Union des marques）的AI负责人Jérôme Rigourd补充道。事实上，根据Eight Oh Two机构 1 月发布的一项研究，37 % 的AI助手用户表示，他们将AI作为在线搜索的首选方式，优先级高于传统搜索引擎。南特大学信息科学讲师、在线搜索专家Olivier Ertzscheid认为：“我们正在从作为Web入口的搜索门户，转向一个越来越多地在孤岛和封闭环境下进行推理的系统。”
结果是：据Quentin de Louvencourt称，在美国，网站出版商抱怨流量下降，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下降幅度在 5 % 到 30 % 之间。谷歌方面则否认出现了大幅下降，并表示继续每周向各网站发送“数十亿次点击”。该集团称，查询次数仍在增长。尽管如此，在线可见性专业人士……
(L’Alliance de la presse d’information)
（您的品牌在线形象 »）
Lily Ray SEO 与 GEO 专家
居住在纽约
员以及这家美国公司 »”，因此对这种“强行推进”表示遗憾。谷歌则持有不同的分析，认为其与“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保持着建设性的交流”。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APIG 希望 AI 制造商为其在模型训练中使用文章以及在助手回答中显示链接而支付费用。
在国外，一些出版商淡化了这家美国巨头 AI 工具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瑞士法语日报《时光》（Le Temps）的副主编 Frédéric Julliard 称，“预言中的灾难”并未发生。因为尽管 70 % 的全球流量来自谷歌，但只有一小部分受众接触到了 AI 摘要，根据一项内部研究，近几个月这一比例在 10 % 至 13,5 % 之间。即便如此，Frédéric Julliard 仍保持警惕，因为在受 AI 摘要影响的这部分流量中，读者的“点击率降低了一半”。同样在瑞士，Ringier 集团负责人 Ladina Heimgartner 注意到，旗下以新闻见长的媒体 Blick 至今受 AI Overviews 安装影响较小，而包含更多“服务性”内容的半月刊网站 Beobachter 则受影响更大。
但这并未让 APIG 安心。“在假设无法与 AI 参与者达成协议且媒体网站受众确实下降的情况下，少数几家大报能够生存，但其余的出版生态系统可能面临崩溃”，Marc Feuillée 警告道。
……以提高企业的可见度”，Performics（阳狮集团）总裁 Stéphanie Guédon 详细阐述道。
Linkup（一家专注于 AI 助手的搜索引擎）创始人 Boris Toledano 总结道，这类内容通常遵循某些原则：编写分隔清晰的文本块而非连续的叙述；采用问答形式以模仿与 AI 的对话；避免将核心内容放在文本末尾（人们通常这样做是为了吸引人类读者并保持悬念）……“AI 喜欢阅读那些它认为自己会写出的内容，”他说道。这些内容要么是凭空创建的，要么是添加到现有页面中，例如初创公司 Smalk AI 提供的“面向 AI”的文本广告。
眩晕 “最大的变化在于，你必须优化品牌的整个在线足迹，而不仅仅是你自己在网站上发布的内容，”居住在纽约的 SEO 和 GEO 专家 Lily Ray 强调。事实上，ChatGPT、Gemini 或 Claude 的回答经常引用媒体网站、电商网站上的笔记和评论、Reddit 等论坛以及 YouTube 视频……因此，人们可能会有强烈的冲动在这些平台上充斥关于某产品或服务的赞美之词。
有些人已经看得更远。对于 Capgemini 咨询公司副总裁 Maxime Girardeau 而言，GEO 文本的生产“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甚至是“治标不治本”（pansement sur une jambe de bois）。他预见未来的互联网将出现出版商专门为 AI 助手机器人准备的网站版本。甚至会出现“不再具有人类界面”的网站，就像那些被称为“暗厨”（dark kitchens）的餐厅一样，因为它们不再设有接待客户的餐厅，仅提供外卖。
他认为，长远来看将发展出一种“代理网络”（web agentique），指的是那些不仅能回答问题，还能采取行动（如在线购买或预订）的人工智能。因此在他看来，出版商和品牌应当创建自己的代理，负责“与 AI 助手代理对话”，并基于包含产品详情、用途、可用性、客户画像等信息的结构化数据库来响应其请求。
面对这些趋势，Cosmo5 机构 AI 与创新总监迈克尔·贝雷辛（Michael Beresin）持审慎态度，他表示：“另一种策略是尽量避免被去中介化。”他遗憾地指出：“被 AI 引用固然很好，但这意味着品牌与用户之间零交互。”这位专家认为，AI 助手的成功“揭示了人们对当前 Web 状态的深层挫败感，在传统的搜索中，结果往往指向那些包含冗余推广内容的网站”。
为了吸引人类访问者回归，迈克尔·贝雷辛建议通过提供更精准、更深入的元素来“优化”网站的导航和内容。BETC Fullsix 总裁兼咨询与创意机构协会（Association des agences conseil et création）共同总裁蒂法妮·杜·普莱西（Tiphaine du Plessis）进一步补充道，这一课题尤为重要，因为“在与 AI 助手对话之后才访问网站的人类访问者虽然数量减少了，但比以前掌握的信息更多”。
这些争论反映了整个生态系统所感受到的眩晕感以及笼罩其上的不确定性。“存在一种不透明感，”热罗姆·里古尔（Jérôme Rigourd）指出。今年 7 月，竞争管理局（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在其关于 AI 的意见书中也要求，AI 助手的回答中关于“可见度条件”应保持透明。
经济模式 对于不向网民销售产品的出版商而言，AI 涉及的是经济模式问题。斯特凡妮·居东（Stéphanie Guédon）总结道：“这引发了一个关于编辑内容价值以及如何获得报酬的重大问题。”长远来看，风险在于 Web 上的内容生产可能会枯竭。
为了弥补其内容被 AI 助手使用而造成的损失，例如维基百科（Wikipédia）已与 AI 制造商签署了付费协议——媒体也正尝试效仿。
然而，一些人希望 AI 的兴起也能引发积极的反响。蒂法妮·杜·普莱西认为，对可靠网站和媒体的需求可能会增强。她估计，“AI 助手上出现广告 [已在 ChatGPT 或 谷歌 的 AI 摘要中进行测试] 可能会在用户心中引发信任问题”，因为用户可能会面对赞助内容。奥利维尔·埃尔特施赖德（Olivier Ertzscheid）承认，“Web 的自然性以及在线人类交互面临真正的崩溃风险”，并注意到“AI 生成内容的通胀”。但这位专家同时在思考，是否会因为“饱和效应”而产生“摆锤效应”，从而反过来凸显出那些“独特的内容”。 p
Alexandre Piquard 以及 Michaël Szadkowski
在梅隆（Melun）市中心的三条主要商业干道上，房地产中介贴在废弃橱窗上的“出租”告示随处可见。在戴高乐将军路（rue du Général-de-Gaulle）经营女装店 Esprit de femme 的店主贝阿特丽丝·贾尔伯（Béatrice Jalbert）表示，几乎每天都会有顾客担忧地与她谈论“这么多店铺在关门”以及“停车困难”的问题。“人们去购物中心和网上购物。然后，他们又抱怨不再有社区商业了，”这位店主无奈地说道。根据专业商业地产数据公司 Codata 的最新统计，一年前该地的商业空置率为 21,4 %，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的这一数值远高于法兰西岛大区市中心的平均水平（2025 年为 8,6 %）。
贾尔伯女士与丈夫在梅隆定居十八年，其丈夫在稍远的地方经营一家男装店，她亲眼见证了历史中心的变貌。她指着马路对面一家取代了 Burton of London（该品牌于 2024. 2月清算）的店铺解释道，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店已让位于“理发店和牙科中心”。她评论道，位于圣阿斯佩路（rue Saint-Aspais）与保罗-杜梅路（rue Paul-Doumer）交汇处的 Coin Musard 便是这种缓慢衰退的写照。这座历史建筑曾有三层楼，直到 1990, 年代中期一直是 Printemps 百货，随后先后迎来了 Eurodif-Bouchara 和 Maxi Bazar，而现在的橱窗则被建筑工地遮盖布遮住，“已经三年半了”。市中心最终会剩下什么？
品牌关闭的速度令人心惊。根据贸易联盟（Alliance du commerce）的估计，在 2016 年至 2026, 年初之间，法国有 6 000 到 7 000 家时尚门店永久关闭。这对就业产生了明显影响：根据该机构的数据，2013 年至 2025, 年间，50 000 个岗位被取消。而且这一节奏甚至有加速趋势，因为自 2023 年初以来，除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所有零售业部门共失去了 24 000 个就业岗位。
多重现状 这种大规模的消失比起工厂的倒闭（当地同样深受其苦）声势较小。它较少引起政治人物的关注，然而，市中心被遗弃的街道、已消失品牌的橱窗上涂抹的白色油漆，加深了那些本就面临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的地区居民的被遗弃感。这有可能助长弃权投票或抗议投票。 2025 年，商业空置率达到了 11,6 %，而对比……
5月 28 日，巴黎一家 Minelli 门店关闭前几天。Romuald Meigneux/SIPA
在线销售平台的兴起。在内部，员工们看到公司如何在利用人工智能降低成本的同时，将重心重新转向家具销售。“特别是在模型设计服务方面，”一名工会代表表示。营销部门还将有近 25 个岗位被裁减。对于该行业的许多分销商和工业企业而言，“削减费用和支出”是唯一的出路，法国时尚与服装工业联盟（Union française des industries de la mode et de l’habillement）联席主席皮埃尔-弗朗索瓦·勒卢埃（Pierre-François Le Louët）认为，他预计在夏季假期之后的年底几个月将是“戏剧性”的。
p 朱丽叶特·加尼耶（Juliette Garnier）和塞西尔·普鲁多姆（Cécile Prudhomme）
[[IMG_XXXX]] Joe Cocker 和 Betty Davis， 在众多观众面前演出， 参加于 Riviera 76, du 24 au 26 juillet 1976, 在卡斯特莱（瓦尔省）举办的 唯一一届音乐节。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画面是极其罕见的，罕见到此前从未有人见过。”这些话出自导演兼编剧 Christophe Duchiron 之口。最初的画面显示了 Magma 乐队的创始人及传奇鼓手 Christian Vander，它们开启了 Riviera 76. 这部名为《被遗忘的伍德斯托克》（Le Woodstock oublié）的纪录片于周五 24 juillet 起在 France.tv 平台播出。在将近 50 年的时间里，这些影像一直沉睡在巴黎一座公寓的地下室中。但要衡量这次发现的重要性，必须回溯到 1976. 当时，伍德斯托克的组织者 Michael Lang（1944-2022）——那个 1969, 在纽约州聚集了 500 000 名年轻人的传奇节日——产生了一个有些疯狂的想法：在法国组织一次同样的活动。目的地选在普罗旺斯，位于图伦和马赛之间的卡斯特莱（瓦尔省）保罗-理查德赛车场。在 Riviera 76, 的名义下，其承诺极具吸引力：在 24 au 26 juillet 的周末期间沉浸在音乐之中。要素完全相同：一份包含 20 多位艺术家的多元化名单，从 Joe Cocker 到由吉他手 John McLaughlin 领导的 Shakti 乐队，从 Jimmy Cliff 到 Magma，从美国黑人女歌手 Betty Davis（1945-2022）到巴西鼓手兼打击乐手 Airto Moreira。Lang 在资金上毫不吝啬：投入了当时 6 百万法郎（考虑到通货膨胀，约合 4,5 百万欧元！），用于场地租赁、舞台搭建、艺人酬金……“滚石乐队巡演的控制车从美国运来，同名杂志派遣一名记者到场，多台摄像机旨在记录音乐会的影像，并计划制作一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和一张专辑以见证这一事件：Lang 是一个非凡的梦想推销员！”Christophe Duchiron 告诉《世界报》。在海报上写着：“在 350 公顷的草地上享受 36 小时的爵士摇滚，野营与自由游泳”。然而实际上，场地里全是碎石，而至于游泳，则是由两个供消防员使用的蓄水池临时充当游泳池。
财务惨败 在现场，没有任何事情按照计划进行。这次音乐节在财务上是一场惨败。节目安排未能吸引人群。在朋克运动出现之前的最后一次嬉皮士大迁移，仅吸引了 30 000 名年轻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偷跑进来不买票的——而 Michael Lang 原本预计会有 100 000 名参与者。音乐记者 Claude Fléouter（1936-2023）在 27 juillet 发表于《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可见其亏损十分沉重。但确实，如今组织一场摇滚音乐节已不再有意义。这种模式已经陈旧，不再符合时代。”此外，关于犯罪圈人物在场的消息在传传。门票收入不翼而飞，艺人酬金也付之东流。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唱片。Riviera 76 将字面意义上地沉入遗忘之中。直到一部关于 Betty Davis 的纪录片出现，它才重新浮出水面。
Cinémag Bodard/INA
Davis 是放克音乐的先驱，以其挑衅的风格和艺术自由而闻名。2017, Alma Productions 公司为 Arte 频道制作了一部电影《Betty: They Say I’m Different》（法文标题：《Betty Davis, la reine du funk》）。导演 Phil Cox 在寻找演唱会影像。“他设法找回了——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做到的——一段她在 Castellet 演出时的 7 秒钟影像，”Christophe Duchiron 说道。制片人 Laurent Poudroux 随后决定找回这些影像。“Christophe Duchiron 回忆道，顺藤摸瓜，2023, 他找到了 Martine Fabre 的地下室，她此前曾开始剪辑一部关于这个‘法国版伍德斯托克’的电影。尽管身边的人压力很大，让她把胶片扔掉，但她依然将它们小心地保存在地下室里。Laurent 打电话给我，建议我为此拍一部纪录片，我只犹豫了一秒半就答应了！”
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 295 个盒子——274 盘图像胶片和 192 盘音频胶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损坏了，有些状态良好，有些可以使用，有些则不能。而且还需要将图像与声音重新同步，”Christophe Duchiron 解释道。他们与一家实验室进行了测试，但结果不理想。导演坚信：必须“让国家视听研究所 [INA] 及其在影像修复方面的专业知识加入这次冒险”。
一项艰巨的工作随即展开。“无论是从持续时间还是体量来看，再加上技术、制作、法律等多个部门的员工参与其中，对于 INA 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项目，”修复项目负责人 Benjamin Lerena 开门见山地表示。机械状态恢复、胶片清洗、数字化、校色和色彩处理、图像与声音重新同步……大约 40 人将在数百天内参与其中。
“我们在 2024, 6 月接收了全部资料，”Benjamin Lerena 见证道。“两个月的时间里，两人穿着白大褂，戴着手套和口罩以避免吸入铁锈，致力于盘点工作。必须用棉签一厘米一厘米地清除胶片上的灰尘，重新粘接以防止断裂，并设法解码胶片盘上的信息。其中一个关键步骤是在图像和声音之间建立联系。我们甚至数字化了一些没有声音的图像，而声音在后来才被找到。”
53 小时的 影像资料， 涵盖了 音乐节的各项 演出及花絮
总计，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INA）修复了 53 小时的影像资料，涵盖了音乐节的各项演出及其花絮。“显然，过程中出现过怀疑和沮丧的时刻，因为某些胶卷卷轴损坏得实在太严重了，”视听运营部门主管 Sarah Vandegeerde 承认。对于她的团队来说，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著名的“醋酸综合征”。“电影胶片在降解时会释放出乙酸，因此当我们打开胶片盒时会闻到醋味，且影像上会出现品红色。”
“极具魔力的时刻” 最终，由 Christophe Duchiron 执导的这部电影肯定不是 2022 年去世的 Michael Lang 所构想的那样，但结果令人惊叹。即便这次音乐节在当时的吉斯卡尔时代法国青年中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但它依然是一个被定格的时刻，深深刻在他们的记忆中。 屏幕上滚动播放着那个时代的几个神话人物，其中大部分由 Jean-Claude Luyat 的摄像机定格：Joe Cocker (1944-2014) 在抵达法国时办理护照盖章，或者在手中拿着啤酒、醉醺醺地坐在地上，随后在舞台上踉跄行走；Betty Davis 身着短裤、露顶上衣和银色长靴，舞台气场极具吸引力；此外，还有一些带着乡音的孩子在嘲笑那些跨越法国、为了“听点爵士乐”而来的“有点古怪”的年轻人。
来自吉斯卡尔时代 法国的 年轻人来说，那曾是 一段暂停的时光
“人们可以热爱音乐，但 这也太过了！”；或者还有那些蜷缩在睡袋里的年轻人，抽着大麻，或是赤身裸体地洗澡，背部通红，头上戴着 Ricard 品牌帽子。这些都是那个逝去时代的影像，唤起充满怀旧气息的回忆。 Sylvain Siclier 当时还不是《世界报》的音乐评论家，他那时 16 岁，留着长发，脸庞还带着青涩。他特意前往现场是为了听 Magma 乐队，那是他最喜欢的乐队之一。正是得益于 2020 年为该报撰写的一系列名为“音乐节记忆”的夏季特稿，Christophe Duchiron 重新找到了他并对其进行了采访。“我的搭车之旅在那时结束了，”他在电影中讲述道，“那是我走波波嘻皮风的时期，牛仔裤上系着围巾，抽着大麻烟。我和同伴们在 [Magma 的] 整个演出期间都一直站着，那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神奇时刻。” 另一位参加音乐节的人，Rémi Champseix，则是在 2025 年 3 月回应了 Nice-Matin 记者 Mathieu Dalaine 的呼吁：“您是否参加了 1976 年 7 月在瓦尔省举行的‘法国伍德斯托克’？”“在那时，想要听摇滚乐是很困难的，”他在 Christophe Duchiron 的镜头前回忆道。“尼斯市长 Jacques Médecin [1928-1998] 认为摇滚乐是给留长发的同性恋者听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音乐。我那时 17 岁，刚通过高中毕业考试（bac）。我必须去那里。” 那是仍在使用真实演唱会门票的时代，是人们将照片贴在相册里的时代。他翻开自己的相册页。用那时还带有少年圆润感的笔触，他写道：“四小时火车，三小时步行，五小时搭车，为了三十六小时的音乐，美好的回忆。”如果可以，他显然会“再次回去”！ 音乐家 Christian Vander 当时 28 岁，现在不再留着那一头棕色长发，但他的眼睛依然如此蔚蓝。他记得在音乐节闭幕时演出，大约在凌晨 4 点。“我们准备登台，但每次都被推迟，”他告诉 Christophe Duchiron。 那些还醒着的观众，比如 Sylvain Siclier，无疑还记得他那持续了 20 多分钟、近乎出神的鼓子独奏。 Magma 乐队从未获得过演出费。其他所有艺术家也一样。 p Nathalie Brafman
奥伯纳斯（阿尔代什省）
奥伯纳斯城堡（Château d’Aubenas）是一座位于阿尔代什市中心的宏伟中世纪建筑，于 2024 年成为艺术中心。整个夏天，这里将以土豆作为标志。不规则的块茎，平凡的主题？土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在艺术领域却占据了一个矛盾的位置，而展览《土豆》（Des patates）正以欢快的方式探讨这一点，该构思最早萌发于年轻策展人西蒙·布鲁内尔-米隆（Simon Bruneel-Millon）和克莱门汀·普朗什（Clémentine Planche）的脑海中。
“阿尔代什与土豆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该地展览负责人、策展人解释道。当然，这里和到处一样，有很多以土豆为基底的菜肴，还有“土豆泥节”或“土豆节”。
“土豆国”的生活 但在圣阿尔班-代（Saint-Alban-d’Ay，阿尔代什省）的“土豆之友”（Les Amis de la Truffole，土豆的另一种名称）协会还声称，法国最早种植的土豆就出现在 17 世纪的这里。农学家奥利维尔·德·赛尔（Olivier de Serres，1539-1619）就住在距离奥伯纳斯几公里的地方，他早在 1600 年就提到当地存在“cartoufles”：这究竟是真正的土豆、菊芋还是其他块茎？
在回顾土豆历史的同时，此次展览还探讨了土豆如何吸引艺术家的注意力，且始终不失一种风趣的幽默感。展览以一个冒着热气且带有神秘光环的土豆开场：这是画家拉斐尔-巴希尔·奥斯曼（Raphaël-Bachir Osman）的一件俏皮作品，他以处于庸俗与荒诞边缘的作品而闻名。
随后，观众将沿着展线看到一系列土豆肖像画——热气腾腾的、悬浮的、闪闪发光的……虽然这些平凡块茎的美感与诗意极少被推向台前，但在塞尔日·派拉德（Serge Paillard）的作品中确实如此，二十多年来，他将其全部细腻的素描、绘画和刺绣都奉献给了土豆。他甚至创造了“土豆国”（Patatonie），一个拥有地图和文字的宇宙，观众可以在此探索其中的一部分：微小土豆在巨大的“土豆住宅”内部的生活。
年轻摄影师卢卡斯·沙诺因（Lucas Chanoine）则展示了阿尔代什省“沉睡”的土豆，它们在今年冬天被储存在阴凉处以防发芽。再往前走，可以看到他拍摄的极具电影感的照片，涵盖了农民、农业高中生和寂静的乡村，这是一次为本次展览而进行的精彩纪实拍摄。
两位艺术家将土豆视为积极且具颠覆性的媒介。米歇尔·布拉齐（Michel Blazy）让土豆在绳子上发芽，然后在呈网格状排列的椰纤维门垫上浇水。在这个巨大的直线形植物装置中，生命在溢出，挑战着标准化：土豆紧紧抓住门垫，而门垫则像画一样挂在墙上（会定期更换以开始新周期）。另一件程序化且有机形态的作品则成为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生活的隐喻：西格马尔·波尔克（Sigmar Polke，1941-2010）的《土豆屋》（Kartoffelhaus），一座直线形的木屋，其上每隔一定距离就点缀着土豆，象征着限制。
© Loic Lusnia
对于填字游戏爱好者，世界报 汇集了该日报历史悠久的填字游戏作者菲利普·杜皮斯（Philippe Dupuis）的 100 组谜题。欢迎在潜心研究他俏皮的定义和词汇技巧中寻找乐趣。
《大热土豆》（Grande patate chaude）（2025），拉斐尔-巴希尔·奥斯曼 著，7 月展于奥伯纳斯城堡（阿尔代什省）。AURÉLIEN MOLE/ADAGP PARIS 2026
马赛 - 记者报道 在开幕前几个小时，马赛夏季最重要的音乐盛事——Delta Festival（活动将持续至7月26日周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家退出浪潮。这是由于一群女性发表的一系列证词（最初由新闻网站Marsactu披露），指控该活动的主席兼联合创始人奥利维尔·勒多涉嫌性暴力。
“目前的环境已不再与我希望捍卫的价值观相兼容，”法瑞双国籍DJ Mosimann宣布，他是2026年版开幕日的主打艺人之一。在该音乐家向其Instagram上的1,2 million粉丝发布的讯息中，他提到组织者未能履行“关键的合同承诺”，但同时也强调，他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应对“近期公布的关于节日管理层的相关信息”。
在四天内计划于现场舞台表演的一百多名艺人中，另有十余位艺人……
已不再与我 希望捍卫的 价值观 相兼容”
承载着社会历史、 生态学与女性主义， 从集体潜意识 到集体抗争
他在东德童年的饮食习惯在此扮演了干扰因素。对于马塞尔·布罗德萨尔斯（Marcel Broodthaers, 1924-1976）而言，身份依然是核心议题，他用烤焦的木头薯条戏仿比利时的国民美食；而画家埃利亚·大卫（Elia David）则……
已经告知他们将取消行程。巴黎 DJ Omaks 在其社交网络上表示：“考虑到所面临的指控，我认为退出节目单对我来说很重要。”原定于周日演出的 Medusa 解释道：“对我而言，退出本届活动是符合逻辑的。”电子组合 Trinix，DJ D-Frek 和 Hortense de Beauharnais 以及巴黎团体 Acid Arab 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所有人都表示遗憾无法与观众见面，但坚称在 Delta 音乐节目前所处的背景下无法演出。“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必须转化为具体行动，即便这些决定
将一包翻转的美国薯片作为道具，像一面映射迈阿密城市的镜子。再走几步，在下方，一幅画描绘了一片薯片：它是实物大小，挂在一个带有其自身微型踢脚线的踢脚线上，形成一种微缩化的游戏。
回归厨房 在贫穷艺术（arte povera）的领军人物朱塞佩·佩诺内（Giuseppe Penone）的作品中，他自己的面孔变成了块茎：嘴、鼻、耳被像土豆一样种植并收获，从而消解了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等级之分。在 SMITH 的作品中，共生达到了宇宙的高度，其双身在《土豆先生的狂喜》中杂交并分叉。
“困难的决定，”来自尼斯且原定于活动闭幕式演出的 Feder 确认道。今年的活动以里约狂欢节为主题，目标观众人数为 150 000 人。 这一连串的退出潮——也波及了音乐节的协会合作伙伴及其附属活动“可能的世界”（Le Monde des possibles）——是由一系列针对 Delta 音乐节共同创始人兼主席奥利维尔·勒多（Olivier Ledot）的证词引发的。马赛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些证词目前仍是匿名的，且没有任何一项已提起诉讼。
“诬告” 此事始于 7 月初，当时当地电子音乐界的 10 个团体宣布将不参加此次音乐节。他们在一条 Instagram 消息中解释道：“我们收到了一些被认为非常严重的事实汇报。”这个晦涩措辞背后的谜团在几天后被新闻网站 Marsactu 解开，该网站在 7 月 17 日解释称，多名在近期工作过的志愿者、实习生或合同工女性
从根状茎到数据（在韩国艺术家 HaYoung 的作品中），从土豆到宇宙（在日本艺术家 Shimabuku 的作品中），土豆在女性艺术家的笔下重新回到了地面，块茎指向了她们的生存处境。德国新客观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汉娜·纳格尔（Hanna Nagel，1907-1975）在 1931 年的自画像中描绘了自己被孩子们簇拥着削土豆的场景。对于皮拉尔·阿尔巴拉辛（Pilar Albarracin）来说，回归厨房是辛辣且讽刺的：她在镜头前准备一份土豆煎蛋卷，但在烹饪过程中，她用剪下的裙子碎片取代了土豆。再进一步，土豆在杰奎琳·德容（Jacqueline de Jong，1939-2024）或导演阿兰·吉罗迪（Alain Guiraudie）的作品中变得具有色情意味，后者在片中使用了具有催情功效的“dourougne”（即“brigoule”土豆）煎药。土豆既是殖民的象征（由西班牙人从安第斯山脉带回），也是月终拮据、生活困顿的象征，
将共享餐饮视为一种抵抗模式，土豆轮番承载着社会历史、生态学和女性主义，从集体无意识延伸至集体斗争，展览随附的档案证实了这一点。在艺术家 Rozy Tergemina Sapelkine 为其祖母在留尼旺岛（La Réunion）种植的红薯而创作的温柔且幽默的颂歌中，土豆成为了地下生活和非主流人群的隐喻。在 Agnès Varda (1928-2019) 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被边缘化的土豆（尤其是心形的），例如在她纪录片《拾荒者》（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以及她在 2003, 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馆中，该展馆被命名为“土豆乌托邦”（Patatutopia）——她在那里化身为“发声土豆”漫步，列举着各种栽培品种。这段声音在城堡的狭缝中回荡：“monalisa, vitelotte, tentation, désirée, chérie, aubaine, lutine, chanelle, BF 15…” p Emmanuelle Jardonnet
《土豆》（Des patates），在奥贝纳斯城堡（Château d’Aubenas，阿尔代什省）。展期至 9 月 20 日。
res saisons lors du Delta, révèlent par écrit avoir été victimes des agissements de son président. 在 Delta 节期间工作的多名女性通过书面形式披露，她们成为了该节主席行为的受害者。 7 月 21 日，星期二，Ici Provence 电台播发了其他几位该节前女合作者的证词，随后 Olivier Ledot 提出了回应权。 后者并未参与 2026, 年度的活动，他在接受 世界报 采访时否认曾有过任何“不当行为、侵犯或令人震惊的言论”。他保证道：“我没有看到任何证词。我甚至不知道是谁在指控我以及指控什么”，并对“没有手段为自己辩护”表示遗憾。 由于他的照片和地址在社交网络上流传，他已就“诽谤”和“网络欺凌”提起两项诉讼。 就在其位于普拉多海滩（plages du Prado）的巨型场地搭建过程中，Delta 节管理层做出反应，宣布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 管理层在一份声明中解释道：“共同主席已被撤出运营管理层，并被禁止出现在活动现场”，并表示“[支持]所有性别暴力及性骚扰的受害者”。 p Gilles Ro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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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与遗忘所萦绕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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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和帕特里克·波里埃（Anne et Patrick Poirier）的作品中，正日益呈现出某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这一点在他们在南特艺术博物馆（Musée d’arts de Nantes）布置的两个展区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一个是四周环绕着拱廊的大型方形庭院，另一个是祈祷室礼拜堂（chapelle de l’Oratoire）。他们的主题同样不可抗拒：毁灭、死亡、遗忘。近六十年前在罗马的早期创作起，他们就将文明与帝国的废墟作为其主旋律。当他们在 1968 年开始创作时，可以说，与当时仍然相信无限进步和繁荣的西方世界相比，这个主题显得格格不入。那时，意识到历史只能是悲剧的艺术家寥寥无几。而今，我们已知结果如何，也知道时代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波里埃夫妇的预见。但这种无法逃脱的宿命感的强烈程度，还源于其他原因：造型手段的简化以及作品与场地的契合。祈祷室礼拜堂处于黑暗之中，展出的是黑色作品；庭院则是白色且明亮的，其中的作品同样洁白明亮。进入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占据整个院落的作品，它是作者最宏大的创作之一——《阴影之城》（La Cité des ombres）。这些建筑由白色陶瓷制成，塔楼墙面平滑或带有环状纹理，均匀地开有三角形小孔。顶部通常以圆顶结束。其形状让人联想到骨灰瓮、陵墓，或者是天文台。塔楼排列在覆盖着一层厚厚白色羽毛的地面上。这部作品
源自安妮·波里埃几年前的一个梦，在梦中她看到自己与儿子一同行走，而她的儿子
IV
VI
IX
字谜 第 26 号 - 169 作者：PHILIPPE DUPUI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I
III
VII
VIII
字谜 第 26 号解答 - 168
横向 I. Flagellateur（鞭笞者）。II. Ranimée（复活）。Erra（游荡）。III. Abc. PC. Aloès（芦荟）。
横向
IV. Normalisés（标准化）。V. Queuteras. Ga. VI. Uretère（输尿管）。Clos（关闭）。VII. Ee. Arc. SO. Li.
VIII. Tué（被杀）。Rapide（快速）。IX. Truc（玩意/诡计）。Segalen。X. Essaieraient（会尝试）。
纵向
在这样一个如同滑石粉般的白色景观中行走，直到他突然消失。他于 2002 年去世。
废墟景观 这部作品保留了这一梦境的奇异与静谧。但它也唤起了其他参照：基里科（De Chirico）和洛夫克拉夫特（Lovecraft），前者是形而上学绘画，后者则是在小说中想象的荒废之城。此外，这部作品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即自传性质的意义。南特艺术博物馆的庭院正是 1943 年 11 月该市在遭到轰炸后，用于安放遇难者尸体以供辨认的地方。在这些遗体中，就有帕特里克·波里埃父亲的尸身。在陪伴作品展出的玻璃展柜中，在考古、艺术和家庭文献之间，放着一张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棺材照片。就这样，个人记忆、集体过去与当下交织在了一起。 在拱廊之下，其他近期作品与《阴影之城》相呼应。《记忆与遗忘的碎片》（Les Lambeaux de mémoire et d’oubli）是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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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白色陶瓷制作的废墟模型，其呈现方式与当今的建筑设计方案相似，只不过由波里耶（Poirier）夫妇创作的不再是光辉的方案，而是幽灵。墙上挂着其他的风景画，是用水彩轻描在大理石碎片上的，是残迹之上的残迹；而在两位艺术家的增强处理下，《切口》（Scissura）的乐谱也随之出现，这是由埃里克·唐吉（Eric Tanguy）创作的独奏小提琴曲，由朱莉娅·普斯克（Julia Pusker）演绎，其声音猛烈地穿透空间。
在祈祷所（l’Oratoire）的礼拜堂内，黑暗接替了眩目。在这种半暗中，波里耶夫妇的一件历史作品在创作以来首次在法国展出：1976年的《大图书馆之火》（L’Incendie de la grande bibliothèque），该作品实际上属于柏林博物馆。这件由木材和煤炭组成的装置在面世之时，让人想起尼禄时代的罗马大火，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和柏林的毁灭。此后，更多的图书馆在战火中焚毁，其中包括萨拉热窝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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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遭受打击后的错误回答。 II. 毫无争议地被接纳。 率先得分。III. 关于范围。 由她来观察后续。IV. 长时间在教堂，现在在屏幕上。 礼拜书籍。V. 有可能增加紧张局势。VI. 钱包。 为了王子和公主。 VII. 被搁置。绝不能缺失。VIII. 在半空中从一个新闻跳转到另一个新闻的过渡时间。 否定。IX. 使自我主义者殉道。 伟大的在恐怖的之前到来。 X. 将会追上。
因此，Poirier 夫妇在礼拜堂的另一端安置了一个明确具有当代感的装置：在一个暗示有污染风险的透明气泡下，一架尺寸巨大的战斗机撞在被撕裂的建筑物碎片上，其中可以认出当代物品的碎片，这些物品是由那些极其现代的工业生产的，它们使人类能够比以前更快、规模更大地自我毁灭。墙边放置着 1976 年的《金屋》(Domus aurea) 装置（另一个对罗马历史的影射）的大型登记册，其页面交替呈现金色和煤黑色。人们可以在上面读到用大写字母写的简单词语，“消失的民族”，“消失的城市”。 p Philippe Dagen
Anne et Patrick Poirier. 《遗忘奥德赛》，艺术博物馆，南特 Georges-Clemenceau 街 10 号。 截止至 8 月 30 日，周三至周一 11 小时至 19 小时，7 月和 8 月从 10 小时起。门票 4 € 至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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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 解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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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 Elisabeth Cialdella
L’Imprimerie, 79, rue de Roissy, 93290 Tremblay-en-France Midi-Print, Gallargues le Montueux
这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其宪法至今依然有效，可追溯至 1600 年；其政府体制——由两名任期六个月的执政官领导——则自 1243 年起便已存在。如果您对此并不知情，请放心，任何一名充满强烈自豪感的圣马力诺人，在对话的前 5 分钟内一定会提醒您这一点。此外，圣马力诺面积 61 平方公里，人口 35 000 人，是欧洲第三小、世界第五小的独立国家。与梵蒂冈一样，它也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心脏地带、地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与马尔凯大区之间的外国飞地。
第 1 天 9 h 30 魔法之塔 圣马力诺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地理位置。其首都同样名为圣马力诺，坐落在泰坦山（海拔 755 米）的山麓。从这里俯瞰，可以将整个平原尽收眼底。一侧是马尔凯，另一侧是艾米利亚-罗马涅。远处则是大海和里米尼海滨度假胜地——那里是电影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1920-1993）的故乡，也是 1960 和 1970 年代意大利夜生活的顶峰之地。 这里有许多观景台可供欣赏美景，而最著名、最适合作为游览起点的则是 11 至 14 世纪建在悬崖上的三座塔楼 (1)。第一座是瓜伊塔塔（Guaita），它是游客最密集的一座，可提供 360 度的全景视野，俯瞰亚德里亚海、平原及其另外两座姐妹塔。游客可以登上其主塔并沿城墙行走。该塔建于 11 世纪，1930 年修复，内部设有一座圣芭芭拉小礼拜堂。 通过“女巫通道”，可以前往第二座塔楼。这座名为切斯塔（Cesta）的塔建于 13 世纪，更多地面向旧城区，可俯瞰城市全貌。塔内设有古兵器博物馆，展出许多精美的藏品：接舷砍刀、盔甲、轻型火炮（coulevrines）等。第三座蒙塔莱塔（Montale）最为孤立且规模最小。与前两座不同，这座塔内部不对外开放，但在其脚下可以欣赏到泰坦山的南面。
14 小时 权力之都 在自由广场 (2) 还可以发现另一个绝佳的观景点。权力中心——公共宫（Palais public）便建于此。入口处站着身穿传统服装的卫兵，他们的换岗仪式是一场深受游客喜爱的表演。如果政府没有在办公，甚至可以参观这座建筑。这座新哥特式建筑建于 19 世纪末（确切为 1894 年），并于 1990 年代进行了修复，其立面拥有一座钟楼，顶部设有雉堞，并装饰有国家徽章。内部的大议会厅以及会议与听证厅装饰奢华。这座广场时而会被强风席卷，是徒步探索城市的绝佳起点。 用于建设广场的石材来自弩手采石场（意大利语为 Cava dei balestrieri）(3)，如今这里被用作圣马力诺弩手联合会成员的训练场地。如果您恰巧在训练日到访，景象将十分迷人。这里经常举行许多比赛。
瓜伊塔塔， 位于圣马力诺 泰坦山上。
image BROKER/hemis.fr
人们将欣赏 多马尼亚诺宝库的 皇家珠宝 以及一幅 格尔钦的画作
山坡上，人们在起伏之间穿行。中心区域完全是步行街。加里波第广场 (4) 矗立着一座解放者胸像，体现了这里的建筑特点：一条街道向上延伸，另一条则向下倾斜。由此出发，建议悠闲漫步，前往城市的入口圣弗朗西斯科门，且不可错过于 19 世纪初建在罗马式教堂地基上的新古典主义大教堂。
19 点 太阳落山时的餐前酒 回到自由广场，这里是欣赏太阳在圣马力诺山谷落下之景的理想之地。无论是在咖啡馆的露台上，还是倚在俯瞰平原的石阶边，人们都可以随之追踪这颗恒星漫长的沉降。此时正是品尝当地饮品的好时机：Birrificio Abusivo 啤酒（亦被称为 Titanbräu）；brugneto-di-san-marino 红葡萄酒，或者苦味餐前酒 bitter San Marino。甚至还能找到一种松露口味的利口酒 Tilus。
第二天 9 点 历史集市 一辆从自由广场出发的缆车将城市与平原连接起来。这段路程很短，终点是马焦雷村 (5)。作为该国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每周四上午都会举办集市，这一传统自 13 世纪起就未曾改变。在缆车终点站旁边，坐落着圣马力诺最令人动容的遗迹之一：蒙塔莱旧铁路隧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收容了近 100 000 名逃离“哥特线”战斗的难民——哥特线是德国人沿亚平宁山脉建立的防御工事线。墙上的一些照片至今仍记录着当时的事件。圣马力诺在冲突期间保持中立，但这并未能避免其在 1944 年 6 月被盟军误炸。
11 时 30 分 悬崖漫步 蒂坦山的坡面是徒步者的开放领域。从老城下方和悬崖门 (Porta della rupe) 出发，沿着悬崖小径 (6) 向上走直到三座塔楼。沿途景观往往令人眩晕。路边分布着被橡树（尤其是 roverellas）环绕的洞穴。 8 条红色标记的小径允许人们根据不同的难度级别进行活动。一些阶梯方便了在雨天可能变得危险的路段攀登。攀岩路径则直抵塔楼脚下。
15 时 30 分 画作与邮票 圣马力诺虽然不是一座拥有众多博物馆的大城市，但仍有几座值得参观。例如国家博物馆 (7)。它分布在 5 层楼中，收藏有 5 000 件作品，展现了这座古老城市丰富的考古发现。人们将特别欣赏多马尼亚诺宝库的皇家珠宝（5 世纪和 6 世纪的胸针、金耳环、梳子）以及一幅格尔钦 (1591-1666) 绘制的圣菲利普·内里像。 在圣弗朗西斯科美术馆也可以找到格尔钦的画作。该馆紧邻同名的小教堂，展出 14 世纪至 16 世纪的宗教艺术作品。位于加里波第广场的邮票与货币博物馆展示了由这个小国发行的钱币。相比之下，国立现代与当代艺术画廊的价值更多在于其所在地——志愿者楼（Loge des volontaires），这座 1930 年代末的宏伟建筑比馆内作品本身更具吸引力。正是建筑奠定了圣马力诺的基础。p Hubert Prolong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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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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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 第 5 季
杂志 第 15 期
热衷于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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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们首先看到的画面。一幅极美且悬挂在贝尔纳·阿尔诺办公室相邻的小客厅墙上的画布。在蓝绿色的背景上，一个穿着白色水手服的小男孩正抚摸着一只大狗的头。这幅被世人忽视的图卢兹-劳特累克作品近期由这位奢侈品巨头购得。这幅画于 1900, 年创作，名为《带狗的孩子》，自 1914. 年起便未在法国展出。当被问及为何喜爱这幅充满力量且具诗意的画作时，他迅速地回答道：“因为我买到的价格非常合理！” 寥寥数语，便概括了一个极少表达情感且商业嗅觉渗透在每项决定中的男人的性格。路威酩轩 (LVMH) 的首席执行官是欧洲最大的私人收藏家之一，而凭借他的路易威登基金会，他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艺术买家之一。他经常讲述
他在 1982, 年在苏富比拍卖行进行的首次收购，那是一幅“没人想要的”莫奈作品。此后，他从未停止购买。多年来，他成为了弗朗西斯·培根、格哈德·里希特、大卫·霍克尼、马克·罗斯科或达明安·赫斯特画作的幸运所有者。他还拥有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纪尧姆·布雷松和杰夫·昆斯的数件作品。在他位于巴黎第 7 区的私人府邸中，宾客们可以欣赏装饰在几乎每一面墙上的大师之作。这里有一幅费尔南·莱热，那里有一幅毕加索，然后是第二幅，一幅胡安·米罗，一幅巴斯奎亚特（他是其最大的买家），以及阿根廷画家卢西奥·封塔纳的一件作品。他拥有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收藏集。“艺术是一种激情，而非投资。我从不转卖我买入的东西，”贝尔纳·阿尔诺坚称。在他的
私人收藏之外，还加上了路易威登基金会凭借苏珊·帕格敏锐眼光所购得的宝藏，这位前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被他聘为艺术总监。此外，还需计算由集团旗下各大品牌直接购入、用于美化店铺并令客户惊叹的作品。“将我们经济成功的一部分回馈给艺术家是件好事，”这位全球奢侈品领导者继续说道。 2025, 年 11 月 26 日，文化界的名流与金融巨头聚集在爱丽舍宫，见证一位公众不熟之人的荣誉提升：让-保罗·克拉韦里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司令级。这位法学与医学双博士，在 1991. 年加入贝尔纳·阿尔诺团队之前，曾担任前文化部长杰克·朗的顾问。染色的头发与精致的优雅，他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打破常规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高效，拥有深厚的人脉网络，并懂得得体地利用其交际能力而不掩盖其服务对象的风采。自两人相识以来，这位全球奢侈品旗舰企业的掌门人再也离不开他。正是与克拉韦里一起，他构思了支持艺术与赞助的政策，尤其是路易威登基金会——自 2014 年起，在由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惊人建筑中，该基金会举办了从契切金收藏展到卡尔德的动态雕塑，以及大卫·霍克尼和格哈德·里希特的诸多卓越展览。同样也是他，拓展了集团在凡尔赛宫和卢浮宫等法国重要文化遗产机构中的影响力。“LVMH 就是 21 世纪的文化部！”
那天，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为贝尔纳·阿尔诺的幕后操盘手授勋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后者在妻子海伦以及子女安托万和德尔芬的陪伴下，禁不住露出一丝微笑：通过对让-保罗·克拉韦里（Jean-Paul Claverie）的赞美，共和国实际上是在向他本人致敬，将其视为法国文化领域的核心人物。这些“王子”们一直深知，他们的后世名声取决于他们通过建立纪念碑、创作艺术品或编织赞美自己的叙事所留下的印记。
他的导师克洛德·贝贝阿尔（Claude Bébéar）经常对他重复这样一句话：“经济学不留痕迹。”但艺术会。艺术像那些伟大的赞助人的名字一样穿越世纪：比如美第奇家族，或是邀请列奥纳多·达·芬奇参加招待会的弗朗索瓦一世国王。贝尔纳·阿尔诺深谙此道：他难道不是在大多数媒体采访中，将重心放在自己的审美情趣、基金会的大型展览以及他最喜爱的作品上吗？他在其中讲述着儿时随母亲参观里尔、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经历，讲述他在纽约艺术家工作室中的周折，与巴斯基亚以及后来的杰夫·昆斯的邂逅，访问张 Huan 在中国的工作室，以及在瑞士格施塔德附近的罗斯尼耶与巴尔蒂斯共度的一天。在他巴黎的办公室内，一幅罗斯科的作品庄重地悬挂着，他与弗朗索瓦·皮诺一样，是该艺术家的重要法国收藏家之一。
[[IMG_XXXX]] 对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钦佩
弗朗索瓦·皮诺是他永恒的对手，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艺术品市场——在那个买家们为了展示权力不惜做出各种疯狂举动的市场。然而，两人是截然不同的收藏家。谨慎的贝尔纳·阿尔诺购买的是稳健的资产，即那些已经成名或已故、市场价值稳定的艺术家作品。而弗朗索瓦·皮诺则偏好大胆，渴望成为开拓者和前卫者，只崇拜当代艺术。在私下里，皮诺嘲笑对手的胆小；而阿尔诺则回以最犀利的讽刺：“他收藏的现代艺术中 80 % 应该扔进垃圾桶；很快，那些东西将一文不值！”1998, 年，当皮诺收购佳士得拍卖行时，贝尔纳·阿尔诺愤怒不已：绝不能让那个因为社会出身低微而令他轻视的人在艺术市场上独霸。次年，他以 87 百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菲利普斯拍卖行。结果这是一次失败：在损失数亿欧元后，他不得不认输。但他并未放弃。不过，他对艺术的渴求远不止于虚荣。这位外表刻板的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生喜欢艺术家的陪伴，欣赏他们的古怪与放纵，因为他自己几乎不允许自己有这些行为。他建立了对 20 世纪绘画的精深认知。但尽管他热爱艺术家，他内在的工程师特质使他对建筑、承重计算和大胆的线条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曾邀请克里斯蒂安·德·波岑帕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等业内名家在纽约 57 街建设 LVMH 大厦，或由 Sanaa 事务所建设东京的 Dior 大楼。但真正让他倾慕的是弗兰克·盖里。“他从未与任何人像与这位加美建筑师合作那样深入，”他的妻子海伦透露。
François Pinault 收购 著名的 佳士得 (Christie’s) 拍卖行时，他愤怒不已
[[IMG_XXXX]] 2000年11月9日，在巴黎，在一幅巴勃罗·毕加索的画作前。Jean-Paul Guilloteau/Roger-Viollet
Jean-Paul Claverie 回忆起 贝尔纳·阿尔诺 与 Frank Gehry 的会面，仿佛那是就在昨天发生的一样。他曾说服这位工业巨头前往西班牙毕尔巴鄂参观古根海姆博物馆。由 Gehry 设计的这座坐落在水上的玻璃、石头与钛金属组合建筑，振兴了一座陷入经济低迷城市的旅游业和声誉，令他深深折服：“他怎么能想象出这样的东西？”
参观结束后，两人计划与时装设计师 Karl Lagerfeld 会合。后者不仅为香奈儿工作，也为 LVMH 旗下的 Fendi 工作，他在比亚里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购买了一处豪华房产。通常情况下，Lagerfeld 擅长用他那无可替代的口音讲述博学的轶事，这正是他成功的秘诀，且能让 “BA” 捧腹大笑。但 贝尔纳·阿尔诺 此时心不在焉，沉思且沉默，以至于设计师感到担心：“怎么了？”在返回的飞机上，这位工业家下定了决心，他对 Claverie 说道：“我们必须见到这个家伙。”一个月后，Gehry 来到了巴黎。正是他成为了 LVMH 掌门人在 2006 年启动的这项宏大计划的建筑师：路易威登基金会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现代艺术与创作中心的建设，该中心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由 François Hollande 为其揭幕。
无论他对艺术的热爱有多真诚，贝尔纳·阿尔诺 从不做任何纯粹为了美感的行为。他的展览，必须是最高规格的。当他向我们展示手机里一张梵高自画像的照片时，眼神中闪烁着光芒——这幅画自 1937 年以来未在法国展出，公众将在接下来的 Gustave Fayet 收藏展上欣赏到它。没有什么比获得“不可能之物”更能激励他：他需要最稀有的杰作，数量最多的画作，以及被遗忘的收藏。同时，他绝不会忽视投资带来的经济回报，尤其是税务优惠。
如果他选择创建基金会来安置他的博物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定免税机制。2003 年 8 月 3 日的法律，即所谓的“法律
关于企业赞助与基金会的“艾拉贡法”（Aillagon sur le mécénat et les fondations），根据审计法院 2018 年 11 月的报告，是“全球最具激励性的法律之一”。每投入一笔资金即可获得 60 % 的企业所得税减免。 2000, 年，另一项法案已经允许将赞助企业的名称冠名给基金会。这些法律说服了让-保罗·克拉韦里（Jean-Paul Claverie）和贝尔纳·阿尔诺（Bernard Arnault）投身于这场冒险：通过一个以自己命名的基金会来推广品牌，同时实现免税，多么划算的买卖！在仅用于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建筑的 8 亿欧元支出中，60 % 由法国纳税人承担。审计法院强调， LVMH 集团的企业在 2007 年至 2017, 年间，以向路易威登基金会捐款为由，减税 518 百万欧元。当媒体向他指出这一点时，
贝尔纳·阿尔诺感到恼火：他为巴黎人留下了一座绝美的建筑，人们居然还希望他全部自掏腰包，真是太不知感恩了！至于让-保罗·克拉韦里，他则耸耸肩：“如果政府觉得这法律碍事，那就把它删了！”其潜台词是：如果富有的企业家停止投资文化，那么国库空虚的国家该怎么办？然而，弗朗索瓦·皮诺（François Pinault）做出了另一个选择：他在 2021 年自费开设了一家博物馆，而不是选择基金会制度来存放作品并组织展览。他曾在法国文化电台（France Culture）的采访中得意地强调这一点：“我不想让人们说，在其他人忍饥挨饿的时候，国家在资助我的小小艺术癖好。”但对于贝尔纳·阿尔诺来说，每一分钱都不能浪费。在他的基金会开业之前，他就已经赞助了许多展览，利用同样地在投入资金中获得 60 % 的免税机制。他由此在卢浮宫和凡尔赛宫扩大了真正的影响力，将这些卓越的场所变成了推广其品牌的橱窗。
在 LVMH，一切皆可回收 作为其赞助的“回报”，LVMH 能够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获得空间的私有化使用权或组织私人晚宴。自 2020, 年以来，约有十场路易威登的时装秀在卢浮宫举行。 2025, 年 9 月 30 日，这个棋盘格品牌的 2026 年春夏季系列就在最近装修完的奥地利安妮（Anne d’Autriche）夏季公寓中心，在明星赞达亚（Zendaya）和艾玛·斯通（Emma Stone）面前发布。如果不是路易威登，就是迪奥在方形庭院（cour Carrée）走秀。事实上，该品牌与酩悦轩尼诗（Moët Hennessy）共同资助了杜乐丽花园的重新规划。而集团的另一个品牌 Kenzo 则为花园的植花贡献了力量。作为交换，这些顶级品牌在卢浮宫博物馆内，在《蒙娜丽莎》像前或女像柱大厅（salle des Cariatides）组织精致的晚宴，例如 2024 年 6 月 14 日由宝格丽（Bulgari）珠宝商发起的邀请。更不用说酩悦轩尼诗在马利庭院（cour Marly）组织的著名的“盛大晚宴”，它已成为巴黎的社交盛事之一，邀请了 350 位宾客，汇集了企业界和文化界的精英。人们越是关注贝尔纳·阿尔诺在赞助方面的惊人之举，就越难分辨其中是对艺术的热爱还是对税务优化的追求。 2025 年 10 月底，当纽约染上秋天的色彩时，美国的上流社会正聚集在奢侈的路易威登精品店五楼的一场颇为特别的展览周围。关注的焦点是画家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 1848-1894）的作品《划船》（Partie de bateau），讽刺的是，他本人在当时也是一名赞助人。这场临时展览在当天被呈现为“一份礼物”
“献给纽约人以及所有访问这座城市的人”，一个兴奋的让-保罗·克拉韦里（Jean-Paul Claverie）如此说道。这次行动完美地诠释了 LVMH 所青睐的各种领域的融合——处于慈善捐赠、企业传播与税收减免的交汇点。因为如果说这幅卡耶博特（Caillebotte）的作品制造了轰动，是因为该画作在 2023 年初被奥赛博物馆收购，而时任文化部长里玛·阿卜杜勒-马拉克（Rima Abdul Malak）在 2023. 2月1日曾赞赏地表示，这是“得益于 LVMH 的慷慨捐赠”。由这个奢侈品帝国签署的 43 百万欧元的支票受到了称赞。
而较少被强调的是，凭借另一项未逃过这位艺术爱好者的精明算计的税务机制，这位身穿白衬衫、戴着高顶礼帽的划船者画作实际上仅花费了 4,3 百万欧元。为了方便国家收购被列为“国家 treasures”的财产，2002 年 1 月 4 日关于法国博物馆的法律规定，企业有权获得相当于…… 90 % 已支付款项的法人所得税减免。最终，企业仅承担了作品收购费用的 10 %，其余部分则由纳税人承担。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系统，实际上让所有人满意：缺乏足够预算在已变得疯狂的艺术市场上竞争的博物馆，以及无法支付此类巨额资金但仍设法将其遗产作品留在本土的过度负债的国家。当然，还有贝尔纳·阿尔诺及其帝国，他们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跻身于文化捐助者的传统之中。在 LVMH 看来，没有什么会流失，一切都可以回收，因为艺术与奢侈品结合得如此之好。
2025, 6月27日，他们通过设计师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展示的首个 Dior 男装系列，将胆量推向了极致。对于这位以天马行空著称的 41 岁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对于该集团而言更是如此，在时尚界环境更为复杂的时期，他们承受不起失败。为了让这位新成员亮相，Dior 毫不吝啬：在距离拿破仑墓仅几米远的荣军院广场上搭建了一个巨大的矩形盒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贝尔纳·阿尔诺与歌手蕾哈娜（Rihanna）、网球运动员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演员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和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以及设计师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和迈克尔·赖德（Michael Rider）坐在一起，这些人要么是朋友，要么与该集团签有合同。
一些作品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画家让-西梅翁·夏尔丹（Jean Simeon Chardin, 1699-1779）的静物画，其中包括《野草莓篮》，该作品在 2023 年由卢浮宫收购，得益于 LVMH 提供的 15 百万欧元，以防止其被美国博物馆买走。这次极具媒体关注度的助力，使该集团能够获得法人所得税 90 % 的著名税收减免。作品归博物馆所有，但在如此慷慨的行为之后，谁会拒绝将其出借给他呢？
与某些像贝特库尔（Bettencourt）家族那样低调资助医疗卫生和医学研究等众多事业的大富翁相反，LVMH 的掌门人确保其善行被广为人知。他甚至对人们没有更多地赞扬他的捐赠感到愤怒。在 2019, 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为了不输给弗朗索瓦·皮诺（François Pinault），阿尔诺家族和 LVMH 集团如此宣传了一张用于重建大教堂的 200 百万欧元的支票。意识到父亲形象不佳，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 Arnault）最近说服他支持一些更偏向社会的事业。于是，贝尔纳·阿尔诺向“爱心餐厅”（Restos du cœur）捐赠了 10 百万欧元。
不可能之物更让他 兴奋： 稀有的杰作， 最大数量的 画作
在 2023 年，在大量宣传的推动下，他资助了一项面向 Samusocial 组织内女性的计划。根据路威酩轩 (LVMH) 的说法，此次的款项并非免税。
他的长子也促使他投资于比昂贵的帆船赛或 1 级方程式赛车更受欢迎的运动。路威酩轩对 2024 年奥运会的巨额投资，在寻求新参与度且不脱离集团利益这一点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委员会 (Cojop) 在急于争取“顶级”赞助商而联系路威酩轩时，这个奢侈品帝国起初直接拒绝了。当时，奥运会被预言将是一场工业灾难。Cojop 主席托尼·埃斯坦盖 (Tony Estanguet) 为了完成预算，加倍努力。在面见贝尔纳·阿尔诺 (Bernard Arnault) 之前，他专门聘请教练打磨其演讲词：他知道自己只有极短的时间来陈述理由。他永远不会忘记，每当这位亿万富翁进入会议室时，总会随之而来一阵“冰冷的寒风”。
奥运盛会 这位前顶尖运动员保持冷静并打出他的王牌：他解释道，奥运会将成为展示法国工艺和艺术行业的绝佳机会，而该集团的品牌正是这些工艺的最佳体现。贝尔纳·阿尔诺和他的儿子安托万 (Antoine) 开始被吸引，但在内部，集团的高管们仍犹豫不决，因为该项目的成本极高：150 百万欧元。于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和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 (Anne Hidalgo) 动用了全部影响力，试图让这位奢侈品巨头让步。
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他很快意识到，面对一个在财务上陷入窘境的国家，他能够强加自己的条件。路威酩轩星系下的各品牌为了获得最大的曝光度而竞争。安托万所领导并十分看重的 Berluti 将为运动员在仪式和招待会上的着装提供服务；Dior 将为明星 Aya Nakamura、Lady Gaga 和 Céline Dion 制作礼服；奖牌将由 Chaumet 打造；酩悦·香登 (Moët & Chandon) 香槟将在 VIP 看台上尽情畅饮；丝芙兰 (Sephora) 将在奥运火炬巡演法国期间提供陪同，而火炬本身则被安置在一个路威酩轩 (Louis Vuitton) 的旅行箱中，
同时，路威酩轩还制作用于放置奖牌的托盘。从未有合作伙伴获得过如此之大的优惠。为此，必须获得国际奥委会 (IOC) 的特许。因为关于奥运场馆内禁止出现品牌标识的规定非常严格。但几乎没有什么能抵挡住路威酩轩。2022 年 12 月中旬，贝尔纳·阿尔诺和他的儿子安托万将基金会私有化，在前往位于萨马里丹 (Samaritaine) 七楼的三星级餐厅 Cheval Blanc 午餐前，带领国际奥委会主席参观了克洛德·莫奈 (Claude Monet) 和琼·米切尔 (Joan Mitchell) 的展览。经过一场巧妙的较量，路威酩轩最终被允许在旅行箱和托盘上使用其著名的棋盘格图案，条件是必须去掉其首字母缩写。可口可乐或 Visa 等奥运会的传统赞助商对此感到愤怒。该集团还激烈地
协商了奥运圣火的传递地点。火炬手们在 LVMH 的大型地产前停下，宛如朝圣之路上的站点：穿过圣埃米利翁（吉伦特省）的 Cheval-Blanc 城堡葡萄园，在格朗维尔（曼什省）的 Christian-Dior 博物馆前停驻，以及在埃佩尔奈（马恩省）的 Moët & Chandon 门前停靠。在巴黎，这是一场被全球电视转播的盛大节日：圣火经过基金会、莎玛丽丹百货，当然还有设有该集团最壮观店面的香榭丽舍大街。全球范围内，人们几乎从未如此频繁地看到该集团的标志。这次成功为该家族的新行动铺平了道路。早在 2022 年，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就曾请求 贝尔纳·阿尔诺 资助这所名校的翻修工作。每年，都有学生抗议奢侈品巨头或 TotalEnergies 总裁帕特里克·普亚内（Patrick Pouyanné）资助该校科学讲座。作为综合理工校友的阿尔诺对此感到恼火，但最终仍同意通过家族控股公司 Agache——其总经理为其儿子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同样也是该校校友——向这所法国最负盛名的学校捐赠 50 百万欧元。综合理工学院将借此创建一个以…… 贝尔纳·阿尔诺 命名的数学与基础科学研究机构。这是法国研究领域获得的最巨额私人捐赠。“这是爱国主义，”已成为总理的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 7 月 2 日对这一历史性贡献表示赞赏时说道。LVMH 尚未决定是否利用税收减免机制。该家族还在 2025 年投身于……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收购，即巴黎 FC（Paris FC）。这一次，更多是为了品牌形象。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阿尔诺家族内部的和平。事实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继承之战而变得脆弱的兄弟姐妹关系，还有什么比足球更好的纽带能重建联系呢？ p Raphaëlle Bacqué 和 Vanessa Schneider
路易威登基金会信息总监 Nicolas Tanguy 与首席舞者 Germain Louvet 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 在巴黎艺术中心前 与奥运圣火合影。
Guillaume Ruchaud/ Paris 2/SIPA
1986 年 5 月 19 日，在她 18 岁生日当天，安妮·戈西尼（Anne Goscinny）走出她在巴黎的公寓，心中揣着一个疯狂的念头：要告诉那个“杀掉”她父亲的人，她现在要轮到他被杀了。她从母亲那里借了一件蓝色的长外套，口袋足够大，可以藏一把手枪。她步伐坚定地走向那家心脏科诊所，也就是《阿斯特里克斯》（Astérix）和《小尼古拉》（Petit Nicolas）的创作者去世的地方。那是 1977 年 11 月 5 日。雷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在进行一项健身车压力测试时突然倒地，死于心肌梗死。当时他的独生女安妮只有 9 岁。那天，一种深沉的“复仇”感驱动着这位行进中的少女。那位要求她父亲在必要限度之上继续骑车的医生，现在必须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半个世纪后，以牙还牙的幽灵不再困扰安妮·戈西尼——那位专家想必早已寿终正寝。但悲伤依然存在，永不凋谢。“这种悲伤将伴随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当时发生的一切如此残酷，令我至今仍深感震惊，仿佛一个小小的安妮仍然在我们公寓的厨房里等待爸爸的归来，”她在位于巴黎凯旋门附近地点的办公室里倾诉道。“一会儿见，我的小猫，”那个秋日的早晨，她的父亲在妻子陪同前往医疗预约前对他这样说道。几个小时后，吉尔贝特·戈西尼（Gilberte Goscinny）独自回来了。“爸爸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她在开门时脱口而出。如果安妮·戈西尼不如此重视象征意义，她不会等到成年之日才付诸行动，或者假装这么做。为了在这个被憎恨的心脏病专家面前保持隐秘，她使用了母亲的娘家姓氏为自己预约了挂号。“小姐，您怎么了？”医生问道。“没什么，我只是想杀了你，”她毫无惧色地回答。“杀我？”对方惊讶地问道，脸色微白。“是的，如果你没有要求他继续骑车，他现在还活着，”女孩继续说道，她的右手一直没离开外套口袋——显然，口袋里是空的。“我这儿有一把枪（……），我要杀了你，”她撒了谎，这一场景在《钥匙的声音》（Le Bruit des clefs, Nil, 2012）中有所叙述，这是一篇以写给父亲的信件形式呈现的短篇随笔。
51 岁这一致命关口
当人们今天问她是否能够冷血地杀死那个带来不幸的人时，这位作家发誓说“不，当然不”：“我不知道那个做出此举的青少年是谁。我完全不再认同那个人。我当时只是想通过狠狠吓她一次来报复。”她的母亲当时患有严重的健康问题。由于癌症，她的一侧乳房已被切除，而此时癌细胞已经开始侵袭她的骨骼。“我告诉自己，通过补偿，通过试图让她感到恐惧，或许能帮助她痊愈。”
八年之后，吉尔贝尔·戈西尼（Gilberte Goscinny）也因病去世，享年 51 岁，与她的丈夫完全相同。
“他们之间相差 16 岁半。就像是我母亲从未想过要比我父亲年长一样，”他们的女儿如此解读。安妮·戈西尼（Anne Goscinny）对数字之谜的敏感程度高于对随机巧合的认知，长期以来她深信自己也不会超过 51 岁这一致命关口。2019, 在那个令她深感不安的生日过后几周，一次败血症让她被送进医院，她担心这将是一场不归路。“我差一点就没挺过来，”她回忆道。
对于这位“神奇药水”发明者的女儿来说，“韧性”并非空谈。在 10 岁时，一次肾脏畸形就已经让她多次住院。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刚刚去世，面对父亲形象的缺失，年幼的
深知：将自己的笔触 融入父亲的笔触之中 会让她面临 被比较的风险
忧伤与 无尽的悲恸
当时，安妮在一名医生那里进行了一次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移情”，后来她用化名维克多来指代这名医生。“不要害怕这个词，这就像是一次复活，”她说道。面对这个比她年长四倍、随着时间推移而成为她母亲“密友”的男人，这个孩子写了大量的信件，每隔两三个月发送一次。在七年的时间里，正如这位作者后来在另一本书《罗曼史》（Romance，Grasset出版社，2022）中所述，维克多充当了替代父亲的角色和强迫性的幻想。在书信写作之外，安妮很快增加了诗歌、歌曲和短篇小说的创作，而这些则是写给她已故父亲的。从“11-12 岁”起，她就开始写满了整本整本的笔记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从哀悼或悲伤中痊愈，而是为了让他能在那个世界听到我的声音。
儿童的想象力并不遵循与成人相同的逻辑，”她解释道。对文字的热爱从未离开这位未来的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她的书目包含十部左右的作品，几乎全部由 Grasset 出版社出版。近期这场席卷该出版社的危机使她目前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由于忠于被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驱逐的掌门人奥利维尔·诺拉（Olivier Nora），安妮·戈西尼决定离开 Grasset，但并没有与 Hachette Livre（同样由博洛雷所有）彻底决裂——后者负责出版《阿斯特里克斯》的新冒险系列：她强调，该系列在那里“非常快乐且充满活力”。在她那些被消失与抹除主题所困扰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个例外脱颖而出：《卢克雷齐亚的世界》（Le Monde de Lucrèce，加利玛出版社），这是一系列于 2018 年与她的
朋友、插画师 Catel 共同创作的儿童幽默小说。虽然其短篇故事的结构不禁
安妮 戈西尼， 在巴黎， 6月 25 日。
照片：
Edouard Caupeil
为《世界报》拍摄
让人联想到《小尼古拉》，但类比到此为止：她的主角不是一个身边围绕着顽皮伙伴的小男孩，而是一个父母离婚的中学生——她的母亲是一名忙得不可开交的律师，她的哥哥沉溺于电子游戏，一个酗酒的祖母和另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祖母共同构成了这部畅销书（十卷出版，共售出 450 000 册）的群像。 作为她文学创作的真实对照，《卢克雷齐亚的世界》若非 Catel 的坚持，可能永远不会问世，当时 Catel 正与她一起参与一部关于戈西尼家族的绘本传记的第一卷（《戈西尼家族故事》，Le Roman des Goscinny，Grasset出版社，2019）。 “在她位于南部的房子里，”这位插画师回忆道，“我看到她用非常‘戈西尼式’的故事让整个客人们哄堂大笑，就像高卢人的自助餐会一样。我觉得面对的是另一个人，与她的文字作品不同，幽默、阳光、敏感，精通情境喜剧和叙事艺术，这些特质她继承自父亲，同时也经过自己的钻研。” 运用多层阅读维度是雷内·戈西尼的专长。他的女儿几乎是以潜意识的方式，通过卢克雷齐亚的生物学父亲这一角色将其据为己有。这个父亲虽然出现不多，但时而出现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或给女儿提供母亲拒绝给予的东西。“他像仙女一样出现提供帮助、美化生活，”安妮·戈西尼阐释道。“我原以为能逃避‘死去的父亲’这个形象，结果失败了。我的潜意识最终通过另一种方式绕过了这个难点。”
“再也不能完整地成为一个人” 同样的感觉，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摔在地上摔碎的花瓶，不是碎成千片，而是碎成了 5 块，还可以重新粘起来”，她重复道。这样花瓶就还能继续使用。“在父亲去世后，我依然能够去爱，生孩子，结婚，写书……但裂痕就在那里，不可否认。我再也不能完整地成为一个人。所有本可以与父亲分享的阅读、电影、戏剧、旅行和对话，都被偷走了。这些对我成为一名成年人来说本会是如此珍贵的财富。”这种缺失带来的空洞负担，并未阻碍她在 25 岁母亲去世后便开始行使的精神权利（droit moral）。与丈夫 Aymar du Chatenet 共同掌管家族出版社 IMAV，安妮·戈西尼（Anne Goscinny）并未真正停下脚步，在处理无数的诉讼以及《阿斯特里克斯》（Astérix）、《幸运路克》（Lucky Luke）、《伊诺古德》（Iznogoud）或《小尼古拉》（Petit Nicolas）的影视改编之间忙碌——这些人物的冒险故事均是与著名漫画家共同创作的。她最大的成就便是说服了阿尔伯特·于代佐（Albert Uderzo）将《阿斯特里克斯》交给第三方作者（编剧 Jean-Yves Ferri 和 Fabcaro，以及漫画家 Didier Conrad），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功：每两年出版的新专辑发行量均高达 5 百万册的纪录。在夫妇两人的倡议下，将在新学期推出多部作品，以纪念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诞辰 100 周年（8 月 14 日）。其中只有一部并非传记类：即首部非由原作者构思的《小尼古拉》短篇小说集，将于 10 月 8 日由 IMAV 出版。该书由漫画家兼音乐家 Fursy Teyssier 绘图，其中一半故事由儿童文学作家 Jean-Philippe Arrou-Vignod 编写，另一半则由安妮·戈西尼本人编写。她最好的底气在于与父亲作品的亲密关系：“我几乎是背诵般地熟悉它，因为我曾痴迷地阅读，以至于在词汇选择上形成了一种‘绝对音感’，”她解释道，“《小尼古拉》的风格看起来简单，甚至简陋。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完全人工构建的写作方式。没有哪个孩子真的那样说话。”安妮·戈西尼深知：将自己的笔触融入父亲的风格，会让自己面临被比较的风险。近年来，每当有人希望她重启这个著名的儿童系列时，她不就一直重复说：“如果你是莫扎特的女儿，你不会去尝试写歌剧”吗？每次新一册《阿斯特里克斯》出版，关于“不如以前好”的论调不就总是循环往复吗？面对这些反馈，安妮·戈西尼有一个现成的回答：“对我和我母亲来说，生活也同样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但生活仍在继续。虽然方式不同，但它依然在继续。” p Frédéric Po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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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SA COULON
在乔治·布拉桑（Georges Brassens）的歌曲中，很少有不歌唱死亡的。对他而言，死亡是死神，是往昔的死神镰刀，是装饰华丽的灵车，是三个摇晃的殡葬员，是以微笑面对这次大迁徙，且心中时刻铭记。(…) 布拉桑来自遥远的过去。他来自那个愚蠢时代之前的时期，那时死亡还不会让人心惊胆战。在那个时代，幸存者还知道如何处理骨灰。而非现在，人们用糟糕的音乐胡乱拼凑出一些白痴的仪式。现在的死者变成了“逝者”，而电视上则一本正经地说萨尔特省的鸡被“安乐死”了。布拉桑来自乡村死亡的时代。那是工人的死亡，是人们在吧台边抽烟时谈论的那种死亡。(…)
布拉桑不是诗人。在超现实主义出现三十年后，与米肖、蓬日、夏尔、圣约翰·佩斯、艾梅·塞泽尔同辈，他甚至从未考虑过成为诗人。他更谦逊地将自己视为一个辅音的工匠，一个精准句式与精湛幽默的制琴师。或许不是诗人，但他绝对是日常生活的节奏大师。相反，音乐家们深知那个秘密：他直到指甲尖端都是一名音乐家。旋律、延伸、节拍，以及对歌曲精神的全力投入，在流行艺术中没有人能将其提升到如此高度——却又让人们觉得这并不重要。
《打屁股》（La Fessée），一个绝对的成功之作 在布拉桑的作品中，你能发现那些扫描，那些扭腰，那些偏差，那些感官的摇曳，以及那些节奏的断裂，它们是对灰色生活的奖赏。任何爱好者都知道，用吉他随便弹奏布拉桑 (…)，若想真正地在他经过巨人之力精准思考的歌曲所在之处演奏——也就是他所定位的地方，而不是像大家为了省事那样全部用 E-A-D 调——不，要演奏那些为低沉、有音色、格外精准且能唱到相当高音的嗓音而创作的内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有音乐家都明白这一点。
最能概括这种严肃而快活的、直面死亡（死亡本身甚至是死者）之精神的歌曲，最能起舞、且始终处于在悬崖边滑行的状态（阴森、淘气、愚蠢、天真、暗示、诗意）的歌曲，便是《打屁股》：一个绝对的成功之作。它在场景、语调以及这场像丧钟般开启随即进入摇摆状态的守灵仪式中取得了成功。它在不经之意间变成了香槟之夜，变成了西装下露出的烟斗，成了小点心（“这能让他回来吗？”），成了第二瓶马格南香槟后的快活，成了胡须下的亲吻，并由此演变为细腻而热烈的爱抚。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女儿沉默不语，而布拉桑（被翻译成五十种语言）最好的演绎者永远是布拉桑本人。这让他的死亡变得极其真实，且在某种意义上令人惋惜。但最终，每个人轮到自己的时候都会来：正如他所说，他再也不会牙疼了。 p Francis Marmande
起初是惊讶，随后是“沉重的一击”。在孩子出生前，克莱蒙斯（Clémence）最初对自己被边缘化、被其就职数年的咨询公司管理层“降低优先级”感到震惊。“我的孕肚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而且肚子越大，我就越难找到任务，”她描述道。“我去见经常合作的合伙人，他们看着我的肚子告诉我，如果任务需要延长，他们会寻找能够长期投入的顾问，而这与我的怀孕时间表不相符。”在产假期间，克莱蒙斯（所有名字均已更改）随后从一位显得有些尴尬的上司口中得知，自己“因为评分低而受到处罚”，这给她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阻碍。因此，这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现年 35 岁的克莱蒙斯随后通过协商终止合同并开始了职业转型，她的遭遇是当今职场在女性怀孕及成为母亲后所面临的众多典型案例之一。被边缘化、拒绝晋升、不公正解雇……尽管近几十年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她们的职业轨迹在迎来孩子时依然遭受沉重打击。这种现象甚至有一个名称：“母亲惩罚”（la pénalité maternelle），指生育对职业脱节产生的影响。在政界人士担忧出生率下降，甚至呼吁进行“人口重新武装”的当下，如果不将职场女性依然高昂的生育成本纳入考量，结果会如何？
收入损失 对于莫妮卡（Monica）来说，风向在一年前迅速转变。“在我宣布怀孕后仅仅十五天，我的主管及其副手告诉我，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他们将设立一个与我级别相当的岗位。而由我来培训接手该岗位的同事，”这位在一家公共机构工作的项目负责人讲述道。“我的职责被削减了，没有签署补充协议，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这使她陷入了“抑郁状态”。“我想翻开新篇章，于是搬了家并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她补充道，对于被迫离开这家雇佣了她九年的机构，她仍处于震惊之中。 歧视并不局限于分娩时刻；它们在产假回归后依然延续，并影响着女性整个职业生涯，因为她们的职业生涯中伴随着与孩子到来相关的长短不一的活动中断。国民议会女性权利代表团于 1 月提交的一份关于薪酬平等的信息报告最近确认：“生育责任目前仍主要由女性承担，这在女性的职业晋升和薪酬不平等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财务层面，数据十分显著。“女性在生育之年，收入损失大约占总薪资收入的 40 %，”教授多米尼克·梅尔斯（Dominique Meurs）阐述道。
巴黎-南泰尔大学（université Paris-Nanterre）经济学荣誉教授。该百分比涵盖了多种情况：退出劳动力市场、转为兼职、未发放奖金等……“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收入下降幅度约为 30 %”，多米尼克·默斯（Dominique Meurs）明确指出。而对于父亲而言，孩子的出生对收入没有影响。这些令人关注的数据多年来并未改变。根据平等高级委员会（Haut Conseil à l’égalité）主席贝朗热尔·库亚尔（Bérangère Couillard）的说法，这尤其归因于该议题的政治化程度不足。“怀孕和生育，尤其是后者，仍被视为私人经历，尽管它们对女性的收入、职业生涯和工作时间产生了重大经济影响。”
在她看来，性别规范以及认为孩子在幼儿时期更需要母亲的观念对此并非没有影响。“在许多人看来，女性在孩子出生时限制工作时间并调整其职业日常生活，仍然被认为是合理的。”
fant，为了照顾家庭生活，Bérangère Couillard 引用平等高级委员会每年发布的性别歧视晴雨表指出，这使她们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她们不必独自承担大部分家务和整体育儿任务，那么对待工作的态度将会有所不同。”影响在最贫困的女性中更为显著，由于缺乏接待模式，她们中断活动的人数最多。”Dominique Meurs 强调：“这种惩罚集中在低收入群体，学历最低的女性在孩子出生后损失最大，她们正是那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
选择、约束与自我审查 Clara Gandin 和 Xavier Sauvignet 在一家专门处理歧视问题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从他们的观察岗位出发，两人分享了一种“感觉情况没有进展，或者进展极少”的印象。Xavier Sauvignet 指出，在他们处理的案件中，歧视经常发生在“产假结束后，解雇行为恰好在保护期结束时发生”。此外，还包括“那些在宣布怀孕后遭受某种形式的骚扰而寻求我们帮助的产假女性，以及另一些被强迫在产假期间继续工作的人”。
Clara Gandin 补充道，当她们恢复工作时，“尽管她们之前例如参与过战略决策，但现在却被排除在邮件组和会议之外，甚至无法找回原来的办公室”。就好像“突然之间，她们变成了不再胜任工作的员工”。这一现象影响到所有职业环境，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以及所有类别。“我们到处都有歧视案件，涉及管理人员、技术员、职员和工人，”她列举道。
对于那些继续工作的人来说，为人母可能会导致某种形式的自我审查，例如寻找要求较低或时间与孩子节奏相符的工作。国民议会的报告中写道：“女性宁愿不申请一个她们预先知道与家庭生活不可兼顾的职位，即使她们具备所需的技能和经验。”
Julie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在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行业工作。“自从 2018 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来，我一直尝试兼顾所有事情，”这位 37 岁的女性解释道。但与工作相关的约束“以及她继续独自承担的心理压力最终让她崩溃。当你正通过 WhatsApp 与保姆协调晚餐时，很难成功地与客户进行会面！”在经历了几年精疲力竭的生活以及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后，尽管经过了七年的学习，她还是选择了一个“行政”岗位，将她的“职业发展暂时搁置”。
“人们经常谈论女性的‘选择’，就好像这种选择是在真空中做出的。我的选择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配偶没有调整其负担，雇主缺乏真正的灵活性，社会将育儿视为女性问题，”这位希望在三年后小儿子进入小学时重新启动职业生涯的女性苦涩地观察到。p Solène Cordier
malijo
胜利
一个鞭炮在我鼻子前嗖地一声响起随即爆炸，接着一群过度兴奋的年轻人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同样在极近的地方，传来了啪嗒一声。烟雾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一百米外，一辆被翻覆的汽车正在燃烧。对面的广场上人群攒动，人们四处奔跑、尖叫并投掷物品。我被停车场栅栏保护着，必须决定是否离开。我的直觉在对我大喊：不要动！但我别无选择：此时已接近 23 点，动乱才刚刚开始。为了回家，我必须穿越巴黎王子公园球场（Parc des Princes）与圣克劳德门（porte de Saint-Cloud）之间的一块冲突区域，那里已被人群和警察占据。如果我得走，现在就是时候。我深吸一口气，走了出去。我不幸地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庆祝活动的中心：巴黎圣日耳曼（PSG）在足球欧冠联赛中夺冠。我上一次目睹这种城市疯狂景象是在 1993 年，在我的家乡莫斯科。那时我 16 岁。在叶利钦总统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冲突期间，市中心竖起了路障。军队介入，子弹飞舞，议会大厦在燃烧。传闻一名靠近窗户的女性被流弹击死。这次创伤与我现状产生了共鸣：作为一名俄罗斯记者，自从普京政权给我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后，我不得不逃离我的国家。而且，从 16 岁起我就没有忘记那个教训：一旦街头出现混乱，最好寻找掩体。足球迷们看起来很危险，但并未真正逾越界限。当其中一人准备扯掉一个交通标志牌时，只要一名女性从窗户对他喊一声“住手！”，他就会服从。轮到我时，我对一个想在我窗下方便的球迷喊道：“我要报警了！”“对不起，女士！”他的同伴反应过来，将那个人推入车内并开车离去。第二天在巴黎，除了那个车主面对被烧毁的汽车外，似乎没有人记得这场骚乱。
自豪
当你来自俄罗斯时，恐惧感会在内心深处潜伏很久，但好奇心往往证明更为强大。在巴黎的第一年，我和妻子就去了 Pride（骄傲游行）。在 46 年的时间里，我从未参加过一次骄傲游行。当我住在旧金山时，我从未想过要去参加。事实上，我并不太倾向于宣示自己的身份。但由于近年来俄罗斯的恐同情绪大幅增加，参加 Pride 成为了抗议我国家禁令的一种方式。在那些装扮华丽、快乐的人群中，我没有感到任何紧张。我在路人身上也没有看到紧张感；他们并不在意那些从各地涌向这里的彩虹参与者。
在鼓声的伴奏下，游行队伍舞动着从共和广场向巴士底狱前进。这是所有希望在街头发声的人们重复经过的路线：反战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巴勒斯坦人、支持伊朗女性的巴黎人、农民等等。在莫斯科，这样做可能会让你面临长年的监禁，而在这里，这仅仅是度过周六下午的众多方式之一。这有点像铁人三项，而我们就在当天上午参加了比赛。我明白，这种周围弥漫的轻盈感并非一夜之间出现，而是争取来的。1974 年，当法国将堕胎合法化时，这项胜利在俄罗斯已经获得了半个世纪。在任何地方，为了身体支配自由，过去需要奋斗，未来也将需要奋斗。
抗议
在 Pride 之前三个月，我发现法国人并没有忘记什么是奋斗。有一天，在我出门时，我意识到垃圾桶好几天没动过了。起初，我对此毫无头绪：我们住的楼很体面，邻居们要求也很高。日子一天天过去，垃圾袋在家里堆积，因为无法再将其搬出去。在街上，绿色垃圾桶周围的垃圾堆越积越大。就这样，我得知法国人正受到一项退休金改革的威胁：马克龙政府想要将退休年龄从 62 岁提高到 64 岁。触碰退休金是引起选民不满的可靠手段：2018 年，在俄罗斯，这个话题同样引发了剧烈的冲突。
黑色垃圾袋的山峰继续生长。我们的街道现在看起来像个垃圾场。其他拥有强大工会的行业也加入了环卫工人的罢工。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的邻居并没有抱怨，尽管气味已经飘到了五楼。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宣泄愤怒：讽刺马克龙及其政府坐在垃圾袋堆上的漫画。有一天，在抗议达到顶峰时，我穿行在庞普街（rue de la Pompe）上。体面的第 16 区如今只是一片废墟。那些通常风景如画的狭窄街道，其外观和气味让人想起 18 世纪的巴黎。然而，居民们依然照常生活，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渐渐地，示威活动规模扩大。在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在未经过议会投票的情况下通过改革的那一天，我恰好在
香榭丽舍大街，一场集会正在举行。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将马克龙画成路易十四，将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画成木偶。我继续前行，心想：在这些人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俄罗斯人习惯于避免任何公开的抗议。二十年来，当局对参加示威活动的惩罚力度越来越大。当人们在萨多沃耶环路（Sadovoïe Koltso，环绕莫斯科的环形公路）沿线排成人类长链时，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他们手中拿着的白丝带比作避孕套。向反对派捐款的人可能会面临多年的监禁。我记得每次参加示威对我来说都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我必须去：因为我不想失去对自己的尊重。在垃圾危机持续三周后，第一辆清扫车驶入了我们的街道。我承认，我松了一口气。目前，与政府的斗争失败了，尽管抗议活动又持续了一个月。但我对那些愿意连续数周为自己心中所在意之事而奋斗的法国人，深感敬佩。
团结
有些日子会将我们的生活分为“之前”和“之后”。对我来说，那是 2022 年 2 月 24 日的夜晚，乌克兰被入侵之夜。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基布兹的袭击是另一个这样的日子。几周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将陷入分裂，但在那一天，西方世界与以色列共情。拥有欧洲最大犹太侨民群体的法国反应迅速。警察立即在学校门前部署。在我们街道上停着一辆装甲车，因为附近的教会学校里有几个戴着基帕（kippa）帽的孩子。我无法理解正统犹太教徒为何会就读于一所天主教学校。
49 岁的记者伊丽莎白·奥塞廷斯卡亚（Elizaveta Osetinskaya）出生于俄罗斯，曾在莫斯科领导《福布斯》和《金融时报》的俄罗斯版，以及 RBC 媒体集团。在加利福尼亚州学习斯坦福大学期间，她于 2017 年创办了 The Bell，一家专注于经济、商业和俄罗斯的独立媒体，经常被国际主流媒体引用。乌克兰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当局赋予她歧视性的“外国代理人”身份。 2022 年起她与家人定居法国，目前领导 The Bell 并主持俄语 YouTube 频道 “This Is Osetinskaya”，在该频道中她采访企业家、科学家及各界人士。她 4 岁的女儿法语已经说得比她好。
在得知巴黎将举行支持以色列人的集会后，我决定前往。自从离开俄罗斯，我对自己身份的疑问越来越多。既然不再生活在那里，我是谁？我也持有一本以色列护照，但我从未真正生活在那个国家，即便在精神上，我也与那里的居民相去甚远。这本护照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与家族历史建立联系的方式。但 10 月 7 日，与其他以色列人一样，我突然感觉到这场悲剧与我有关，这种冲动促使我去参加示威。我感到一件更令人惊讶的事：走上街头的数千人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过去在莫斯科，当反对派被监禁或杀害时，我会参加示威，而那时我处于熟悉的游行队伍中心，置身于
那些与我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而在这里，对于其他人来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移民。然而，那天晚上，我们因为同样的原因聚集在街头。游行队伍从维克多·雨果广场（place Victor-Hugo）附近出发。狭窄街道上的拥挤程度相当剧烈。我们在平静中前行。我们遇到了熟人，他们分发给我们小小的以色列国旗。我一边走，一边与一位朋友聊天，她提议同时教我希伯来语和法语。在特罗卡德罗广场（Place du Trocadéro），夜色已降临，以色列国旗出现在埃菲尔铁塔上，虽然细小但十分明亮——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真诚举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一场战争将在乌克兰陷入僵局，而另一场战争将在加沙地带爆发。但在那一天，我记住的还有一点：在一群不认识的巴黎人之中，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团结感。而他们，同样在对我表达他们的团结。我第一次不再是一个观察者，而是一个参与者。
p 埃莉扎维塔·奥塞廷斯卡娅 (Elizaveta Osetinskaya) 由埃琳娜·巴尔扎莫 (Elena Balzamo) 从俄语翻译
一场争议正搅动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左翼阵营。它涉及 1960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一位国际标志性人物——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作为一名革命思想家，以及指导过安格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论文的导师，马尔库塞在 1950 年代（1950.）据称与美国政府，尤其是 CIA 有关，无论是直接联系，还是通过资助其研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
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是一名逃离纳粹政权的斯巴达克联盟成员，他更多地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人物。这一德国知识分子群体围绕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发展出了一套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弗洛伊德分析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在生命进程中日益激进，他揭示了舒适与消费如何麻痹阶级意识。在 1960 年代末，当时已年届七旬且在圣迭戈大学（加利福尼亚州）任教的他，成为了反叛青年心中的某种精神导师。以至于在 68 年五月（68,），一些巴黎学生普及了“马克思！毛！马尔库塞！”的口号。
然而，现在一名美国研究人员使其形象受损。这位打破偶像者名叫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Gabriel Rockhill），他是费拉诺瓦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的哲学教授。在 2025 年由 Monthly Review Press 出版的《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谁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吹笛手买单？》，尚未翻译）一书中，罗克希尔断言，CIA 和其他美国机构在 1950 年代（1950）塑造了反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当时正值冷战之初，任何能够削弱莫斯科传导机制的事物都应受到鼓励，包括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他解释道，在这种背景下，CIA 和其他官方机构据称支持了马尔库塞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
罗克希尔的这本书无疑激怒了 1970 年代（1970）兴起的美国新左翼的继承者们。“不，西方马克思主义绝非 CIA 的阴谋，”历史学家罗素·雅各比（Russel Jacoby）在社会主义杂志《Jacobin》中愤慨地写道：“暗示沉重但证据轻飘，其结果更像是一场审判秀，而非严肃的政治控诉。”
这种分析得到了批判左翼杂志《Dissent》副主编帕特里克·伊伯（Patrick Iber）的认同：“（作者）陷入了阴谋论，似乎无法将事实置于其语境之中。”而主导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全集出版的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则冷淡地向我们宣称，罗克希尔不过是一个“阴谋论的兜售者”。
这部极具煽动性书籍的作者是一个冷静且有礼的人，他用一口完美且从容的法语交谈。两枚耳环与一件端庄的蓝色衬衫形成对比。当被问及他的立场时，他毫不掩饰：他站在“现实社会主义”一边，并且“不接受”关于实施该制度国家（如苏联、中国、古巴或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宣传”。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使他被批评者斥为斯大林主义者。但那些...
赫伯特·马尔库塞 是否帮助了中情局？ 在美国， 左翼正陷入内斗
他从科罗拉多州告诉我们，那些批评他著作的人要么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要么决定歪曲他的观点：“我从未写过中情局与马尔库塞有直接联系。我说的是，他处于一个弥散系统的核心，该系统涉及中情局，但也涉及像洛克菲勒或福特这样的大型资本主义基金会，以及国务院、联邦调查局（FBI）和其他政府机构。”
关于马尔库塞与中情局勾结的指控并非新鲜事。这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一个美国毛主义运动，曾揭露过他与 OSS [战略情报局，一个美国情报机构] 的联系，并试图将其塑造为中情局的特工，”哲学家迪克·霍华德（Dick Howard）回忆道，他是 1960 和 1970 年代反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冒险之旅的参与者之一。进步劳工党曾在其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其中一篇日期为 1969 年 2 月，题为《Marcuse: Cop or Cop-out?》（《马尔库塞：警察还是逃兵？》），随附一张该哲学家在巴黎的照片，配文称：“在巴黎，马尔库塞抵达得太晚，没能阻止学生运动”！
新证据 马尔库塞从未否认过在战争期间曾担任纳粹主义的翻译和分析师，起初为战争信息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随后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后者后来演变为中情局。战后，他加入了国务院的战略分析部门以研究共产主义。然而，他将指责他是中情局共犯的说法形容为“荒谬”。
1999 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丝·斯通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Who Paid the Piper?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谁在操纵？中情局与文化冷战》，Denoël 出版社，2003 年）中描述了中情局如何通过福特或洛克菲勒等基金会对 1950 和 1960 年代的文化进行渗透。加布里埃尔·罗基尔（Gabriel Rockhill）延续了这项调查，揭示了美国如何利用同样的渠道影响左翼理论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以使其思想与资本主义兼容。关于马尔库塞，他声称发现了新证据。其中一项是该德国知识分子 1948 年在国务院工作时的职位描述单。作为共产主义专家，他的任务尤其包括“满足国务院（……）以及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经批准机构的情报需求”。
此外，该研究人员还参考了德国人蒂姆·穆勒（Tim Müller）题为《Krieger und Gelehrte. Herbert Marcuse und die Denksysteme im Kalten Krieg》（《战士与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与冷战时期的思维体系》）的著作。
从未否认 在战争期间 曾为战争信息局 工作， 但他将 指控他为 中央情报局（CIA） 共犯的说法 称为“荒谬”
冷战期间的思想体系”，Hamburger Edition, 2010，未翻译）。这位历史学家挖掘出的一些文件表明，马尔库塞在 1950 年代初在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担任重要职务，其分析结果尤其被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所利用，该委员会是美国政府于 1951 年成立的一个宣传机构。 对于罗克希尔（Rockhill）而言，很明显马尔库塞与 CIA 保持着定期合作，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他尤其参与撰写了至少两份“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这是政府最敏感的情报报告。“而且当他开始学术生涯时，他仍与国务院保持联系 [他当时处于休假状态，该休假于 1953 年 9 月变为永久性]。不可能谈论什么决裂”，他补充道。
“一次深刻的批判” 此时是 1952 年，马尔库塞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教授苏联马克思主义课程。该研究中心是由学者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创建的中心之一，是学术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真正枢纽。正是他推动了冷战时期苏联研究的兴起。对于罗克希尔来说，莫斯利与 CIA 的联系是恒定的。正是通过莫斯利的牵线，马尔库塞随后被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招募。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一项跨大西洋研究计划，即“马克思列宁主义项目”。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负责领导该项目。该项目依托于多家欧洲学术机构，例如高等实用研究学院（EPHE）的 6 部门，当时由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主持，该部门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堡垒，也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前身。菲利普·莫斯利是该项目的幕后推动者，旨在指出东欧及苏联的实践与原始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差距。1958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将马尔库塞派往法国进行长期逗留。他在 EPHE 第 6 部门受到接见。根据米勒（Müller）的说法，他的任务是将当时深受法国共产党影响的本土知识分子争取到一种被认为更无害的“西方”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中。1958 年也是马尔库塞出版《苏联马克思主义》（Gallimard, 1963）的一年，该书被认为是针对东欧共产主义模式的重要马克思主义批判之一。从第一页起，
马尔库塞就对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感谢。
美国哲学家查尔斯·赖茨（Charles Reitz）作为马尔库塞作品的主要当代解读者之一，提醒道，尽管《苏联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路径，但它同样对美国的政治和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批判”：“批评者指责这本书反美。”三年后，在一次新版的序言中，马尔库塞评价了对其书籍的反应：“在苏联，我被指责贬低和歪曲共产主义道德。（……）在美国，我被指责将苏联马克思主义描述为人类走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查尔斯·赖茨在赞赏罗克希尔工作的同时对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马尔库塞并非试图让社会理论与美国帝国主义相兼容，“实际上”
相反”。而且他说，他并不犹豫地将“美国视为正趋向于一个新法西斯主义的未来”。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在 1950 年代初鼓励反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成为美国模式的走狗。赫伯特·马尔库塞显然被视为政治对手，甚至被视为一种危险。正如斯蒂芬·詹纳罗（Stephen Gennaro）和道格拉斯·凯勒（Douglas Kellner）在 2009 年的一篇题为《Under Surveillance: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FBI》（《受监控：马尔库塞与 FBI》）的文章中所报道的，FBI 一直在监视他。1950 年，在“红色恐慌”期间，一项关于其忠诚度的正式调查被启动。尽管他在 1952 年被洗清罪名，但该“局”仍继续将其视为颠覆分子。1966 年 5 月 13 日，在 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领导下，FBI 对这位知识分子启动了系统性监视。
当时，FBI 担心他在学生运动和反越南战争游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马尔库塞当时激烈地谴责国家宣传，并声称这场战争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这绝非 CIA 试图传播的言论……在 1968 年临近时，FBI 将他贴上了“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的标签……但还有一个问题。在他首次出现半个多世纪之后，为什么今天又要重启关于马尔库塞与美国政府关系的争论？显然， 1960 年代产生的 Old Left（老左派——阶级斗争、政党逻辑、夺取国家政权）与 New Left（新左派——女权主义、反殖民斗争、环境）之间的冲突依然激烈。而有些人将马尔库塞视为“觉醒者”（wokes）以及领导身份和少数群体斗争的“社会性”左派的祖父。国家工艺美术学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的哲学讲师、马尔库塞专家奥德·格根（Haud Guéguen）对此表示遗憾：“早在 1968 年，共产党就完全没有理解巴黎及其他城市街道上发生了什么。令人悲哀的是，这种老左派继续忘记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与马克思本身没什么关系）所制造的恐怖。”在她看来，这种老左派在某些方面与“反觉醒”的新反动右翼处于同一阵地，将“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主要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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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展示
契合于一种美国 意识形态潮流， 即生物区域主义
地理学家认为
重新审视法国大区的规模和平均尺寸，这在总统竞选活动中似乎并不具有吸引力，除非将其与一种关于环境关系的哲学联系起来。这正是让-吕克·梅朗雄所提出的方案，他将自己置于一种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流派——生物区域主义（biorégionalisme）之中。事实上，这一激进且乌托邦式的、反现代化且反城市的改革流派，是在 1970 年代的美国背景下（即一个开拓者社会中）正式形成的。它建议用一种自然的划分方式来取代基于联邦州的划分（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征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几何区块），而这种自然划分被认为更接近美洲原住民的居住框架。换句话说，其目的是找回一种有机的领土逻辑，以抹除殖民化强加的抽象框架，并建立一个与旨在保护的生活环境相协调的、团结的区域社会。
这种生态区域最著名的代表是卡斯卡迪亚（Cascadia），它将从太平洋海岸到落基山脉核心地带、跨越加拿大与美国边境的空间整合在一起。因此，在一种小型“生态国家”的泛美主义中，国家框架本身也受到了质疑。
这种乌托邦式的思想流派从未被大党采纳，它将自给自足视为社会和环境的理想。它确实有其优点，即促使人们将流域 [由河流或小溪排水的自然整体，以山脊或分水岭为边界] 和山脉视为环境管理中不可逾越的实体，而不仅仅是通过大型工程对河流进行整治，并让生产主义、榨取主义和功能主义逻辑进入讨论。但它无法以正向的方式思考城市和移民问题。这正是其根本局限性所在，即便对于那些具有变革性、去殖民化和生态主义的政治项目而言也是如此。
在欧洲，区域化（即将领土划分为大区）结合了继承的历史参考和大城市的极化区域，无论是在联邦制、区域主义还是集权制系统中皆然。生物区域主义仍然局限于自然资源管理问题，特别是法国的水务机构（原流域机构），它们构成了一个模型，并在地方层面细化为河流契约或中层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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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基辅通过一次令人费解的内阁改组而引发的公开政治危机，本可能危及这个已战争状态持续四年多之久的国家。该危机的解决证明了乌克兰社会的韧性，以及它对民主机制的深厚依恋，而这类机制在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力垂直体系和对舆论的钳制在不断扩大。
这一切始于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决定解雇一名深受乌克兰人喜爱、仅在任六个月的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khaïlo Fedorov）。费多罗夫领导乌克兰武装力量期间，恰逢此前不利的力量对比得到了重新平衡。这位年轻部长的受欢迎程度无疑影响了一位总统的决定。
一位不容任何人遮蔽其光芒的总统。但这次撤职主要揭示了两代人之间以及两种战争观念之间的裂痕。因为，对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khaïlo Fedorov）的排挤显然得到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现年 60 岁的奥列克桑德尔·西尔斯基（Oleksandr Syrsky）的支持。后者被认为在 2022, 年2月抵御俄罗斯最初攻势中立了功，但随后在乌克兰民众中的声望有所下降，人们指责他依赖过时的方法，且在战斗中缺乏对生命的尊重。
这与被解雇的年轻部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是一位来自企业界的三十多岁年轻人。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代表了一个依托技术创新和新工具来抵御消耗战的现代乌克兰。
卡斯卡迪亚 (Cascadia) 将从太平洋海岸 一直延伸到 落基山脉的核心地带， 横跨 加拿大 与美国的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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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弗拉基米尔·普京强加的。乌克兰在战场上通过防御和进攻两方面使用无人机所赢得的信誉，无疑对此起到了很大作用。 正如在 2025 年 7 月，由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决定加强管控负责反腐败的独立机构而引发的运动一样，尽管俄罗斯在进行持续且无差别的袭击，乌克兰人依然走上街头表达愤怒。而他们的自发动员取得了成效。 在国家凝聚力的考量与维持一名备受争议的负责人之间，乌克兰总统别无选择，只能牺牲后者，尽管后者对他十分忠诚。此人被一名深受乌克兰人赏识的陆军中将米哈伊洛·德拉帕蒂（Mykhaïlo Drapaty）所取代。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khaïlo Fedorov）
地点。但如果想将流域（bassin versant）作为区域领土组织的全部（alpha and omega），则是将其这一“自然”特征推向了超出其当前功能的位置。这样，它就变成了与基于历史文化团结以及围绕扩张且具有极化作用的大都市的功能现实（就业、交通、设施……）而建立的领土组织的激进替代方案。第二点曾是最初定义法国大区范围的核心。在国土规划的高峰时期，拥有大型设施的“平衡大都市”（métropoles d’équilibre）处于极化大区的中心，而这些大区的名称不再禁止引用历史省份。2016 年的大区扩大合并淡化了与首府大都市的系统性联系，但参考框架仍然是能够构建经济流域并与大都市逻辑相结合的历史团结。基于生物区域（biorégional）原则重新制定区域划分的利害关系是什么？是为了改变规模以构思迫在眉睫的生态转型吗？但这更多是一个制度变革问题而非划分问题，而且更需要建立类似于德国模式的强力州（régions-Länder）或西班牙模式的自治区（régions-generalidades）。这将需要取消省（départements）并对市镇实施监管。这并不在梅朗雄（mélenchonien）的项目计划中。
力量对比 这是否是为了将环境逻辑置于公共政策的核心？但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除非人们相信我们会回到从河流源头到河口的大型水利和核电工程时代将其作为规划重点，否则无论涉及住房还是脱碳出行系统，其挑战首先是大都市性质的。然而，在勾勒出的生态区域（écorégions）划分中，省级框架依然存在，且大都市空间被分散在多个大区之间，例如里昂大都市区以及日内瓦区域的法国部分，或者像南特那样与后方腹地脱节，又或者被溶解在一个巨大的整体中，例如巴黎地区被划归到远离塞纳河的诺曼底边境地区。 除了这些与划分相关的方面，这样一项改革将首先冲击这种观念
他本人可能会以负责军事创新的乌克兰副总理身份重返政府。
由于新任国防部长（一名享有盛誉的军人）是自俄罗斯侵略开始以来担任此职的第五人，长期的危机还可能削弱乌克兰在盟友心中的地位。这是另一个它不能承受跨越的红线，尤其是因为这种支持有时会与盟友的利益相冲突。在欧盟内部，为了能在 23 日通过针对俄罗斯的第 21 轮制裁而进行的艰苦谈判就证明了这一点。为了避免被否决（特别是来自希腊的阻碍），欧盟 27 国不得不做出多次妥协。这两个障碍现在均已克服，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件好事。 p
……大都市政府，这种政府在法国本身就已经很难生存。梅朗雄的提议在这一方面与右翼和极右翼的领土愿景一致，后者同样将大都市协作置于瞄准之列。但原因截然不同：前者是推广富裕的市镇俱乐部，拒绝在资源分配和设备布局中体现团结，并且从根本上相信通过“利益共同体”将城市区域进行竞争性碎片化的意识形态，并大规模使用私人定制服务。在其他规模上，众所周知让-吕克·梅朗雄的思想倾向于“现实主义”概念，即仅通过力量对比以及大国所谓的文化合法性来解释地缘政治逻辑。特别是对于某些帝国主义而言，只要依赖于文化和历史亲近性的论点，就存在所谓的“合法缓冲地带”的概念。因此，顿巴斯和大部分波罗的海国家之于俄罗斯，或台湾之于中国，以及其中的数百万公民，在“边界会议”结束后，可能会“合法地”陷入现存最糟糕的独裁统治。这些会议必然由同样的现实主义概念主导，而这些概念被认为是在独立于国际法和民族自决权的情况下奠定合法性原则的基础。这让人联想到那些作为模式的灾难性经验：柏林 (1885)、雅尔塔 (1945) 或近期的波黑代顿协议 (1995) 及其造成的人口迁徙。竞选将在所有规模上围绕领土展开，且一些矛盾的趋同值得关注。现在轮到社会民主主义来阐明其领土和环境计划，要远离那些可能会瓦解少数大都市再分配和转型规划框架的简化主义便利，也要远离关于“合法帝国主义缓冲地带”的致命幻想。 p
弗雷德里克·吉罗 (Frédéric Giraut) 是政治地理学教授，持有日内瓦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包容性地名学“为世界命名”讲座教授席位。
Samedi 25 juillet 2026 - 82e année - No 25370 - 5,70 € - France métropolitaine - www.lemonde.fr - Fondateur : Hubert Beuve-Méry Directeur : Jérôme Fenoglio
▶ Après le détroit d’Ormuz, une deuxième voie straté- gique pour le commerce mondial,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en mer Rouge, est menacée de fermeture
Narcotrafic Menaces contre le maire d’Alès : une vidéo sème le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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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s Les faillites en cascade vident les centres-villes
Farö, l’île des Bergman dans la mer Bal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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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éritières de la BD Anne Goscinny, la tristesse et le chagrin sans fin La fille de René Goscinny, le scénariste d’Astérix, gère les adaptations de l’œuvre paternelle
L’empire Bernard Arnault Un généreux mécène adepte de la défiscalisation Le patron de LVMH est aussi un grand collectionneur d’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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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on Abdeslam conteste ses conditions de détention
Musique Le « Woodstock » provençal de 1976 tombé dans l’oub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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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regain de tension se répercute sur les marchés du pétrole et du gaz, et augmente l’inflation. Les taux d’intérêt de la France dépassent 4 %
Matignon s’implique pour que le RN ait un prêt en France
Le gouvernement appuie la création d’un consor- tium de banques qui pourrait accorder un emprunt à Marine Le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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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émonstration de force de la société ukrain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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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Yémen, les rebelles enrôlent chaque année des mineurs pour combat- tre le gouvernement et l’Arabie saoud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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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xelles inflige une lourde amende à Googl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imposé, jeudi 23 juillet, une amende de 890 millions d’euros à Google, au titre du Digital Mar- kets Act, qui cherche à assurer une concurrence équitable sur les marchés. Bruxelles sanc- tionne ainsi notamment les pra- tiques du moteur de recherche grâce auxquelles le groupe met systématiquement en avant ses propres services au détriment de ses concurrents. Cette peine ris- que d’alimenter la colère de Washington contre la réglemen- tation numérique européenne, que l’administration de Donald Trump accuse de cibler injuste- ment les champions américains du sect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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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enace d’un nouveau front entre Iran et Etats-Unis
mer Rouge, font le pari, tout comme leur allié iranien, que les répercussions économiques de la guerre amèneront Trump à revenir à la table des nég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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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Etats-Unis ont à nou- veau frappé l’Iran dans la nuit du mercredi 22 au jeudi 23 juillet. En représailles, l’armée iranienne a affirmé, jeudi matin, avoir ciblé au Koweït plu- sieurs sites utilisés par les Etats- Unis. Ses drones ont visé « les dé- pôts de munitions et de logistique de l’armée américaine du camp Doha, les réservoirs de carburant de la base Ali Al-Salem, ainsi que le dépôt de munitions du camp Arifjan », a-t-elle déclaré. Au-delà des bombardements vi- sant des bases militaires américai- nes, où les dégâts restent difficiles à évaluer, des infrastructures civi- les koweïtiennes font également les frais de la reprise des hostilités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Iran. Les gardiens de la révolution s’en prennent, quasi quotidienne- ment depuis le 17 juillet, aux cen- trales électriques, aux usines de dessalement, aux réservoirs de carburant et aux terminaux d’ex- portation de pétrole. Dans l’un des pays les plus arides au monde, hyperclimatisé, où 90 % de l’eau potable provient de ces installa-
Beyrouth - correspondante A
près le détroit d’Ormuz, une deuxième voie stratégique pour le commerce mondial,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à l’entrée de la mer Rouge, est menacée de fermeture par les houthistes, les rebelles yéménites soutenus par l’Iran. L’impasse du processus de paix qu’ils avaient lancé en 2022 avec l’Arabie saoudite, pour mettre fin à sept ans de guerre au Yémen, et la volonté de Téhéran d’accentuer la pression sur les Etats-Unis, engagés dans une escalade militaire contr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ont conduit à l’ouverture d’un nouveau front dans la guerre au Moyen-Orient. Les houthistes, qui avaient annoncé, lundi 20 juillet, un blocus des ports saoudiens, ont revendiqué, mercredi soir, une « opération militaire » en mer Rouge, au moyen de dro- nes et de missiles, contre « deux pétroliers saoudiens qui ont violé le blocus », identifiant les navires comme l’Encelia et le Layla. Un haut responsable houthiste a expliqué que le blocus des navires liés à l’Arabie saoudite res- terait en vigueur jusqu’à la levée de celui que le royaume leur impose depuis des années, faisant craindre d’autres attaques contre des navires en mer Rouge. « S’ils recommencent, les Etats-Unis tien- dront l’Iran pour responsable (…) et une puni- tion militaire majeure sera infligée à l’Iran et, bien sûr, aux houthistes », a averti, jeudi, Donald Trump sur son réseau Truth Social.
tions, ces frappes touchent au cœur un système déjà fragile. Pour l’heure, les noms et le nom- bre de sites touchés n’ont pas été révélés par les autorités, pas plus que l’ampleur des destructions. Même les images diffusées restent rares : il règne, au Koweït, un cli- mat de peur et de répression. De- puis 2024, plus de 70 000 Koweï- tiens ont été privés de leur natio- nalité pour des motifs divers. Et,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dé- clenchée par les Etats-Unis et Is- raël contre l’Iran, le 28 février, un risque supplémentaire pèse sur les habitants qui peuvent désor- mais être arrêtés s’ils filment des interceptions de missiles ou diffu- sent des photos de dégâts. Chaque centrale touchée, dans un pays qui en compte six princi- pales, met en danger l’approvi- sionnement du pays en électricité mais aussi en eau, car elles ali- mentent généralement les usines de dessalement. « Outre le fait qu’elles violent le droit internatio- nal [les conventions de Genève de 1949 et leurs protocoles addition- nels de 1977 interdisent les atta-
Dans la soiré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affir- mait que les fonds iraniens gelés aux Etats- Unis serviraient désormais à rembourser les dégâts sur les navires touchés dans le Golfe. Vendredi,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ranien, Abbas Araghtchi, a qualifié cette dé- cision du locataire de la Maison Blanche de « précédent incendiaire ».
Perspective d’une escalade majeure La reprise des frappes américaines contre l’Iran, le 7 juillet, pour contrôler à nouveau le détroit d’Ormuz, par lequel transitait un cinquième du pétrole et du gaz mondiaux en temps de paix, et à laquelle l’Iran a ri- posté en ciblant les 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 ques et les usines de dessalement des pays du Golfe, met en péril le protocole d’accord américano-iranien signé le 17 juin. Alors que les négociations sont dans l’impasse, les préparatifs s’accélèrent côté américain, mais aussi israélien, dans la perspective d’une escalade majeure. « L’équation de cette guerre est claire : soit tout le monde, soit personne. Si nous ne pou- vons pas vendre de pétrole dans la région, per- sonne n’en vendra », a prévenu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iranien, Mohammad Bagher Ghalibaf, négociateur en chef avec les Etats- Unis. Des navires évitent déjà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par lequel transite environ 12 % du commerce mondial entre l’Europe et l’Asie via le canal de Suez, en Egypte. Le prix du pétrole brut brent a atteint environ 100 dollars (87,88 euros) le baril, jeudi – son niveau le plus élevé depuis mai.
ques ou les représailles visant des infrastructures civiles], ces atta- ques répétées visent à rendre la vie plus difficile aux Koweïtiens et à instaurer un climat de peur », es- time Bader Al-Saif, professeur as- socié à l’université du Koweït.
Cibles faciles Les habitants ont été appelés par le ministère de l’électricité, de l’eau et d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koweï- tien, dès le 17 juillet, à limiter leur consommation d’eau et d’électri- cité pour soulager un réseau forte- ment sollicité. En cette période es- tivale, dans l’un des pays les plus chauds au monde, les climatiseurs tournent à plein régime, alors que les températures peuvent attein- dre plus de 50 °C. D’autant que la quasi-gratuité de l’électricité pour les nationaux – les résidents étran- gers la paient plus cher – favorise une consommation débridée. Pour l’Iran, ces centrales électri- ques ou ces usines de dessale- ment, construites en surface sur les côtes du golfe Persique, constituent des cibles faciles. « Et ce, d’autant que le Koweït partage
La circulation maritime par la mer Rouge est devenue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 pour l’Arabie saoudite. Deuxième produc- teur mondial de pétrole, le royaume a consi- dérablement augmenté ses exportations d’or noir via le port de Yanbu, sur la côte ouest du pays, pour contourner le blocage iranien du détroit d’Ormuz. « Il n’est pas clair encore si le blocus va au-delà des Saoudiens, mais les compagnies de transport maritime ont une aversion au risque, et nombreuses sont celles qui ne feront plus passer leurs navi- res par ce détroit, comme durant la guerre à Gaza, entre 2023 et 2025 », estime Thomas Juneau, spécialiste du Yémen et professeur à l’Ecole supérieure d’affaires publiques et in- ternationales de l’université d’Ottawa. Les rebelles yéménites étaient jusqu’alors restés à l’écart de la guerre régionale déclen-
une frontière avec l’Irak et se situe à quelques dizaines de kilomètres de l’Iran, ce qui permet aux milices pro-iraniennes en Irak et aux gar- diens de la révolution d’utiliser des drones ou des missiles de fai- ble portée – des armes peu coûteu- ses, faciles à produire et disponi- bles en grande quantité », pour- suit Bader Al-Saif. « Les gardiens de la révolution di- sent attaquer ces installations en réponse aux destructions de leurs propres infrastructures par les Américains », explique Courtney Freer, professeure au département d’études sur le Moyen-Orient et l’Asie du Sud de l’université Emory, à Atlanta, aux Etats-Uni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l’Iran a accus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le Koweït de lais- ser les Etats-Unis tirer des missiles depuis leurs bases dans le pays. Des allégations que les autorités koweïtiennes démentent : elles af- firment que les attaques provien- nent exclusivement de navires américains, notamment des por- te-avions USS George-H.-W.-Bush et USS Abraham-Lincoln, déployés en mer d’Arabie. « Des vaisseaux
que l’Iran se garde bien de cibler par peur de l’ampleur des représailles américaines », ajoute Bader Al-Saif. Selon les analystes, ces attaques auraient pour but d’inciter les Etats du Golfe à faire pression sur Donald Trump pour qu’il mette fin au conflit avec Téhéran. « En s’en prenant au Koweït spécifique- ment, l’Iran espère aussi rendre la présence américaine impopulaire dans le pays, et ainsi forcer les Etats-Unis à évacuer leurs bases militaires locales », estime Cour- tney Freer. A la mi-juillet, les gar- diens de la révolution ont adressé un message direct aux citoyens koweïtiens, les appelant à expul- ser les « occupants » américains de leur territoire. C’est dans ce pays que se trouverait le plus impor- tant contingent de soldats améri- cains dans la région, avec environ 13 500 militaires, selon un rapport du service de recherche du Con- grès américain, publié en 2025. Le Koweït, l’un des principaux producteurs de pétrole de la pla- nète, subit de plein fouet la ferme- ture du détroit d’Ormuz, par le- quel la majorité de ses exporta-
chée par l’offensive américano-israélienne contre l’Iran, le 28 février. « Soit ils se réser- vaient cette option en dernier recours, au cas où l’Iran serait au bord de l’effondrement, soit ils faisaient preuve de prudence parce que les frappes américaines qui les ont visés, en 2025, leur ont fait très mal », poursuit Thomas Juneau. Eléments de l’« axe de la résistance », une alliance informelle de groupes armés fi- nancée et entraînée par la République isla- mique, les houthistes avaient perturbé le tra- fic en mer Rouge par des attaques de drones et de missiles après le début de l’offensive is- raélienne contre le Hamas à Gaza, en 2023. Ils avaient mis fin à cette campagne, en mai 2025, en signant une trêve avec les Etats- Unis, après une opération conjointe améri- cano-israélienne qui avait visé leurs installa- tions militaires et des infrastructures civiles.
tions de brut transitaient. Les principales raffineries du pays de- meurent partiellement ou totale- ment à l’arrêt depuis le déclenche- ment du conflit. Mais, ces derniers jours, en essuyant des frappes de plus en plus régulières contre ses infrastructures essentielles, l’émi- rat semble être précipité encore un peu plus dans le conflit. Pour l’heure, le pays encaisse les coups sans réellement hausser le ton. Pour protester contre l’atta- que d’un pétrolier koweïtien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qui a fait plu- sieurs blessés, le 20 juillet, le mi- 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koweïtien s’est contenté de con- voquer l’ambassadeur d’Iran. De- puis la guerre entre l’Iran et l’Irak (1980-1988), la relation entre l’Iran et le Koweït reste empreinte d’une méfiance réciproque, en raison du soutien koweïtien à l’Irak. « La poli- tique étrangère du Koweït croit fer- mement en la diplomatie et au multilatéralisme, analyse Bader Al- Saif. Le pays n’a ni l’envie ni l’intérêt de participer à une guerre qu’il n’a jamais voulue. » p Fanny Arlandis
Les houthistes observaient également un cessez-le-feu avec l’Arabie saoudite depuis 2022. Cette dernière avait pris la tête, en mars 2015, d’une coalition internationale vi- sant à les déloger de la capitale, Sanaa, et d’une grande partie du nord du pays, dont ils s’étaient emparés un an plus tôt, contrai- gnant le gouvernement à l’exil. L’annonce par les houthistes du blocus im- posé aux Saoudiens a fait suite à l’attaque menée par le royaume contre l’aéroport in- ternational de Sanaa, le 13 juillet. Selon eux, Riyad a voulu empêcher l’atterrissage d’un vol transportant des dirigeants houthistes de retour d’Iran, où ils avaient assisté aux fu- nérailles du Guide suprême, l’ayatollah Ali Khamenei, tué au premier jour des frappes américano-israéliennes, le 28 février. Selon des informations révélées par l’agence Reuters, des commandants du corps des gar- diens 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 des conseillers militaires et du matériel lié aux missiles et aux drones se trouvaient à bord de ce vol de la compagnie iranienne Mahan Air. Les houthistes ont riposté en lançant des missiles et des drones sur l’aéroport interna- tional d’Abha, en Arabie saoudite.
Pression sur l’Arabie saoudite L’incident du vol Mahan Air a agi comme une étincelle dans un contexte propice à l’embrasement. « L’escalade se préparait de- puis des mois, les houthistes reconstituant leurs capacités militaires et l’Iran réorgani- sant son axe après la récente guerre. Le pro- cessus de paix saoudo-houthi, actuellement au point mort, fait partie du contexte, mais il faut comprendre cette situation comme une escalade régionale, alimentée par la stratégie globale de l’Iran », estime Nadwa Al-Dawsari, spécialiste du Yémen au centre de réflexion Centre on Armed Groups. Sur le plan intérieur, les houthistes profi- tent de cette escalade pour accroître la pres- sion sur l’Arabie saoudite afin qu’elle accepte leurs conditions : mettre fin au soutien au gouvernement yéménite internationale- ment reconnu, reconnaître les houthistes comme l’autorité de facto du Yémen, finan- cer les salaires du secteur public et la recons- truction… « Au niveau régional, ils agissent dans le cadre de la stratégie globale de l’axe iranien, en augmentant les coûts pour l’un des principaux alliés régionaux de Washing- ton, renforçant ainsi la dissuasion et l’in- fluence de l’Iran », poursuit l’experte. « Cela survient parce que l’Iran et les hou- thistes considèrent qu’ils ont gagné et que les Etats-Unis sont à court d’options face à eux. L’objectif, pour l’Iran, est de consolider sa ca-
et les houthistes considèrent qu’ils ont gagné et que les états- Unis sont à court d’options face à eux »
Thomas Juneau spécialiste du Yémen
pacité à superviser le détroit d’Ormuz, tandis que les houthistes veulent consolider leur droit de veto sur le passage dans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 abonde Thomas Juneau. Ils font le pari que les répercussions écono- miques de la guerre amèneront Donald Trump à revenir à la table des négociations. Un calcul risqué pour les rebelles yéménites. « Les Américains ou les Israéliens pourraient se remettre à taper très fort. Or, les houthistes démontrent une certaine fragilité, car leur gouvernement est contesté au Yémen », souli- gne l’expert canadien. L’armée saoudienne a assuré qu’elle ferait preuve de fermeté pour maintenir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ouvert, mais Riyad veut éviter la reprise d’un conflit dont il cherche à s’extraire depuis cinq ans. « Ni Washington ni Riyad ne sont disposés à une nouvelle esca- lade. Cependant, les menaces des houthistes contre la navigation commerciale saou- dienne pourraient être la goutte d’eau qui fait déborder le vase, si elles étaient mises à exécu- tion. Si Riyad conclut que la confrontation di- recte est le seul moyen de modifier le compor- tement des houthistes, alors nous pourrions assister à une reprise de la guerre au Yémen », estime Nadwa Al-Dawsari. Plus pessimiste, Farea Al-Muslimi, expert au centre de réflexion Chatham House, es- time que « les houthistes ont déjà ouvert la porte à la guerre ». « Les Saoudiens vont pré- parer d’importantes troupes terrestres pour des opérations avec des forces locales. Les houthistes ne vont pas épargner les territoi- res saoudiens ni leurs infrastructures. Il n’y a pas d’échappatoire, car si les Saoudiens épar- gnent les houthistes, les Israéliens intervien- dront », analyse-t-il. Alors qu’une médiation a été lancée par le sultanat d’Oman, susci- tant peu d’espoir, le secrétaire d’Etat améri- cain, Marco Rubio, a appelé, jeudi, à la déses- calade, estimant que « les houthistes se sont fait avoir par l’Iran ». p Hélène Sallon
force par les houthistes
combattre contre le gouvernement
Marib (Yémen) - envoyé spécial I
ls l’ont tué d’une balle dans la tête, sous mes yeux », se sou- vient Khaled (les prénoms ont été modifiés pour des raisons de sécurité). L’adolescent yéménite de 16 ans mime le corps inerte tombant au sol. En 2019, cet enfant-soldat originaire d’Ibb tente d’organiser sa fuite du front sur lequel les rebelles houthistes l’ont mobilisé de force. Il contacte discrètement un ami qui vient le chercher. Mais sa cavale prend fin à un checkpoint. « Nous étions plusieurs enfants à tenter de s’en- fuir. Quand ils l’ont compris, l’offi- cier qui commandait le point de contrôle s’est chargé lui-même de le liquider », se souvient-il. En septembre 2014, les houthis- tes, un mouvement politico-mili- taire qui s’est développé dans le nord du Yémen en se réclamant du zaïdisme, une branche de l’is- lam chiite, s’étaient emparés de Sanaa, la capitale, poussant le gouvernement à se replier dans le sud du pays. La seconde tentative d’évasion de Khaled sera la bonne. Le jeune homme mince vit désor- mais dans un abri de fortune à Suwayda, l’un des plus grands camps de déplacés de Marib, situé en zone gouvernementale, à 200 kilomètres à l’est de Sanaa. Ici, les collines noires aux pierres de lave tranchantes sont couver- tes de baraques faites de tôles, de boue et de toile. Dans la pénombre étouffante de sa cabane, Khaled raconte son histoire tragique. « Quand les houthistes m’ont kid- nappé, je n’avais même pas 10 ans, retrace-t-il. Ils sont venus nous chercher directement à l’école. » Il décrit des séances d’entraînement intenses. Les enfants doivent ram- per au sol sous des structures mé- talliques en plein soleil. « Ils nous aspergeaient d’eau froide, puis ils nous forçaient à sauter au milieu de cercles en flammes », raconte l’ancien enfant-soldat.
d’eau froide, puis ils nous forçaient à sauter au milieu de cercles en flammes », se souvient Khaled, ancien enfant-soldat
« Une forme de coercition » A l’apprentissage du maniement des armes s’ajoutent des cours idéologiques dépeignant Hus- sein Badreddine Al-Houthi, fon- dateur du mouvement, assassiné en 2004, et Abdel Malik Al-Hou- thi, son demi-frère, comme des dieux vivants. « Les houthistes at- tendaient qu’on ait 13 ans pour nous envoyer sur le front. Nous sa- vions que les enfants envoyés en première ligne revenaient soit dans un cercueil, soit mutilés, ou se faisaient capturer », lâche-t-il. Avant ses 13 ans, Khaled est, lui, envoyé sur un checkpoint pour contrôler les allées et venues. Le garçon parviendra à s’échapper au bout de deux ans et demi. « Il y a beaucoup de camps d’été houthistes », affirme-t-il. Ces struc- tures ont vu passer 1 273 000 en- fants, selon leurs propres statisti- ques, rien qu’en 2025. « La plupart sont kidnappés ou leurs parents sont eux-mêmes membres du groupe. Donc, ils forcent leurs gar- çons à s’engager », affirme Khaled. Les filles ne sont pas épargnées, même si le phénomène est plus rare. Elles sont souvent formées pour rejoindre les zainabiyyates, un corps répressif composé exclu- sivement de femmes. Certaines sont envoyées en territoire gou- vernemental, car elles sont plus difficilement suspectées, pour fo- menter des assassinats. A Suwayda, la majorité des fa- milles de déplacés ont fui pour éviter à leurs enfants pareil des-
tin. Selon Jules Grange Gastinel, doctorant du CNRS et spécialiste du mouvement houthiste, cette politique serait un héritage direct de l’imamat. Du IXe siècle à 1962, cette théocratie zaïdite, dont les houthistes se réclament, a régné sur le nord du Yémen d’une main de fer. « A l’époque, il y avait déjà la politique du “cinquième fils”. Pour s’assurer de l’obéissance des gran- des familles ou tribus, l’imam pré- levait ce fils, qui était envoyé auprès de sa cour, rappelle le cher- cheur. Aujourd’hui, les houthistes raisonnent un peu de la même ma- nière. Ces enfants envoyés parfois de force dans les camps, c’est une forme de coercition et, pour les fa- milles proches du mouvement, c’est de la cooptation. » Badr Al-Din, un camarade de Khaled présent à ses côtés, a écouté patiemment le témoi- gnage de son ami. Il fait signe de le suivre. Dans les dédales du camp, le garçon au regard froid, 14 ans, un grain de beauté sous l’œil, mar- che avec difficulté. Ses jambes ren- ferment encore des éclats d’obus. A l’entrée de sa bâtisse, une porte métallique ouvre sur un pe- tit conteneur. Un filet de lumière fait briller sa grande bague rose. « Je vendais du khat [une feuille aux effets euphorisants] avec mon frère. j’avais 11 ans et lui 13. Un jour, sur le marché, des houthistes nous ont pris et jetés dans deux pick-up, explique-t-il. Je me sou- viens que nos deux véhicules rou- laient à vive allure et celui de mon frère s’est renversé. Il est mort dans l’accident. Mais ils me l’ont caché. Ils m’ont emmené dans un camp où il y avait plein d’autres enfants. On est restés un moment là-bas à suivre des cours où il fallait véné- rer Hussein [Badreddine] Al-Hou- thi. Puis on a été emmenés de force sur le front, en première ligne. » Badr Al-Din est chargé de trans- porter de la nourriture et du ma- tériel pour les soldats dans les tranchées. « Un jour, un obus est tombé. J’ai vu des enfants se faire déchiqueter. Mes trois amis et moi, nous avons été chanceux, car nous nous trouvions un peu plus loin de l’impact. Je me suis réveillé à l’hô- pital », retrace-t-il sans émotion. Son père est entré dans la pièce, sans un bruit. Les orteils de son pied en bois se sont abîmés avec le temps. L’homme écoute le récit de son fils, les yeux embués. Quand nous le sollicitons, il reste muet. « Par chance, à l’hôpital, j’ai ren- contré une connaissance qui m’a sorti de là », poursuit Badr Al-Din. L’enfant est expédié à Marib en passant par un contrebandier. Coût de l’opération : 120 dollars (105 euros). Une somme impor- tante alors que les fonctionnaires ne sont plus payés qu’une ving- taine de dollars tous les six mois. Comme Khaled, Badr Al-Din est hanté par le souvenir des houthis- tes : « Je fais toujours le même cau- chemar : ils nous emmènent au sommet d’une montagne, puis nous poussent dans le vide. » Le garçon, actuellement scolarisé,
dit vouloir devenir commandant d’une brigade dans l’armée natio- nale – « pour se venger ». A quelques encablures, Mechaal Mohammed Abdallah raconte la même histoire. En 2022, alors âgé de 16 ans, il travaille dans un champ avec un ami quand des mi- liciens leur proposent de monter dans leur pick-up, leur promet- tant de l’eau et de la nourriture. Les adolescents acceptent. Le vé- hicule les transporte dans un lieu inconnu où de nombreux enfants sont détenus. Ils y patientent deux jours avant d’être transférés, les yeux bandés, vers une ligne de front indéterminée. « On s’est re- trouvés dans une base au pied d’une montagne. Un instructeur houthiste nous a dit : “Vous êtes dé- sormais des moudjahidine et vous accomplirez le djihad pour Dieu”. »
Punitions cruelles Mechaal se souvient des référen- ces à la cause palestinienne et de la nécessité de combattre Israël et les Etats-Unis. Mais aussi des pleurs de ses camarades et des punitions cruelles infligées aux enfants paralysés par la peur les jours de guerre. Placés en deuxième rideau, ils doivent grimper le flanc de la montagne pour alimenter les soldats en mu- nitions et en nourriture. « Un jour, ça tapait fort. Ils nous ont or- donné de monter avec le matériel. J’ai refusé, ainsi que mon ami Yacob, se rappelle Mechaal. Ils nous ont braqués avec leurs ar- mes. Soit on obéissait, soit on était exécutés sur place. Nous sommes montés, en pleurant. Arrivés dans la tranchée, un mortier a explosé à côté de nous. J’ai vu la jambe de Yacob voler dans les airs. Puis j’ai perdu connaissance. » A l’hôpital, il croisera son oncle et sera exfil- tré vers Marib. « Je n’ai jamais su ce qu’il est advenu de Yacob », ajoute le jeune homme, ému. Le recrutement d’enfants-sol- dats n’est pas l’apanage des hou- thistes, qui concentrent l’essentiel des accusations. Le phénomène n’épargne pas le camp gouverne- mental, où des mineurs sont éga- lement enrôlés, mais dans des conditions différentes. Moins dé- ployés sur les fronts, ils peuvent être postés sur des checkpoints ou servir de garde du corps à des gra- dés. Une information confirmée par Mayboub Al-Mekhlafi ; l’homme de 55 ans a travaillé en tant que psychologue pendant dix ans dans le programme du Centre Roi-Salman pour l’aide hu- manitaire et les secours, lancé en 2017 par l’Arabie saoudite pour réinsérer les enfants-soldats. « Nous en avons aidé 2 000, dit-il. Pendant l’année 2025 et les six pre- miers mois de 2026,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 recrutement des en- fants a repris de manière exponen- tielle et, cette fois, des deux côtés. » Une recrudescence qui coïncide avec la dégradation du contexte régional : depuis les frappes amé- ricano-israéliennes sur l’Iran, à la fin de février, l’équilibre fragile qui prévalait jusque-là entre les grandes puissances régionales s’est fissuré. Le pacte de non- agression entre l’Iran et l’Arabie saoudite a volé en éclats, entraî- nant la fin de la trêve informelle conclue avec les houthistes. Ces derniers ont repris leurs offensi- ves à Hodeïda (ouest), début juillet, et, plus récemment, à Al-Jawf (nord-est). Une guerre dont les enfants paieront, une fois de plus, un lourd tribut. p Quentin Müller
Téhéran ne renoue avec les prises d’otage
France à Téhéran interpellés dimanche a été « molesté » et « frappé », selon le Quai d’Orsay S
ous le choc, les deux diplo- mates sont rentrés précipi- tamment à Paris, mercredi 22 juillet. L’un d’eux porte encore, sur son front entaillé, les traces de son agression par les agents des services secrets iraniens. A Téhé- ran, quatre jours plus tôt, ces deux membres du personn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Iran avaient subi, quatre heures du- rant, un interrogatoire – émaillé de passage à tabac pour l’un d’eux –, visant à leur extorquer des in- formations, peut-être des aveux, dans une mise en scène digne d’un mauvais film d’espionnage. « Une action grave » et « prémédi- tée », s’est offusqué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Jean-Noël Bar- rot, interrogé sur France Inter, jeudi 23 juillet, parlant d’un agent français « molesté », « brutalisé » et « frappé ». Le chef de la diplomatie a prévenu que cet « acte d’intimi- dation » ne « pourra[it] rester sans conséquences », sans toutefois dé- tailler, à ce stade, les mesures de ré- torsions envisagées après la con- vocation du chargé d’affaires ira- nien, mardi, à Paris. L’incident s’est déroulé dans la soirée du dimanche 19 juillet. Les deux diplomates ont été interpel- lés « dans un lieu privé », lors d’un rendez-vous à Téhéran, a précisé M. Barrot. Aux dires de Moham- mad Tanhayi, directeur du dépar- tement chargé de l’Europe occi- dentale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ranien, les Français te- naient « une réunion avec plusieurs personnes poursuivies dans des af- faires liées à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 Selon lui, les « agents de sécurité » iraniens n’ont interrogé les deux diplomates que « brièvement », sans commettre de violence phy- sique, alors que de nombreux do- cuments liés à des activités mena- çant « la sécurité » nationale auraient été retrouvés sur les lieux. Selon ce diplomate iranien, les autorités compétentes seraient en train d’examiner ces docu- ments. Téhéran, par la voix de l’agence d’Etat IRNA, a qualifié les accusations françaises d’« infon- dées et incorrectes ».
« Dérive délinquante » Paris, de son côté, maintient ses charges, confirmant l’inflexibilité de la ligne diplomatique adoptée ces derniers mois à l’égard de Té- héran. Après avoir longtemps pri- vilégié la discrétion et les discus- sions d’alcôve dans le règlement de ses contentieux avec l’Iran, la France a opté pour la dénonciation publique des comportements bru- taux du régime, depuis le saccag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 recherche en Iran, en février 2025, et les pri- ses d’otages de ses ressortissants. Porter atteinte à la réputation du pouvoir iranien, soucieux de son image, fut une arme diplomatique déployée avec succès pour obtenir, en avril, la libération des Français Cécile Kohler et Jacques Paris, déte- nus trois ans et demi en Iran, se fé-
pour la dénonciation publique des comportements brutaux du régime
licitent les milieux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Cette politique est de nouveau à l’œuvre, alors que Paris redoute que le régime de Téhéran, comme enivré par sa résistance contre les Etats-Unis depuis la guerre, ne renoue avec la pratique des prises d’otage. L’agression de diplomates fran- çais par l’Iran est une première. Té- héran a, par le passé, déjà harcelé et intimidé des agents, mais ja- mais le seuil de l’agression physi- que n’avait été franchi. Aux yeux d’un proche des victimes, cette « dérive délinquante » du pouvoir iranien doit se lire comme « un si- gnal ». Le conseiller culturel visé, décrit par son entourage comme brillant et impliqué, paie pour son engagement à l’égard de la société iranienne, pense-t-on à Paris. « Il n’a jamais fait que son travail de conseiller culturel, c’est-à-dire qu’il a été actif pour bâtir des ponts entre la France et la société iranienne, et cela a suscité l’irritation du ré- gime », se désole un diplomate.
Un pouvoir saisi d’hubris Sa violente interpellation, en fai- sant basculer de nouveau les rela- tions entre les deux pays dans une ère glaciaire, trahit l’extrême ner- vosité d’un pouvoir paranoïaque. Le régime garde en mémoire le soulèvement de janvier, lorsque la population, exaspérée par l’infla- tion, les privations et la corruption des élites, appelait à la chut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La révolte fut réprimée dans le sang. Et les frappes israélo-américaines, lan- cées le mois suivant n’ont pas, comme l’espéraient un temps Do- nald Trump et son allié Benyamin Nétanyahou, précipité la fin du ré- gime. Le pouvoir a survécu, mais le pays est exsangue. Et les dignitai- res iraniens imaginent de nouvel- les frondes possibles. Aux yeux des autorités iraniennes, les ac- tions culturelles de la France sont de nature à dresser la population contre elles. « La France est l’un des pays qui en fait le plus pour la so- ciété civile et en paie le prix », s’est ému M. Barrot sur France Inter. En janvier, déjà, Téhéran avait ac- cusé Paris de soutenir les Iraniens révoltés. Devant un parterre de di- plomates étrangers, le pouvoir ira- nien avait, selon les informations du Monde, affirmé que la France avait distribué des armes et incité des Iraniens à descendre dans la rue.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avaient formellement démenti ces éléments jugés fantaisistes, exi- geant que Téhéran retire ses accu- sations. En vain. Reflet de l’état d’esprit obsidio- nal des dignitaires iraniens, ne ces- sant d’imaginer des complots our- dis par l’Occident, le passage à ta- bac du diplomate français dessine aussi un pouvoir saisi d’hubris. Lors de l’entretien téléphonique qu’il a eu, le 21 juillet, avec M. Bar- rot,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 gères iranien, Abbas Araghtchi, aurait, selon les médias iraniens, décrit le comportement des deux Français comme « inhabituel », imaginant, par cette formulation, justifier les coups reçus par l’un d’eux. Mercredi 22 juillet, alors que le personnel de l’ambassade bri- tannique à Téhéran était évacué, sur fond d’escalade guerrière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Iran, aucun autre ressortissant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n’avait quitté son poste. p Claire Gatinois et Ghazal Golshiri
poursuit sa guerre commerciale
de 10 % à 12,5 % sur les importations en provenance de 60 pays
New York - correspondant L
es droits de douane nou- veaux sont arrivés et ils ressemblent de près aux anciens. Le représentant au commerce des Etats-Unis, Ja- mieson Greer, a annoncé, jeudi 23 juillet, la mise en place de nou- velles taxes sur les importations en provenance de 60 pays, allant de 10 % à 12,5 %, pour remplacer celles qui arrivaient à expiration vendredi. Les Etats visés, parmi lesquels ceux de l’Union euro- péenne (UE), sont accusés de « ne pas avoir instauré et appliqué effi- cacement une interdiction sur l’importation de marchandises is- sues du travail forcé ». Il s’agit en réalité d’une continuation de la guerre commerciale de Donald Trump, par d’autres moyens. Après une « enquête » rapide- ment menée, et des auditions pu- bliques des mis en cause dont le résultat était connu d’avanc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a tranché en se décernant un satis- fecit. « Les Etats-Unis sont le seul pays au monde à adopter et à ap- pliquer efficacement une interdic- tion sur les importations fabri- quées grâce au travail forcé », ex- plique le représentant au com- merce, dans un communiqué. Les 60 pays fautifs, qui repré- sentent 99 % du commerce vers les côtes américaines, ont été ran- gés en deux catégories : ceux qui ont une législation anti-travail forcé (ce qui est le cas en Europe), mais ne l’appliquent pas, selon Washington, héritent de 10 % ; ceux qui n’ont pas de disposition
par l’achat d’un bouclier de défense aérienne
Athènes - correspondance A
thènes franchit une nou- velle étape dans son rap- prochement avec Israël. Le Conseil gouvernemental grec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a dé- fense (Kysea) a approuvé, jeudi 23 juillet, le financement de pro- grammes d’armement d’un mon- tant total de 4,2 milliards d’euros, dont plus de 3 milliards seront consacrés au « bouclier d’Achille », un système intégré de défense an- tiaérienne et antimissile s’inspi- rant du Dôme de fer israélien. Dans le cadre de cet accord inte- rétatique avec Israël, trois systè- mes d’armement complémentai- res doivent être acquis par Athè- nes : les Spyder AiO (All-in-One) pour les menaces à courte portée, les Barak MX pour les distances in- termédiaires et les David’s Sling (« fronde de David ») pour l’inter- ception des missiles de longue portée. L’ensemble sera relié à un nouveau système de commande- ment et de contrôle, doté d’outil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insi qu’à de nouveaux radars destinés à moderniser le réseau grec de sur- veillance aérienne. L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grec, Nikos Dendias, a assuré à la sortie du conseil de défense que ce bou- clier antiaérien connecté à un sys- tème global de commandement et de contrôle « transforme[ra] les forces armées, qui n’étaient aupa- ravant qu’un ensemble de person- nels et de systèmes, en une machine moderne capable de recueillir et
en ce sens seront taxés à hauteur de 12,5 %. L’Inde, qui a, par exem- ple, fait passer en urgence un texte a été reversé dans la pre- mière catégorie, de justesse. Un certain nombre de maté- riaux comme l’acier et l’alumi- nium, qui font l’objet de droits de douane par différentes législa- tions, sont exemptés. D’autres produits critiques dans certains secteurs, comme les fertilisants pour une agriculture américaine lourdement grevée par cette poli- tique, sont également épargnés.
Protectionnisme désavoué Ces taxes qui entrent en vigueur vendredi ne changeront pas la donne pour les pays, puisqu’elles remplacent une précédente ver- sion, basée sur un autre texte de loi. L’administration Trump a fait de l’ingénierie législative pour parvenir à ce dispositif, qui de- vrait rester en place quelque temps, en attendant les éventuel- les contestations en justic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éfen- seur de longue date d’une politi- que protectionniste, avait été dé- savoué en février par la Cour su- prême, qui avait annulé ses droits de douane à l’encontre de la qua- si-totalité du reste de la planète, appliqués au nom d’un texte des années 1970, l’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Les juges ont estimé que la Maison Blanche en avait fait une lecture extensive, s’appropriant des pouvoirs fiscaux normale- ment dévolus au Congrès. Les avocats de la présidence ont paré le coup en deux temps. Ils
d’analyser l’ensemble des données, puis de répondre à tous les défis ». Pour Periklis Zorzovilis, prési- dent de l’Institut grec des analy- ses en défense et sécurité, il s’agit d’un « investissement majeur qui répond d’abord à une évolution des risques. Les menaces ont changé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 désormais, les drones et les missi- les de longue portée dominent. L’armée grecque devait s’équiper ».
Du matériel russe dépassé Par ailleur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les systèmes russes de défense antiaérienne utilisés par la Grèce, notamment les Tor-M1 et les Osa-AK, ne peu- vent plus être correctement entre- tenus en raison des sanctions con- tre Moscou. « Certaines pièces de- vaient être remplacées et ne pou- vaient pas l’être en raison d’une interruption des relations avec Moscou. Le système était devenu obsolète et devait être remplacé », poursuit l’expert. Le choix du matériel israélien il- lustre le rapprochement spectacu- laire entre Athènes et Tel-Aviv au cours des quinze dernières an- nées, visant à contrebalancer les tentations expansionnistes d’An- kara dans la région. Depuis 2019 et la signature d’un accord énergéti- que entre la Turquie et la Libye qui avait redessiné les frontières et oc- culté des zones maritimes appar- tenant à la Grèce, la Grèce jugeait essentiel de renforcer son alliance avec Israël. Les deux pays multi- plient désormais les exercices mi-
américaine a décrété 50 % de taxes à partir du 19 août sur une série de produits canadiens
s’appuient d’abord sur une autre loi des années 1970, le Trade Act permettant au président d’ins- taurer une barrière douanière mondiale de 10 % pour cinq mois, au nom d’un supposé déficit de la balance des paie- ments américains. Un expédient pour le moins contestable, qui n’avait pas voca- tion à durer, mais à servir de rus- tine. Ils ont ensuite mis en place le dispositif actuel, plus pérenne, basé sur une autre section du Trade Act, et fondé sur ces enquê- tes du représentant au com- merce, entièrement à la main des autorités américaines. Les pays ciblés ne sont peut- être pas au bout de leurs peines. Jamieson Greer a ouvert une autre enquête, en plus de celle sur le travail forcé, portant cette fois-ci sur les surcapacités de pro- duction. Ses conclusions n’ont pas été rendues à ce stade, ce qui laisse un levier à Donald Trump pour faire peser la menace de taxes supplémentaires, son arme de négociation favorite. Et peu importe que les écono- mistes estiment que les droits de
litaires – quelque 55 conjoints sont prévus en 2026 –, coopèrent dans la formation des pilotes grecs à l’aéroport militaire de Kalamata et développent plusieurs program- mes industriels communs. Un projet d’une « unité d’intervention rapide » réunissant la Grèce, Chy- pre et Israël pour protéger les in- frastructures « sensibles » tels que des plateformes gazières est égale- ment en discussion. En avril, la Grèce et Israël avaient déjà signé un accord de près de 656 millions d’euros pour la four- niture de systèmes de lance-ro- quettes de précision PULS, déve- loppés par la société israélienne El- bit Systems, qui devaient être ins- tallés sur plusieurs îles grecques de la mer Egée, dont la Turquie ré- clame la démilitarisation depuis des années. Les guerres menées par Israël n’ont pas remis en cause cet accord. Le choix des industriels israéliens s’explique aussi par des considérations très pragmatiques. « Les livraisons sont plus rapides et le coût est probablement inférieur à celui des concurrents français ou allemands », estime M. Zorzovilis. Mais ce réarmement de la Grèce et le rapprochement avec Israël ne sont pas vus d’un bon œil par la Turquie qui développe, elle aussi, rapidement son industrie de dé- fense et ses capacités balistiques. En avril,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turc, Hakan Fidan, avait dénoncé cette alliance, qui viserait selon lui à déstabiliser la région : « Nous ne sommes pas comme Is- raël. Ils ont, eux, formé une alliance
douane ont été très majoritaire- ment absorbés par les entrepri- ses américaines et qu’ils contri- buent à l’inflation persistante aux Etats-Unis. Le Canada en a fait l’expérience lundi. Sitôt finie la trêve de la Coupe du monde de football, or- ganisée en partenariat entre les deux pays, avec en sus le Mexi- qu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a décrété 50 % de droits de douane à partir du 19 août sur une gamme de produits cana- diens, comme le lait, le miel, l’al- cool, l’automobile, le ciment, voire les crosses de hockey et les patins à glace. L’Union européenne doit-elle s’attendre à subir pareil sort, malgré la signature d’un accord commercial transatlantique en- tre les deux entités, censée pré- munir le Vieux Continent de ce genre de représailles ? En paral- lèle de ses nouveaux droits de douane, le représentant au com- merce américain a publié un autre communiqué ciblant di- rectement Bruxelles, après l’amende de 890 millions d’euros infligée jeudi à Google pour atteinte à la concurrence. Dénonçant la « dernière mesure en date d’une approche de plus en plus agressive visant les entrepri- ses technologiques américaines », Jamieson Greer a fait planer la menace de mesures de rétorsion : « Les récentes actions de l’UE com- promettent nos efforts et posent un risque réel pour le maintien de la stabilité transatlantique en ma- tière commerciale. » p Nicolas Chapuis
militaire avec la Grèce et Chypre contre les pays musulmans. » « Evi- demment, ce bouclier antiaérien ul- traperformant peut dissuader de possibles attaques de la Turquie, mais, en même temps, l’adversaire potentiel peut aussi réagir en se do- tant de nouveaux systèmes. Il existe toujours un risque de course aux armements dangereuse », avertit M. Zorzovilis. Athènes se défend en mettant en avant que cette coopération n’est « pas dirigée contre des tiers » et qu’elle a développé de très bonnes relations avec plusieurs pays du Golfe et du Moyen-Orient. Mais le premier ministre, Kyriakos Mitso- takis, a lui-même admis, dans une interview au journal Liberal le 3 juillet, que « la relation avec Israël est d’une grande importance stra- tégique ». Outre le « bouclier d’Achille », le conseil gouverne- mental de défense a validé l’achat de trois avions de transport C- 390 Millennium auprès de l’avion- neur brésilien Embraer, de mini- submersibles destinés aux forces spéciales, de missiles Hellfire pour les hélicoptères Apache, et de sys- tèmes sonar pour les frégates. Ces acquisitions s’inscrivent dans un vaste programme de mo- dernisation des forces armées évalué à près de 28 milliards d’euros d’ici à 2036. Athènes al- loue près de 3,5 % de son PIB à la défense, un objectif supérieur à celui de 2 % fixé par l’OTAN et l’un des pourcentages les plus élevés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p Marina Rafenberg
A
vec l’arrestation du rappeur et cinéaste El Mahdi Lyoubi lors de son dernier passage au Maroc, les autorités du royaume ne cherchent pas seule- ment à faire taire un soutien de GenZ 212, le mouvement de protestation déclenché à l’automne 2025 par la jeunesse marocaine pour obtenir de meilleures conditions d’accès à l’éducation, à la santé et au mar- ché du travail. Elles ciblent un ar- tiste engagé dans plusieurs com- bats, contre l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la corruption qui gangrène la société, mais aussi l’institution monarchique et les atteintes aux libertés fondamentales. L’auteur, reconnu d’une rive à l’autre de la Méditerranée – il est né à Salé, ville limitrophe de Rabat, et vit depuis 2017 à Mar- seille –, est détenu depuis le 15 juillet dans la prison d’Ouka- cha, à Casablanca. Mehdi Black Wind, son nom de scène, devrait comparaître prochainement de- vant le procureur du roi. Le 10 juillet, après deux semaines passées à rendre visite à sa famille et à procéder à des repérages pour son prochain documentaire, construit autour du dialogue en- tre un artiste resté au Maroc et un autre parti vivre à l’étranger, il est
des « moutons de l’Aïd »
par la justice, embarrasse le pouvoir
Alger - correspondance L’
importation de plus de 1 million de moutons par l’Algérie, entre fin mars et fin mai, avait été saluée comme une mesure exceptionnelle du président Abdelmadjid Tebboune pour enrayer la flambée des prix avant les célébrations de l’Aïd-el- Kébir. Cette opération d’envergure se retrouve aujourd’hui au cœur d’un vaste scandale politique et ju- diciaire.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tenue samedi 11 juillet, le procureur général près la cour d’Alger, Mohamed El Kamel Benboudiaf, a présenté les pre- miers résultats de l’enquête préli- minaire ouverte sur instruction du chef de l’Etat, après les dysfonc- tionnements constatés au cours de cette opération. Les investiga- tions, confiées au pôle pénal éco- nomique et financier de Sidi M’Hamed, ont mobilisé plusieur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dont la direc- 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 inté- rieure,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 extérieure, ainsi que les services centraux de lutte contre le crime organisé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et de la sûreté nationale. Au total, 41 personnes ont été présentées à la justice. Le juge d’instruction a ordonné le place- ment en détention provisoire de 13 hauts responsables, dont plu- sieurs dirigeants de l’Algérienne des viandes rouges (Alviar), l’en- treprise publique chargée de pilo- ter l’opération. Les soupçons vont de la mauvaise gestion – 28 autres suspects sont poursuivis pour « négligence avérée » – à des mal- versations. Si aucun responsable gouvernemental n’est directe- ment visé, l’affaire est embarras- sante pour le pouvoir. Plusieurs anomalies ont été rele- vées dans l’acheminement du cheptel. Selon le parquet, des mou- tons préalablement sélectionnés auraient été remplacés le 23 avril par d’autres animaux, dont l’ori- gine n’était pas identifiée, dans un
interpellé à l’aéroport de Rabat- Salé alors qu’il s’apprête à prendre un vol retour vers la France. Un po- licier l’informe qu’il fait l’objet d’une interdiction de quitter le ter- ritoire national, sans en préciser les motifs, et lui enjoint de se ren- dre au commissariat de Salé. Le 13 juillet, il est convoqué par la brigade nationale de la police ju- diciaire de Casablanca, où il est auditionné, puis placé en garde à vue. L’audience devant la justice, initialement fixée au mercredi 22 juillet, sera sans doute reportée en raison d’une grève des avocats marocains qui ralentit, depuis la fin de juin, le fonctionnement de la machine judiciaire. Ces der- niers rejettent un projet de loi qui met à mal, selon eux, l’indépen- dance de la profession et la liberté de la défense. Ce mouvement complique la tâche des avocats de l’artiste, qui n’ont pas accès au dossier de leur client, mais se coordonnent pour déposer une demande de liberté provisoire. Le parquet près le tribunal cor- rectionnel de Casablanca a engagé à son encontre des poursuites pour « outrage à une institution constitutionnelle », en application de l’article 179 du code pénal. Cet article prévoit une peine de six mois à deux ans d’emprison- nement et une amende de 20 000
port de chargement situé à l’étran- ger. Les enquêteurs soupçonnent également des falsifications dans les procédures d’attribution des marchés, destinées à favoriser quatre opérateurs privés. Les con- trats auraient été attribués à des tarifs compris entre 5,35 et 6 euros le kilogramme, jugés surévalués. L’enquête relève le recours au transport aérien pour une partie du cheptel en provenance de Rou- manie, de Hongrie et d’Irlande, pour un coût pouvant atteindre 900 euros par animal. Des infor- mations confidentielles auraient été communiquées à une entre- prise algérienne, Spintech, ainsi qu’à une société qui a son siège aux Emirats arabes unis.
Règles sanitaires Accusés notamment d’« abus de fonction », de « dilapidation de de- niers publics », de « violation de la réglementation des marchés pu- blics » et de « blanchiment d’ar- gent », les mis en cause risquent de lourdes peines. En concluant son intervention, le procureur général a martelé qu’« aucune immunité ne sera tolérée », qualifiant l’affaire d’atteinte directe à la sécurité sani- taire et à la confiance des citoyens envers leurs institutions. Les investigations révèlent de graves manquements aux règles sanitaires. L’inspectrice vétéri- naire du port de Béjaïa aurait signalé la présence de symptô- mes de maladies infectieuses sur une partie du cheptel importé. Malgré ces alertes, la direction d’Alviar aurait autorisé le débar- quement des animaux. Le parquet affirme qu’une com- mission d’expertise composée de trois vétérinaires, dont deux ne disposaient pas des qualifications requises, aurait été constituée afin de valider les cargaisons. Ces décisions auraient entraîné, selon les autorités judiciaires, la perte de 3 615 animaux et l’abattage sa- nitaire de 10 727 autres. p Hamid Nasri
le régime monarchique est l’une des lignes rouges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au Maroc
à 200 000 dirhams (de 1 870 à 18 700 euros) pour toute personne reconnue coupable de diffama- tion, d’injure ou d’atteinte à la vie privée du roi ou du prince héritier. « Dans cette affaire, il apparaît clairement que l’on cherche à disso- cier ce dossier de ceux des membres ou des sympathisants de GenZ 212, contre lesquels l’article 179 n’est ja- mais invoqué », observent les con- seils de Mehdi Black Wind. En mentionnant dans ses textes le régime monarchique, le rappeur
franchit l’une des principales lignes rouges de la liberté d’ex- pression au Maroc, avec la religion et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 Une âme est précieuse aux yeux de Dieu, mais moi, je ne crois ni aux cheikhs, ni aux rois, ni à tout ce qui leur ressemble », dit-il au dé- tour de son morceau Nashid II. L’attaque n’est pas frontale, mais elle semble suffire à provoquer l’ire de la justice marocaine.
Quatrième rappeur poursuivi « Les lignes rouges, chacun les défi- nit à sa manière, expliquait l’ar- tiste dans un entretien accordé en septembre 2025 au magazine ma- rocain TelQuel, avant de rejoindre la scène du festival L’Boulevard, à Casablanca, devant plus de 40 000 personnes. Je n’attaque ja- mais personne dans ma musique et je veille à ce qu’elle n’ait aucun im- pact négatif, même sur ceux avec qui je ne suis pas d’accord. » « Au Maroc, les gens considèrent qu’être engagé politiquement en
tant qu’artiste est quelque chose de spécial, peut-être parce que c’est plus difficile ici (…), disait-il encore.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doit dé- sacraliser, à mon avis, le fait qu’un artiste puisse donner son avis sur ce qui se passe autour de lui. C’es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naturel. » A 34 ans, le musicien et réalisa- teur formé à la Fémis, à Paris, auteur de plusieurs courts-métra- ges, poursuit une carrière com- mencée dans les années 2010, en pleine effervescence des « prin- temps arabes ». « Mehdi n’est pas de la “gen Z”, même s’il en partage les revendications, confie une pro- che, qui préfère garder l’anony- mat. Il appartient à la première gé- nération de rappeurs qui s’est inté- ressée aux mouvements politiques, comme celui du 20 février [2011, qui a mené à une réforme de la Consti- tution marocaine]. » Depuis l’automne 2025 et l’appa- rition du mouvement GenZ 212, Mehdi Black Wind est le qua- trième rappeur marocain pour-
suivi en justice en raison du con- tenu de ses morceaux. Avant lui, Jawad Asradi (alias Pause Flow), Hamza Raid et Souhaib Qabli ont été arrêtés et inculpés pour divers motifs, dont ceux d’« outrage à des représentants de l’Etat » et de « diffusion de fausses informa- tions ». Ils ont été respectivement condamnés à trois mois de prison avec sursis, un mois avec sursis et huit mois de prison ferme. Une tribune publiée le 14 juillet sur un blog de Mediapart, signée par près de 1 000 personnes, dont de nombreuses personnalités du monde de la culture, comme les actrices Adèle Haenel et Jeanne Balibar, les réalisateurs Mathieu Amalric et Faouzi Bensaïdi ou en- core la romancière Fatima Daas, réclame la libération immédiate et inconditionnelle de l’artiste. Le texte rappelle que « la liberté de créer, de contester et de critiquer est indispensable au rôle social et politique de l’art ». p Simon Roger
Reportage Le Porge, Lège-Cap-Ferret (Gironde) - envoyée spéciale C’
est un peu comme ça qu’on imagine la fin du monde. Une chaleur étouffante, mais sans so- leil. Ou plutôt avec un so- leil pâle, impuissant à percer le rideau de fumée gris, opaque, qui enveloppe tout. Au fond, derrière ce voile, même si la fumée le dérobe au regard, on de- vine le mur des flammes contre lesquelles combattent 800 pompiers venus de toute la France. Ce paysage, c’est celui de la Gironde, entre Saumos et Lège-Cap-Ferret, au nord du bassin d’Arcachon, où plus de 10 000 hecta- res ont flambé depuis mercredi 22 juillet. Hier encore, ces lieux étaient livrés aux touristes et à l’insouciance des vacances. Ils sont désormais déserts, abandonnés aux soldats du feu qui vont et viennent sur des routes fermées à toute autre circulation, dans un ballet ininterrompu de camions. Au stade du Porge (Gironde), où les pom- piers ont installé le poste de commande- ment pour lutter contre cet immense incen- die qui ravage la Gironde depuis mercredi midi, se croisent ceux qui arrivent en ren- fort, et passent prendre des consignes, et ceux qui reviennent du front, le visage noirci, épuisés après des dizaines d’heures passées dans la fournaise. Le sinistre a nécessité l’évacuation préven- tive de quelque 20 000 personnes, détruit six maisons et tout ravagé sur une dizaine de kilomètres, entre Saumos, où il a pris naissance, et le nord de Lège-Cap-Ferret. Vendredi matin tôt, la préfecture a ordonné l’évacuation de l’ensemble des villages de la presqu’île, très touristique, précisant dans un communiqué que les flammes ont « fran- chi vers 1 heure la ligne d’appui mise en œuvre par les sapeurs-pompiers ». « Nous sommes face à un feu erratique, ob- servait, jeudi soir, le commandant des opé- rations de secours, Marc Vermeulen. Par moments, il est très calme et progresse peu ; puis, soudain, il devient si intense que la cha- leur fait monter rapidement l’air au-dessus du brasier. Cela crée des vents puissants qui
lieux étaient livrés aux touristes et à l’insouciance des vacances. Ils sont désormais déserts, abandonnés aux soldats du feu
alimentent encore davantage les flammes et rendent le feu plus imprévisible. » De quoi compliquer l’anticipation et imposer un re- positionnement permanent des équipes. Avec plus de 30 °C, une végétation plus sè- che encore qu’en 2022 et des vents qui chan- gent de direction au gré des marées, « la journée de jeudi a été difficile ; celle de ven- dredi le sera encore », résumait le comman- dant des opérations de secours, à l’issue d’un point d’étape.
« Le travail de toute une vie » Une journée difficile, c’est aussi ce qu’a vécu Bertrand Biensan, écrasé de tristesse ce jeudi soir. Lui n’a pas évacué sa maison du Porge et a tout tenté, dans la journée, pour rejoindre ses parcelles, car Bertrand Bien- san aime ses arbres, ou plutôt les aimait. « Au vu des panaches de fumée, je sais exac- tement quelles parcelles ont brûlé. Le travail de toute une vie est parti en fumée en moins de vingt-quatre heures… », déplore-t-il, abattu. Depuis quatre générations, les Bien- san exploitent le pin maritime dans cette région où la forêt est privée à plus de 90 %. « Ces arbres, dont certains avaient été plantés par mon père, c’était le patrimoine familial. En 2027, je devais réaliser les pre- mières éclaircies dans les plantations les plus jeunes, et certains des peuplements les plus anciens étaient arrivés à maturité », ex- plique-t-il. Et ce qui le fait le plus souf- frir, c’est de ne pas transmettre cet héritage à ses enfants, ou seulement de très jeunes plantations. « On dit qu’on ne plante qu’une seule fois des pins maritimes dans une vie. Ce n’est plus vrai. Avec les tempêtes et les incendies, il y a des parcelles que j’ai déjà replantées deux fois », insiste-t-il, écœuré de voir des décen- nies de travail réduites à néant. Dans la tête des sylviculteurs, le traumatisme de 2022 reste très douloureux. Cette année-là, 30 000 hectares sont partis en fumée. Plus largement, ça a été le début de la remontée vers le nord des grands feux de l’arc médi- terranéen. Et en Nouvelle-Aquitaine, le feu ne con- sume pas seulement une forêt. Il détruit aussi un outil de production constitué au fil de plusieurs décennies, au cœur du plus
vaste massif forestier cultivé d’Europe occi- dentale. Dans les Landes de Gascogne, es- sentiellement composées de pin maritime, la sylviculture constitue une activité écono- mique majeure. Bertrand Biensan rappelle le poids de toute une filière derrière ces plantations et regrette que, dans les straté- gies de lutte contre le feu, toutes les forma- tions végétales soient parfois considérées de la même manière, alors qu’un hectare de pin exploité n’a pas la même valeur écono- mique qu’un hectare de maquis.
Renforts européens « Un hectare de pin de plusieurs dizaines d’années représente environ 10 000 euros, me disait ce matin un propriétaire forestier, en tenant compte de la valeur du foncier, des investissements réalisés et du bois qu’il pro- duira », explique, pour sa part, Sébastien Re- noux, technicien au Centre national de la propriété forestière. Les sylviculteurs savent bien que les maisons restent la priorité ab- solue des secours. Mais ils le regrettent par- fois. « Il faut un demi-siècle pour amener des arbres à maturité, et nettement moins long- temps pour reconstruire une maison », fait remarquer Bertrand Biensan. Le sauvetage des maisons a justement constitué l’un des principaux combats de ce jeudi pour les pompiers. Mené pied à pied, maison après maison, a souligné en soirée la préfète de Gironde, Sophie Brocas. Dans cette zone très touristique, les locations sai- sonnières comme les campings sont à leur pic de fréquentation. Les Dewaervre, un couple venu de Rotterdam (Pays-Bas) avec ses deux enfants, n’avaient pas imaginé de- voir quitter aussi précipitamment leur lieu de vacances. « Nous campions avant l’entrée de Lège-Cap-Ferret, sur le chemin qu’a suivi le feu en descendant du nord. Nous avons passé une nuit dans un gymnase, où les gens nous ont vraiment bien accueillis. Mainte- nant, nous allons remonter vers la Norman- die, que nous ne connaissons pas », raconte la mère de famille, inquiète de respirer un air chargé de fumée. Au Porge, des familles entières tuent le temps, au gymnase, en attendant d’être autorisées à rentrer. Jacques Benesse, 92 ans, attend sur son lit de camp, en rassu-
rant ses enfants, et Cindy Charpentier peine à surveiller ses deux garçons, pour qui ces circonstances extraordinaires ont un petit goût d’aventure. Avec d’autres enfants, ils enchaînent les tours de vélo et les jeux de cartes, pas vraiment conscients des enjeux. Pour leur mère, « l’angoisse, c’est l’après. Quand on va découvrir les paysages calcinés, ça va être difficile », anticipe cette Ven- déenne qui a choisi de vivre là pour la proxi- mité de l’océan et la présence de la forêt. « Ici, on aime la nature pour la biodiversité qu’elle abrite, pour le plaisir qu’on a à s’y pro- mener. Alors c’est sûr, les lendemains vont être difficiles », dit-elle en prenant une lon- gue inspiration, comme si, tout à coup, l’air était devenu épais. L’air était d’autant plus irrespirable, jeudi, que le grand feu de Saumos n’était pas le seul. Un incendie s’est aussi déclaré en début de soirée près de Biscarrosse (Landes). Il avait parcouru plus de 2 500 hectares et entraîné l’évacuation de plus de 23 000 personnes dans la nuit de jeudi à vendredi. Entre- temps, ce nouveau sinistre a conduit à redé- ployer une partie des moyens aériens enga- gés sur le feu de Saumos, la doctrine fran- çaise privilégiant une attaque massive des feux naissants. Vendredi, les deux Canadair, le Dash et l’hé- licoptère mobilisés depuis mercredi de- vraient être de nouveau engagés, renforcés par des moyens européens. Pour la troi- sième fois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la France a activé le mécanisme de solidarité européen rescEU, qu’elle n’avait jusque-là utilisé qu’au moment des grands incendies des Landes, en 2022. Deux avions bombardiers d’eau en provenance du Portugal et deux hélicoptè- res, l’un de Slovaquie et l’autre de Républi- que tchèque, seront basés à Bordeaux pen- dant toute la durée de leur mission. Un autre hélicoptère, venu de Croatie, viendra renfor- cer la flotte stationnée à Nîmes. Les incendies géants de l’été 2022 avaient déclenché une vive polémique sur les moyens aériens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Ils avaient mis en lumière les limites d’une flotte nationale de Canadair vieillissante et numériquement insuffisante pour faire face à plusieurs grands incendies simultanés. p Maryline Baumard
Un avion Dash, dans le ciel de Lège-Cap-Ferret (Gironde), le 23 juillet. CAROLINE BLUMBERG/AP
de la France pour lutter contre les feux
le pays dispose notamment de 12 Canadair, en service depuis trente ans en moyenne L
a saison 2026 des incendies a démarré de manière pré- coce et intense. Avec 11 000 feux recensés et 35 000 hectares touchés au 15 juillet sur l’ensemble du terri- toire, la sécurité civile et les servi- ces départementaux d’incendies ont déjà dû déployer leurs res- sources partout en France. Can- tonnés par le passé au bassin mé- diterranéen, les incendies ont ten- dance à s’étendre sous l’effet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for- çant les services de lutte contre les incendies à adapter leurs moyens dans les airs comme au sol. Au cœur des moyens aériens de la France se trouve sa flotte patri- moniale : 23 appareils qui lui ap- partiennent. Parmi eux, les 12 Ca- nadair occupent une place cen- trale. Ceux-ci sont capables de charger 6 000 litres d’eau en douze secondes en écopant la sur- face d’un plan d’eau, ce qui leur permet de multiplier les largages très rapidement. D’une moyenne d’âge de 30 ans, ils conservent toutefois une bonne disponibilité en 2026, avec 11 des 12 appareils prêts à l’usage à la mi-juillet, le dernier étant en maintenance. Le pays peut également comp- ter sur neuf avions de type Dash, affectés à l’attaque d’incendies mais également à la réalisation de guets aériens armés, des mis- sions de surveillance des zones à risque lors desquelles les avions, chargés d’eau ou de retardant, peuvent attaquer les feux avant que ceux-ci ne deviennent incon- trôlables. Trois Beechcraft, des ap- pareils chargés de missions de re- connaissance ou de coordination des opérations, complètent cette flotte. Un avion de ce type a par exemple été envoyé pour une mission de reconnaissance en Corse, mi-juillet, explique la sécu- rité civile, afin de transmettre des images des feux et permettre d’ajuster les moyens à engager. Des images ensuite transmises au Centre national de coordina- tion avancée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créé en 2023 et basé à Nîmes, chargé de gérer le déploiement de l’ensemble des moyens aériens.
La France peut également compter sur les aéronefs des ser- vices départementaux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Selon la direction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interrogée par Le Monde, ceux-ci sont au nombre de 30, principalement des hélicoptères bombardiers d’eau légers. Si leur mission prin- cipale est la gestion locale des in- cendies, ils peuvent toutefois être « amenés à aller prêter main-forte dans d’autres départements », in- dique le capitaine Simon Habart, porte-parole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Bases d’atterrissage S’ajoutent également des appa- reils loués par la sécurité civile à des opérateurs privés. Une res- source qui « ne peut être qu’une solution d’appoint » vu son coût important, comme le soulignait un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s finances de juillet 2025, mais qui permet de moduler les moyens alloués aux incendies. Si, avant 2022, la sécurité civile ne louait que des hélicoptères pour l’en- semble de la saison, de petits avi- ons polyvalents bombardiers d’eau, des Air Tractor sont venus s’ajouter à la liste depuis 2023. Pour la saison 2026, la société ci- vile loue ainsi six hélicoptères bombardiers d’eau légers, qua- tre lourds et six Air Tractor. Au plus fort des incendies du dé- but d’été, la France a également pu compter sur le soutien du disposi- tif de gestion de catastrophe de l’Union européenne, RescEU. Qua- tre Air Tractor ont été dépêchés de Malte et de la Suède vers les Pyré- nées-Orientales. Par ailleurs, deux hélicoptères bombardiers d’eau lourds, des Black Hawk, ont été en- voyés en appui de la République tchèque pour aider au contrôle des incendies dans la Drôme. A l’exception des Canadair et des hélicoptères, qui peuvent se recharger en eau sans se poser, les autres appareils nécessitent de pouvoir atterrir. Pour cela, la France est équipée de 27 pélican- dromes, des bases d’atterrissage au sein desquelles sont installés des réservoirs d’eau et/ou de re- tardant, destinés au ravitaille-
et les hélicoptères, les autres appareils nécessitent de pouvoir atterrir. Pour cela, la France est équipée de 27 pélicandromes
ment rapide des avions qui se- ront renvoyés vers les terrains des opérations. Depuis 2022, cinq nouveaux pé- licandromes fixes ont été instal- lés en France métropolitaine. Des pélicandromes mobiles peuvent également être installés de ma- nière provisoire lorsque la situa- tion le nécessite, comme à l’aéro- drome de Melun pour l’incendie de Fontainebleau (Seine-et- Marne), permettant aux avions de faire trois rotations toutes les heures, contre une rotation en une heure et dix minutes s’ils avaient été redirigés vers le péli- candrome d’Angers. Face à des feux de forêt de plus en plus exceptionnels, la sécurité civile planche également sur l’évolution de son matériel actuel. Les hélicoptères Dragon, habi- tuellement utilisés lors d’opéra- tions de secours à la personne, pourraient prochainement deve- nir un des piliers de la lutte contre les incendies grâce à l’utilisation de kits mobiles permettant de les adapter aux combats contre les feux en vingt minutes. Une expé- rimentation est en cours sur deux premiers appareils. Des A400M, des avions militai- res utilisés dans le cadre de trans- port de troupes ou de matériels et d’une capacité de 20 000 litres, pourront aussi faire leur appari- tion sur le terrain des opérations après une phase de test, comme l’a indiqué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sur France Inter, lundi 20 juillet. Ceux-ci n’auront toutefois « pas vocation à être pré-
sents sur la ligne de feu », décrypte le capitaine Habart, mais plutôt à « préserver des points sensibles », comme des autoroutes, en plaçant des barrières de retardant en amont des feux. La flotte aérienne est accompagnée d’importants moyens au sol. Au total, la France compte plus de 250 000 sapeurs- pompiers, dont environ 20 % sont professionnels. Lorsqu’un feu de- vient incontrôlable, les services départementaux d’incendie peu- vent recevoir l’appui de 51 colon- nes opérationnelles, soit 7 de plus qu’avant les incendies de 2022. Ces colonnes sont en général compo- sées de 50 à 70 sapeurs-pompiers et d’un véhicule de commande- ment, ainsi que de trois véhicules dévolus à l’attaque des feux. Ré- parties en fonction du risque d’in- cendie, elles peuvent être reposi- tionnées quotidiennement compte tenu des besoins. Des colonnes de renforts com- posées d’unités militaires spécia- lisées dans la gestion des feux de forêt peuvent également interve- nir en cas de besoin. Celles-ci sont réparties sur quatre bases, dont la dernière a été ouverte en 2024, à Libourne (Gironde). Pendant la campagne des feux de forêt, 600 personnes sont engagées au quotidien en renfort des moyens territoriaux, au sein du dispositif de la brigade des militaires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Parmi elles, 300 peuvent être engagées en moins de trois heures. Plus de 170 de ces militaires ont récem- ment été chargés d’épauler les sa- peurs-pompiers locaux et la sécu- rité civile à Fontainebleau, dans la Drôme et seront prochainement envoyés en Haute-Corse. Enfin, le protocole Héphaïstos, créé en 1984 pour soutenir la lutte contre les feux de forêt dans 21 dé- partements du bassin méditerra- néen et étendu à l’ensemble du territoire depuis 2023, permet également le déploiement de mi- litaires supplémentaires de la bri- gade des militaires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pour des missions de sur- veillance, d’appui sur le terrain ou d’héliportage. p Lara Pino Lerro
épidémie de rougeole « hors de contrôle »
principale cause de l’accélération du nombre de cas de cette maladie dans le pays
New York - correspondant L
es Etats-Unis font face à une épidémie de rougeole qui ne cesse de prendre de l’ampleur, passant entre les mailles d’un filet vaccinal de plus en plus distendu. Au 17 juillet, 2 260 cas ont été répertoriés par les centres de contrôle des mala- die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soit autant que sur toute l’année 2025 (2 288 cas) et dix fois plus que sur l’année 2024. Une accéléra- tion qui devrait coûter à la pre- mière puissance mondiale, lors de la prochaine évaluation en no- vembre, son statut de pays ayant éliminé la rougeole, qu’elle déte- nait depuis 2000. Le 10 novem- bre 2025, le Canada avait déjà perdu ce statut ; suivi par six pays européens, dont le Royaume-Uni et l’Espagne, le 26 janvier. « C’est la plus grosse épidémie de- puis celle de 1989-1991, la situation est hors de contrôle », explique Patsy Stinchfield, directrice du Measles Collaborative (le « collec- tif rougeole »). Cette initiative lan- cée par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réunit les experts de cette maladie, afin de proposer des solutions pour trai- ter cette crise.
« Exemptions non médicales » La réponse s’organise peu à peu, mais les Etats-Unis ont mis du temps à réagir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flambée, en janvier 2025 au Texas. Beaucoup de médecins et de patients n’avaient jamais eu af- faire à la rougeole, dont les pre- miers symptômes (fièvre, écoule- ment nasal, toux, yeux rougis) peuvent faire penser à un gros rhume, avant l’apparition de l’éruption cutanée reconnaissa- ble, qui donne son nom à la mala- die. Pendant toute cette phase, soit neuf jours en moyenne, le patient a de grandes chances de transmet- tre la maladie par voie aérienne. La rougeole est le virus le plus contagieux au monde : en l’ab- sence de vaccination, un individu peut infecter entre douze et dix- huit personnes. Pour cette raison, elle est parfois perçue comme le meilleur indicateur de la couver- ture vaccinale. La moindre baisse du taux de personnes ayant reçu une injection du vaccin ROR (rou- geole-oreillons-rubéole) se res- sent dans les statistiques de conta- mination. Aux Etats-Unis, ce taux est passé de 95,2 % en 2019, avant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à 92,5 % en 2024, avec de grandes dispari- tés régionales. Le cocktail américain est en effet propice au développement de la maladie, avec des poches de popu- lation vaccino-sceptique. « J’aime utiliser la métaphore du feu de fo- rêt : vous avez des braises qui vo- lent, et si elles atterrissent dans une communauté où la sous-vaccina- tion est ancrée depuis longtemps, vous obtenez des épidémies massi- ves qui touchent toutes les tranches d’âge. Si elles retombent dans une communauté où la couverture vac- cinale est très élevée, le virus ne se propage pas du tout », explique William Moss, professeur à la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de l’université Johns-Hop- kins, à Baltimore (Maryland) et di- recteur du Centre international d’accès à la vaccination. L’épidémie a démarré en jan- vier 2025 dans l’ouest du Texas, au sein d’une communauté de chré- tiens mennonites réfractaires à la vaccination. L’arrivée d’un cas ex- térieur a provoqué une vague de contamination dans tout le comté, dont le taux de vaccination est seulement de 77 %, selon les don- nées de l’université Johns-Hop-
de vaccination, un individu peut infecter entre 12 et 18 personnes
kins. Les répercussions sont désor- mais nationales, avec des cas ré- pertoriés dans 45 Etats sur 50. Près de 93 % des personnes infectées n’ont pas été vaccinées ou ont un statut vaccinal inconnu. Les enfants représentent 70 % des infections. Alors que la vacci- nation est normalement obliga- toire dans les écoles publiques américaines, les « exemptions non médicales » se multiplien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n raison de la religion ou de croyances dans des solutions médicales alternatives. Les 30 % d’adultes infectés dé- montrent que la flambée actuelle n’est pas seulement liée à la baisse récente de la couverture vaccinale, mais à une défiance de long terme au sein de la population améri- caine. « La peur est un puissant mo- teur qu’il est difficile d’arrêter, et le vieux mythe infondé selon lequel le vaccin ROR cause l’autisme a la vie dure depuis la fin des années 1990 », regrette Patsy Stinchfield. La première réaction de l’admi- nistration n’a pas aidé non plus. Robert F. Kennedy Jr, le ministre de la santé, lui-même vaccino-scepti- que, a fait la promotion de traite- ments non fondés scientifique- ment. « Mettre en avant l’huile de foie de morue, les antibiotiques ou les corticoïdes comme des moyens de faire face à l’épidémie était une véritable erreur de trajectoire », explique William Moss. La gravité de la maladie a égale- ment été minimisée. En 2025, 10 % des personnes infectées ont ter- miné à l’hôpital, et trois décès ont été comptabilisés aux Etats-Unis. Chez une personne sur 20 envi- ron, le virus évolue vers une pneu- monie. Dans un cas sur 1 000, cela dégénère en encéphalite aiguë, qui peut être mortelle. Chez les très jeunes enfants, un nourris- son contaminé sur 600 va déve- lopper une panencéphalite su- baiguë sclérosante, une maladie au nom barbare et dont les effets ne le sont pas moins : une petite dizaine d’années après la guéri- son de la rougeole, le virus se ré- veille et provoque une dégénéres- cence du système nerveux, con- duisant à une mort lente. La rougeole a d’autres effets sur lesquels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st encore en cours. En 2019, une étude de la Harvard Medical School, publiée dans Science, a mis en évidence le fait que le virus a un effet d’« amnésie immuni- taire » sur toutes les personnes contaminées. Il efface entre 11 % et 70 % de la mémoire immuni- taire d’un individu, le rendant de nouveau vulnérable à des mala- dies pourtant déjà contractées. La rougeole est-elle le canari dans la mine, annonçant le retour d’autres affections dans le pays ? La communauté médicale s’in- quiète de voir remonter le nom- bre de cas de coqueluche et sur- veille l’hépatite B et l’Haemophi- lus influenzae de type b. Elle a également un œil sur les finances. Une étude de chercheurs de la Yale Medical School, publiée dans la revue PNAS, estime le coût pour l’année 2025 à 244 millions de dollars (213 millions d’euros), quand la vaccination des person- nes contaminées n’aurait coûté qu’une fraction de ce montant. p Nicolas Chapuis
L
e sujet est suffisamment explosif pour être traité par les équipes du pre- mier ministre. Lundi 20 juillet, les représentants des principales banques françaises se sont rendus à Matignon pour évoquer la question épineuse du financement de la campagne pré- sidentielle de Marine Le Pen. Aucune banque française ne sou- haite prendre la foudre en accor- dant un crédit à la candidat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Le risque réputationnel est fort, cer- tains établissements craignant de perdre de 2 % à 5 % de leur clien- tèle dans l’affaire. Mais les banques évitent de mettre cet argument en avant et pèsent leurs mots pour justifier leur refus. « On ne prête pas sur des critères “coup de cœur” des Français. On évalue les risques de crédit », fait valoir Maya Atig, qui dirige la Fédération bancaire fran- çaise (FBF). Difficile, compte tenu des règles de bonne gouvernance imposées à la finance euro- péenne, de faire crédit à une per- sonnalité ayant maille à partir avec la justice : Marine Le Pen a été condamnée en appel, le 7 juillet, pour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 blics dans l’affaire des assistants parlementaires européens du Front national, ancêtre du RN.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reste un casse-tête pour les banques, qui ont toutes de bonnes raisons de décliner la demande de prêt : « Marine Le Pen n’est pas cliente chez nous », explique sobrement une source à BNP Paribas. « Nous ne finançons aucun parti politi- que, et ce, depuis plusieurs an- nées », précise la Société générale. Si elle n’accorde aucun crédit aux partis, elle gère les comptes ban- caires du RN, au nom de la loi qui garantit le droit de chacun à dis- poser d’un compte bancaire. La loi, en revanche, n’impose pas de « droit au crédit », y com- pris pour les personnes solvables. La Société générale, comme ses concurrents, peut donc légitime- ment refuser de faire crédit au RN. Elle fait valoir qu’il est « relati- vement risqué de financer un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d’un point de vue de conformité et de gestion des risques ». De fait, le financement des cam- pagnes présidentielles est pé- rilleux en France : seuls les candi- dats recueillant au moins 5 % des voix au premier tour se voient rembourser 47,5 % de leurs dépen- ses de campagne par l’Etat – 8 mil- lions d’euros au maximum. Les autres ne reçoivent que 4,75 %. On se souvient qu’en 2022, Anne
L
undi 20 juillet, Allan Bru- non avait été très prompt à répondre aux sollicitations du Monde. Le conseiller d’opposi- tion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à Grenoble, leader d’une manifesta- tion pour perturber le concert de la DJ Barbara Butch à un festival de la ville deux jours plus tôt, redisait sa « fierté » d’avoir interrompu au bout de vingt minutes la presta- tion de l’artiste juive de 45 ans, fi- gure LGBTQ+. Jeudi, la tête de liste des « insoumis » aux municipales de mars a cette fois laissé nos messages sans réponse. Symbole d’un changement de stratégie de communication, mais aussi d’un certain embarras à la direction du mouvement, qui n’a pas plus ré- pondu à nos sollicitations. En début de semaine, malgré les attaques venues de tous les
Marine Le Pen, sur un marché de La Flèche (Sarthe), le 8 juillet. MARIE MAGNIN/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Hidalgo (Parti socialiste), Valérie Pécresse (Les Républicains) et Yannick Jadot (Europe Ecologie- Les Verts) avaient échoué à fran- chir la barre des 5 %. Les deux der- niers avaient fait appel aux dons pour rembourser leur crédit.
Enjeu démocratique Compte tenu de ses précédents scores, Marine Le Pen ne craint pas ce scénario. Mais d’autres ris- ques existent. Nicolas Sarkozy en sait quelque chose : il avait vu ses comptes de campagne rejetés par la justice en 2012, et n’avait pas été remboursé par l’Etat. Il avait lui aussi fait appel à la générosité pour rembourser son emprunt. Echaudées par ces précédents, les banques cherchent donc com- ment réduire leur risque financier, en même temps que leur risque réputationnel. Les derniers arbi- trages ne sont pas encore rendus, mais le principe est posé : le gou- vernement appuie la création
camps, les plus hautes sphères de la coordination faisaient pourtant bloc pour défendre leurs troupes locales, qui avaient appelé à l’ac- tion contre la DJ. La raison : sa si- gnature, en mars, d’une tribune en soutien à la proposition de loi contestée de la députée Caroline Yadan contre « les nouvelles for- mes d’antisémitisme » (que l’ar- tiste avait entre-temps publique- ment regrettée), ainsi qu’une pres- tation à l’ambassade de France à Tel-Aviv, en Israël, le 12 juin 2025. Si les insultes et les violences sont jugées « inacceptables » par le coordinateur de LFI, Manuel Bompard, elles sont aussi constamment remises en ques- tion par les porte-parole du mou- vement sous une forme hypothé- tique. « Nous ne validerons jamais, s’ils ont existé, ni les insultes ni les
soutient la création d’un « pool » bancaire, composé de tout ou partie des six grand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un « pool » bancaire, composé de tout ou partie des six grand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BNP Pari- bas, Société générale, BPCE, Crédit mutuel, Crédit agricole, La Banque postale). Ils partageront le risque financier, sur le modèle des crédits syndiqués par lesquels plusieurs banques s’associent pour soutenir de grands projets industriels (construction de centrales nu-
jets de projectiles », a, par exemple, défendu la présidente du groupe à l’Assemblée, Mathilde Panot, en conférence de presse, mardi.
Plusieurs plaintes Plutôt que de reconnaître un éventuel faux pas, le mouvement s’arc-boute sur une défense par- fois hasardeuse. Quitte à dire, comme Manuel Bompard, qui précise au passage qu’il n’y avait « pas que la section locale » LFI sur place, mais « aussi des militants de la cause palestinienne », que le concert n’a pas été interrompu par les militants « insoumis », mais par les autorités locales. Pour autant, des signes laissent percevoir le malaise du mouve- ment. Dans le groupe parlemen- taire, certaines voix expriment leur gêne de voir une telle campa-
cléaires, de ponts…). « Plus vous ré- partissez vos risques, mieux c’est », défend-on à la Société générale. Mais la FBF réclame encore plus de protection : elle souhaite que ce prêt collectif soit assorti d’une ga- rantie publique. En cas de défaut de paiement, c’est donc l’Etat qui remboursera la banque. Un article devrait être déposé en ce sens dan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de 2027, prévu pour le 30 septembre. La garantie ne sera toutefois pas complète. Comment justifier, en effet, qu’un candidat n’ayant pas respecté les règles de finance- ment de la vie politique, comme Nicolas Sarkozy en 2012, puisse indirectement puiser dans les fi- nances publiques pour rembour- ser sa campagne ? A Matignon, on précise que l’Etat pourrait ne couvrir qu’une « partie du risque de non-recouvrement ». Dit autre- ment, il pourrait venir au secours de la banque dans le cas où le can- didat manque la cible des 5 % au
gne contre une femme déjà vic- time de cyberharcèlement homo- phobe et grossophobe par l’ex- trême droite depuis sa prestation à l’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2024. De nombreuses cri- tiques ont, par ailleurs, ciblé le tract distribué par les militants pour appeler au boycott. Ce der- nier montrait la DJ éclaboussée de sang devant un drapeau LGBT si- glé de l’étoile de David. Il est difficile de la part de la di- rection de La France insoumise de faire mine de découvrir cette ac- tion. Les appels au boycott de la section iséroise étaient déjà re- layés dans les médias en mai. La coordination du mouvement pré- cisait alors qu’il ne s’agissait « pas d’une initiative nationale ». Grenoble est une grande ville sur le radar des « insoumis », où ils
premier tour, mais pas dans celui où il viole la loi. Au-delà de l’intérêt financier, les banques ont à cœur de se parta- ger le risque réputationnel, et d’éviter la fuite de clients de l’une vers l’autre. Avec une nouvelle ré- serve toutefois : même dans le ca- dre d’un emprunt collectif, une banque « leader » doit être dési- gnée pour gérer la négociation avec le client. Quel établissement acceptera d’endosser ce rôle ? Cer- tains ont imaginé de faire interve- nir une banque publique, telles la Caisse des dépôts ou La Banque postale. Mais les deux établisse- ments veulent éviter à tout prix d’être associés au dossier. Le financement de la campagne de Marine Le Pen est un enjeu dé- mocratique. C’est aussi un enjeu de souveraineté : l’objectif est que tous les candidats puissent obte- nir un prêt français, et éviter ainsi l’action de réseaux financiers étrangers, pouvant entraîner des
ont fait élire la députée Elisa Martin. Allan Brunon, le conseiller d’opposition LFI à Grenoble, était collaborateur du député du Rhône Gabriel Amard entre 2022 et 2024, gendre de Jean-Luc Mélenchon. Alors que le mouvement avait fait bloc pour défendre le député LFI du Vaucluse Raphaël Arnault lors de l’affaire Quentin Deranque (des proches du député sont mis en cause dans la mort du militant d’extrême droite, à Lyon, en fé- vrier), le leader LFI à Grenoble ne semble pas disposer du même soutien indéfectible. Le responsa- ble grenoblois, issu des milieux antifascistes, maintient le carac- tère pacifique de son action. Sur Twitch, le 22 juillet, il se dit « très heureux qu’il y ait eu des dépôts de plaintes » de la mairie de Grenoble et de Barbara Butch pour « prouver
ingérences politiques et des cam- pagnes de désinformation numé- rique, comme lors d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en mars. On se souvient qu’en 2017, Marine Le Pen avait recouru à une banque russe pour financer sa campagne. C’est inenvisageable aujourd’hui : en vertu de la loi de 2017 pour la confiance dans la vie politique, elle n’a plus le droit de souscrire de crédit hors de l’espace économique européen. En 2022, elle avait donc fait appel à une ban- que hongroise. La défaite aux élec- tions en avril de son allié, l’ex-pre- mier ministre Viktor Orban, rend ce scénario difficilement renouve- lable. Interrogé, le RN n’a pas ré- pondu aux questions du Monde. Une fois n’est pas coutume, Marine Le Pen et le gouverne- ment partagent donc la même conviction : le financement fran- çais est la seule voie possible. p Corentin Lesueur et Lucie Robequain
qu’il n’y a pas eu de violences de la par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 Par la voix de son avocat, Me Ra- fik Chekkat, Allan Brunon a an- noncé, le 23 juillet, saisir la justice après « une virulente campagne de cyberharcèlement, accompagnée de nombreuses injures, notam- ment à caractère raciste ». Le même jour, Barbara Butch a com- muniqué sur le dépôt de plu- sieurs plaintes, notamment contre le mouvement LFI et cer- tains de ses élus, alors que le par- quet de Grenoble a ouvert une en- quête pour « délit d’entrave con- certée aux libertés ». Vendredi, la maire de Grenoble, Laurence Ruf- fin (divers gauche), devait convier la presse pour annoncer le dépôt d’une nouvelle plainte de la ville au sujet de cette affaire. p Robin Richardot
conteste ses conditions de détention
le terroriste est engagé dans un rapport de force avec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J
eudi 23 juillet, Salah Abdes- lam devait quitter le quartier disciplinaire du centre péni- tentiaire de Vendin-le-Vieil (Pas-de-Calais), où il a été placé pendant dix jours. Mais le dernier membre encore en vie du commando des attentats du 13 no- vembre 2015, qui ont causé la mort de 132 personnes, a fait savoir à ses avocats et à ses proches qu’il allait refuser de regagner sa cellule du quartier d’isolement. Il connaît les conséquences de sa décision : se- lon toute vraisemblance, son sé- jour au quartier disciplinaire va être prolongé. Et tant pis s’il doit se contenter d’une seule visite d’une heure par semaine, être privé de télévision et se contenter d’un ac- cès très limité au téléphone. « Il veut forcer le dialogue avec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pour que s’ouvre enfin une discus- sion sur ses conditions de déten- tion, explique son avocate histori- que, Olivia Ronen. Il n’est pas là pour semer le chaos, il veut simple- ment être traité dignement selon les règles du droit. » A l’isolement depuis dix ans – un régime qui ne peut normalement être prolongé au-delà de deux ans, sauf « à titre exceptionnel, s’il constitue l’uni- que moyen d’assurer la sécurité des personnes ou de l’établisse- ment », selon le code pénitentiaire –,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le dé- tenu condamné à la perpétuité in- compressible, peine dont il n’avait pas fait appel, décide d’as- sumer un rapport de force avec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Le 13 juillet, Benoît David, l’un de ses trois avocats français, reçoit un appel de Salah Abdeslam à son ca- binet parisien. Le terroriste franco- marocain né à Bruxelles veut obte- nir son aval avant de rejoindre un mouvement de protestation lancé par une dizaine de détenus, pres- que tous issus du quartier de lutte contre la criminalité organisée, où sont réunis les acteurs les plus
là pour semer le chaos, il veut simplement être traité dignement »
L
e ton est donné. Tension budgétaire oblige, « il fau- dra un effort des trois pans de l’action publique », a averti le ministre de l’action et des comp- tes publics, David Amiel, le 16 juillet, lors d’une audition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sur les pre- miers arbitrages du budget 2027. Une nouvelle perspective d’éco- nomies, donc, qui concernera l’Etat, la Sécurité sociale, mais aussi les collectivités. Si les con- tours de la participation à l’effort de redressement des comptes pu- blics n’ont pas encore été dé- taillés, le ministre assure vouloir bâtir une contribution « juste, équilibrée et différenciée ». Il ne peut en être autrement, souligne une mission parlemen- taire dans une « note d’étape » de ses travaux présentée, mercredi 22 juillet. Lancée au mois de mai
dangereux du trafic de stupé- fiants. Benoît David n’y voit aucune opposition de principe, à la condition que cette protestation soit pacifique. Mais il l’avertit que sa participation à ce mouvement se traduira immanquablement par des sanctions disciplinaires. Le lendemain, à 11 h 30, tandis qu’il parcourt la toute petite cour de promenade du quartier d’isole- ment, quatre murs recouverts d’une structure grillagée, le dé- tenu de 36 ans refuse de rejoindre sa cellule. « Nous avons, dans un premier temps, tenté par le dialo- gue de mettre fin à l’incident, mais la personne détenue est restée caté- gorique et décidée, en restant néan- moins très calme », détaille le rap- port d’enquête de l’administra- tion. La direction est appelée pour tenter de trouver une solution. En vain. A 14 h 15, Salah Abdeslam est envoyé en quartier disciplinaire.
« Cri de souffrance » Deux jours plus tard, le 16 juillet, il est logiquement convoqué en commission disciplinaire devant la direction de la prison de Ven- din-le-Vieil. Accompagné par Me Olivia Ronen, il lit à haute voix trois pages d’une lettre écrite la veill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celui qui se présentait, au premier jour du procès des attentats du 13 novembre 2015, comme un « soldat de l’Etat islamique », se ré- sout à porter des revendications. « J’ai refusé de réintégrer ma cel- lule. Ce geste symbolique est aussi un cri de souffrance exprimé de manière pacifique, commence- t-il. Après des années de détention à l’isolement avec des conditions sévères et injustifiées, je constate que l’administration fuit ses res- ponsabilités (…). Il est difficile pour moi d’accepter la perpétuité in- compressible et ensuite subir des injustices par des personnes qui ne sont ni réprimandées ni inquié- tées… » A l’issue de l’entretien, la
par le gouvernement Lecornu, cette mission avait été confiée à trois parlementaires : les députés Jean-René Cazeneuve (Renais- sance, Gers), Christine Pirès Beaune (Parti socialiste, Puy-de- Dôme) et la sénatrice Sylvie Vermeillet (Union des démocrates et indépendants, Jura). Mandat lui avait été donné de « proposer » des « modalités de contribution » des collectivités en vue du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7, contribu- tion que les parlementaires jugent aujourd’hui légitime. Certes, expliquent-ils, leur dette ne représente qu’une part limitée du PIB (9 % environ). Les collecti- vités, poursuivent-ils, représen- tent « plus de la moitié de l’inves- tissement public » et « préserver leur capacité à agir est indispensa- ble » au vu des transitions écolo- giques ou démographiques. Ces
Une cellule d’isolement dans le centre pénitentiaire de Vendin-le-Vieil (Pas-de-Calais), le 14 mai 2025. MICHEL EULER/AFP
sanction tombe : ce sera donc dix jours de quartier disciplinaire. Cela fait plusieurs mois, mainte- nant, que les conditions de déten- tion de Salah Abdeslam font l’ob- jet d’une féroce et technique ba- taille judiciaire. Dans une décision inattendue, le 1er avril 2026, le tri- bunal administratif de Lille avait accédé à sa demande de suppri- mer l’Hygiaphone qui lui interdit tout contact physique lors de ses parloirs. Depuis 2017, Salah Abdes- lam avait la possibilité de prendre ses proches dans ses bras lors de leur visite, mais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a rétabli les parloirs séparés d’une cloison, en novem- bre 2025, après que le Parquet na- tional antiterroriste a requis sa mise en examen pour « recel d’ob- jet illicite », en l’occurrence une clé USB, illégale en détention, conte- nant de la propagande djihadiste. Mais six mois plus tard, le prési- dent du tribunal administratif de Lille note qu’« à la date de la pré- sente ordonnance, aucune suite judiciaire n’a été donnée » aux me-
Olivia Ronen avocate de Salah Abdeslam
arguments, néanmoins, ne sau- raient justifier à eux seuls leur ex- clusion de l’effort national, es- time la mission : « L’imbrication entre les finances de l’Etat et des collectivités et la nécessité d’agir ensemble face aux défis posés en matière de finances publiques jus- tifient la participation des collecti- vités, comme de l’ensemble de la sphère publique. »
« Modulation » de l’effort Encore faut-il que leur nouvelle contribution soit plus équilibrée, selon les parlementaires. La mis- sion souligne les effets cumulés des dernières ponctions, des pré- lèvements susceptibles d’avoir créé des situations « inéquita- bles » entre certaines collectivités. Dans son viseur notamment : le « Dilico », le dispositif de lissage conjoncturel des recettes fiscales
sures de garde à vue prises contre Salah Abdeslam pour cette his- toire de clé USB. En clair, il n’a tou- jours pas été mis en examen par le juge d’instruction. Il souligne aussi que l’administration péni- tentiaire « n’avance aucun élé- ment de nature à laisser présumer qu’il y aurait lieu de soupçonner » les membres de la famille Abdeslam d’être « susceptibles de lui transmettre des objets inter- dits », et relève que ces visites ont lieu depuis 2016 « sans qu’aucun incident n’ait été signalé ».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consta- tant que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 tiaire refuse de mettre en applica- tion sa décision, le président du tribunal lillois décide de condam- ner l’Etat à une astreinte finan- cière de 100 euros par jour à verser à Salah Abdeslam tant que ses par- loirs classiques ne seront pas réta- blis.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 aire refuse de se laisser faire. Le 17 avril, elle rétablit l’Hygiaphone.
« Torture blanche » Pour motiver sa décision, elle rap- porte, dans un document consulté par Le Monde, deux événements qui ont eu lieu plusieurs semaines auparavant, au cours desquels les proches de Salah Abdeslam auraient tenté de faire entrer de fa- çon illicite dans son sac de linge sale « trois muscs », puis « une huile essentielle et un objet en plastique pour massage », selon un rapport de la direction de Vendin-le-Vieil. Un non-événement, assure Me Benoît David : « Il n’y a jamais
des collectivités, ce mécanisme d’épargne forcée assorti d’une re- distribution partielle des som- mes prélevées. Le dispositif est décrit dans la note d’étape de la mission comme « instable et non prévisible », « inéquitable entre strates » et « parfois excessif ». Dès lors, pour les parlementai- res, toute nouvelle mise à contri- bution des collectivités ne pourra « être acceptable et acceptée » qu’à la condition de respecter « un cer- tain nombre de conditions » : « l’équité, la proportionnalité, la simplicité et la lisibilité ». Ils re- commandent ainsi de mettre un terme à la multiplication des dis- positifs existants au profit d’« un seul instrument » de contribution, qui pourrait malgré tout être adapté selon les différentes stra- tes. La mission appelle également à une « modulation » de l’effort
rien eu d’illicite. Comme souvent, la famille et Salah Abdeslam ont fait classiquement la demande aux surveillants de pouvoir faire entrer ces objets. Les surveillants ont re- fusé, ce qu’ils ont respecté. » Sept jours plus tard, l’adminis- tration reformule ses motiva- tions dans une nouvelle décision et mobilise de nouveaux argu- ments. Elle exhume, cette fois, une conversation qui se serait te- nue le 4 février. Depuis sa cellule du quartier d’isolement, à 23 h 15, Salah Abdeslam aurait demandé à son voisin, à travers la fenêtre, s’il pouvait se procurer l’adresse du « directeur » pour qu’il lui envoie deux ou trois « gars » pour faire une « catastrophe ». Et d’ajouter « ne pas vouloir attendre 2086 ». Cet échange, qui s’apparente à des menaces, va emporter, le 10 juin, l’adhésion du tribunal administratif de Lille, saisi par les avocats de Salah Abdeslam qui contestaient le fondement de cette décision. « C’est tout de même étrange de voir ressortir des bouts de conversations cen- sées avoir été prononcées deux mois plus tôt, sans que l’on ait aucun moyen de les contester car ils ne font l’objet d’aucune maté- rialité, déplore Benoît David. La justice administrative se contente de croire sur parole l’administra- tion pénitentiaire, ce qui est un vrai problème pour les droits de la défense. » Ce 16 juillet, devant la direction de Vendin-le-Vieil, Salah Abdes- lam poursuit la lecture de sa let-
demandé, fondée « en premier lieu » sur les capacités contributi- ves des collectivités, tout comme à la prise en compte de l’effort déjà supporté par certains éche- lons en 2025 et 2026. Elle plaide aussi pour un « pla- fonnement » des prélèvements sur leurs recettes. Ce « bouclier », selon les termes de la mission, permet- trait de « protéger les collectivités les plus fragiles ». Autant de conclusions jugées constructives par la sphère locale. « L’effort doit être juste pour ne pas casser la dy- namique d’investissement dans les territoires », dit le maire socialiste de Montpellier, Michaël Delafosse, également vice-président délégué aux finances de l’association d’élus France urbaine. Le prési- dent du comité des finances loca- les, Jean-François Debat, abonde : « La bonne gestion des collectivités
tre : « Je veux bien accepter cette torture blanche, cette persécu- tion, à condition que vous la re- connaissiez. (…) Je désavoue et condamne fermement les condi- tions infligées aux détenus du quartier de l’isolement et aussi du quartier de lutte contre la crimi- nalité organisée… Ces dispositifs sont improductifs, humiliants et dégradants. C’est une honte pour un pays de droit, c’est une honte pour la France, ou peut-être pas, il se peut aussi que cette façon de faire soit à l’image de la petite France d’aujourd’hui. » Me Olivia Ronen est convaincue que ce combat est non seulement légitime, mais qu’il finira à terme par être gagné : « La mise à l’isole- ment n’a jamais été prévue pour durer dix ans. Il va bien falloir que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se pose la question de savoir ce qu’elle veut faire de lui. Quel est le projet de cette détention censée durer toute une vie ? » Contactée par Le Monde, l’administration pénitentiaire répond, laconique : « Salah Abdeslam a été condamné par la justice à la réclusion crimi- nelle à perpétuité, assortie d’une période de sûreté perpétuelle. Conformément à ses missions, on veille à la bonne exécution de cette peine dans le respect de la dé- cision de l’autorité judiciaire et de notre droit. » Les trois avocats français du terroriste comptent désormais porter la bataille de- vant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p Grégoire Biseau
et leur situation financière globale- ment saine ne peuvent être le signe d’une opulence qu’il faudrait taxer au-delà des mesures déjà prises. » Reste à savoir si le gouverne- ment reprendra à son compte les recommandations de la mission. « Je salue le travail sérieux et res- ponsable des parlementaires qui appellent à une relation de respon- sabilité et de confiance entre l’Etat et les collectivités », réagit la mi- nistre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 toire e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Françoise Gatel. La mission re- mettra son rapport définitif à l’automne. Celui-ci comportera un second volet proposant des « réformes structurelles » pour les finances locales. Un dossier tout aussi sensible que celui de la par- ticip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à la maîtrise des comptes publics. p Bastien Scordia
U
à l’origine de menaces contre le maire d’Alès
parole du groupe criminel marseillais dénonce, dans une vidéo, « un acte lâche »
ne voix inattendue s’est ajoutée au concert d’in- dignations suscité par les menaces de mort reçues par Christophe Rivenq, le maire d’Alès (Gard), contraint d’être exfiltré de chez lui par le RAID, dans la nuit de lundi 20 à mardi 21 juillet, dans un contexte de lutte contre le nar- cotrafic. Cette voix trafiquée par un logiciel émane d’un homme tout de noir vêtu, masqué et ca- goulé, entouré de cinq acolytes immobiles. Devant eux, au pre- mier plan de cette vidéo d’une mi- nute et quarante-six secondes mise en ligne mercredi, apparaît le sigle « DZ », écrit en ruban adhé- sif noir sur un drap blanc au-des- sus du drapeau algérien. Cet étrange porte-parole ne lit pas laborieusement son discours pour revendiquer les menaces, faites au nom de la DZ Mafia, qui ont visé le maire, mais pour les dénoncer. Le 16 juillet, l’édile avait reçu dans une enveloppe à son domicile deux balles de 9 milli- mètres, accompagnées d’un mes- sage signé « DZ NG CVN », pour « DZ Nouvelle Génération Céven- nes »,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gan- grené par le trafic de drogue. Et, le 20 juillet, la suspicion d’un véhi- cule piégé avait déclenché sa mise sous protection rapprochée. « A l’attention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et des personnes concer- nées… », commence l’homme à la diction hésitante. Dans une décla- ration sentencieuse, singeant 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il fustige « un acte lâche et odieux fait par des personnes voulant nuire à la société, rabaissant la moralité française ». C’est surtout l’image de marque de la DZ Mafia histori- que qu’il entend sauvegarder, en dédouanant cette organisation criminelle mise en cause dans des procédures fleuves à Marseille, aussi bien pour des affaires de tra- fic de stupéfiants et de blanchi- ment que d’homicides. Cette prise de parole vient trou- bler une enquête déjà très sensi- ble, menée sous l’égide du Parquet national anticriminalité organi- sée, qui a confirmé, jeudi au Monde, être « informé de cette vi- déo » et poursuivre les investiga- tions dans le cadre de la procédure déjà ouverte « pour identifier les auteurs, quels qu’ils soient ». Dès les premiers instants de l’enquête, des sources judiciaires appelaient à la prudence : le « label » DZ Mafia, synonyme de puissance et de féro- cité dans le milieu des « stups », est régulièrement usurpé. A Alès, ancienne cité minière de 45 000 habitants, le sigle DZ n’est apparu que très récemment. Le trafic de drogue n’y est pourtant pas récent, mais il a pris ces der- nières années une tournure bien plus violente. Plutôt coutumière d’un « trafic de drogue à la papa », la sous-préfecture du Gard serait désormais en voie de « marseillisa- tion », selon une source policière. En décembre 2025, le bâtonnier d’Alès, Guillaume Garcia, avait lancé un cri de détresse face à une hausse sensible des interpella- tions, notamment de mineurs.
n’écartent pas l’hypothèse d’un gang local se faisant passer pour l’envahisseur « DZ » pour mieux le fragiliser
« L’exploitation des jeunes par le narcotrafic est une crise humani- taire et judiciaire », déclarait-il. Il s’inquiétait en parallèle des « nar- comicides », trois en 2025, aux- quels se sont ajoutés au moins trois autres meurtres depuis jan- vier 2026. Joint par téléphone, l’avocat observe « un vrai système organisé avec le phénomène des jobbeurs [guetteurs, ravitailleurs, vendeurs] qui arrivent à Alès : des jeunes venus de toute la France, re- crutés par Snapchat, qui tiennent les points de deal. » Les menaces contre Christophe Rivenq, et leur signature, « DZ NG », posent une autre interroga- tion. Derrière « DZ Nouvelle Génération » se cache vraisem- blablement une scission de l’or- ganisation apparue ces derniers mois. « Jusqu’à présent, nous n’avi- ons aucune preuve de la présence de la DZ NG à Alès. Est-ce que cela est fait pour brouiller les pistes ? », s’interroge une source judiciaire proche du dossier. Guillaume Garcia confirme ne pas avoir vu dans les dossiers la mention « NG ». « C’était toujours simple- ment la DZ Mafia », explique-t-il.
Puissance de frappe notable L’organisation déconcentrée et la capacité d’alliance qui font la rési- lience de l’organisation mar- seillaise semblent aujourd’hui lui faire perdre le contrôle de son propre nom. En octobre 2024 déjà, dans un décorum similaire, plusieurs personnes cagoulées et vêtues de noir avaient pris la pa- role face caméra, pour faire passer un message : la DZ Mafia affir- mait, déjà, n’avoir rien à voir avec deux assassinats survenus quel- ques jours plus tôt à Marseille. Les investigations, en particulier dans le tentaculaire dossier « Oc- topus », ont permis d’identifier les commanditaires présumés de cette opération de communica- tion. Selon Le Parisien, elle aurait été pilotée par certains cadres de la DZ Mafia emprisonnés. Depuis, le label continue d’appa- raître un peu partout dans la moi- tié sud du pays, sans que l’authen- ticité de ses liens avec l’organisa- tion criminelle soit toujours évi- dente. Le 16 juillet, tandis que le maire d’Alès recevait sa lettre de menace, une fusillade secouait le quartier Fleming, à Carcassonne, faisant un mort et cinq blessés. Sur une vidéo des faits, diffusée sur les réseaux en guise de revendication, on entend le tireur hurler : « C’est la DZ NG bande de bouffons ! » Pourtant, sur les réseaux en li- gne qui ont revendiqué l’attaque au nom de « CMNG », pour « Car- tel Mocro Nouvelle Génération », aucune des nombreuses vidéos publiées ne revendique un quel- conque lien avec l’organisation marseillaise. Les images révèlent tout de même une puissance de frappe notable : armes de poing, fusils d’assaut et explosifs civils sont exhibés. Impossible, donc, de savoir s’il s’agit d’une alliance avec le groupe marseillais ou d’une usurpation de son « label ». A Alès, les enquêteurs mobilisés sur les menaces visant le maire n’ont pas encore de lecture claire de cette séquence inédite. Ils n’écartent pas l’hypothèse d’un gang local se faisant passer pour l’envahisseur « DZ » pour mieux le fragiliser. Ils n’excluent pas non plus que cette « nouvelle généra- tion », qui fait son nid dans le quartier des Cévennes, puisse opé- rer désormais sans se soucier d’ob- tenir le blanc-seing de ses aînés. p Agathe Beaudouin (Nîmes, correspondante), Arthur Carpentier et Thomas Saintourens
Devant l’Assemblée nationale, à Paris, le 15 juillet. JULIEN MUGUET POUR « LE MONDE »
une année « chaotique »
sa méthode, dans un contexte de débats tendus et de polémiques L’
année parlementaire s’est achevée comme la précédente : par une polémique autour de la réintroduction de deux insectici- des interdits, l’acétamipride et le flupyradifurone. « Mesdames et messieurs du gouvernement, vous êtes des empoisonneurs et nous le ferons savoir ! », lance la député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de la Haute-Garonne Anne Stambach- Terrenoir, lors de la séance de questions au gouvernement du 21 juillet, au lendemain du vot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du projet de loi d’urgence agricole. L’élue re- prend le cri de colère lancé de la tri- bune, un an plus tôt, par la fonda- trice du collectif Cancer Colère, Fleur Breteau, aux députés qui ve- naient de voter la loi Duplomb : « Vous êtes les alliés du cancer ! Et nous le ferons savoir ! » « Dense », « mouvementée », mais surtout « chaotique ». A l’heure du bilan, les députés utili- sent globalement les mêmes ad- jectifs pour qualifier la session parlementaire qui vient de s’écou- ler. « Une session compliquée pour tout le monde », ponctuée de « dé- bats qui se polarisent de plus en plus », résume Erwan Balanant (Fi- nistère, MoDem). Chaotique, cette année parle- mentaire le fut dès la rentrée 2025, avec une série d’événements inédits sous la Ve République. Le premier gouvernement renversé à l’issue d’un vote de confiance, le 8 septembre 2025, après le pari manqué de François Bayrou, qui espérait, de cette manière, gravir l’« Himalaya budgétaire ». Puis une durée de formation particu- lièrement longue pour le premier gouvernement Lecornu : vingt- six jours. Pour une durée de vie la plus brève depuis 1958, avec moins de quatorze heures. Confronté à l’absence de majo- rité issue des législatives antici- pées de 2024, après la décision d’Emmanuel Macron de dissou- dre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 premier ministre a dû adapter sa méthode. Sur les textes budgétai- res, Sébastien Lecornu a repris la stratégie adoptée par François Bayrou en janvier 2025 : trouver
un compromis avec le Parti socia- liste (PS) en rouvrant le dossier de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 Nous avons montré que nous étions prêts à partager le pouvoir (…) avec les oppositions, dont le Parti socia- liste », s’en est à nouveau félicité le premier ministre dans un entre- tien à Paris Match, le 22 juillet. Au cours des six derniers mois, que Sébastien Lecornu qualifie dans l’hebdomadaire de « semes- tre le plus régalien depuis 2017 », le gouvernement a cette fois bénéfi- cié des voix de la droite et de l’ex- trême droite pour faire adopter en première lecture son projet de loi Ripost, sur la sécurité du quoti- dien, le 15 juillet. Le premier minis- tre a par ailleurs soutenu, après en avoir modifié la rédaction, la pro- position de loi du député (Les Ré- publicains) des Alpes-Maritimes Eric Pauget instaurant une pré- somption de légitime défense pour les forces de l’ordre. Sébastien Lecornu a essuyé des critiques venues de la gauche, qui y voit un « glissement idéologi- que ». « Il y a une soumission volon- taire du gouvernement à l’extrême droite, dénonce la députée de Paris Léa Balage El Mariky (Les Ecologis- tes). Je crains qu’au cours de la pro- chaine session ils n’utilisent leurs dernières cartouches pour conti- nuer à leur donner des gages. »
Motion de rejet Pragmatique, la méthode de Sébastien Lecornu a déstabilisé son propre camp. Son choix de s’appuyer sur la droite sénatoriale pour faire adopter le projet de loi d’urgence agricole l’a conduit à dé- fendre la réintroduction de l’acéta- mipride et du flupyradifurone sous contrôle de l’Agence natio- nal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La me- sure a rencontré l’opposition de membres de son groupe, Ensem- ble pour la République (EPR), dont l’ancienne première ministre Eli- sabeth Borne, en plus de susciter la colère des groupes de gauche. Indépendamment du fond des textes, certaines pratiques ont également contribué à crisper les débats dans l’Hémicycle. L’utilisa- tion tactique de la motion de rejet préalable par les députés du
par le dépôt de centaines d’amendements a suscité des tensions entre les députés
groupe EPR, afin d’accélérer la pro- cédure sur la proposition de loi relative au travail du 1er-Mai, a par exemple agacé les oppositions de gauche. « Les coups tactiques sont plus nombreux et plus divers, constate le constitutionnaliste Benjamin Morel. La situation poli- tique ayant changé, les règles trou- vent de nouveaux usages. » Au sein d’un Hémicycle frag- menté, la présidente de l’Assem- blée, Yaël Braun-Pivet, s’efforce de- puis 2024 de faire émerger des propositions de loi transpartisa- nes. « La nouveauté de cette législa- ture sans majorité, c’est que les pro- positions de loi aboutissent », s’est- elle réjouie en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9 juillet. Si l’on exclut l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es, les textes d’initiatives parlementaires représentent 74 % des lois adop- tées. Paradoxalement, cette mé- thode aura permis à l’Assemblée de voter un nombre important de textes par rapport à la moyenne : 52 lois ont été adoptées, et 51 autres textes votés dans l’Hémi- cycle suivaient encore la navette parlementaire au 30 juin. Mais ce succès révèle surtout l’incapacité du gouvernement à faire voter ses propres textes. Comme un sym- bole, c’est par le biais d’une propo- sition de loi qu’une des mesure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du quin- quennat, l’ouverture du droit à l’aide à mourir, a été votée. Les polémiques de cette session parlementaire ne se sont pas can- tonnées à l’enceinte du Palais- Bourbon. Dans la lignée de la péti- tion contre la loi Duplomb, qui avait recueilli plus de 2 millions de signatures en juillet 2025, la plate- forme de recueil des pétitions est devenue un espace de contesta-
tion identifié comme tel par les ci- toyens. Le texte d’opposition à la proposition de loi Yadan sur l’anti- sémitisme a reçu un peu plus de 700 000 signatures, avant son re- trait de l’ordre de jour. Une autre pétition, qui s’opposait cette fois à la présomption de légitime dé- fense pour les forces de l’ordre, a récolté plus de 730 000 signatures.
« Largement méprisés » L’obstruction par le dépôt de cen- taines d’amendements a égale- ment suscité des tensions entre les députés, notamment lors des ni- ches parlementaires. Tous les groupes, à l’exception du MoDem, ont fait les frais de cette pratique. « En tant que députés de l’opposi- tion, nous avons été largement mé- prisés », pense la députée (LFI) de la Seine-Saint-Denis Aurélie Trouvé. Une plainte que retourne à l’en- voyeur Prisca Thevenot, députée (Renaissance) des Hauts-de-Seine : « Les “insoumis” sont experts en la matière. Ils passent eux-mêmes leur temps à faire de l’obstruction. » Parfois avec l’objectif non dissi- mulé de nourrir leurs réseaux so- ciaux, de nombreux élus profitant de leur tribune parlementaire pour produire des contenus. Une technique largement reprise par le ciottiste Charles Alloncle (Hérault, 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 que) lors de sa commission d’en- quête sur l’audiovisuel public. Moins médiatisée, la commis- sion d’enquête sur le traitement judiciaire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incestueuses sur les enfants a re- présenté une avancée saluée par la Commission indépendante sur l’inceste et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enfants. La lutte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représente un fil rouge de cette session parlementaire durant laquelle l’Assemblée a aussi inscrit la notion de non-consentement dans la définition pénale du viol. Mais le moment majeur de la rentrée sera celui de l’examen du budget. Une tâche d’autant plus délicate pour Sébastien Lecornu que la proximité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vrait accroître les clivages. p François-Régis Couteau
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A
lors qu’il ne se passe pas une semaine sans que, 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Donald Trump fasse planer la menace d’une nouvelle hausse des droits de douane sur les importations européennes,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annoncé, jeudi 23 juillet, infliger une amende de 890 millions d’euros à Google, au titre du Digital Markets Act (DMA), qui cherche à assurer une concur- rence équitable sur les marchés. A quelques jours du premier anniversaire, lundi 27 juillet, de l’accord de Turnberry, signé sur le terrain de golf écossais du pré- sident américain, les relations transatlantiques sont loin d’être apaisées. D’autant que la Cour suprême américaine a jugé illé- gal le dispositif alors retenu – une exemption des droits de douane pour la plupart des im- portations américaines sur le Vieux Continent, une surtaxe de 15 % pour les produits européens qui traversent l’Atlantique – et que la Maison Blanche doit, sous peu, présenter un mécanisme de substitution, dont rien n’a en- core filtré. Bruxelles assure, pour sa part, ne pas légiférer en fonction des états d’âme de Donald Trump, semblant oublier que, par le passé, il lui est arrivé, justement dans le cadre de sa réglementa- tion numérique tant vilipendée outre-Atlantique, de repousser des décisions afin de ne pas fâ- cher Washington au pire mo- ment. « La décision d’aujourd’hui ne surprendra pas l’administra- tion américaine », confie un haut fonctionnaire européen, suggé- rant qu’elle a été prévenue. L’amende de 890 millions d’euros – la plus importante qu’ait eue à subir une entreprise du fait du DMA – se décompose en deux volets. Le premier, pour 460 millions d’euros, sanctionne les pratiques du moteur de re- cherche grâce auxquelles le groupe met systématiquement en avant ses propres services (hô- tels, restaurants…), au détriment de ses concurrents, nettement moins bien traités. « Les meilleurs produits doivent réussir parce qu’ils sont meilleurs, pas parce qu’ils appartiennent à l’entreprise qui gère le moteur de recherche », résume la première vice-prési-
P
rogressivement, la réalité de la guerre au Moyen- Orient rattrape les mar- chés du pétrole et se propage au reste de l’économie. Pour la 13e nuit de suite, les Américains ont bombardé l’Iran, entre jeudi 23 et vendredi 24 juillet, tan- dis que le régime iranien conti- nue de répliquer de façon spora- dique à travers le Moyen-Orient, y compris sur les bases militaires des Etats-Unis. Par ailleurs, un deuxième front s’est ouvert en mer Rouge, quand les houthistes, un groupe basé au Yémen et sou- tenu par l’Iran, y ont attaqué deux pétroliers saoudiens. Au moins l’un d’entre eux a été touché. Logiquement, le prix du pétrole retrouve des niveaux élevés. Jeudi, il a touché la barre des 100 dollars pour le baril de brent pour la pre- mière fois depuis le 22 mai. Quant au gaz, il dépasse 62 euros du mé- gawattheure pour le transfert de titre facilité, le cours de référence
dente exécutive de la Commis- sion, Teresa Ribera. La Commisson sanctionne par ailleurs Google à hauteur de 430 millions d’euros pour avoir empêché les développeurs, sur son magasin d’applications Goo- gle Play, d’orienter les clients vers d’autres offres, en dehors de son écosystème, tout en leur facturant des commissions trop élevées. Le groupe californien a désor- mais soixante jours pour se met- tre en conformité avec la loi euro-
californien a désormais soixante jours pour se mettre en conformité avec la loi européenne
en Europe, à son plus haut niveau depuis la fin de 2022. Mécaniquement, ce regain de tension se répercute sur l’écono- mie. De l’énergie plus chère signi- fie plus d’inflation, et des mar- chés qui anticipent que les ban- ques centrales vont augmenter leurs taux d’intérêt. Le taux d’em- prunt de l’Etat français, pour les obligations à dix ans, a dépassé, jeudi, 4 %. Une première depuis la fin de 2008, il y a dix-huit ans.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BCE), qui tenait sa réunion jeudi, a semblé donner raison aux mar- chés. Si les taux d’intérêt ont été maintenus inchangés à 2,25 %, Christine Lagarde, sa présidente, a laissé entendre qu’une nouvelle hausse d’un quart de point en septembre était possible. Si, fin juin, elle parlait de risques « équili- brés » entre la possibilité d’une poussée d’inflation ou, au con- traire, d’une baisse de la crois- sance, elle se concentre désor-
péenne, sans quoi il risque des pé- nalités pouvant aller jusqu’à 5 % de son chiffre d’affaires. A ce stade, il s’est contenté de critiquer la décision de la Commisison, laissant entendre qu’il pourrait saisir la justice.
« Manœuvre dilatoire » « Pour nous conformer à ces exi- gences, nous devons supprimer des fonctionnalités de recherche en temps réel très appréciées des Européens – telles que l’affichage
mais principalement sur les ris- ques inflationnistes. Ensuite, sou- ligne-t-elle, plusieurs membres du conseil des gouverneurs ont discuté d’une possible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pendant la réunion. Dans ces circonstances, l’envo- lée sur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des taux d’intérêt touche tous les Etats. L’Allemagne, considérée comme le pays budgétairement le plus sûr, a désormais des taux de 3,2 %, 0,3 point de plus qu’au dé- but de l’année. Aux Etats-Unis, le taux à dix ans atteint 4,7 %, au plus haut depuis le début de 2025. Un tel bond risque de peser lourdement sur les finances pu- bliques françaises. « Est-ce qu’un taux de 4 % pour la France est sou- tenable ? La réponse est non », es- time Romain Aumond, analyste taux à Natixis Investment Mana- gers. Un tel niveau, s’il demeurait à long terme, risquerait de provo- quer un effet boule de neige : les intérêts alourdiraient la dette
instantané des tarifs et la disponi- bilité directe des hôtels, des vols et des restaurants – et démanteler l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sur Google Play », a déclaré Kent Walker, pré- sident des affaires internationa- les de Google, dans un communi- qué. « La réglementation devrait améliorer les produits, pas les dé- tériorer », a-t-il ajouté. Ces amendes représentent 0,22 % du chiffre d’affaires de Google et sont les premières qui lui sont infligées au titre du
plus vite qu’elle ne pourrait être remboursée. Mais il n’y a pas urgence, tem- père M. Aumond. Dans son en- semble, le taux moyen qui pèse sur la dette française est de 2 % à 2,2 %, avec une maturité moyenne de sept ans. Seule la nouvelle dette aura des taux d’in- térêt supérieurs à 4 %. Or, pour 2026, il reste environ 6,5 % de la dette française à renouveler, soit juste un petit morceau.
Prime de risque politique M. Aumond estime qu’ensuite il est probable que le taux d’intérêt finisse par refluer. « La situation n’est pas comparable à 2022, et il y a peu de risques que l’inflation se diffuse largement à l’écono- mie. » Tout dépend néanmoins de la durée du conflit au Moyen- Orient. « Il semble raisonnable de penser qu’il va durer, estiment les analystes de la Banque royale du Canada. Il est difficile de voir com-
DMA. Elles tombent après quatre autres qui, elles, ont corrigé des entorses à la concurrence, pour un montant total de plus de 10 milliards d’euros sur près de vingt ans. Apple et Meta ont également été sanctionnés pour avoir en- freint le DMA, le premier à hau- teur de 500 millions d’euros et le second de 200 millions. Le ré- seau social X, lui, a été condamné à payer 120 millions d’euros, au titre du Digital Services Act (DSA),
ment le conflit peut être résolu mi- litairement. Et même si un effort diplomatique peut être repris, les désaccords fondamentaux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Iran sur la façon de gérer le détroit d’Ormuz demeu- rent non résolus. » La question de l’énergie n’est ce- pendant pas la seule raison de la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qui pro- gressent depuis cinq ans. L’ère de l’argent gratuit, quand la France pouvait emprunter à 0 %, est finie depuis le grand retour de l’infla- tion, fin 2021. La BCE a cessé d’in- tervenir sur les marchés et d’ache- ter la dette des pays européens, exposant au grand jour la fragilité des comptes publics de plusieurs pays, à commencer par la France. Les taux d’intérêt français à dix ans ont ainsi franchi 1 % en avril 2022, 2 % en septem- bre 2022 et % en juillet 2023. A cela s’ajoute une prime de ris- que politique, qui pèse sur le gou- vernement français depuis la dis-
en vertu duquel ce qui est illégal dans la vie réelle l’est aussi sur la Toile. Depuis son retour à la Maison Blanche, Donald Trump accuse Bruxelles de maltraiter les géants du numérique américain, compa- rant les amendes qu’ils doivent payer à de l’« extorsion » et les assi- milant à une forme de « taxa- tion », justifiant ainsi ses menaces à répétition d’augmenter les droits de douane au-delà de ce que l’accord de Turnberry prévoit. « Nous avons le devoir de nous as- surer que les lois adoptées par nos institutions souveraines sont plei- nement appliquées et respectées », a insisté Teresa Ribera, jeudi. Dans une lettre envoyée au pré- sident américain, le 21 juillet, 25 parlementaires républicains lui demandaient d’agir en repré- sailles contre l’Union européenne (UE), si elle persistait à exercer « des lois, politiques ou pratiques discriminatoires dans le secteur numérique », notamment à tra- vers le DMA. Ils s’y félicitent que les Etats-Unis et l’Union aient dé- cidé de mettre en place un « dialo- gue » transatlantique sur la tech, mais ils disent craindre que ce- lui-ci « soit utilisé par l’UE comme manœuvre dilatoire ». La Commission affirme aujourd’hui avoir des assurances que les Etats-Unis chercheront à respecter l’esprit de Turnberry et n’imposeront pas aux importa- tions européennes des droits de douane supérieurs à 15 %. Mais elle rappelle aussi que, si cela ne devait pas être le cas, elle serait prête à dégainer des mesures de rétorsion. De ce point de vue, sa décision d’annoncer, jeudi, l’amende de Google peut être lue comme un signal. Reste à voir si, à l’épreuve des faits, l’UE saura jouer du rapport de force, comme elle assure y être prête. Jusqu’ici, elle n’a pas vraiment choisi de le faire. p Virginie Malingre
solu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 nale en juin 2024. Les experts d’Allianz calculent que le service de la dette, c’est-à-dire les inté- rêts, a augmenté de 11 milliards d’euros à cause de cette décision politique. Cela représente un sur- coût d’environ 3 %. La France n’est pas le seul pays touché par l’insta- bilité politique. Et l’année 2027 s’annonce ten- due, avec des élections présiden- tielle ou législatives en France, en Italie, en Espagne et en Grèce. Les experts d’Allianz estiment que les taux d’intérêt français pourraient être sous tension pendant la cam- pagne électorale en France, « par- ticulièrement si les sondages con- firment la force des blocs de l’ex- trême gauche et de l’extrême droite ». Le scénario d’une tem- pête parfaite, avec un conflit au Moyen-Orient qui continue et des tensions politiques en France, ne peut pas être écarté. p éric Albert
déploie son hyperpuissance portuaire
Singapour
Singapour
de passage entre l’océan Indien et le Pacifique, le numéro un mondial du transbordement mise sur un hub maritime high-tech
Reportage Singapour - envoyé spécial A
Singapour, le « Tuas Lamp Post » (« lampa- daire de Tuas ») est un haut lieu du cyclisme nocturne. Son mât, couvert d’autocollants, marque l’extré- mité sud-ouest de la cité-Etat. Ex- tension gagnée sur l’océan, Tuas rallonge de 40 kilomètres les 120 kilomètres nécessaires aux cy- clistes pour faire le tour de leur mi- nuscule pays. C’est là qu’un nouveau méga- port déploie sur la mer une main de terre géante, ses quatre doigts pointés vers l’est. Sur la dizaine de postes d’amarrage déjà exploités sur les 21 prévus, d’immenses por- tiques téléguidés empilent en si- lence des conteneurs sur des navi- res. Le chantier couleur sable s’étend à perte de vue vers le sud : on y construit sur la mer la struc- ture qui accueillera 45 emplace- ments supplémentaires d’ici à 2040. En cette fin de journée de juin, des dizaines de camionnettes attendent les travailleurs migrants venus d’Inde ou du Bangladesh.
INDE
Le tournant du conteneur Remonter de Tuas à la ville, c’est traverser des chantiers navals, des ateliers de maintenance et les complexes de préfabriqués où vit la main-d’œuvre étrangère. L’auto- route longe ensuite Jurong Island, presqu’île artificielle couverte de raffineries et de citernes. C’est la plus grande station-service mari- time au monde : près de 56 mil- lions de tonnes de carburant ont été livrées en 2025 par des barges aux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navires qui ont mouillé dans la rade. Puis vient la zone des ramp-up ware- houses (entrepôts à étages), sou- vent automatisés, où les semi-re- morques accèdent aux ponts su- périeurs par d’énormes rampes en colimaçon. Ces infrastructures font aujourd’hui de Singapour le premier port de transbordement de la planète, et le deuxième pour le trafic de conteneurs derrière Shanghaï, avec 44,6 millions d’EVP (équivalent vingt pieds, l’unité de mesure standard utilisée dans le transport maritime et la logisti- que) traités en 2025. Le mégaport de Tuas doit per- mettre à la cité-Etat de regrouper ses trois grands terminaux histori- ques sur un site unique d’ici à 2040. Dix millions d’EVP sont trai- tés par Tuas, contre 65 millions d’ici treize ans. Les espaces libérés sont promis au redéveloppement résidentiel et touristique, comme avant eux les îles de Keppel et Sen- tosa, où Singapour a accueilli ses premiers navires marchands il y a près de deux siècles. La réussite insolente de Singa- pour a servi de tremplin à son opé- rateur commercial, PSA Interna- tional : présent dans une soixan- taine de terminaux dans le monde, dont Anvers en Belgique et Sines au Portugal, c’est depuis le milieu des années 2000 le premier opérateur mondial, avec un vo- lume traité de 67,2 millions d’EVP, soit 7,2 % du trafic mondial, selon le consultant maritime Drewry. « La diversification géographique a
permis au groupe de se développer massivement et de mieux se proté- ger contre toutes sortes de risques, même si Singapour constituait en- core 42 % de ses volumes mondiaux en 2025 », signale Eleanor Hadland, analyste senior spécialiste des ports et terminaux chez Drewry. Cette performance spectacu- laire, ce pays de 6 millions d’habi- tants la doit à une histoire, une géographie, mais aussi à un mo- dèle économique bien particulier. Singapour est le verrou du détroit de Malacca : les 2,7 kilomètres qui séparent la cité-Etat de l’île indo- nésienne de Batam sont le princi- pal passage entre l’océan Indien et le Pacifique. Les rares autres passages en eaux profondes (dé- troits de Lombok ou d’Ombai) im- posent de longs détours. Tout commence en 1819 : im- pressionné par l’emplacement de l’île, l’officier anglais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agent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la loue au sultan de Johor. La Cou- ronne britannique veut damner le pion à sa rivale hollandaise ins- tallée en Indonésie. Le comptoir est confié à l’East India Company. Puis il devient une colonie dotée d’une base navale majeure et de la plus grande cale sèche au monde entre les deux guerres – que le Ja- pon conquiert en 1942 dans sa conquête du Sud-Est asiatique. « Quand les Anglais ont quitté Singapour après l’indépendance en 1965, ils ont donné les infras- tructures maritimes au gouverne- ment. Lee Kuan Yew [fondateur de la cité-Etat et premier ministre de 1959 à 1990] a utilisé ces ressources pour créer de grandes sociétés, Keppel et Sembawang », rappelle Alan Chan, président de l’Autorité des transports terrestres de Singa- pour. Le père fondateur de Singa- pour a ensuite invité les Japonais à investir dans les chantiers navals, poursuit le haut fonctionnaire, qui fut secrétaire privé de Lee Kuan Yew en 1994. A la fin des an- nées 1960, la jeune nation prend très tôt le tournant du conteneur : le gouvernement singapourien s’endette pour bâtir à Tanjong Pa- gar le premier terminal de conte- neurs d’Asie du Sud-Est – contre l’avis de la Banque mondiale qui préconise de s’en tenir au trans- port de vrac. A partir de 1990 et durant deux décennies, Singa- pour va occuper, souvent en alter- nance avec Hongkong, le premier rang mondial des ports de conte- neurs – jusqu’à ce que Shanghaï les détrône en 2010. « Le vrai réveil pour Singapour, c’est quand la Malaisie a construit le port de Tanjung Pelepas en 1999. Cela créait une alternative moins chère dans le détroit », explique le consultant en logistique Charlie
INDONÉSIE
c’est aussi d’avoir une législation progressive et stable »
Porte-conteneurs et navires, dans un terminal portuaire de Singapour, le 20 février 2025. Edgar Su/REUTERS
Colombo
Port Kilang
Tanjung Priok
Connexions portuaires
Provenance Destination
Mawan (Chine) Yantian (Chine) Port Kilang (Malaisie) Tanjung Pelepas (Mal.) Shenzhen (Chine)
Port Kilang (Malaisie) Hongkong Colombo Tanjung Pelepas Tanjung Priok (Indon.)
Types de navires Navires-citernes 61 % · Porte-conteneurs 31 %
Secteurs d’activité Minéraux · Végétaux · Chimie
en escales
Trafic annuel,
Rang mondial, en conteneurs
Sources : IMF PortWatch, 2025 ; World Shipping Council, 2024
Brown, basé depuis vingt- cinq ans à Singapour. Tanjung Pe- lepas est situé à l’embouchure oc- cidentale du détroit de Johor qui sépare la Malaisie de l’île de Singa- pour. Le port malaisien veut cas- ser le monopole singapourien et lui arrache le géant danois Maersk et le taïwanais Evergreen. « Depuis, c’est la course à l’excel- lence, avec des investissements massifs. Dans les années 2010, Sin- gapour a imposé la numérisation du ravitaillement en carburant à la place de la jauge manuelle. Et c’est devenu la norme partout ailleurs », poursuit le consultant. Sur un quai de Pasir Panjang, le plus grand terminal de Singapour, 13 portiques exécutent un ballet millimétré : ils chargent et déchar- gent les boîtes bleu marine du No- tre-Dame, nouveau fleuron du groupe français CMA CGM pro- pulsé au gaz naturel liquéfié (GNL). Pour un armateur, tout tient à la célérité du transbordement. Si la majeure partie des conteneurs ve- nus de Chine reste à bord, de nou- velles boîtes en provenance de Thaïlande, d’Indonésie ou d’Aus- tralie viennent les rejoindre. Des- tination : Le Havre, avec un départ programmé le soir même à 18 heu- res. Ce monstre des mers de 400 mètres de long, fort d’une ca- pacité record de 24 212 conteneurs EVP, sort des chantiers navals de Yangzijiang en Chine pour son voyage inaugural. En arrivant à Singapour après minuit heure de Shenzhen le 1er juin, il a essuyé une grosse averse qui a obligé l’équi- page à naviguer au radar, sans visi- bilité. « On doit être très concentrés à l’entrée et à la sortie du détroit, car il y a une multitude de navires de tailles et de vitesses différentes », explique le commandant Nicolas Le Scornet sur la passerelle du na- vire, lors d’une visite organisée pour la pr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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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Vue satellite du port de Singapour, en 2026. Airbus/Google/Maxar Technologies/Data SIO/NOAA/US Navy/NGA/GEBCO (2026)
de ce succès ? De faibles coûts de main-d’œuvre, grâce à l’immigration contractuelle
Principal concurrent du leader danois, l’armateur français a ins- tallé à Singapour son siège Asie- Pacifique ainsi que l’un des trois centres de contrôle de sa flotte mondiale (avec Marseille et Miami). CMA CGM y gère un ter- minal en coentreprise avec PSA et emploie 2 800 personnes dans sa filiale logistique, CEVA. « Singa- pour est doté d’un écosystème ma- ritime extrêmement solide, qui va du ravitaillement aux services juri- diques en passant par la high- tech », observe Bo Wegener, direc- teur général de CMA CGM Asie- Pacifique. « Leur force, c’est aussi d’avoir une législation progressive et stable : on sait à quoi s’atten- dre », précise-t-il. Le futur mégaport de Tuas mise sur l’automatisation, à l’image des véhicules et des grues de stoc- kage autonomes déjà en opéra- tion. Devancé dans ces domaines par Rotterdam, Singapour a l’avantage de créer ex nihilo son nouveau port. Et PSA, qui a déve- loppé des solutions logicielles maison, peut les déployer dans ses terminaux à travers le monde. L’autre défi majeur est la décar- bonisation. Mieux carénés, les nouveaux navires optimisent leurs trajets par ordinateur et na- viguent au GNL, une option moins polluante quand elle est is- sue de la biomasse. Le port de Sin- gapour, qui distribue plus de car-
burant que ses neuf concurrents réunis, doit impérativement pou- voir proposer des biocarburants. Parmi les options d’avenir figure l’ammoniac qui, produit à partir d’énergies renouvelables, pourrait éliminer les émissions de carbone du secteur. Or, il est très toxique. « Singapour est extrêmement en- combré, avec 1 000 mouvements de navires par jour, et l’essentiel du soutage se fait au mouillage. Pour ravitailler en ammoniac de ma- nière sûre, sans perturber le trafic actuel, on recommande une zone de sécurité d’un rayon d’environ 500 mètres autour du navire », ex- pose Lynn Loo, à la tête du Global Centre for Maritime Decarbonisa- tion (GCMD), une organisation à but non lucratif soutenue par des leaders mondiaux de l’industrie.
« Pas de salaire minimum » Après avoir identifié dans la rade de Singapour trois zones de mouillage propices, le GCMD a or- chestré en septembre 2024 un transfert d’ammoniac grandeur nature au large de l’Australie, une première mondiale, afin de vali- der équipements et procédures d’urgence. Au début du GNL, tout le monde en avait peur et les zones d’exclusion étaient immenses, mais elles se sont réduites », rap- pelle Mme Loo.Alors que les pre- miers navires commerciaux (des vraquiers) fonctionnant à l’am- moniac s’apprêtent à entrer en service, l’étape suivante sera un soutage complet directement au mouillage à Singapour. L’hyperpuissance portuaire sin- gapourienne s’explique aussi par un modèle économique éprouvé : ses fleurons industriels comme l’opérateur portuaire PSA, mais aussi Keppel, Semb- corp (ex-Sembawang), et le nou- veau champion de l’ingénierie offshore Seatrium, sont détenus
par Temasek, le fonds souverain singapourien. Soit une forme de capitalisme d’Etat ultrapragmati- que, fondé sur le consensus so- cial et l’absence de syndicat indé- pendant, qui a hissé l’économie singapourienne au deuxième rang d’Asie du Sud-Est et au sixième rang mondial en PIB no- minal par habitant. L’un des secrets de ce succès ? De faibles coûts de main-d’œuvre, grâce à l’immigration contrac- tuelle : Singapour compte 1,9 mil- lion de migrants pour 3,66 mil- lions de citoyens (et 540 000 rési- dents permanents). Si les grands groupes évitent les abus directs, ceux-ci prolifèrent chez les sous- traitants, à l’abri d’un arsenal de règles où l’employeur reste tou- jours gagnant. « Les migrants n’ont aucun pouvoir de négocia- tion à Singapour », explique Alex Au, vice-président de TWC2, l’une des deux ONG qui assistent des migrants en difficulté. « Il n’y a pas de salaire minimum, les salai- res sont différents selon les natio- nalités. Les Bangladais et les Bir- mans sont les moins payés car ils sont les plus désespérés ! », ajoute cet ancien cadre d’entreprise. Le secteur maritime, où il y a peu de concurrence, rémunère un ouvrier de base 450 dollars singapouriens (300 euros) par mois, deux fois moins que dans la construction. Les migrants, qui ont souvent payé dans leur pays un agent recruteur entre 7 000 et 13 000 dollars, n’ont pas le droit de changer d’employeur. Une mécanique implacable : « C’est bien parce que Singapour a accès à tous ces travailleurs mi- grants, résume Alex Au, qu’il peut construire, reconstruire et amé- liorer continuellement ses instal- lations portuaires, de soutage et de pétrochimie. » p Brice Pedroletti
L
tentent de s’adapter à la recherche par IA
par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bouleverse Internet
e 22 juillet, les utilisateurs français de Google ont dé- couvert qu’ils pouvaient désormais, pour certai- nes requêtes, voir s’afficher une réponse en quelques paragra- phes, rédigée automatiquement par un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avant la classique liste de liens. Les internautes peuvent aussi, dans un onglet du moteur de recherche nommé « AI Mode » (« Mode IA »), avoir une conversa- tion comme sur les assistants d’IA ChatGPT ou Gemini (Google).
Mais pour les professionnels du secteur, ces nouveautés, déjà lan- cées dans le reste du monde, sont la dernière manifestation d’un basculement plus profond, engagé depuis plusieurs mois et de nature à « changer l’économie du Web », explique Quentin de Louvencourt du cabinet de conseil Bain & Com- pany. « Avant, pour les éditeurs de sites, la présence dans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 était une bataille du clic, détaille ce spécialiste du mar- keting. Aujourd’hui, beaucoup de réponses sont apportées à l’inter- naute par les assistants IA, sans qu’il ait à cliquer. Ce n’est plus lui qui va visiter une trentaine de sites comme avec un moteur classique. »
qui inquiète les médias français
fait craindre aux éditeurs de presse une baisse de leur audience L
es éditeurs de presse fran- çais savaient que le mo- ment fatidique allait arriver, mais certains espéraient que cela ne se produise pas si tôt au cours de l’été. Google a annoncé, mer- credi 22 juillet, la mise en place progressive des fonctionnalité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sur le moteur de recherche, baptisé « ré- sumés IA » (« AI overviews », en an- glais). Dire que cette nouveauté met le secteur des médias en alerte tient de l’euphémisme tant il en craint les conséquences.
Lancée aux Etats-Unis, à la mi- 2024, la fonctionnalité des résu- més IA propose des résumés de réponse générés par l’assistant d’IA de Google, Gemini, placés sous la barre de recherche, au- dessus des classiques liens bleus envoyant vers des pages Web sur la page de résultats.
Et comme l’internaute aura désormais de plus en plus accès aux réponses générées par l’IA sans avoir besoin de cliquer sur les sources originales, les édi- teurs de presse craignent une chute de leurs trafics, donc de leurs recettes publicitaires et de leurs capacités à convaincre de nouveaux abonnés. Une crainte d’autant plus justifiée que les médias restent profondément dépendants à Google.
Dans ce contexte, la publication en janvier d’une étude de la so- ciété d’analyse Chartbeat avait fait l’effet d’une douche froide : les visites en provenance du moteur auraient baissé de 33 % entre no- vembre 2024 et novembre 2025 en moyenne chez les 2 500 sites d’actualité étudiés. Une analyse que réfute Google, qui rétorque qu’aux Etats-Unis ou en Inde, les utilisateurs possédant les résu-
« L’irruption de l’IA dans la re- cherche est une très grosse préoc- cupation de nos membres. Ce sujet a explosé depuis la rentrée 2025 », ajoute Jérôme Rigourd, responsa- ble IA de l’Union des marques, le puissant lobby des annonceurs. En effet, 37 % des utilisateurs d’as- sistants d’IA disent s’en servir comme premier moyen de recher- che en ligne, avant les moteurs classiques, selon une étude de l’agence Eight Oh Two publiée en janvier. « On passe de portails de recherche qui étaient des portes d’entrée vers le Web à un système où l’on raisonne de plus en plus en silos et en vase clos », estime Oli- vier Ertzscheid, spécialiste de la re- cherche en ligne et maître de con- férences en sciences de l’informa- tion à l’université de Nantes.
Résultat : aux Etats-Unis, les édi- teurs de sites se plaignent de bais- ses de trafic, de l’ordre de 5 % à 30 % selon les secteurs, d’après Quentin de Louvencourt. Google, de son côté, conteste des baisses importantes et dit continuer d’en- voyer « des milliards de clics par se- maine » vers les sites. Le nombre de requêtes reste en hausse, selon le groupe. Malgré tout, les profes- sionnels de la visibilité en ligne
de la presse d’information
se prépare à saisir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més IA font 10 % de requêtes en plus qu’un groupe témoin n’y ayant pas accès. Les internautes renvoyés vers les sites après une réponse IA seraient aussi plus « qualifiés », c’est-à-dire plus sus- ceptibles de lire, de s’inscrire, d’acheter ou de s’abonner.
« Passage en force » Pour tenter d’apaiser les craintes du secteur, Google a notamment fait savoir que 450 médias fran- çais percevront une rémunéra- tion quand des extraits de leurs articles apparaîtront dans ces ré- sumés IA. Les éditeurs pourront aussi refuser d’y figurer, tout en continuant d’être présents dans le moteur de recherche classique.
Insuffisant, juge l’Alliance de la presse d’information générale (APIG), qui regroupe 300 titres de presse, et se prépare à saisir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car les discussions restent embryon- naires sur les rémunérations et les conséquences de la mise en place des résumés IA et du mode IA. « Google se dit ouvert à la discussion, mais je ne vois rien de concret pour le moment », note Marc Feuillée, président de l’APIG et directeur général du Groupe Figaro, qui souhaitait « un accord collectif préalable entre les édi-
anticipent une nouvelle donne et cherchent des moyens de s’adap- ter. Le milieu s’agite autour de la notion de « GEO » (« optimisation générative des moteurs »), une adaptation à l’heure de l’IA du classique référencement sur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 le « SEO » (« optimisation pour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 »). Le principe est simple : tenter d’être visibles dans les réponses des assistants d’IA.
« On identifie un “prompt”, une requête où la marque veut appa- raître. On regarde les sources in- fluentes citées par l’assistant, puis on les contacte et on réfléchit à des contenus qu’elles pourraient diffu-
optimiser toute
votre marque »
Lily Ray une experte SEO et GEO
vivant à New York
teurs et l’entreprise américaine » et déplore donc « un passage en force ». Google n’a pas la même analyse, estimant avoir « des échanges constructifs avec tous les acteurs de l’écosystème ». Plus lar- gement, l’APIG souhaite que les fabricants d’IA paient pour l’usage de leurs articles dans l’en- traînement de leurs modèles et pour l’affichage de liens dans les réponses des assistants.
A l’étranger, certains éditeurs re- lativisent l’impact négatif des outils IA du géant américain. Au Temps, quotidien francophone suisse, « la catastrophe annoncée » n’a pas eu lieu, selon Frédéric Julliard, son rédacteur en chef ad- joint. Car bien que 70 % du trafic mondial vient de Google, seule une petite partie du public est ex- posée à un résumé IA, soit entre 10 % et 13,5 % ces derniers mois, se- lon une étude interne. Pour autant, Frédéric Julliard reste sur ses gardes car, sur cette partie du trafic soumise aux résumés IA, les lecteurs « cliquent deux fois moins ». Toujours en Suisse, Ladina Heimgartner, la patronne du groupe Ringier, a remarqué que son média Blick, porté par l’ac- tualité, avait jusqu’ici été davan- tage épargné par les conséquen- ces de l’installation d’AI Over- views, que le site du bimensuel Beobachter, qui contient davan- tage de contenus « serviciels ».
Cela ne rassure pas l’APIG pour autant. « Dans l’hypothèse où il n’y aurait pas d’accord avec les ac- teurs de l’IA et si l’audience des si- tes de médias décroche effective- ment, quelques grands journaux s’en sortiront, mais le reste de l’éco- système de la presse risque de s’ef- fondrer », alerte Marc Feuillée. p
ser pour améliorer la visibilité de l’entreprise », détaille Stéphanie Guédon, présidente de l’agence Performics (Publicis).
Ces contenus répondent sou- vent à certains principes, récapi- tule Boris Toledano, fondateur du moteur de recherche consacré aux assistants d’IA Linkup : écrire des blocs de textes bien séparés, plutôt qu’un récit continu, rédiger en questions-réponses pour imi- ter une conversation avec une IA, éviter de mettre des éléments cen- traux à la fin d’un texte, comme on le fait pour tenir en haleine un lecteur humain… « Une IA aime lire le contenu qu’elle aurait écrit », dit-il. Ces contenus sont créés ex nihilo ou ajoutés dans des pages existantes, comme les publicités textuelles « destinées aux IA » que propose la start-up Smalk AI.
Vertige « Le plus gros changement est qu’il faut optimiser toute l’empreinte en ligne de votre marque, pas seule- ment ce que vous publiez sur votre propre site », souligne Lily Ray, une experte SEO et GEO vivant à New York. En effet, les réponses de ChatGPT, de Gemini ou de Claude citent souvent des sites de médias, des notes et des avis sur des sites marchands, des forums comme Reddit, des vidéos YouTube… La tentation peut donc être grande de vouloir inonder ces plateformes de commentaires laudateurs sur un produit ou un service.
Certains voient déjà plus loin. Pour Maxime Girardeau, vice-pré- sident du cabinet de conseil Capgemini, la production de tex- tes GEO « n’est qu’une étape de transition », voire un « pansement sur une jambe de bois ». Il anticipe un Internet où les éditeurs feront des versions de leurs sites réser- vées aux robots des assistants d’IA. Voire des sites qui « n’auraient plus
d’interface pour les humains », comme ces restaurants surnom- més « dark kitchens » parce qu’ils n’ont plus de salle accueillant des clients et ne font que de la vente à emporter.
A terme se développera un « web agentique », estime-t-il, en réfé- rence à ces IA qui ne se contentent pas de répondre à des questions, mais peuvent agir, pour acheter ou réserver en ligne. Les éditeurs et les marques devraient donc, se- lon lui, créer leurs propres agents chargés de « parler avec les agents des assistants d’IA », et de répon- dre à leurs requêtes en s’appuyant sur des bases de données structu- rées contenant des détails des pro- duits, leurs usages, leur disponibi- lité, le profil du client…
Face à ces tendances, « une autre stratégie consiste à essayer de ne pas être désintermédié », tempère Michael Beresin, directeur IA et innovation de l’agence Cosmo5. « C’est très bien d’être cité dans les IA, mais il y a alors zéro interaction de la marque avec l’utilisateur », regrette-t-il. Selon cet expert, le succès des assistants d’IA « révèle la frustration profonde qui existait avec l’état actuel du Web, où les re- cherches classiques renvoient sou- vent vers des sites avec des conte- nus promotionnels redondants ».
Pour faire revenir les visiteurs humains, Michael Beresin con- seille d’« améliorer » la navigation et le contenu des sites, avec des élé- ments plus précis et approfondis. Un sujet d’autant plus important que « les visiteurs humains arrivant après une conversation avec un as- sistant d’IA sont certes moins nom- breux mais aussi plus informés qu’avant », abonde Tiphaine du Plessis, présidente de BETC Fullsix et coprésidente de l’Association des agences conseil et création.
Ces débats illustrent le vertige dont est saisi l’écosystème et l’in-
certitude qui plane. « Il y a un sen- timent d’opacité », pointe Jérôme Rigourd. En juillet, dans son avis sur l’IA, l’Autorité de la concur- rence réclamait elle aussi de la transparence sur « les conditions de visibilité » au sein des réponses des assistants d’IA.
Modèle économique Pour les éditeurs qui ne vendent pas de produits aux internautes, l’IA est un enjeu de modèle éco- nomique. « Cela pose une grande question sur la valeur de la produc- tion éditoriale et sur les moyens de se rémunérer », résume Stéphanie Guédon. Le risque, à terme, serait de voir la production de contenus sur le Web se tarir.
Pour compenser l’usage de son contenu par les assistants d’IA, Wikipédia a, par exemple, noué des accords rémunérés avec des fabricants d’IA – et les médias ten- tent de faire de même.
Certains espèrent toutefois que l’essor de l’IA pourra susciter aussi des réactions positives. Le besoin de sites et de médias fiables pour- rait être renforcé, juge Tiphaine du Plessis. « L’arrivée de la publicité sur les assistants d’IA [déjà testée sur ChatGPT ou dans les résu- més IA sur Google] pourrait poser une question de confiance aux yeux de l’utilisateur », susceptible de se retrouver face à des conte- nus sponsorisés, estime-t-elle. « Il y a un vrai risque d’effondrement pour la naturalité du Web et des in- teractions humaines en ligne », re- connaît Olivier Ertzscheid, notant « l’inflation de contenus générés par IA ». Mais l’expert se demande aussi s’il n’y aura pas « un effet de balancier, en raison d’un effet de saturation », ce qui mettrait para- doxalement en lumière les « con- tenus singuliers ». p
Alexandre Piquard et Michaël Szadkowski
D
ans les trois principa- les artères commer- çantes du centre-ville de Melun, les affichet- tes « à louer » des agents immobi- liers se multiplient sur les vitrines à l’abandon. Pas un jour ne passe sans que les clientes de Béatrice Jalbert, la gérante du magasin de vêtements Esprit de femme, situé rue du Général-de-Gaulle, ne lui parlent, inquiètes, « de toutes ces boutiques qui ferment » et des « difficultés pour se garer ». « Les gens vont acheter dans les centres commerciaux et sur Inter- net. Et après, ils se plaignent qu’il n’y a plus de commerces de proxi- mité », se désole la commerçante. Avec un taux de vacance commer- ciale de 21,4 % il y a un an, lors du dernier relevé de Codata – une so- ciété spécialisée dans la produc- tion de données concernant l’im- mobilier de commerce –, la pré- fecture de la Seine-et-Marne dé- passe de loin la moyenne des centres-villes d’Ile-de-France (8,6 % en 2025). Installée à Melun depuis dix- huit ans avec son mari, qui gère un magasin de vêtements pour hommes un peu plus loin, Mme Jalbert a vu le cœur histori- que changer de visage. Les com- merces de vêtements, de chaus- sures et d’équipement de maison ont laissé place « aux barbiers et aux centres dentaires », explique- t-elle, en désignant du doigt celui qui a remplacé, de l’autre côté du trottoir, un magasin Burton of London – enseigne liquidée en fé- vrier 2024. Au Coin Musard, situé à l’angle des rues Saint-Aspais et Paul- Doumer, illustre ce lent déclin, commente Mme Jalbert. Les vitri- nes du bâtiment historique qui a abrité, sur trois étages, le grand magasin du Printemps jusqu’au milieu des années 1990, avant d’accueillir Eurodif-Bouchara, puis Maxi Bazar, sont recouver- tes de bâches de chantier « depuis trois ans et demi ». Que va-t-il rester des centres-vil- les ? La vitesse à laquelle ferment les enseignes donne le vertige. En- tre 2016 et début 2026, de 6 000 à 7 000 magasins de mode ont défi- nitivement baissé le rideau en France, d’après les estimations de l’Alliance du commerce. Avec un impact évident sur l’emploi : 50 000 ont été supprimés entre 2013 et 2025, selon ce même orga- nisme. Et le rythme a même ten- dance à s’accélérer, puisque le commerce de détail, tous secteurs confondus hors automobiles et motocycles, a perdu 24 000 em- plois depuis début 2023.
Plusieurs états des lieux Cette grande disparition fait moins de bruit que celle des usi- nes, dont souffre également le territoire. Elle mobilise moins le personnel politique, et pourtant les rues désertées des cœurs de ville, les vitrines barbouillées de blanc des enseignes disparues nourrissent un sentiment d’abandon des populations de ré- gions confrontées par ailleurs à la dégradation des services publics. Au risque d’alimenter l’absten- tion ou le vote contestataire. En 2025, le taux de vacance com- merciale a atteint 11,6 %, contre
Quelques jours avant la fermeture d’un magasin Minelli, à Paris, le 28 mai. Romuald Meigneux/SIPA
10,7 % en 2024, selon les dernières données de Codata. Avec de fortes disparités régionales, l’Occitanie étant la plus concernée (13,4 %). Les syndicats du secteur, eux, déplorent le manque de statisti- ques récentes et s’interrogent sur la prise de conscience des pou- voirs publics. Bien que la crise soit manifeste « depuis la liquidation de Camaïeu », le 28 septem- bre 2022, observe Céline Carlen,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u syndicat CGT-Commerces à Paris, « le gou- vernement est aux abonnés ab- sents sur ce dossier qui concerne des milliers d’emplois ». Ce n’est pas faute d’en dresser l’état des lieux. Pas moins de qua- tre rapports sur le sujet ont été produits depuis moins d’un an. Il y a eu celui de la « mission sur l’avenir du commerce de proxi- mité dans les centres-villes et les quartiers prioritaires de la politi- que de la ville », de Frédérique Ma- carez, maire (Les Républicains) de Saint-Quentin (Aisne), Domini- que Schelcher, PDG de Coopéra- tive U, et Antoine Saintoyant, di- recteur de la Banque des territoi- res, en novembre 2025. Puis celui du Conseil national du com- merce, intitulé « La vacance com- merciale en centre-ville », remis au gouvernement le 22 juin par les rapporteurs Emmanuel Le Roch, ex-délégué général de la Fédération pour la promotion du commerce spécialisé, et Eric Ma- lézieux, directeur de l’association Commerçants et artisans des mé- tropoles de France.
gouvernement est aux abonnés absents sur ce dossier »
Céline Carlen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u syndicat CGT-Commerces à Paris
de détail a perdu 24 000 emplois depuis début 2023
Le rapport de la mission d’infor- mation sur la « décommercialisa- tion » de la commission des affai- res économiques du Sénat a été présenté le 1er juillet. Et, enfin, ce- lui de la mission d’information sur l’avenir des commerces de proximité de l’Assemblée natio- nale, le 8 juillet. Mais, en atten- dant que tous ces rapports et leurs recommandations se tra- duisent en actes, la liste des failli- tes ne cesse de s’allonger.
Procédures collectives Notamment dans le commerce de mode, qui, selon une enquête réalisée par Xerfi pour la fédéra- tion Alliance du commerce, pu- bliée le 2 juillet, emploie directe- ment près de 200 000 personnes en France. Dernière en date, Mi- nelli a ainsi définitivement tiré le rideau, le 30 mai. L’enseigne de chaussures était en redressement judiciaire depuis mars. Elle a dis- paru, trois ans seulement après son rachat, à la barre du tribunal des affaires économiques de Mar- seille, par l’enseigne Mes demoi- selles. Les 86 salariés de cette marque créée en 1973 se retrou- vent sur le carreau. L’avocate Evelyn Bledniak, qui avait conseillé les élus du person- nel lors de la précédente procé- dure collective, se désole de cette « chronique de mort annoncée ». Car, dans son jugement du 8 jan- vier 2024, le tribunal des affaires économiques de Marseille avait publié plusieurs observations sur le caractère insuffisant de l’offre de reprise présentée par la société Mes demoiselles et ses associés, portant sur 187 des 579 salariés employés dans ses points de vente. Le jugement rappelait l’« objectif commun poursuivi » lors d’une telle procédure, à sa- voir « redresser les entreprises et non les liquider ». De fait, cet ob- jectif n’a pas été att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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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 le secteur s’inquiète pour ces entreprises reprises à la barre des tribunaux de commerce. Car les exemples d’enseignes relan- cées avec succès à la suite de pro- cédures collectives sont fort rares. « Depuis 2023, 141 enseignes ont été concernées par une procédure collective en France, dont les ré- seaux totalisaient, avant procé- dure, plus de 9 000 magasins : 53 % de ces points de vente ont été con- servés ou ont changé d’enseigne, quand 47 % ont été fermés ou re- mis sur le marché », décompte le cabinet d’immobilier Newmark, dans une étude publiée le 4 juin. San Marina a été liquidée en fé- vrier 2023. Les magasins Jennyfer ont fermé leurs portes après une liquidation judiciaire prononcée en avril 2025. Et André, le chaus- seur mis en redressement judi- ciaire en avril 2025, est de nou- veau en phase de restructuration, à la suite de son rachat à la barre du tribunal des activités écono- miques de Paris par l’homme d’affaires Karim Redjal. Dès lors, toute la filière s’inter- roge sur le sort des dernières en- treprises concernées actuelle- ment par des procédures collecti- ves. Que restera-t-il d’Okaïdi ? En redressement judiciaire depuis le 3 février, l’enseigne de mode en- fantine a annoncé un « projet de réorganisation de ses activités », le 26 mai, depuis son siège situé à Roubaix (Nord). L’enseigne aux 766 points de vente ferme ses fi- liales en Allemagne, en Pologne et au Portugal. En France, une soixantaine de ses 335 boutiques sont menacées de fermeture. Okaïdi, qui compte 4 500 colla- borateurs, envisage de supprimer 290 des 2 000 emplois en France. Soumis aux représentants du per- sonnel, ce plan de continuation doit être validé par le tribunal des activités économiques de Lille, début juillet. Soit quatre mois
planétaire
après le prononcé du redresse- ment judiciaire. « C’est trop préci- pité. On va se ramasser », déplore une déléguée syndicale élue CGT – qui a souhaité rester anonyme – en s’inquiétant du plongeon des ventes qui, dans certaines bouti- ques et durant plusieurs mois, a atteint de « 20 % à 36 % ». Repris par Dan Mamane à la barre du tribunal des activités éco- nomiques de Paris en juillet 2025, Le Coq sportif a entamé un plan de restructuration pour transférer une partie de sa production de son atelier historique de Romilly-sur- Seine (Aube) à l’usine du Slip fran- çais ouverte à Aubervilliers (Seine- Saint-Denis), en février 2025. L’homme d’affaires promet de re- monter ensuite une ligne de pro- duction dans l’Aube. D’ici là, les 147 salariés du Coq sportif s’in- quiètent de la viabilité de l’atelier de Romilly-sur-Seine. La marque, qui y a fait fabriquer ses prototy- pes et ses petites séries, y emploie près de 40 personnes.
Chasser les coûts Quid de Bouchara ? Ce réseau connu pour vendre du linge de lit et des rideaux va fondre de moitié. La société hongkongaise AA In- vestments, qui en a décroché la re- prise à la barre du tribunal de Paris, le 11 mai, s’est engagée à sauver 184 de ses 541 emplois et à conserver 25 de ses 52 magasins. Et quel sera le sort d’IKKS ? Fin 2025, la marque de prêt-à-porter a été reprise par les hommes d’affaires Santiago Cucci et Michaël Benabou, en con- servant 546 des 1 094 emplois en France. Les deux entrepreneurs es- pèrent atteindre un chiffre d’affai- res annuel de 130 millions d’euros en 2026, en relançant une mode « rock mais cool » pour les hom- mes et les femmes dans un réseau de 220 points de vente, dont 110 boutiques affiliées, précise le président, M. Benabou.
La tâche est plus compliquée que jamais. Car, prévient Pascal Madry, le directeur de l’Institut pour la ville et le commerce, la crise du commerce français est structurelle. « Le secteur de l’équi- pement de la personne n’est plus en croissance depuis les années 1980 », affirme ce chercheur en urbanisme. De fait, la consomma- tion d’habillement et de textile a encore reculé de 1,9 % au cours du premier trimestre, selon l’Institut français de la mode (IFM). Et, sur l’ensemble de l’année, le marché français de la mode pourrait recu- ler de 2,2 %, selon Gildas Min- vielle,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économique de l’IFM. En cause, notamment, l’essor des platefor- mes à petits prix telles que Shein et celui de la seconde main. Envi- ron 25 % des ventes de vêtements s’effectuent désormais en ligne, rappelaient l’IFM et la Fédération du e-commerce et de la vente à distance en février. Cette conjoncture pousse les en- treprises à chasser les coûts. Y compris au sein des plus grands distributeurs. Decathlon et Leroy- Merlin, deux enseignes détenues par l’association familiale Mulliez qui se rangent au premier rang de la distribution d’articles de sport et de bricolage, toilettent leur ré- seau français pour se séparer de magasins déficitaires : le premier a fermé son magasin de Saint-De- nis (Seine-Saint-Denis), exploité depuis 1998, et le second va tirer le rideau à Paris, avenue Daumesnil, dans le 12e arrondissement, et l’a déjà fait dans le quartier de Rosa- Parks, dans le 19e arrondissement. La Redoute réduit aussi la voi- lure. Détenu en totalité par le groupe Galeries Lafayette depuis 2022, le spécialiste français de la vente en ligne a annoncé suppri- mer 171 postes, dont 138 en France et 33 à l’étranger. La société pion- nière de la vente par correspon- dance souffre de l’essor des plate- formes de vente en ligne. En in- terne, les salariés voient combien l’entreprise se recentre sur la vente de meubles, tout en ayant recours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fin de réduire les coûts. « No- tamment dans les services de mo- délisme », avance l’un des élus syndicaux. Près de 25 postes se- raient aussi supprimés dans le service marketing. Pour nombre de distributeurs et industriels du secteur, la « réduc- tion des frais et charges » est le seul chemin possible, estime Pier- re-François Le Louët, le coprési- dent de l’Union française des in- dustries de la mode et de l’habille- ment, qui dit s’attendre à des mois « dramatiques en fin d’an- née, après les vacances d’été ». p Juliette Garnier et Cécile Prudhomme
L
Joe Cocker et Betty Davis, devant un public nombreux, lors de l’unique édition de Riviera 76, du 24 au 26 juillet 1976, au Castellet (Var).
es images que vous voyez maintenant sont excep- tionnelles, elles sont telle- ment exceptionnelles que personne ne les a jamais vues. » Ces mots sont ceux du réalisateur et scénariste Christophe Duchiron. Les premières images montrent Christian Vander, fondateur et batteur mythique du groupe Magma, elles ouvrent Riviera 76. Le Woodstock oublié, un docu- mentaire diffusé à partir du ven- dredi 24 juillet sur la plateforme de France.tv. Pendant presque cin- quante ans, elles ont dormi dans une cave d’un immeuble parisien. Mais pour mesurer l’ampleur de cette découverte, il faut remonter à 1976. A l’époque, Michael Lang (1944-2022), l’organisateur de Woodstock, le festival mythique qui a rassemblé 500 000 jeunes dans l’Etat de New York en 1969, a l’idée un peu folle d’organiser la même chose, mais cette fois en France. Direction la Provence, le circuit automobile Paul-Ricard du Castellet (Var), entre Toulon et Marseille. Sous le nom Riviera 76, la promesse est alléchante : plon- ger dans la musique le temps d’un week-end, du 24 au 26 juillet. Les ingrédients sont identiques : une affiche éclectique avec une vingtaine d’artistes, de Joe Cocker au groupe Shakti mené par le guitariste John McLaughlin, de Jimmy Cliff à Magma, de la chan- teuse noire américaine Betty Davis (1945-2022), au batteur et percussionniste brésilien Airto Moreira. Lang ne lésine pas sur les moyens : 6 millions de francs de l’époque (soit environ 4,5 millions d’euros en tenant compte de l’in- flation !) sont investis pour la loca- tion du site, l’installation de la scène, les cachets des artistes… « Le camion régie de la tournée des Rolling Stones fait le voyage de- puis les Etats-Unis, le magazine du même nom dépêche un journaliste sur place, plusieurs caméras sont censées immortaliser les images des concerts, un film de deux heures et demie et un album pour témoi- gner de l’événement sont prévus : Lang est un remarquable vendeur de rêves ! », raconte au Monde Christophe Duchiron. Sur l’affiche, on peut lire : « 36 heures de jazz- rock dans 350 hectares d’herbe, camping sauvage et baignades li- bres ». En réalité, l’espace n’est que cailloux, et pour la baignade, deux bassins de rétention d’eau mis à disposition des pompiers se trans- forment en piscines improvisées.
Fiasco financier Sur place, rien ne va se passer comme prévu. Le festival sera un fiasco financier. La programma- tion n’attire pas les foules. La dernière transhumance hippie, avant l’avènement du mouve- ment punk, attire seulement 30 000 jeunes – dont un tiers res- quille –, alors que Michael Lang tablait sur 100 000 festivaliers. « C’est dire que le passif est lourd, écrit le journaliste musical Claude Fléouter (1936-2023), dans un arti- cle paru dans Le Monde le 27 juillet. Mais il est vrai qu’organiser un festi- val rock aujourd’hui n’a plus de sens. La formule est usée, ne corres- pond plus à l’époque. » De plus, des rumeurs sur la présence de figures liées au milieu criminel circulent. Exit les recettes de la billetterie, en- volés les cachets aux artistes. Il n’y aura ni film ni disque. Riviera 76 va littéralement som- brer dans l’oubli. Il resurgira à la fa- veur d’un documentaire sur Betty
Cinémag Bodard/INA
Davis, pionnière du funk, connue pour son style provocateur et sa li- berté artistique. En 2017, la société Alma Productions produit un film pour Arte, Betty : They Say I’m Dif- ferent (le titre français : Betty Davis, la reine du funk). Son réalisateur, Phil Cox, cherche des images de concert. « Il a réussi à récupérer je ne sais pas trop comment sept se- condes d’images d’elle au Castel- let », dit Christophe Duchiron. Le producteur, Laurent Pou- droux, se met alors en tête de re- trouver les images. « De fil en aiguille, en 2023, retrace Christo- phe Duchiron, il est arrivé dans la cave de Martine Fabre, qui avait commencé le montage du film con- sacré à ce Woodstock à la française. Malgré les pressions de son entou- rage pour qu’elle jette les bobines, elle les avait précieusement gar- dées dans sa cave. Laurent m’a ap- pelé pour me proposer d’en faire un documentaire, j’ai dû réfléchir une seconde et demie pour dire oui ! » Sur les étagères, 295 boîtes bien rangées – 274 bobines image et 192 bobines son. « Avec le temps, certaines étaient abîmées, d’autres étaient en bon état, certaines ex- ploitables, d’autres pas. Et il allait falloir resynchroniser les images avec le son », explique Christophe Duchiron. Un test est réalisé avec un laboratoire, peu concluant. Le réalisateur a une conviction : il faut « embarquer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 [INA] et son exper- tise de la restauration d’images dans cette aventure ». Un travail titanesque s’engage. « Dans sa durée, dans son volume,
et aussi parce que des salariés de plusieurs directions – technique, production, juridique… – ont été im- pliqués, c’est un projet hors norme pour l’INA », affirme d’emblée Benjamin Lerena, responsable des projets de restauration. Remise en état mécanique, nettoyage des bobines, numérisation, étalon- nage et traitement colorimétri- que, resynchronisation image et son… une quarantaine de person- nes vont être mobilisées pendant des centaines de jours. « Nous avons accueilli tout le fond en juin 2024, témoigne Benjamin Lerena. Pendant deux mois, deux personnes se sont attelées à l’inven- taire, blouse sur le dos, mains gan- tées et masque sur le nez pour évi- ter de respirer la rouille. Il a fallu dé- poussiérer les pellicules au coton- tige, centimètre par centimètre, refaire les collures pour éviter les cassures et réussir à décoder les in- formations inscrites sur les bobi- nes. Une des grosses étapes consis- tait à établir un lien entre les ima- ges et le son. Nous avons même nu- mérisé des images sans le son, que l’on a retrouvé plus tard. »
en état 53 heures d’images des différents concerts et des à-côtés du festival
Au total, l’INA a remis en état cin- quante-trois heures d’images des différents concerts et des à-côtés du festival. « Evidemment, il y a eu des moments de doute, de découra- gement, car certaines bobines étaient vraiment très abîmées », re- connaît Sarah Vandegeerde, cheffe du service opérations audiovisuel- les. Autre défi de taille pour son équipe : le fameux « syndrome du vinaigre ». « En se dégradant, les films rejettent de l’acide acétique, d’où cette odeur de vinaigre lors- qu’on a ouvert les boîtes et cette couleur magenta sur les images. »
« Grand moment magique » A l’arrivée, le film réalisé par Christophe Duchiron n’est sûre- ment pas celui que Michael Lang, mort en 2022, avait en tête, mais le résultat est bluffant. Et quand bien même ce festival n’a pas eu le succès attendu, pour tous ces jeu- nes gens de la France de Giscard, il aura été un moment suspendu, gravé dans leur mémoire. A l’écran défilent quelques my- thes de l’époque, en grande partie immortalisés par la caméra de Jean-Claude Luyat : Joe Cocker (1944-2014) faisant tamponner son passeport à son arrivée en France ou totalement soûl, une bière à la main, assis par terre, puis titubant sur scène ; Betty Davis vêtue en short, haut dénudé et cuissardes argentés, à la présence scénique captivante ; mais aussi des gamins à l’accent chantant se moquant de ces jeunes « un peu dérangés » qui ont traversé la France pour « voir un peu de jazz »,
jeunes gens de la France de Giscard, il aura été un moment suspendu
« on peut aimer la musique, mais quand même ! » ; ou encore ces jeu- nes entassés dans leur duvet, fu- mant de l’herbe ou se baignant nus, dos écarlate et casquette Ricard sur la tête. Autant d’images d’un temps révolu qui ravivent des souvenirs remplis de nostalgie. Sylvain Siclier n’était pas encore critique musical au Monde, il avait 16 ans, les cheveux longs et le visage encore adolescent. Il avait fait le déplacement pour écouter Magma, un de ses groupes préfé- rés. C’est grâce à une série d’été « Mémoire de festivals », écrite pour le journal en 2020, que Chris- tophe Duchiron l’a retrouvé et a pu l’interroger. « J’avais terminé mon périple en stop, raconte-t-il dans le film, c’était ma période baba hip- pie, foulard autour des jeans, fu- meur de pétards. Avec mes camara- des, on est restés debout pendant tout le concert [de Magma], ça reste un grand moment magique. » Un autre festivalier, Rémi Champseix, a, lui, répondu à un appel de Mathieu Dalaine, journa- liste à Nice-Matin, en mars 2025 : « Etiez-vous au Woodstock français qui s’est tenu dans le Var en juillet 1976 ? » « A l’époque, pour
écouter du rock, c’était compliqué, se souvient-il devant la caméra de Christophe Duchiron. Le maire de Nice, Jacques Médecin [1928-1998], considérait que le rock était une musique communiste anarchiste pour homosexuels à cheveux longs. J’avais 17 ans, je venais de passer mon bac. Il fallait que j’y sois. » C’était l’époque où il y avait en- core de vrais tickets de concert, l’époque où l’on collait ses photos dans des albums. Il tourne les pa- ges du sien. De son écriture en- core un peu ronde d’adolescent, il avait écrit : « Quatre heures de train, trois heures de marche, cinq heures de stop pour trente-six heu- res de musique, bons souvenirs. » S’il le pouvait, évidemment qu’il « y retournerai[t] » ! Le musicien Christian Vander, 28 ans à l’époque, n’arbore plus sa crinière brune, mais ses yeux sont toujours aussi bleus. Il se souvient d’avoir joué en clôture du festival, vers 4 heures du matin. « On se pré- parait à monter sur scène, mais à chaque fois c’était retardé », a-t-il raconté à Christophe Duchiron. Ceux qui étaient encore réveillés, comme Sylvain Siclier, se rappel- lent sans doute encore son solo de batterie qui dura plus d’une ving- taine de minutes, quasi en transe. Le groupe Magma ne fut jamais payé pour sa prestation. Comme aucun des autres artistes. p Nathalie Brafman
Aubenas (Ardèche) L
e Château d’Aubenas, im- posante bâtisse médié- vale au cœur de la cité ar- déchoise devenue centre d’art en 2024, prend la pomme de terre pour blason tout l’été. Tu- bercule informe, motif banal ? Omniprésente dans nos vies quotidiennes, la pomme de terre s’est fait une place paradoxale dans le champ artistique, que l’ex- position « Des patates » vient joyeusement explorer, après avoir germé dans l’esprit des jeunes commissaires Simon Bruneel- Millon et Clémentine Planche. « L’Ardèche et la pomme de terre, c’est une longue histoire », justifie la curatrice, chargée des exposi- tions du lieu. Bien sûr, il y a de moult plats à base de pommes de terre dans la région, comme par- tout, et aussi un Festival de la pu- rée ou une Fête de la patate.
La vie en « Patatonie » Mais l’association Les Amis de la Truffole (autre nom de la patate), à Saint-Alban-d’Ay (Ardèche), avance aussi que les premières pommes de terre cultivées en France l’ont été ici au XVIIe siècle. L’agronome Olivier de Serres (1539-1619), qui vivait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Aubenas, mention- nait lui-même dès 1600 la pré- sence locale de « cartoufles » : vé- ritables pommes de terre, topi- nambours ou autre tubercules ? Si elle évoque au passage l’his- toire de la pomme de terre, l’ex- position explore la manière dont cette dernière a retenu l’atten- tion des artistes, sans jamais se départir d’un savoureux sens de l’humour. Elle ouvre par une pa- tate fumante et à l’aura mysti- que : une facétie du peintre Ra- phaël-Bachir Osman, connu pour ses œuvres aux frontières du kitsch et de l’absurde. On poursuit avec une galerie de portraits de patates − chaudes, en lévitation, pailletées… − égrenée au fil de l’accrochage. Si c’est rare- ment la beauté et la poésie des tri- viaux tubercules qui sont mises
© Loic Lusnia
Pour les passionnés de mots croisés, Le Monde a réuni 100 grilles de Philippe Dupuis, auteur historique des mots croisés du quotidien. Amusez-vous de ses défi nitions espiègles et de ses astuces lexicales.
« Grande patate chaude » (2025), de Raphaël-Bachir Osman, au Château d’Aubenas, (Ardèche), en juillet. AURÉLIEN MOLE/ADAGP PARIS 2026
en avant, c’est pourtant le cas chez Serge Paillard, qui lui consacre tous ses délicats dessins, peintu- res et broderies depuis plus de vingt ans. Jusqu’à avoir inventé la « Patatonie », un univers avec car- tographie et écriture, et dont on peut découvrir ici un pan : la vie de minuscules pommes de terre à l’intérieur de grandes pommes de terre d’habitation. Le jeune photographe Lucas Chanoine montre, lui, des papates ardéchoises « endormies », stoc- kées cet hiver à l’ombre pour ne pas germer. Plus loin, on retrouve ses photos très cinématographi- ques de cultivateurs, lycéens agri- coles et campagnes silencieuses, jolie commande documentaire réalisée pour l’exposition.
Deux artistes utilisent la pomme de terre comme agents actifs autant que disruptifs. Michel Blazy les fait germer sur des cordes puis les arrose sur des paillassons en fibre de coco disposés en grille. Dans ce grand dispositif rectiligne et végétal, le vivant déborde, dé- fiant les calibrages : les pommes de terre s’agrippent aux paillas- sons, qui sont alors accrochés aux murs comme des tableaux (rem- placés régulièrement pour un nouveau cycle). Une autre œuvre protocolaire et organique se fait métaphore de la vie sous régime communiste : la Kartoffelhaus, de Sigmar Polke (1941-2010), est une maison rectiligne en bois constel- lée à intervalles réguliers de pom- mes de terre, symboles des restric-
artistes après des allégation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Marseille - correspondant A
quelques heures de son ouverture, le Delta Festi- val, le plus important événement musical de l’été à Marseille – il se tient jusqu’au di- manche 26 juillet –, a vécu une va- gue de désistements sans précé- dent. La conséquence d’une série de témoignages de femmes, d’abord révélés par le site d’infor- mation Marsactu, accusant Oli- vier Ledot, le président et cofon- dateur de la manifestation, de violences sexuelles. « Le contexte actuel n’est plus compatible avec les valeurs que je souhaite défendre », a annoncé le DJ franco-suisse Mosimann, un des artistes phares de la journée d’ouverture de l’édition 2026. Dans un message publié à l’atten- tion de son 1,2 million d’abonnés sur Instagram, le musicien évo- que des « engagements contrac- tuels essentiels » non respectés par les organisateurs, mais souli- gne aussi, pour justifier sa déci- sion, « les informations récem- ment rendues publiques concer- nant la direction du festival ». Une dizaine d’autres artistes, sur la centaine programmés en quatre jours sur les scènes du site,
actuel n’est plus compatible avec les valeurs que je souhaite défendre »
se charge d’histoire sociale, d’écologie et de féminisme, de l’inconscient collectif aux luttes collectives
tions alimentaires de son enfance en Allemagne de l’Est, qui jouent ici les éléments perturbateurs. C’est l’identité encore qui est en jeu chez Marcel Broodthaers (1924- 1976), qui détourne le plat national belge avec des frites en bois grillé, ou chez le peintre Elia David, qui se
ont fait savoir qu’ils annulaient leur venue. « Compte tenu des ac- cusations portées, il me semble im- portant de me retirer de la pro- grammation », assure le DJ pari- sien Omaks sur ses réseaux so- ciaux. « Il était logique pour moi de se retirer de cette édition », ex- plique Medusa, programmée di- manche. Même choix pour le duo électro Trinix, les DJ D-Frek et Hortense de Beauharnais ou le groupe parisien Acid Arab. Tous évoquent leurs regrets de ne pas venir à la rencontre du public, mais assurent ne pas pouvoir jouer dans le contexte traversé par le Delta Festival. « La lutte con- tre les violences faites aux femmes (…) doit se traduire par des déci- sions concrètes même lorsqu’elles
sert d’un paquet retourné de chips américaines comme d’un miroir reflétant Miami. Quelques pas plus loin, plus bas, un tableau re- présente l’une des chips : à taille réelle, accrochée sur une plinthe qui a sa propre petite plinthe, dans un jeu de miniaturisation.
Retour en cuisine Chez Giuseppe Penone, grande fi- gure de l’arte povera, c’est son propre visage qui devient tuber- cules : bouche, nez, oreilles se voient plantés et récoltés avec un tas de pommes de terre, déhiérar- chisant l’humain et son environ- nement. La symbiose se fait cos- mique chez SMITH, dont le dou- ble s’hybride et se ramifie dans L’Extase de M. Patate.
sont difficiles », assure le Niçois Fe- der, qui devait se produire en clô- ture de l’événement, qui, cette an- née, a placé son édition sous le si- gne du carnaval de Rio et vise les 150 000 spectateurs. Cette avalanche de forfaits – ils touchent aussi des partenaires associatifs du festival et de son événement annexe Le Monde des possibles –, est déclenchée par une série de témoignages vi- sant le cofondateur et président du Delta Festival, Olivier Ledot. Des témoignages encore anony- mes et dont aucun, selon le par- quet de Marseille, n’a fait l’objet d’une plainte.
« Dénonciation calomnieuse » L’affaire a démarré début juillet lorsque dix collectifs actifs sur la scène électronique locale ont an- noncé qu’ils ne participeraient pas au festival. « Des faits que nous considérons comme graves nous ont été rapportés », expliquent-ils alors dans un message Instagram. Le mystère de cette formule sibyl- line est levé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par le site d’information Marsactu qui explique, le 17 juillet, que plusieurs femmes, bénévoles, stagiaires ou contrac- tuelles ayant travaillé ces derniè-
De rhizomes en data (chez l’ar- tiste coréen HaYoung), de patates en cosmos (chez le Japonais Shi- mabuku), la pomme de terre rede- vient terre à terre chez des artistes femmes, que le tubercule renvoie à leur condition. Hanna Nagel (1907- 1975), figure du courant de la Nou- velle Objectivité allemande, se re- présente en 1931 en train de les éplucher, entourée d’enfants. Le retour en cuisine est pimenté, et ironique, pour Pilar Albarracin, qui prépare face caméra une ome- lette aux pommes de terre, qu’elle remplace par des morceaux de sa robe, découpée au fil de la cuisson. Plus loin, la pomme de terre se fait érotique, chez Jacqueline de Jong (1939-2024) ou encore chez le ci- néaste Alain Guiraudie, avec sa dé- coction aphrodisiaque de « dou- rougne », la « brigoule ». Symbole de colonisation (elle a été rapportée des Andes par les Es- pagnols) comme de fins de mois difficiles, de repas partagés comme de modes de résistance, la pomme de terre se charge tour à tour d’histoire sociale, d’écologie et de féminisme, de l’inconscient collectif aux luttes collectives, ce que corroborent les archives qui accompagnent l’exposition. Dans son ode tendre et farceuse aux patates douces cultivées par sa grand-mère à La Réunion, la patate se fait métaphore des vies souter- raines et des personnes hors nor- mes chez l’artiste Rozy Tergemina Sapelkine. On retrouve chez Agnès Varda (1928-2019) des patates mar- ginalisées, notamment en forme de cœur, dans son documentaire 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 et dans son pavillon français à la Biennale de Venise 2003, intitulé « Patatuto- pia » – elle y déambulait déguisée en « patate sonore », énumérant les différentes variétés cultivées. Ce son est diffusé dans les mâchi- coulis du château : « monalisa, vi- telotte, tentation, désirée, chérie, aubaine, lutine, chanelle, BF 15… » p Emmanuelle Jardonnet
« Des patates », au Château d’Aubenas (Ardèche). Jusqu’au 20 septembre.
res saisons lors du Delta, révèlent par écrit avoir été victimes des agissements de son président. Mardi 21 juillet, la radio Ici Pro- vence a diffusé d’autres témoi- gnages d’anciennes collaboratri- ces du festival, entraînant un droit de réponse d’Olivier Ledot. En retrait de l’édition 2026, ce der- nier nie auprès du Monde être l’auteur de tout « geste inappro- prié, agression ou propos cho- quants ». « Je n’ai eu accès à aucun des témoignages. Je ne sais même pas qui m’accuse et de quoi », assu- re-t-il, regrettant de « n’avoir aucun moyen de se défendre ». Alors que sa photo et son adresse circul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il a déposé deux plaintes pour « dénonciation calomnieuse » et « cyberharcèlement ». En plein montage de son site géant sur les plages du Prado, la di- rection du Delta Festival a réagi en annonçant la mise en place « d’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interne ». « Le coprésident a été retiré de la di- rection opérationnelle et interdit de présence sur la manifestation », a-t- elle expliqué dans un communi- qué, affirmant « [s]on soutien aux victimes de violences et harcèle- ment sexistes et sexuels ». p Gilles R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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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estruction et l’oub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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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y a, de plus en plus, quelque chose d’inexorable dans les travaux d’Anne et Patrick Poirier, et cela se voit avec une intensité particulière dans l’exposition qu’ils ont disposée en deux endroits du Musée d’arts de Nantes : le grand patio carré, bordé d’arcades sur ses quatre cô- tés, et la chapelle de l’Oratoire. Inexorables sont leurs sujets : la destruction, la mort, l’oubli. Dès leurs premières créations, à Rome, il y a près de soixante ans, ils ont fait de la ruine des civilisa- tions et des empires leur motif principal. Quand ils ont com- mencé, en 1968, ce serait peu de dire que celui-ci semblait dé- phasé par rapport à un monde oc- cidental qui croyait encore au progrès et à la prospérité infinis. Ils étaient bien peu nombreux alors, les artistes qui n’avaient pas oublié que l’histoire ne peut être que tragique. On sait ce qu’il en a été depuis et combien l’époque n’a cessé de donner raison aux Poirier, de plus en plus. Mais il y a d’autres raisons à l’in- tensité de cette sensation d’une fatalité sans échappatoire : la ré- duction des moyens plastiques et l’adéquation des œuvres aux lieux. La chapelle de l’Oratoire est dans le noir, pour des œuvres noi- res. Le patio est blanc et lumineux et les œuvres qui l’occupent blan- ches et lumineuses. En entrant, on n’en voit qu’une, qui occupe la totalité de la cour et qui est l’une des plus grandes créations de ses auteurs, La Cité des ombres. Ces édifices sont de céramique blanche, tours aux murs lisses ou annelés, régulièrement percés de petites ouvertures triangulaires. Ils se terminent souvent en cou- pole. Leur forme fait penser soit à des urnes funéraires, soit à des mausolées, soit encore à des ob- servatoires. Les tours sont ali- gnées sur un sol couvert d’une couche dense de plumes blan- ches. L’œuvre est issue d’un rêve fait par Anne Poirier il y a quel- ques années, dans lequel elle se voyait marchant avec son fils,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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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LLE N° 26 - 169 PAR PHILIPPE DU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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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168
HORIZONTALEMENT I. Flagellateur. II. Ranimée. Erra. III. Abc. PC. Aloès.
HORIZONTALEMENT
IV. Normalisés. V. Queuteras. Ga. VI. Uretère. Clos. VII. Ee. Arc. SO. Li.
VIII. Tué. Rapide. IX. Truc. Segalen. X. Essaieraient.
VERTICALEMENT
est mort en 2002, dans un tel pay- sage blanc et comme de talc, jus- qu’à ce qu’il disparaisse soudain.
Paysages de ruines De cette vision onirique, l’œuvre conserve l’étrangeté et le silence. Mais elle appelle d’autres référen- ces, De Chirico et Lovecraft, la peinture métaphysique de l’un, les cités désertées imaginées par l’autre dans ses nouvelles. Mais il y a encore une autre signification à cette œuvre, autobiographique celle-ci. Le patio du Musée d’arts de Nantes est l’endroit où, après le bombardement de la ville, en no- vembre 1943, furent déposés les cadavres des victimes, pour iden- tification. Parmi les corps se trou- vait celui du père de Patrick Poirier. Dans les vitrines qui ac- compagnent l’œuvre, entre des documents archéologiques, artis- tiques et familiaux, se trouve la photographie des cercueils ayant paru dans la presse. Ainsi la mé- moire personnelle, le passé collec- tif et le présent se confondent-ils. Sous les arcades, d’autres œuvres récentes répondent à La Cité des ombres. Les Lambeaux de mémoire et d’oubli sont des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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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s de ruines réalisés en cérami- que blanche présentés comme le sont aujourd’hui les projets archi- tecturaux, si ce n’est que ceux que composent les Poirier ne sont plus des projets glorieux, mais des fantômes. Aux murs sont accro- chés d’autres paysages, peints lé- gèrement à l’aquarelle sur des dé- bris de marbre, vestiges sur des vestiges, et, rehaussées par les deux artistes, les partitions de Scissura, composition pour violon seul écrite par Eric Tanguy dont l’interprétation par Julia Pusker traverse violemment l’espace. Dans la chapelle de l’Oratoire, l’obscurité succède à l’éblouisse- ment. Dans cette pénombre, une œuvre historique des Poirier est présent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depuis sa création : L’In- cendie de la grande bibliothèque, de 1976, appartient, en effet, aux musées de Berlin. De bois et de charbon, au moment de son ap- parition, elle faisait se souvenir de l’incendie de Rome au temps de Néron et de l’écrasement de Londres et de Berlin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e- puis, d’autres bibliothèques ont brûlé, dont celle de Saraj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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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auvaises réponses après coups.
II. Admis sans la moindre discussion.
Ouvrent le score. III. Sur la portée.
A elle de voir venir. IV. Depuis long-
temps à l’église, maintenant à l’écran.
Livre liturgique. V. Risque de faire
monter la tension. VI. Porte feuilles.
Pour les princes et les princesses.
VII. Mit de côté. Ne doit pas venir à
manquer. VIII. Temps de passage
d’une nouvelle à l’autre en plein ciel.
Négation. IX. Martyrisai l’égoïne.
Le Grand arrive avant le Terrible.
X. Rattraperait.
Aussi les Poirier ont-ils placé, à l’autre extrémité de la chapelle, une installation explicitement actuelle : sous une bulle transpa- rente qui suggère un risque de contamination, un avion de chasse de dimension démesurée s’écrase sur des débris de bâti- ments éventrés parmi lesquels on reconnaît des fragments d’objets contemporains, produits de ces industries si modernes qui per- mettent à l’humanité de s’exter- miner beaucoup plus vite et à beaucoup plus grande échelle qu’autrefois. Contre les murs sont posés les grands registres, aux feuilles alternativement do- rées et noires de charbon, de l’ins- tallation Domus aurea (autre allu- sion à l’histoire romaine) de 1976. On y lit, en lettres capitales, de simples mots, « peuples dispa- rus », « villes disparues ». p Philippe Dagen
Anne et Patrick Poirier. Odyssée de l’oubli, Musée d’arts, 10, rue Georges-Clemenceau, Nantes. Jusqu’au 30 août, du mercredi au lundi de 11 heures à 19 heures, à partir de 10 heures en juillet et août. Entrée de 4 € à 9 €.
n°2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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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e par Yan Georget (https://about.me/yangeorget)
Cahier 2 du no 1864-1865-1866 du 23 juillet au 12 août 2026 Ne peut être vendu séparément courrierinternational.com SPÉCIAL ÉTÉ NUMÉRO DOUBLE
DE JOURNAUX
la musique comme outil d’émancipation
Nelson et Nicole London, à l’occasion de la programmation estivale « Summer of Disco »
Q
la communauté noire américaine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60, le funk se révèle pour cette population un espace de liberté
u’est-ce que le funk ? Se- lon George Clinton, chanteur des groupes Parliament et Funkade- lic, et auteur de la chanson We Want the Funk qui donne son ti- tre au documentaire, « le funk, c’est l’essence même de l’énergie, un peu comme la force de Luke Skywalker ». Sur ce ton joyeux et décontracté, une dizaine d’ex- perts – musiciens, critiques culturels, historiens de la musi- que, chercheurs, animateurs ra- dio, ethnomusicologues – retra- cent l’histoire de la musique funk, des origines à son in- fluence actuelle. Son évolution est parallèle à celle de l’histoire des Etats-Unis.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 diale, de nombreux styles musi- caux émergent. Lancé par la com- munauté noire américaine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60, le funk se ré- vèle pour cette population un es- pace de liberté. « On s’affranchit des règles, on lâche prise et on se laisse porter par le groove », ana- lyse George Clinton. Mais c’est le label Motown, pilier de l’industrie musicale américaine avec des artistes comme Marvin Gaye, Diana Ross ou encore Michael Jackson, qui pousse les artistes afro-améri- cains à se faire une place dans le paysage médiatique. Son fondateur, Berry Gordy, veut faire entendre ces musi- ciens comme les artistes blancs diffusés sur les chaînes de radio ou de télévision. « Ils ont dû ap- prendre à bouger de manière ac- ceptable pour un public majori- tairement blanc », explique Thomas F. DeFrantz, chercheur en danse. Ce que l’ethnomusico- logue Fredara Hadley explique re- lever de ce qui est aujourd’hui ap- pelé « politique de respectabi- lité ». « Si on devait désigner une musique qui incarne pleinement l’identité noire, ce serait le funk », déclare la chanteuse et produc- trice Nona Hendryx. Ainsi sur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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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ouvement Black Power avec pour hymne Say It Loud - I’m Black and I’m Proud (1968), de James Brown. Avec ce titre, le chanteur devient l’icône du funk.
Sous-genres Son succès lancé, le funk com- mence à évoluer autour de voix féminines ; des sous-genres se dé- veloppent comme l’afrofutu- risme, notamment popularisé par le groupe Earth, Wind and Fire. Les archives de concerts comme ceux de Prince, LaBelle ou encore Kool & the Gang don- nent du rythme au documen- taire. Le fond musical constant ne laisse pas de place à l’ennui. Les images de concert sont entrecoupées d’extraits de journaux télévisés, de discours, de clips, de dessins animés pour illustrer un genre qui se crée en réaction à des conditions sociétales. « Pour nous, habitants de ce pays qui ne nous autorisait pas à exprimer nos sentiments, la musique était une thérapie. Quand on dit : le funk est syno- nyme de liberté, c’est exactement ce que ça signifie », explique le musicien Questlove. Ce à quoi George Clinton répond : « Il fal- lait être funky pour affronter des conditions pareilles. C’était une question de survie. » p Ludivine Pimparel
We Want the Funk!, de Stanley Nelson et Nicole London (EU, 2025, 84 min).
est édité par la Société éditrice du « Monde » SA. Durée de la société : 99 ans à compter du 15 décembre 2000. Capital social : 124.610.348,70 €. Actionnaire principal : Le Monde Libre (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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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rice générale Elisabeth Cialdella
L’Imprimerie, 79, rue de Roissy, 93290 Tremblay-en-France Midi-Print, Gallargues le Montueux
C’
est la plus ancienne répu- blique du monde. Sa Cons- titution, toujours en vi- gueur, date de 1600, et son système de gouvernement, avec deux capitaines-régents élus pour un mandat de six mois, existe depuis 1243. Si jamais vous l’ignorez, rassurez-vous, tout Saint- Marinais, pénétré d’une intense fierté, vous le rappellera dès les cinq premières minutes de conversation. C’est aussi, avec 61 kilomètres carrés de superficie et 35 000 habitants, le troisième plus petit Etat indépendant d’Europe et le cin- quième du monde. Comme le Vatican, il constitue une enclave étrangère en plein cœur de l’Italie, entre l’Emilie-Romagne et les Marches.
Jour 1 9 h 30 Tours de magie Le charme de Saint-Marin tient beau- coup à sa situation. Sa capitale, elle aussi appelée Saint-Marin, est située sur les contreforts du mont Titan (755 mètres d’altitude). De là, le regard embrasse toute la plaine. D’un côté, les Marches ; de l’autre, l’Emilie-Romagne. Et, au loin, la mer et la station balnéaire de Rimini, cité natale du cinéaste Federico Fellini (1920-1993) et haut-lieu de la nuit ita- lienne dans les années 1960 et 1970. Pour l’admirer, il est de nombreux bel- védères, mais les plus fameux, idéaux pour démarrer cette visite, sont les trois tours (1) érigées sur la falaise entre les XIe et XIVe siècles. La première, la Guaita, est aussi la plus fréquentée et celle qui offre le plus large point de vue, à 360 degrés, sur l’Adriatique, la plaine et ses deux consœurs. On peut monter à son donjon et parcourir les remparts. Datant du XIe siècle et restaurée en 1930, elle abrite une petite chapelle, Sainte-Barbe. Par le « passage des sorcières », il est possible de rejoindre la deuxième tour. Celle-ci, la Cesta, construite au XIIIe siè- cle, est davantage orientée vers la vieille ville, sur laquelle elle propose des vues plongeantes. Elle accueille un musée des armes anciennes, avec de très jolies piè- ces : sabres d’abordage, armures, couleu- vrines… La troisième, la Montale, est la plus isolée et la plus petite. Il n’est pas possible d’y entrer, à l’inverse des deux autres, mais, de son pied, on découvre la face sud du mont Titan.
14 heures Le siège du pouvoir Un autre très beau point de vue se dé- couvre depuis la place de la Liberté (2). Le Palais public, siège du pouvoir, y est construit. Devant l’entrée sont postés des gardes en vêtements traditionnels. Leur relève est un spectacle apprécié. Si le gouvernement n’est pas au travail, il est même possible de visiter le bâtiment. Construit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1894 exactement) et restauré dans les années 1990, ce monument de style néo- gothique arbore sur sa façade une tour d’horloge, surmontée de créneaux et dé- corée des armoiries du pays. A l’inté- rieur, la salle du grand conseil général et la salle des congrès et des audiences sont décorées avec faste. Parfois secouée par un vent puissant, cette place est un bon point de départ pour arpenter la ville. Les pierres utilisées pour sa construc- tion viennent de la carrière des arbalé- triers (Cava dei balestrieri en italien) (3), aujourd’hui utilisée comme site d’en- traînement des membres de la Fédéra- tion des arbalétriers de Saint-Marin. Si vous tombez un jour d’entraînement, le spectacle est pittoresque. De nombreux tournois y sont organisés.
La tour de Guaita, sur le mont Titan, à Saint-Marin.
image BROKER/hemis.fr
son urbanisme défensif et ses tournois d’arbalète, offre aussi l’occasion de balades sportives à flanc de montagne et de vues imprenables sur la plaine adriatique
d’Etat, on admirera les bijoux royaux du Trésor de Domagnano et un tableau du Guerchin
flanc de montagne, montent et descen- dent. Le centre est entièrement piéton- nier. La place Garibaldi (4), ornée d’un buste du libérateur, est symptomatique de cette architecture : une rue en monte, une autre en descend. De là, il faut flâner, rejoindre la porte Saint-François, entrée de la ville, et ne pas manquer la basilique néoclassique construit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sur les fondations d’une église romane.
19 heures Apéro au soleil couchant Retour sur la place de la Liberté, l’endroit idéal pour regarder le soleil se coucher sur la vallée de Saint-Marin. Depuis la ter- rasse d’un café ou accoudé à la margelle qui surplombe la plaine, on y suit la lon- gue descente de l’astre. Le moment est parfait pour goûter l’une des boissons lo- cales : la Birrificio Abusivo, bière égale- ment connue sous le nom de Titanbräu ; le vin rouge brugneto-di-san-marino ou
l’apéritif amer bitter San Marino. On trouve même une liqueur aromatisée à la truffe, le Tilus.
Jour 2 9 heures Marché historique Un téléphérique, qui part de place de la Liberté, relie la ville à la plaine. Très court, il aboutit à Borgo Maggiore (5). Deuxième ville de l’Etat, celle-ci abrite un marché tous les jeudis matin, tradi- tion inchangée depuis le XIIIe siècle. A côté de la station d’arrivée du téléphéri- que, se trouve l’un des plus émouvants vestiges de Saint-Marin : l’ancien tunnel ferroviaire de Montale, qui a abrité près de 100 000 réfugiés fuyant les combats de la « ligne gothique », ligne de fortifi- cations érigées par les Allemands, le long des Apennins, lors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Quelques photos sur les murs illustrent encore l’événement. Saint-Marin est resté neutre pendant le
conflit, ce qui ne lui a pas évité d’être bombardé par erreur par les Alliés en juin 1944.
11 h 30 Promenade sur la falaise Les flancs du mont Titan sont un champ ouvert à la randonnée. Depuis le bas de la Vieille Ville et la porte de la Falaise (Porta della rupe), on remonte le sentier de la fa- laise (6) jusqu’aux trois tours. Les vues sont souvent vertigineuses. En chemin, des grottes s’ouvrent sur le côté, entou- rées de chênes, des roverellas en particu- lier. Huit sentiers balisés en rouge per- mettent d’évoluer selon des niveaux de difficulté différents. Quelques escaliers facilitent la montée sur des passages que la pluie rendrait dangereux. Des voies d’escalade aboutissent au pied des tours.
15 h 30 Tableaux et timbres Saint-Marin n’est pas une grande ville de musées, mais en abrite quand même quelques-uns qui justifient une visite. Le Musée d’Etat (7), par exemple. Sur cinq étages et en 5 000 œuvres, il offre un pa- norama des trouvailles archéologiques, nombreuses dans une aussi ancienne cité. On admirera particulièrement les bijoux royaux du Trésor de Domagnano (fibules, boucles d’oreilles en or, peignes des Ve et VIe siècles) et un tableau du Guerchin (1591-1666) représentant saint Philippe Néri. On retrouve des peintures du Guerchin à la Pinacothèque Saint-François. Collée à la petite église du même nom, elle expose des œuvres sacrées du XIVe au XVIe siècle. Situé sur la place Garibaldi, le Musée du timbre et de la monnaie mon- tre des pièces éditées par le petit Etat. La Galerie nationale d’art moderne et con- temporain vaut en revanche plus pour le bâtiment dans laquelle elle est installée, la Loge des volontaires, magnifique cons- truction de la fin des années 1930, que pour les œuvres elles-mêmes. C’est bien l’architecture qui fonde Saint-Marin. p Hubert Prolong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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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CARNET DU «MONDE»
Mariage
Karine et Stéphane BRIOUDE, Patricia et Pascal GAUTHIER, sont heureux de faire part du mariage de
Julie-Anne et Florian.
Après cinq années passées ensemble, ils ont décidé de se dire oui devant vous, le samedi 25 juillet 2026, à 11 h 30, à la mairie de Palaiseau (Essonne).
Décès
Paris. Saint-Cast-le-Guildo.
Michel Croizard, son frère, Juliette et Christian Raoul-Duval, sa sœur et son beau-frère, Camille et Matthieu, Emmanuelle, Valentin, Lena, ses neveux et nièces, Martin et Jeanne, son petit-neveu, sa petite-nièc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Isabelle CROIZARD, journaliste.
Elle venait d’avoir soixante-dix- neuf ans.
Et rappellent le souvenir de leur père, grand-père et arrière-grand- père,
Maurice CROIZARD, 26 novembre 1917 - 14 juillet 2003.
L’enterrement a eu lieu le vendredi 3 juillet, à 10 h 30, au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 Paris 14e.
croizardisabelle@gmail.com
Souvenir
Mme Pierre Lugou, Mme Jacqueline Delmas, ses sœurs, Michèle et Bruno Callou, Philippe et Danielle Delmas, Sylvie et Olivier Chalvon-Demersay, ses enfants, Guillaume et Tatiana, Marie-Liesse et Matthieu, Christophe et Fanny, Clotilde et Jean, Anne-Claire et Jo, Sébastien et Claire, Nicolas, Cédric et Rachida, Solène et Joris, Thibault, Arthur, ses petits-enfants, Ses seize arrière-petits-enfants, Les familles Chabrand, Delmas, Lugou, Gense, Rousseau, Cabanac, Claveri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ans sa quatre-vingt-dix-septième année, du
colonel Jean-Georges DELMAS, grand croix de la Légion d’honneur, croix de guerre TOE, croix de la Valeur militaire, croix du combattant, médaille de l’Outre-Mer, médaille des blessés, commandant de l’ordre national de la Côte d’Ivoire,
survenu à Gap, le 23 juin 2026.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a leu ieu en l’église de Fronton (Haute-Garonne), le samedi 4 juillet, à 17 heures.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Alain, son mari, Julien, Mathieu, Paul, ses fils, Elsa, Claire, Maud, Cécile Et Joseph, Sacha et Mischa, ses petits-fils,
ont la douleur d’annoncer le décès, survenu le 18 juillet 2026, dans sa quatre-vingtième année, du
docteur Marianne GAUDRIC, née COURRÈGES, gastroentérologue des Hôpitaux de Paris, engagée dans le soin des patients à l’hôpital public comme à Médecins du monde.
Marianne avait choisi de mettre son savoir au service de ses convictions.
La cérémonie aura lieu le 29 juillet, à 13 heures,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d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Paris 20e.
Bernard Golse, son mari, Véronique et Nicolas Golse, ses enfants, Elsa Champion, sa belle-fille, Maxence et Timéo,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Martine GOLSE,
survenu le 20 juillet 2026, à l’âge de soixante-seize ans.
Les obsèques auront lieu le samedi 25 juillet, à 10 heures, au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 Paris 14e.
Ni fleurs ni couronnes.
bernard.golse@icloud.com
Eliane Seguettes, son épouse, Jean-Philippe, Nathalie, Hélène, ses enfants, Gaspard, Félix, Léo, ses petits-enfants, Sophie, sa nièce,
ont la gra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Jean-Pierre LOUBEYRE, professeur de physique-chimie, amateur de faïence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huit ans.
La cérémonie aura lieu le jeudi 30 juillet 2026, à 15 h 30, a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Paris 20e.
Anouk, Raphaël, Manuel, Fabrice, Edouard, La famille Tallet Et ses ami.e.s,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a mort de
Andrée TALLET, physicienne, tanguera, mamie Dédée,
survenue le 20 juillet 2026, à Dijon, à l’âge de quatre-vingt-quatre ans.
La cérémonie d’adieu aura lieu à Paris, le 27 juillet, à 11 heures, au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 Paris 14e.
Le 24 juillet 2013, disparaissait le
docteur Max BERKMAN.
Zakhor.
Concerts
26e Festival européen Jeunes Talents.
Du 5 au 25 juillet 2026, venez découvrir les jeunes musiciens « classiques » les plus talentueux de leur génération.
La programmation invite à un voyage musical, des salons de l’Autriche-Hongrie aux rythmes de Buenos Aires, des chefs-d’œuvre de Beethoven, Schubert ou Chopin aux découvertes de compositrices comme Rita Strohl.
Tous les concerts à billetterie auront lieu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60, rue des Francs-Bourgeois, Paris 3e.
Neuf concerts gratuits sont offerts à Paris et en Île-de-France, les samedis à 16 h 30, le mardi 14 juillet, concert de soutien à l’Ukraine.
Concerts en soirée du mardi au samedi, à 20 heures.
Tarifs de 10 € à 20 €.
Professeure agrégé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Cours
donne cours d’anglais
tous niveaux.
Cours académiques (à l’oral
et à l’écrit), conversations, tutorat,
remise à niveau, examens.
Tél. : 06 20 36 7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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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été éditrice du « Monde » SA Président du directoire, 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Louis Dreyfus Directeur du « Monde », directeur délégué de la publication, membre du directoire Jérôme Fenoglio Directrice de la rédaction Caroline Monnot Direction adjointe de la rédaction Grégoire Allix, Emmanuelle Chevallereau, Geoffroy Clavel, Alexis Delcambre, Anne Eveno, Charles-Henry Groult, Benoît Hopquin, Marie-Pierre Lannelongue, Cédric Pietralunga Directrice déléguée au développement des services abonnés Françoise Tovo Directeur délégué aux relations avec les lecteurs Gilles van Kote Rédaction en chef quotidien Laurent Borredon, Guillaume Fraissard, Enora Ollivier, Philippe Ricard, Gabriel Richalot Rédaction en chef Pierre Barthélémy, Emmanuel Davidenkoff (Evénements), Coline Folliot, Nathalie Lecomte (cheffes d’édition), Jérôme Gautheret, Michel Guerrin, Nicolas Jimenez (photographie), Delphine Papin, Julie Clarini (Débats et Idées) Direction artistique Emmanuel Laparra Infographie Véronique Malécot Directric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u groupe Isabelle Caroff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rédaction Sébastien Carganico Conseil de surveillance Aline Sylla-Walbaum, présidente, Gilles Paris, vice-président
Stage
adepte de la défiscalisation
C’
riche de France est également l’un des plus grands collectionneurs d’art d’Europe. A travers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il conjugue son amour des arts avec de très lucratives opérations fiscales
est elle que l’on voit en premier. Une toile de toute beauté, accrochée au mur du petit salon qui jouxte le bureau de Bernard Arnault. Sur un fond bleu-vert, un jeune garçon en costume de marin blanc caresse la tête d’un gros chien. L’œuvre méconnue de Toulouse- Lautrec a été récemment acquise par le géant du luxe. Peint en 1900, L’Enfant au chien n’a pas été vu en France depuis 1914. Quand on lui demande pourquoi il aime ce tableau, si puissant et poétique, la réponse fuse : « Parce que je l’ai acquis à un prix très raisonnable ! » Voilà, en quelques mots, résumée la person- nalité d’un homme qui sait si peu exprimer ses émotions et dont le sens du commerce vient se nicher dans chaque décision. Le PDG de LVMH est l’un des plus grands collectionneurs à titre privé d’Europe et, avec s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l’un des plus gros acheteurs d’art au monde. Il a souvent ra- conté sa première acquisition chez Sotheby’s en 1982, un Monet « dont personne ne vou- lait ». Depuis, il n’a cessé d’acheter. Au fil des années, il est ainsi devenu l’heu- reux propriétaire de tableaux de Francis Ba- con, de Gerhard Richter, de David Hockney, de Mark Rothko ou de Damien Hirst. Il est également en possession de plusieurs pièces de Christian Boltanski, de Guillaume Bresson et de Jeff Koons. Dans son hôtel particulier, situé dans le 7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les invités peuvent admirer les toiles de maîtres qui ornent chaque mur ou presque. Ici un Fernand Léger, là un Picasso, puis un deuxième, un Juan Miro, un Basquiat – dont il est le plus gros acheteur –, une œuvre du peintre argentin Lucio Fontana. Il possède une collection à la valeur inesti- mable. « L’art, c’est une passion, pas un inves- tissement. Je ne revends jamais ce que j’achète », assure Bernard Arnault. A sa collec- tion privée s’ajoutent les trésors achetés par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grâce au regard affûté de Suzanne Pagé, l’ancienne directrice du Musée d’art moderne de Paris qu’il a en- gagée comme directrice artistique. Il faut aussi compter avec les œuvres directement acquises par les grandes marques du groupe pour embellir les boutiques et émerveiller les clients. « C’est bien de rendre aux artistes une partie de notre réussite économique », pour- suit le leader mondial du luxe. Le 26 novembre 2025, les figures et les grands argentiers du monde de la culture étaient réunis à l’Elysée pour assister à l’éléva- tion au grade de commandeur de l’ordre na- tional de la Légion d’honneur d’un inconnu du grand public : Jean-Paul Claverie. Docteur en droit et en médecine, il fut le conseiller de l’ancien ministre de la culture Jack Lang avant de rejoindre Bernard Arnault en 1991. Che- veux teints et élégance soignée, c’est un per- sonnage visionnaire et iconoclaste. Efficace surtout, doté d’un solide carnet d’adresses et qui a le bon goût d’user de son entregent sans faire de l’ombre à ceux qu’il sert. Depuis leur rencontre, le patron du fleuron mondial du luxe ne peut plus se passer de lui. C’est avec Claverie qu’il a conçu sa politique en faveur des arts et du mécénat, et surtout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qui accueille – de- puis 2014 dans l’époustouflant bâtiment des- siné par l’architecte Frank Gehry – d’extraor- dinaires expositions, de la collection Cht- choukine aux mobiles de Calder, en passant par David Hockney et Gerhard Richter. C’est lui aussi qui a développé l’implantation du groupe au sein des grandes institutions pa- trimoniales françaises que sont le château de Versailles et le Louvre. « LVMH, c’est le minis- tère de la culture du XXIe siècle ! », s’enthou- siasme ce jour-là le président Emmanuel Ma- cron en décorant l’éminence grise de Bernard Arnault. Ce dernier, accompagné de son épouse, Hélène, et de ses enfants Antoine et Delphine, ne peut s’empêcher d’esquisser un
léger sourire : à travers l’éloge à Jean-Paul Cla- verie, c’est bien à lui que la République rend hommage comme à un acteur essentiel de la culture en France. Les princes savent depuis toujours que leur postérité tient à l’em- preinte qu’ils laisseront au travers de l’édifi- cation de monuments, d’œuvres d’art ou de récits tissés à leur gloire. Son mentor Claude Bébéar le lui a souvent répété : « L’économie ne laisse pas de traces. » L’art, si. Il traverse les siècles comme les noms des grands mécènes : les Médicis ou le roi François Ier qui conviait Léonard de Vinci à ses réceptions. Et Bernard Arnault le sait : ne choisit-il pas de consacrer la plupart de ses interviews à la presse à ses goûts esthéti- ques, aux grandes expositions de sa fonda- tion et à ses œuvres favorites ? Il y raconte ses visites, enfant, en compagnie de sa mère dans les musées à Lille, Bruxelles ou Amster- dam, ses tribulations dans les ateliers d’ar- tistes new-yorkais, la rencontre avec Bas- quiat et, plus tard, avec Jeff Koons, la visite de l’atelier de Zhang Huan en Chine, sa journée passée avec Balthus à Rossinière, près de Gs- taad en Suisse. Dans son bureau parisien, ac- croché en majesté, un Rothko dont il est un des grands collectionneurs français, comme François Pinault.
Admiration pour Frank Gehry François Pinault, l’éternel rival, dans les affai- res comme sur le marché de l’art où les ache- teurs sont prêts à toutes les folies pour mon- trer leur pouvoir. Ce sont pourtant deux col- lectionneurs très différents. Bernard Arnault, prudent, acquiert des valeurs sûres, des artis- tes établis ou morts, dont la cote est établie. François Pinault privilégie l’audace, se veut défricheur, avant-gardiste, ne jure que par l’art contemporain. En privé, il se moque de la frilosité de son rival qui lui décoche ses meilleures flèches en retour : « 80 % de ce qu’il a dans le moderne est à mettre au panier ; bientôt, ça ne vaudra plus rien ! » En 1998, quand Pinault achète la maison de vente Christie’s, Bernard Arnault enrage : pas ques- tion de laisser seul sur le marché de l’art celui qu’il méprise pour ses origines sociales mo- destes. L’année suivante, il achète pour 87 millions d’euros la maison Phillips. Un échec : il doit jeter l’éponge après des pertes de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llions d’euros. Mais il ne renonce pas. Son appétit pour l’art est cependant loin de n’être que vanité. Le polytechnicien à l’appa- rence rigide aime la compagnie des artistes, apprécie leurs excentricités et leurs déborde- ments, lui qui ne s’en autorise guère. Il a dé- veloppé une fine connaissance de la peinture du XXe siècle. Mais s’il aime les artistes, l’in- génieur en lui manifeste un intérêt tout par- ticulier pour l’architecture, ses calculs de por- tance et ses tracés audacieux. Il a fait appel à de grands noms du métier comme Christian de Portzamparc pour construire la tour LVMH à New York, sur la 57e Rue, ou l’agence Sanaa pour édifier l’immeuble Dior à Tokyo. Mais c’est à Frank Gehry qu’il voue une véri- table admiration. « Il n’a jamais autant tra- vaillé avec quelqu’un qu’avec » l’architecte ca- nado-américain, confie son épouse, Hélène.
François Pinault achète la prestigieuse maison de vente Christie’s, il enrage
Devant un tableau de Pablo Picasso, à Paris, le 9 novembre 2000. Jean-Paul Guilloteau/Roger-Viollet
Jean-Paul Claverie se souvient de la rencontre entre Bernard Arnault et Frank Gehry comme si celle-ci avait eu lieu la veille. Il a convaincu le capitaine d’industrie de se ren- dre à Bilbao (Espagne) pour aller voir le Mu- sée Guggenheim. Cet assemblage de verre, de pierre et de titane posé sur l’eau conçu par Gehry, qui a relancé le tourisme et la réputa- tion d’une ville qui s’enfonçait dans le ma- rasme économique, le subjugue : « Comment a-t-il pu imaginer une chose pareille ? » Après leur visite, les deux hommes ont prévu de rejoindre le couturier Karl Lager- feld dans la superbe propriété que ce der- nier, qui travaille non seulement pour Cha- nel mais aussi pour Fendi, propriété de LVMH, a achetée à Biarritz (Pyrénées-Atlan- tiques). Habituellement, Lagerfeld n’a pas son pareil pour faire rire « BA » en lui racon- tant, avec son accent inimitable, ces anecdo- tes érudites qui font tout son succès. Mais Bernard Arnault est ailleurs, songeur, muti- que au point que le couturier s’en inquiète : « Qu’est-ce qui ne va pas ? » Dans l’avion de retour, l’industriel est décidé : « Il faut abso- lument qu’on rencontre ce type », lâche-t-il à
Claverie. Un mois plus tard, Gehry est à Pa- ris. C’est lui qui sera l’architecte de ce grand projet que lance le patron de LVMH en 2006 : la construction de la Fondation Louis Vuit- ton pour la création et l’art contemporain, qui sera inaugurée par François Hollande, le 20 octobre 2014. Quelle que soit la sincérité de son goût pour l’art, Bernard Arnault ne fait jamais rien pour la simple beauté du geste. Ses expositions, il les veut les plus somptueuses. Son œil brille lorsqu’il nous tend son portable où figure une photo d’un autoportrait de Van Gogh qui n’a pas été exposé en France depuis 1937 et que le public pourra découvrir lors de la prochaine exposition consacrée à la collection Gustave Fayet. Rien ne l’excite davantage qu’obtenir l’impossible : il lui faut les chefs-d’œuvre les plus rares, le plus grand nombre de tableaux, les collections oubliées. Sans perdre de vue les retombées économiques de ses investisse- ments et, surtout, les avantages fiscaux. S’il a choisi de créer une fondation pour abriter son musée, c’est avec l’idée d’utiliser au maximum les dispositifs de défiscalisa- tion autorisés. La loi du 3 août 2003, dite « loi
Aillagon sur le mécénat et les fondations », est selon le rapport de la Cour des comptes de novembre 2018 « l’une des plus incitatives au monde ». Chaque somme investie permet une réduction d’impôt sur les sociétés de 60 %. En 2000, un autre texte permettait déjà de donner le nom de l’entreprise mécène à une fondation. Ces lois ont convaincu Jean- Paul Claverie et Bernard Arnault de se lancer dans l’aventure : défiscaliser en assurant la promotion de ses marques au travers d’une fondation à son nom, quelle bonne affaire ! Sur les 800 millions d’euros dépensés pour le seul bâtiment de Frank Gehry, 60 % ont ainsi été pris en charge par le contribuable français. La Cour des comptes souligne que les entreprises du groupe LVMH ont réduit leurs impôts de 518 millions d’euros entre 2007 et 2017, au titre des sommes versées à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Quand la presse lui en fait la remarque, Bernard Arnault s’agace : il laissera un bâtiment sublime aux Parisiens et l’on voudrait en plus qu’il paye tout de sa poche, quelle ingratitude ! Quant à Jean-Paul Claverie, il hausse les épaules : « Que le gou- vernement supprime la loi si elle gêne ! » Sous- entendu : si les riches entrepreneurs arrêtent d’investir dans la culture, comment fera l’Etat dont les caisses sont vides ? François Pinault a pourtant fait un autre choix : celui d’ouvrir en 2021 un musée à ses frais plutôt que de choisir le système de la fondation pour abriter ses œuvres et organi- ser ses expositions. Il s’est fait un malin plai- sir de le souligner un jour au micro de France Culture : « Je n’ai pas voulu que l’on me dise que l’Etat finançait mes petites lubies artisti- ques pendant que d’autres crèvent la dalle. » Mais pour Bernard Arnault un sou est un sou. Avant l’ouverture de sa fondation, il sponso- risait déjà de nombreuses expositions, profi- tant du même dispositif de défiscalisation de 60 % des sommes engagées. Il a ainsi étendu une véritable emprise sur le Louvre et Ver- sailles, en faisant de ces lieux d’exception des écrins pour promouvoir ses marques.
Chez LVMH, tout se recycle Au titre des « contreparties » à son mécénat, LVMH a pu bénéficier de tarifs très avanta- geux pour la privatisation d’espaces ou l’or- ganisation de soirées privées. Depuis 2020, une dizaine de défilés Louis Vuitton ont ainsi pris place au Louvre. Le 30 septem- bre 2025, c’est carrément au cœur des appar- tements d’été d’Anne d’Autriche, récemment rénovés, que la marque au damier lançait sa collection printemps-été 2026 devant les stars Zendaya et Emma Stone. Quand ce n’est pas Louis Vuitton, c’est Dior qui défile dans la cour Carrée. La maison a en effet fi- nancé le réaménagement du jardin des Tuileries aux côtés de Moët Hennessy. Et c’est une autre marque du groupe, Kenzo, qui a contribué au fleurissement du jardin. En échange, les prestigieuses enseignes or- ganisent au sein du Musée du Louvre des soupers fins devant La Joconde ou dans la salle des Cariatides, comme le 14 juin 2024 à l’invitation du joaillier Bulgari. Sans compter le fameux « grand dîner » organisé dans la cour Marly par Moët Hennessy, devenu l’un des événements mondains de Paris avec ses 350 invités et la fine fleur du monde de l’en- treprise et de la culture. Plus on s’intéresse aux coups d’éclat de Ber- nard Arnault en matière de mécénat, plus il est difficile de démêler amour de l’art et sens de l’optimisation fiscale. Fin octobre 2025, alors que New York se teinte de sa palette automnale, la bonne société américaine se presse autour d’une exposition un peu parti- culière au cinquième étage de la luxueuse boutique Louis Vuitton. Au centre de l’atten- tion, la Partie de bateau, une œuvre du pein- tre Gustave Caillebotte (1848-1894) qui fut, ironie du sort, lui aussi mécène de son temps. Cette exposition temporaire est présentée ce jour-là comme « un cadeau fait aux New-Yor- kais et à tous ceux qui visitent la ville » par un Jean-Paul Claverie frétillant. Une opération qui illustre parfaitement le mélange des gen- res cher à LVMH au carrefour du mécénat,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 la défiscalisation. Car si le Caillebotte crée l’événement, c’est parce que le tableau a été acquis début 2023 par le Musée d’Orsay « grâce au géné- reux mécénat de LVMH », s’était félicitée la ministre de la culture d’alors, Rima Abdul Malak, le 1er février 2023. Le chèque de 43 mil- lions d’euros signé par l’empire de luxe avait
été salué. Ce qui a été moins souligné, c’est que le tableau de ce rameur en bras de che- mise et chapeau haut-de-forme ne lui a coûté « que » 4,3 millions d’euros grâce à un autre dispositif fiscal qui n’a pas échappé à la saga- cité de cet amoureux des arts. Pour faciliter l’acquisition par l’Etat de biens classés « tré- sor national », la loi du 4 janvier 2002 sur les musées de France ouvre droit à une réduc- tion de l’impôt sur les sociétés égale à… 90 % des versements effectués. L’entreprise ne contribue en fin de compte qu’à 10 % de l’acquisition de l’œuvre, le reste étant à la charge des contribuables. Un sys- tème parfaitement légal qui arrange en réa- lité tout le monde : les musées qui ne dispo- sent pas du budget adéquat pour se position- ner sur un marché de l’art devenu délirant, l’Etat surendetté qui ne peut décaisser de tel- les sommes et qui parvient néanmoins à gar- der sur son sol des œuvres patrimoniales. Et Bernard Arnault et son empire, bien sûr, qui peuvent s’inscrire à peu de frais dans la tradi- tion des bienfaiteurs de la culture. Rien ne se perd, tout se recycle chez LVMH tant l’art et le luxe font bon ménage. Le 27 juin 2025, ils sont allés loin dans l’audace avec la présentation de la première collection Dior homme par le styliste Jonathan Ander- son. Un enjeu colossal pour le Britannique de 41 ans connu pour sa créativité débridée, mais surtout pour le groupe qui, en ces temps plus compliqués pour la mode, ne peut pas se permettre un échec. Pour l’intro- nisation de sa nouvelle recrue, Dior n’a donc pas lésiné : une immense boîte rectangulaire a été montée sur l’esplanade des Invalides à quelques mètres du tombeau de Napoléon. Au premier rang du public, Bernard Ar- nault a pris place à côté de la chanteuse Ri- hanna, du joueur de tennis Roger Federer, des acteurs Robert Pattinson et Daniel Craig et des designers Pharrell Williams et Michael Rider, tous amis ou sous contrat avec le groupe. Des œuvres attirent l’œil des specta- teurs : des natures mortes du peintre Jean Si- méon Chardin (1699-1779) dont Le Panier de fraises des bois acquis en 2023 par le Louvre grâce aux 15 millions d’euros apportés par LVMH afin d’éviter qu’il ne soit acheté par un musée américain. Un coup de pouce alors hautement médiatisé qui permet au groupe la fameuse déduction fiscale à hauteur de 90 % sur l’impôt sur les sociétés. L’œuvre ap- partient au musée, mais qui refuserait de la lui prêter après un tel acte de générosité ? A l’inverse de certaines grandes fortunes qui, comme la famille Bettencourt, financent discrètement de nombreuses causes dans le domaine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 médi- cale notamment, le patron de LVMH veille à faire connaître ses bonnes actions. Exaspéré même qu’on ne le loue pas plus pour ses dons. Après l’incendie de Notre-Dame de Pa- ris, le 15 avril 2019, et afin de ne pas être en reste vis-à-vis de François Pinault, les Arnault et le groupe LVMH ont ainsi fait la publicité d’un chèque de 200 millions d’euros pour la reconstruction de la cathédrale. Conscient de la mauvaise image dont souf- fre son père, Antoine Arnault l’a récemment convaincu de soutenir certaines causes plus sociales. Bernard Arnault a ainsi fait un don de 10 millions d’euros aux Restos du cœur
plus qu’obtenir l’impossible : les chefs-d’œuvre rares, le plus grand nombre de tableaux
en 2023, annoncé à grand renfort de com- munication, et a financé un programme à destination des femmes au sein du Samuso- cial. Des sommes non défiscalisées cette fois, selon LVMH. Son fils aîné l’a également poussé à investir dans des sports plus populaires que les coû- teuses régates ou courses de formule 1. L’in- vestissement massif de LVMH dans les Jeux olympiques de 2024 est à cet égard embléma- tique de cette recherche de nouveaux engage- ments sans perdre de vue l’intérêt du groupe. Quand le Comité d’organisation d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de Paris 2024 (Cojop), soucieux d’engranger des sponsors « premium », contacte LVMH, l’empire du luxe lui oppose d’abord une fin de non-rece- voir. Les Jeux sont alors annoncés comme une catastrophe industrielle. Tony Estan- guet, président du Cojop, soucieux de bou- cler son budget, met les bouchées doubles. Avant d’être reçu par Bernard Arnault, il a tra- vaillé son intervention avec un coach : il sait qu’il aura peu de temps pour plaider sa cause. Il n’oubliera jamais ce « courant d’air glacé » qui accompagne l’entrée du milliardaire dans chaque réunion où il se rend.
Le grand festival des JO L’ancien athlète de haut niveau garde son calme et joue sa carte : les Jeux olympiques seront une formidable mise en avant du sa- voir-faire et des métiers d’art français et les marques du groupe en sont la meilleure in- carnation, explique-t-il. Bernard Arnault et son fils Antoine commencent à être séduits, mais, en interne, les cadres du groupe rechi- gnent encore car le coût de l’opération est élevé : 150 millions d’euros. Emmanuel Ma- cron et la maire de Paris, Anne Hidalgo, met- tent alors tout leur poids dans la balance pour faire fléchir le géant du luxe. En homme d’affaires avisé, il comprend vite que, face à un Etat aux abois financière- ment, il va pouvoir imposer ses conditions. Les marques de la galaxie LVMH se dispu- tent pour obtenir une visibilité maximale. Berluti, chère à Antoine, qui l’a dirigée, ha- billera les athlètes pour les cérémonies et les réceptions, Dior vêtira de ses robes les stars Aya Nakamura, Lady Gaga et Céline Dion, les médailles seront frappées par la maison Chaumet, le champagne Moët & Chandon coulera à flots dans les tribunes VIP, Sephora accompagnera la flamme olympique dans son tour de France, flamme elle-même transportée dans une malle Louis Vuitton,
qui produit également les plateaux destinés à poser les médailles. Jamais un partenaire n’avait obtenu de tels avantages. Pour ce faire, il a fallu obtenir des dérogations du Co- mité international olympique (CIO). Car le règlement est très strict sur l’interdiction des marques dans les enceintes olympiques. Mais pas grand-chose ne résiste à LVMH. Mi- décembre 2022, Bernard Arnault et son fils Antoine privatisent la fondation pour faire visiter au président du CIO l’exposition Claude Monet et Joan Mitchell avant un dé- jeuner au Cheval Blanc, le restaurant trois étoiles situé au septième étage de la Samari- taine. Au terme d’un habile bras de fer, Louis Vuitton a finalement été autorisé à apposer son célèbre damier sur les malles et les pla- teaux à condition d’y enlever ses initiales. Les sponsors historiques des JO comme Co- ca-Cola ou Visa sont furieux. Le groupe a également âprement négocié les lieux de passage de la flamme olympique. Les porteurs s’arrêtent ainsi devant les gran- des propriétés LVMH comme autant de sta- tions d’un pèlerinage : traversée des vignes du Château Cheval-Blanc à Saint-Emilion (Gi- ronde), arrêt devant le Musée Christian-Dior à Granville (Manche), et à Epernay (Marne), devant les grilles de Moët & Chandon. A Pa- ris, c’est le grand festival, retransmis sur les télévisions du monde entier : la flamme passe devant la fondation, la Samaritaine et, bien sûr, les Champs-Elysées qui abritent les boutiques les plus spectaculaires du groupe. Jamais, ou presque, on aura autant vu, sur toute la planète, les logos du groupe. Cette réussite a ouvert la voie à de nouvelles actions pour la famille. Dès 2022, l’Ecole poly- technique et l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de l’époque, Sébastien Lecornu, étaient venus solliciter Bernard Arnault afin qu’il finance les rénovations de la prestigieuse école. Cha- que année, des élèves contestent la présence du géant du luxe ou du patron de TotalEner- gies, Patrick Pouyanné, dans le financement des chaires scientifiques de l’école. L’ancien polytechnicien Arnault s’en agace, mais a cependant accepté, via la holding fami- liale Agache, dont son fils Frédéric, lui aussi ancien élève de l’X, est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donner 50 millions d’euros à l’école française la plus en vue. L’X pourra ainsi créer un insti- tut de recherche des sciences mathématiques et fondamentales qui portera le nom de… Ber- nard Arnault. C’est le don privé le plus impor- tant réalisé pour la recherche française. « C’est du patriotisme », a salué Sébastien Lecornu, devenu premier ministre, en se félicitant le 2 juillet de cet apport historique. LVMH n’a pas encore décidé d’avoir ou non recours aux dispositifs de défiscalisation. La famille s’est aussi lancée dans l’acquisi- tion en 2025… d’un club de football, le Pa- ris FC. Cette fois, il s’agit davantage d’une af- faire d’image. Mais plus encore de paix à l’in- térieur du clan Arnault. Quel meilleur ci- ment, en effet, que le football pour recréer des liens dans une fratrie fragilisée par la guerre de succession qui s’annonce ? p Raphaëlle Bacqué et Vanessa Schneider
Nicolas Tanguy, directeur de l’information de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et le danseur étoile Germain Louvet, posant avec la flamme olympique devant le centre d’art à Paris, le 15 juillet 2024.
Guillaume Ruchaud/
Paris 2/SIPA
L
e 19 mai 1986, jour de son 18e an- niversaire, Anne Goscinny sort de son appartement parisien, une idée folle en tête : annoncer à l’homme qui a « tué » son père qu’elle va le tuer à son tour. Elle a emprunté à sa mère un long manteau bleu, avec des poches suffisamment grandes pour y cacher un pistolet. D’un pas décidé, elle se dirige vers le cabinet de cardiologie où est mort le créateur d’Astérix et du Petit Nicolas. C’était le 5 novembre 1977. Venu effectuer un test d’effort sur un vélo d’appartement, René Goscinny s’était effondré, victime d’un infarctus. Sa fille unique, Anne, avait 9 ans. Un profond sentiment de « vengeance » anime, ce jour-là, l’adolescente en marche. Le médecin, qui avait demandé à son père de pédaler plus que nécessaire, devait mainte- nant payer pour son erreur. Un demi-siècle plus tard, le spectre du ta- lion ne hante plus Anne Goscinny – le spécia- liste a dû mourir de sa belle mort depuis longtemps. Mais la tristesse est toujours là, immarcescible. « Elle y sera jusqu’au dernier soir de ma vie. Ce qui est arrivé a été d’une telle brutalité que je reste à jamais sidérée, comme si une petite Anne continuait d’atten- dre le retour de son papa dans la cuisine de notre appartement », confie-t-elle dans ses bureaux parisiens, à deux pas de l’Arc-de- Triomphe. « A tout à l’heure, mon petit chat », lui avait lancé son père ce matin d’automne, avant de partir à son rendez-vous médical accompagné de sa femme. Quelques heures plus tard, Gilberte Goscinny était rentrée seule. « Il est arrivé quelque chose de terrible à papa », avait-elle lâché en ouvrant la porte. Si elle n’accordait pas une place aussi im- portante aux symboles, Anne Goscinny n’aurait pas attendu le jour précis de sa ma- jorité pour passer à l’acte, ou feindre de le faire. Afin de rester incognito devant ce car- diologue honni, elle a pris rendez-vous pour elle, en utilisant le nom de jeune fille de sa mère. « Que vous arrive-t-il, mademoiselle ? », demande le praticien. « Rien, je voulais juste vous buter », répond-elle sans ciller. « Me bu- ter ? », s’étonne son interlocuteur en pâlis- sant légèrement. « Oui, si vous ne l’aviez pas engagé à continuer à pédaler, il serait encore vivant », poursuit la jeune fille, dont la main droite n’a pas quitté la poche – vide, évidem- ment – de son manteau. « J’ai un flingue, là (…), et je vais vous tuer », ment-elle, ainsi que la scène est racontée dans Le Bruit des clefs (Nil, 2012), un court essai en forme de lettre adressée à son père.
Barre fatidique des 51 ans Quand on lui demande aujourd’hui si elle aurait pu tuer de sang-froid celui par qui le malheur est arrivé, l’écrivaine jure que « non, bien sûr » : « Je ne sais pas qui est l’adolescente qui a fait cela. Je ne l’assume plus du tout. Je voulais juste me venger en lui infligeant une bonne trouille. » Sa mère connaissait alors de graves problèmes de santé. Un sein lui avait été retiré à la suite d’un cancer qui s’en pre- nait désormais à ses os. « Je me suis dit qu’en réparant, en tentant de faire peur, cela allait peut-être l’aider à guérir. » Huit ans plus tard, Gilberte Goscinny meurt à son tour, emportée par la maladie, à l’âge de 51 ans, exactement comme son mari. « Ils avaient seize ans et demi d’écart. C’est comme si ma mère n’avait jamais voulu être plus vieille que mon père », interprète leur fille. Plus sensible au mystère des chiffres qu’au hasard des coïncidences, Anne Goscinny s’est longtemps persuadée qu’elle non plus ne dépasserait pas cette barre fati- dique des 51 ans. En 2019, quelques semaines après l’anniversaire tant appréhendé, une septicémie l’envoie à l’hôpital pour ce qu’elle redoute être un aller sans retour. « Je ne suis pas passée loin », se souvient-elle. La résilience n’est pas un vain mot chez la fille de l’inventeur de la potion magique. A l’âge de 10 ans, une malformation rénale lui avait déjà valu plusieurs séjours à l’hôpital. René Goscinny venait de mourir et, confron- tée à l’absence de la figure paternelle, la jeune
le sait : fondre sa plume dans celle de son père l’expose au risque de la comparaison
la tristesse et le chagrin sans fin
est mort quand sa fille avait 9 ans. Une absence qui a envahi la vie de cette autrice, qui gère les adaptations de l’œuvre paternelle
Anne avait alors effectué un transfert, au sens psychanalytique, auprès d’un médecin, qu’elle anonymisera plus tard sous le pré- nom de Victor. « N’ayons pas peur des mots, ce fut comme une résurrection », dit-elle. A cet homme quatre fois plus âgé qu’elle, de- venu au fil du temps un « intime » de sa mère, l’enfant va rédiger des tombereaux de lettres, envoyées tous les deux ou trois mois. Sept ans durant, Victor fera ainsi office de père de subs- titution et de fantasme obsessionnel, comme l’autrice l’a raconté, plus tard, dans un autre li- vre, Romance (Grasset, 2022). A l’écriture épis- tolaire, Anne va vite ajouter celle de poésies, de chansons, de nouvelles, destinées, elles, à son défunt père. Dès « 11-12 ans », elle com- mence à noircir des cahiers entiers. « Le but n’était pas de me soigner du deuil, ni de ma tris- tesse, mais d’être entendue par lui, là où il était. L’imagination enfantine ne répond pas à la même logique que celle des adultes », expli- que-t-elle. Le goût du verbe ne quittera jamais la future étudiante en littérature comparée. Sa bibliographie compte une dizaine d’ouvrages, quasiment tous publiés chez Grasset. La récente crise qui a secoué la mai- son d’édition la place aujourd’hui dans une situation ambivalente : fidèle à Olivier Nora, le patron évincé par Vincent Bolloré, Anne Goscinny a décidé de quitter Grasset sans pour autant claquer la porte d’Hachette Livre – propriété du même Bolloré –, qui publie les nouvelles aventures d’Astérix : celui-ci y est « très heureux et épanoui », fait-elle valoir. Au milieu de sa production littéraire, han- tée par le thème de la disparition et de l’effa- cement, une exception se distingue : Le Monde de Lucrèce (Gallimard), série humoris- tique de romans pour enfants créée en 2018 avec son amie, la dessinatrice Catel. Si sa structure en histoires courtes n’est pas sans
Anne Goscinny, à Paris, le 25 juin.
Photos :
Edouard Caupeil
pour « LE MONDE »
rappeler celle du Petit Nicolas, le parallèle s’arrête là : son personnage principal n’est pas un jeune garçon entouré de copains facé- tieux, mais une collégienne dont les parents ont divorcé – sa mère avocate est surbookée, son frère ne lâche pas ses jeux vidéo, une grand-mère alcoolique et une autre atteinte de la maladie d’Alzheimer finissent de com- poser ce succès de librairie (450 000 exem- plaires vendus) aux dix tomes publiés. Véritable contrepoint à son travail litté- raire, Le Monde de Lucrèce n’aurait jamais vu le jour sans l’insistance de Catel, alors impli- quée avec elle dans le premier volume d’une biographie dessinée de la famille Goscinny (Le Roman des Goscinny, Grasset, 2019). « Dans la maison qu’elle possède dans le Sud, se souvient l’illustratrice, je la voyais faire rire des assemblées entières de convives, fa- çon buffet gaulois, avec des histoires très gos- cinnyennes. J’avais l’impression d’avoir en face de moi une autre personne, différente de ses écrits, drôle, solaire, sensible, qui maîtri- sait le comique de situation et l’art de la nar- ration, qualités qu’elle avait héritées de son père, tout en les travaillant. » Le recours à plusieurs niveaux de lecture était une spécialité de René Goscinny. Sa fille se l’est approprié, de façon quasi sublimi- nale, à travers le personnage du père biologi- que de Lucrèce qui, bien que peu présent, in- tervient ici et là pour régler des problèmes de la vie quotidienne, ou offrir à sa fille ce que sa mère lui refuse. « Il surgit pour aider, pour embellir la vie, à la manière d’une fée, éclaire Anne Goscinny. Moi qui pensais échapper à la figure du père mort, c’est raté. Mon incons- cient a finalement dévié la difficulté. »
« Plus jamais une » La même sensation, aussi, de se voir « comme un vase qu’on a jeté par terre et qui s’est brisé, non pas en mille morceaux, mais en cinq mor- ceaux, qu’on peut recoller », reprend-elle. Le vase peut ainsi continuer à servir. « Après la mort de mon père, j’ai ainsi pu aimer, faire des enfants, me marier, écrire des livres… Mais les fissures sont là, indéniablement. Je ne serai plus jamais une. Tout ce que j’aurais pu parta- ger avec mon père, de lectures, de films, de piè- ces de théâtre, de voyages, de conversations, m’a été volé. Cela m’aurait été tellement pré- cieux pour devenir une adulte. » Ce fardeau creux de l’absence n’a pas pour autant entravé sa pratique du droit moral, commencée à l’âge de 25 ans, à la mort de sa mère. Avec son mari, Aymar du Chatenet, à la tête de la maison d’édition familiale IMAV, Anne Goscinny n’a pas vraiment levé le pied, entre les innombrables poursuites et adapta- tions à l’écran d’Astérix, de Lucky Luke, d’Iz- nogoud ou du Petit Nicolas – autant de per- sonnages dont les aventures ont été cocréées avec des dessinateurs de renom. Sa plus grande satisfaction est d’avoir convaincu Albert Uderzo d’abandonner Astérix à de tiers auteurs (les scénaristes Jean-Yves Ferri et Fabcaro, le dessinateur Didier Conrad), avec le succès que l’on connaît : un tirage re- cord de 5 millions d’exemplaires à chaque nouvel album, tous les deux ans. A l’initiative du couple, plusieurs ouvrages vont, à la rentrée, accompagner le 100e anni- versaire de la naissance de René Goscinny (le 14 août). Un seul, parmi eux, n’est pas bio- graphique : le tout premier recueil de nou- velles du Petit Nicolas non conçues par son créateur, à paraître le 8 octobre chez IMAV. Illustrées par le dessinateur et musicien Fursy Teyssier, la moitié des histoires ont été écrites par l’écrivain jeunesse Jean-Philippe Arrou-Vignod, l’autre par Anne Goscinny el- le-même. Son meilleur alibi est sa relation intime avec l’œuvre paternelle : « Je la connais pratiquement par cœur pour l’avoir lue de manière obsessionnelle, au point, d’ailleurs, d’avoir développé une “oreille ab- solue” dans le choix du lexique, explique-t- elle. Le style du Petit Nicolas peut paraître simple, voire simpliste. Sauf qu’il s’agit d’une écriture totalement artificielle. Il n’y a pas un enfant qui parle comme ça. » Anne Goscinny le sait : fondre sa plume dans celle de son père l’expose au risque de la comparaison. Ne répétait-elle pas elle-mêm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à ceux qui auraient aimé la voir reprendre la célèbre série enfan- tine : « Quand on est la fille de Mozart, on ne se lance pas dans l’opéra » ? A chaque sortie d’un nouvel Astérix, l’argument du « ce n’est pas aussi bien qu’avant » ne revient-il pas en bou- cle ? A ceux qui lui renvoient cela, Anne Gos- cinny a une réponse toute faite : « Pour ma mère et moi, la vie, non plus, n’a pas été “aussi bien” que celle d’avant. Mais elle a continué. De manière différente, mais elle a continué. » p Frédéric Potet
T
D’
ELISSA COULON
des morts
rès peu de chansons, chez Geor- ges Brassens, qui ne chantent pas la mort. Sa mort à lui, c’est la Faucheuse, la Camarde d’antan, les corbillards pomponnés, trois croque- morts qui tanguent, une fréquentation souriante du grand passage, l’idée pré- sente. (…) Brassens vient de loin. Il vient d’avant les temps imbéciles où la mort fait froid aux yeux. Où les survivants ne savent plus quoi faire des cendres. Où des cérémonies idiotes se bricolent à coups de musique nulle. Où les morts tournent aux « décédés », tandis que la télévision dit sans rire qu’on a « euthanasié » des poulets dans la Sarthe. Brassens vient du temps de la mort à la campagne. La mort ouvrière, la mort telle qu’on la parle au comptoir en fumant. (…) Brassens n’est pas poète. Trente ans après le surréalisme, contemporain de Michaux, de Ponge, de Char, de Saint- John Perse, d’Aimé Césaire, il n’y songe même pas. Il se vit plus humblement comme un artisan des consonnes, un luthier de la phrase exacte, de la drôlerie perfectionnée. Pas poète, sans doute, mais rythmicien du quotidien, ça oui. En revanche, les musiciens auront bien gardé le secret, il est musicien jusqu’au bout des ongles. La mélodie, l’étendue, le battement, l’engagement à fond dans l’esprit de la chanson, personne dans l’art populaire ne les a portés aussi haut laissant entendre que ça ne compte pas.
« La Fessée », une réussite absolue Vous trouvez dans Brassens de ces scan- sions, de ces déhanchements, de ces écarts, de ces balancements sensuels, de ces ruptures de rythme qui récompen- sent d’une vie grise. N’importe quel amateur sait que jouer Brassens à la gratte (...), le jouer vraiment là où il a vraiment pensé exactement, à force d’un travail de titan, la chanson ; là où il l’a si- tuée – pas tout en mi-la-ré comme on fait tous pour ne pas se biler –, non, jouer ce qui est écrit pour une voix grave, timbrée, particulièrement juste et qui monte assez haut, c’est intenable. (...) Tous les musiciens le savent. La chanson qui résume le mieux cet esprit grave, enjoué, de la mort regardée en face (la mort ou même le mort), la chanson qui danse le mieux, qui reste dans un tel registre qu’elle fait du roller au bord des précipices (le macabre, le po- lisson, la bêtise, le niais, le sous-entendu, la poésie), c’est La Fessée : une réussite ab- solue. Réussite dans la scène, dans le ton, dans cette veillée funèbre qui démarre comme un glas et qui swingue aussitôt. Elle se change sans crier gare en soirée champagne, en pipe qui dépasse sous le veston, petite collation (« Ça le ferait-il revenir ? »), gaieté au deuxième magnum, baiser sous la moustache, et, de fil en aiguille, caresses animées finement admi- nistrées. Voilà pourquoi votre fille est muette et Brassens (traduit en cinquante langues) jamais mieux chanté que par Brassens. Ce qui rend sa mort parfaite- ment réelle et en un sens regrettable. Mais enfin, chacun son tour : comme il dit, il n’aura jamais plus mal aux dents. p Francis Marmande
à la carrière des femmes
professionnelles des femmes demeurent percutées de plein fouet par la venue d’un enfant
abord une sur- prise, puis une « vraie claque ». Avant la nais- sance de son en- fant, Clémence a été étonnée, dans un premier temps, de se voir mise à l’écart, « dépriorisée » par les dirigeants du cabinet de con- seil au sein duquel elle exerçait comme consultant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 Mon ventre est devenu très vite apparent, et plus il grossissait, plus il m’a été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mis- sions, décrit-elle. J’allais voir les asso- ciés avec lesquels je travaillais habituel- lement, qui regardaient mon ventre et me disaient que, en cas de prolonga- tion de la mission, ils cherchaient des consultants disponibles sur le long terme, ce qui était incompatible avec le calendrier de ma grossesse. » En plein congé maternité, Clémence (tous les prénoms ont été changés) apprendra ensuite, de la bouche d’un supérieur un peu embarrassé, « avoir été sanc- tionnée par une mauvaise notation », mettant un frein inattendu à sa car- rière. « Une vraie claque », donc. La mise à l’écart vécue par Clémence, 35 ans, qui a depuis négocié une rup- ture conventionnelle et entamé une reconversion, est un exemple, parmi d’autres, de ce que le monde du travail réserve aujourd’hui encore aux fem- mes lors de leur grossesse, et ensuite, lorsqu’elles sont devenues mères. Mi- ses au placard, refus de promotion, li- cenciements abusifs… Malgré l’entrée massive des femmes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 depuis quel- ques décennies, leurs trajectoires pro- fessionnelles restent percutées de plein fouet par l’arrivée d’un enfant. Le phénomène a même un nom : la « pénalité maternelle », qui désigne l’impact des naissances en matière de décrochage professionnel. A l’heure où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in- quiètent de la chute des naissances, al- lant même jusqu’à des appels à un « réarmement démographique », com- ment ne pas mettre dans l’équation le coût de la maternité, toujours élevé, pour les femmes qui travaillent ?
Pertes de revenus Pour Monica, le vent a très vite tourné voilà un an. « A peine quinze jours après avoir annoncé ma grossesse, mon directeur et son adjointe m’ont dit que, pour me soulager au vu de mon état, ils créaient un poste équivalent au mien. Et c’était à moi de former la collè- gue qui s’en chargerait », raconte la chargée de mission dans un établisse- ment public. « Mes fonctions ont été ré- duites, sans avenant, sans aucune justi- fication ni trace écrite », la plongeant dans « un état dépressif ». « J’ai voulu tourner la page, j’ai déménagé et j’ai re- trouvé un emploi ailleurs », ajoute-t- elle, encore sous le choc de ce départ contraint d’une structure qui l’em- ployait depuis neuf ans. Les discriminations ne sont pas cir- conscrites au moment de la nais- sance ; elles se prolongent au retour du congé maternité et se répercutent tout au long des carrières profession- nelles des femmes, marquées par des interruptions d’activité plus ou moins longues en lien avec l’arrivée des en- fants. « La maternité, dont la charge re- pose encore essentiellement sur les femmes, joue un rôle majeur dans la progression de carrière des femmes et les inégalités salariales », confirmait récemment un rapport d’information sur l’égalité salariale de la délégation aux droits des femm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résenté en janvier. Sur le plan financier, les chiffres sont éloquents. « La perte de revenus pour les femmes, l’année de la maternité, est de l’ordre de 40 % du revenu salarial total », expose Dominique Meurs, professeure
émérite d’économie à l’université Pa- ris-Nanterre. Le pourcentage englobe plusieurs situations : retrait du monde du travail, passage à temps partiel, non- versement de primes… « Les dix années qui suivent, la chute de revenus est de l’ordre de 30 % », précise Dominique Meurs. Tandis que, pour les pères, l’ar- rivée d’un enfant est sans effet sur les revenus. Ces données, qui interpellent, n’évoluent pas au fil des ans. La faute notamment à une insuffisante politi- sation de ce sujet, selon Bérangère Couillard, présidente du Haut Conseil à l’égalité. « La grossesse et la maternité, surtout, sont encore pensées comme des expériences privées, malgré le fait qu’el- les produisent des effets économiques importants sur les revenus, la carrière et le temps de travail des femmes. » Les normes de genre et les représen- tations selon lesquelles un enfant a da- vantage besoin de sa mère dans la pe- tite enfance n’y sont pas étrangères, se- lon elle. « Il est encore considéré comme légitime, pour beaucoup, que les fem- mes restreignent leur temps de travail et qu’elles adaptent leur quotidien profes- sionnel au moment de l’arrivée d’un en-
fort chez les plus précaires, plus nombreuses à interrompre leur activité, faute de mode d’accueil
fant, pour favoriser leur vie familiale, expose Bérangère Couillard, en s’ap- puyant sur le baromètre sur le sexisme publié chaque année par le Haut Con- seil à l’égalité. Si elles n’assumaient pas seules l’essentiel du travail domestique et la mission parentale dans son ensem- ble, le rapport au travail serait diffé- rent. » L’impact est encore plus fort chez les femmes les plus précaires, les plus nombreuses à interrompre leur activité, faute de mode d’accueil. « Cette pénalité se concentre sur les plus bas revenus, les femmes les moins quali- fiées sont celles qui perdent le plus à l’ar- rivée d’un enfant, ce sont celles qui se re- tirent du marché du travail », souligne Dominique Meurs.
Choix, contrainte et autocensure Depuis leur poste d’observation, un cabinet d’avocats spécialisés dans les discriminations, Clara Gandin et Xa- vier Sauvignet partagent « l’impres- sion que ça n’évolue pas, ou très peu ». Dans les dossiers qu’ils traitent, les discriminations ont souvent lieu « au retour de congé maternité, avec des li- cenciements qui interviennent pile à la fin de la période de protection », indi- que Xavier Sauvignet. Sans compter, aussi, « les femmes en congé maternité qui nous sollicitent parce qu’elles ont connu une forme de harcèlement à l’annonce de leur grossesse, d’autres à qui on a imposé de continuer de tra- vailler pendant le congé maternité ». Quand elles reprennent leur travail, « alors qu’auparavant elles étaient par exemple associées à des décisions stra- tégiques, elles sont mises à l’écart des boucles de mails, des réunions, voire ne retrouvent pas leur ancien bureau », complète Clara Gandin. Comme si, « tout à coup, elles étaient devenues des salariées plus très compétentes ». Le phénomène touche tous les milieux professionnels, petites et grandes en-
treprises, et toutes les catégories. « On a des dossiers de discriminations partout, chez les cadres, les techniciennes, les em- ployées, les ouvrières », énumère-t-elle. Pour celles qui continuent de tra- vailler, la maternité peut conduire à des formes d’autocensure, comme la recherche d’emplois moins exigeants, ou avec des horaires compatibles avec le rythme des enfants. « Les femmes préfèrent ne pas candidater à un poste qu’elles savent par avance inconciliable avec leur vie de famille même si elles ont les compétences et l’expérience re- quises », peut-on lire dans le rappor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C’est le cas de Julie, qui travaille dans le milieu du vin en région bordelaise. « Depuis la naissance de mon premier enfant en 2018, j’ai essayé de tout me- ner de front », explique cette femme de 37 ans. Mais les contraintes liées au travail « et une charge mentale qu[’elle a] continué à porter seule ont eu raison d[’elle]. Difficile de réussir un rendez- vous client lorsqu’on est en train de gé- rer le dîner avec la nounou sur What- sApp » ! Après quelques années érein- tantes, et la naissance d’un deuxième enfant, elle a choisi d’opter pour un poste « administratif », mettant son « évolution de carrière entre parenthè- ses », malgré sept années d’études. « On parle souvent du “choix” des fem- mes comme s’il se faisait dans le vide. Le mien s’est fait dans un contexte précis : un conjoint qui n’a pas ajusté sa charge, des employeurs sans flexibilité réelle, une société qui traite la parentalité comme un problème féminin », cons- tate avec amertume celle qui espère re- nouer avec sa carrière à l’entrée en pri- maire de son cadet, dans trois ans. p Solène Cordier
malijo
toute contestation publique »
son opposition à la guerre en Ukraine, raconte quatre expériences de rassemblement dans les rues de la capitale
La victoire
Un pétard siffle juste devant mon nez avant d’exploser, puis une foule de jeunes surexci- tés passe tout près de moi. Tout près aussi, quelque chose claque. Odeur âcre de la fu- mée. A une centaine de mètres se consume une voiture renversée. Le square d’en face grouille de monde, les gens courent dans tous les sens, crient et lancent des objets. Je suis protégée par la grille du parking et je dois me décider à en sortir. Mon instinct me crie : ne bouge pas ! Mais je n’ai pas le choix : il est bientôt 23 heures, et les troubles ne font que commencer. Pour rentrer chez moi, je dois traverser un espace d’affrontements entre le Parc des Princes et la porte de Saint-Cloud, à Paris, investi par la foule et la police. Si je dois y aller, c’est maintenant. J’inspire et je sors. J’ai la malchance de me trouver dans l’épi- centre d’une célébration : la victoire du PSG en Ligue des champions de football. La der- nière fois que je fus témoin d’une telle folie urbaine, c’est en 1993, chez moi, à Moscou. J’ai alors 16 ans. Des barricades sont dressées dans le centre durant le conflit entre le prési- dent Eltsine et le Congrès des députés du peu- ple. L’armée intervient, des balles sont tirées, le Parlement est en feu. On raconte qu’une femme qui s’est approchée de sa fenêtre a été tuée par une balle perdue. Ce traumatisme ré- sonne avec ma situation actuelle : journaliste russe, j’ai dû fuir mon pays depuis que le ré- gime de Poutine m’a collé le statut d’« agente de l’étranger ». Et, depuis mes 16 ans, je n’oublie pas la leçon : dès qu’il y a du désordre dans la rue, mieux vaut se mettre à l’abri. Les fans de football ont l’air dangereux mais sans vraiment franchir les limites. Lorsque l’un d’eux s’apprête à arracher un panneau de circulation, il suffit qu’une femme lui lance, par la fenêtre « Arrête ! » pour qu’il obéisse. A mon tour, je lance à un fan qui veut se soula- ger juste sous ma fenêtre : « J’appelle la po- lice ! » « Désolé, madame ! », réagit son copain, qui pousse le gars dans une voiture et dé- marre. Le lendemain, à Paris, nul ne semble se souvenir des émeutes, à l’exception du pro- priétaire d’une voiture calcinée.
La fierté
La peur reste longtemps au fond de vous, quand on vient de Russie, mais la curiosité se révèle souvent plus forte. Dès notre première année parisienne, ma femme et moi allons à la Pride. En quarante-six ans, je n’ai encore ja- mais assisté à une marche des fiertés. Quand j’habitais à San Francisco, il ne m’était jamais venu à l’esprit d’y aller. A vrai dire, je suis peu portée à affirmer mon identité. Mais comm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n Russie, l’homopho- bie a beaucoup augmenté, aller à la Pride de- vient une façon de protester contre les inter- dictions dans mon pays. Dans la foule joyeuse de gens déguisés, je ne ressens aucune ten- sion. Je n’en vois pas davantage chez les pas- sants ; ils ne prêtent pas attention aux partici- pants arc-en-ciel qui affluent de partout. Au son des tambours, le défilé progresse en dansa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a Bastille. C’est l’itinéraire récurrent de toutes celles et ceux qui entendent s’exprimer dans la rue : les Rus- ses antiguerre, les Ukrainiens, les Palesti- niens, les Parisiens soutenant les femmes ira- niennes, les agriculteurs, etc. Ce qui, à Mos- cou, peut vous valoir de longues années de prison n’est ici qu’une façon parmi d’autres de passer son samedi après-midi. C’est un peu comme le triathlon, auquel nous avons parti- cipé dans la matinée même. Je comprends que cette légèreté ambiante ne surgit pas du jour au lendemain. Elle se gagne. En 1974, quand la France légalise l’avortement, cette victoire est déjà acquise en Russie depuis un demi-siècle. Partout il a fallu et il faudra lutter pour la liberté de disposer de son corps.
La protestation
Trois mois avant la Pride, je constate que les Français n’ont pas oublié ce qu’est la lutte. Un jour, en sortant de chez moi, je me rends compte que le bac à ordures n’a pas bougé depuis plusieurs jours. Au début, je n’y comprends rien : notre immeuble est respec- table et les voisins sont exigeants. Les jours
giulia d’anna lupo
passent, les sacs-poubelle s’accumulent à la maison, car on ne peut plus les sortir. Dans la rue, le tas autour du bac vert grossit. C’est ainsi que j’apprends que les Français sont me- nacés par une réforme des retraites : le gou- vernement Macron veut faire passer l’âge de départ de 62 à 64 ans. Toucher à la retraite est un moyen sûr de susciter le mécontentement des électeurs : en 2018, en Russie, le sujet a également mis le feu aux poudres. Les montagnes de sacs noirs continuent de grandir. Notre rue fait désormais penser à une décharge. D’autres métiers, aux syndi- cats puissants, se joignent aux éboueurs gré- vistes. A ma grande surprise, nos voisins ne se plaignent pas, même si l’odeur monte jus- qu’au cinquième étage. Des gens déversent leur bil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 des caricatu- res de Macron et de son gouvernement assis sur des amas de sacs-poubelle. Un jour, au point culminant de la contestation, je me fraye un chemin rue de la Pompe. Le respecta- ble 16e arrondissement n’est plus qu’un amas de ruines. Les rues étroites, d’ordinaire si pit- toresques, ont une apparence et une odeur qui font penser au Paris du XVIIIe siècle. Cependant les habitants vaquent à leurs oc- cupations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Peu à peu, les manifestations prennent de l’ampleur. Le jour où le gouvernement fait son coup de force et adopte la réforme sans la faire voter au Parlement, je me trouve par hasard sur
respect profond pour les Français, prêts à défendre pendant des semaines ce qui leur tient à cœur »
les Champs-Elysées, où a lieu un meeting. Un jeune homme à côté de moi brandit une pan- carte représentant Macron en Louis XIV et la première ministre Elisabeth Borne en ma- rionnette. Je continue mon chemin en me di- sant : voici des gens pour qui il est tout à fait normal de défendre leurs droits. Les Russes sont habitués à éviter toute con- testation publique. Depuis une vingtaine d’années, les autorités font payer de plus en plus cher les manifestations. Quand les gens ont formé une chaîne humaine, le long de Sadovoïe Koltso, le boulevard périphérique ceinturant Moscou, Vladimir Poutine a quali- fié de préservatifs les rubans blancs qu’ils te- naient à la main. Celui qui fait un don à l’op- position est passible de longues années de prison. Je me souviens de l’effort que me de- mandait chaque manifestation, mais je de- vais y aller : je ne voulais pas perdre le respect de moi-même. Au bout de trois semaines de crise des ordures, le premier camion de net- toyage passe dans notre rue. Je l’avoue, je pousse un soupir de soulagement. Pour le moment, la bataille contre le gouvernement est perdue, même si la contestation dure en- core un mois. Mais j’éprouve un respect pro- fond pour les Français, prêts à défendre pen- dant des semaines ce qui leur tient à cœur.
La solidarité
Il y a des dates qui divisent notre vie en un avant et un après. Pour moi, c’est la nuit du 24 février 2022, celle de l’invasion de l’Ukraine. Le 7 octobre 2023, l’attaque du Hamas contre les kibboutz israéliens en est une autre. Quelques semaines plus tard, la France et toute l’Europe vont se déchirer, mais ce jour-là, le monde occidental compa- tit avec Israël. La France, qui possède la plus grande diaspora juive d’Europe, réagit vite. Des policiers sont immédiatement postés devant les écoles. Dans notre rue stationne un véhicule blindé, car l’école catholique voi- sine compte parmi ses élèves quelques en- fants portant la kippa. Je n’arrive pas à com- prendre que des juifs orthodoxes puissent fréquenter une école catholique.
En 2021. Dmitry Ternovoy
Journaliste âgée de 49 ans née en Russie, Elizaveta Osetinskaya a dirigé à Moscou les éditions russes de Forbes et du Financial Times, ainsi que le groupe de médias RBC. Après plusieurs années en Californie, où elle étudie à Stanford, elle fonde en 2017 The Bell, un média indépendant consacré à l’économie, aux affaires et à la Russie, régulièrement cité par les grands médias internationaux. Aprè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contre l’Ukraine, les autorités russes lui attribuent le statut discriminatoire d’« agente de l’étranger ». Installée en France avec sa famille depuis 2022, elle dirige aujourd’hui The Bell et anime la chaîne YouTube russophone « This Is Osetinskaya », où elle reçoit des entrepreneurs, des scientifiques et des personnalités diverses. Sa fille de 4 ans parle déjà mieux français qu’elle.
En apprenant qu’un rassemblement de sou- tien aux Israéliens a lieu à Paris, je décide d’y aller. Depuis mon départ de Russie, je me pose de plus en plus de questions sur mon identité. Qui suis-je puisque je ne vis plus là- bas ? Je possède aussi un passeport israélien, mais je n’ai jamais vraiment vécu dans ce pays et suis très éloignée, même mentale- ment, de ses habitants. Ce passeport est sur- tout pour moi une façon de me rattacher à mon histoire familiale. Mais le 7 octobre, à l’instar d’autres Israéliens, je sens soudain que cette tragédie me concerne, et cet élan me pousse à manifester. Je ressens une chose plus étonnante encore. D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qui sortent dans la rue sont pour moi de parfaits inconnus. Jadis, à Moscou, je participais à des manifestations quand on incarcérait ou tuait des opposants, et je me retrouvais au cœur de cortèges fami- liers, au milieu de gens qui partageaient mes opinions. Ici, pour les autres, je suis une étran- gère, une émigrée. Ce soir-là pourtant, nous nous retrouvons dans la rue pour la même raison. Le départ du cortège a lieu du côté de la place Victor-Hugo. La bousculade dans les rues étroites est assez forte. Nous avançons dans le calme. Nous croisons des connaissan- ces, qui nous donnent de petits drapeaux israéliens. Nous marchons en discutant avec une amie qui propose de m’enseigner simul- tanément l’hébreu et le français. Place du Trocadéro, la nuit tombe déjà, le drapeau israélien apparaît sur la tour Eiffel, petit mais lumineux – un geste fort et sin- cère. Nous ne savons pas qu’une guerre va s’enliser en Ukraine et qu’une autre com- mence à Gaza. Mais ce jour-là, ce que je retiens aussi, c’est qu’au milieu d’une foule de Parisiens inconnus, j’a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 sentiment de solidarité. Eux, égale- ment, expriment leur solidarité avec mo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je ne suis plus observa- trice mais participante. p Elizaveta Osetinskaya Traduit du russe par Elena Balzamo
de Mai 68 avec le renseignement américain. Si le philosophe révolutionnaire a bien travaillé pour le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pendant la guerre, sa radicalisation a fini par le faire considérer comme une menace par le FBI U
ne polémique agite la gauche in- tellectuelle marxiste. Elle con- cerne une icône internationale de la contre-culture des années 1960, le philosophe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Penseur révolution- naire, mentor d’Angela Davis dont il a dirigé la thèse, Marcuse aurait été lié dans les an- nées 1950 au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et notamment à la CIA, que ce soit directement ou à travers la Fondation Rockefeller qui a fi- nancé ses recherches. Ancien spartakiste ayant fui le régime nazi, Herbert Marcuse est davantage connu comme étant une figure de l’école de Franc- fort, ce groupe d’intellectuels allemands qui, autour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 sociale de Francfort-sur-le-Main, avait développé une théorie critique du capitalisme, mariant marxisme, esthétique et analyse freu- dienne. De plus en plus radical au fil de sa vie, Marcuse a montré comment le confort et la consommation anesthésiaient la cons- cience de classe. A la fin des années 1960, alors septuagénaire et professeur à l’univer- sité de San Diego (Californie), il est devenu une sorte de gourou auprès de la jeunesse en révolte. Au point qu’en Mai 68, certains étudiants parisiens avaient popularisé le slogan « Marx ! Mao ! Marcuse ! ». Mais voici qu’un chercheur américain vient écorner son image. L’iconoclaste s’ap- pelle Gabriel Rockhill, il est 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 à l’université Villanova (Penn- sylvanie). Dans le livre Who Paid the Pipers of Western Marxism ? (« Qui a payé les joueurs de flûte du marxisme occidental ? », non tra- duit) publié en 2025 chez Monthly Review Press, Rockhill affirme que la CIA et d’autres agences américaines ont façonné la gauche marxiste antitotalitaire dans les années 1950. C’était le début de la guerre froide, et tout ce qui pouvait affaiblir les courroies de transmission de Moscou devait être encou- ragé, y compris des courants marxistes hé- térodoxes. Dans ce contexte, explique-t-il, la CIA et d’autres agences officielles auraient soutenu les travaux de Marcuse et autres in- tellectuels « petits-bourgeois ». Le livre de Rockhill n’a pas manqué de hé- risser les héritiers de la nouvelle gauche américaine, telle qu’elle a vu le jour dans les années 1970. « Non, le marxisme occidental n’était pas un complot de la CIA », s’insurge l’historien Russel Jacoby dans la revue so- cialiste Jacobin : « Lourd en insinuations mais léger en preuves, le résultat s’apparente davantage à un procès-spectacle qu’à un ré- quisitoire politique sérieux. » Une analyse que partage Patrick Iber, rédacteur en chef adjoint de la revue de la gauche critique Dissent : « [L’auteur] sombre dans le complo- tisme, semblant incapable de replacer les faits dans leur contexte. » Pour sa part, l’uni- versitaire Douglas Kellner, qui a dirigé la publication des œuvres complètes d’Her- bert Marcuse, nous déclare sèchement que Rockhill n’est qu’un « colporteur de théories du complot ». L’auteur du livre incendiaire est un homme calme et courtois, qui parle très po- sément dans un français impeccable. Deux boucles d’oreille contrastent avec une che- mise bleue sage. Quand on lui demande quelle est son obédience, il n’en fait pas mys- tère : il est du côté du « socialisme réel » et « n’accepte pas la propagande impérialiste » sur les pays qui l’ont appliqué : URSS, Chine, Cuba ou ailleurs. Cet attachement au marxisme-léninisme lui vaut d’être traité de stalinien par ses détracteurs. Mais ceux qui
Herbert Marcuse a-t-il aidé la CIA ? Aux Etats-Unis, la gauche se déchire
critiquent son livre, nous déclare-t-il depuis le Colorado, n’ont pas lu son travail ou ont décidé de le déformer : « Je n’écris jamais que la CIA a eu des liens directs avec Marcuse. Je dis qu’il a été au cœur d’un système diffus, qui implique la CIA, mais aussi les grandes fon- dations capitalistes comme Rockefeller ou Ford, le département d’Etat, le FBI et d’autres agences du gouvernement. » L’accusation d’une collusion entre Mar- cuse et la CIA n’est pas nouvelle. Elle re- monte aux années 1960. « Le Progressive La- bor, un mouvement américain maoïste, avait révélé ses liens avec l’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ne agence de renseignements américaine] et cherché à le faire passer pour un agent de la CIA », se souvient le philoso- phe Dick Howard, un des acteurs de l’aven- ture intellectuelle du marxisme antitotali- taire dans les années 1960 et 1970. Le Pro- gressive Labor Party avait publié dans sa revue plusieurs articles sur le sujet. L’un d’entre eux, daté de février 1969 et titré « Marcuse : Cop or Cop-out ? » (« Marcuse, flic ou déserteur ? »), était accompagné d’une photo du philosophe à Paris avec comme lé- gende : « A Paris, Marcuse est arrivé trop tard pour stopper le mouvement étudiant » !
Des éléments nouveaux Marcuse n’a jamais démenti avoir travaillé pendant la guerre comme traducteur et ana- lyste du nazisme, d’abord pour l’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uis l’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qui deviendra plus tard la CIA. Après la guerre, il avait rejoint le service d’analyses stratégiques du département d’Etat pour étudier le communisme. Il quali- fiait cependant de « ridicule » l’accusation faisant de lui un complice de la CIA. En 1999, une historienne britannique,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a décrit dans Who Paid the Piper ?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Qui mène la danse ? La CIA et la guerre froide culturelle, Denoël, 2003) com- ment la CIA infiltrait la culture des années 1950 et 1960 par l’entremise de fondations comme Ford ou Rockefeller. Gabriel Roc- khill prolonge cette enquête en montrant comment les Etats-Unis ont utilisé ces mê- mes canaux pour influencer les théoriciens de gauche – notamment ceux de l’école de Francfort – afin de rendre leurs idées com- patibles avec le capitalisme. Concernant Marcuse, il affirme avoir trouvé des élé- ments nouveaux. L’un d’entre eux est la fi- che du poste occupé par l’intellectuel alle- mand en 1948, alors qu’il travaillait pour le département d’Etat. Expert du commu- nisme, il avait notamment pour mission de « répondre aux besoins en renseignement du département d’Etat (…), ainsi qu’aux besoins en renseignement de l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et d’autres agences agréées ». Le chercheur s’appuie par ailleurs sur les travaux de l’Allemand Tim Müller sous le ti- tre Krieger und Gelehrte. Herbert Marcuse und die Denksysteme im Kalten Krieg (« Guerriers et savants. Herbert Marcuse et
jamais démenti avoir travaillé pendant la guerre pour l’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il qualifiait de « ridicule » l’accusation faisant de lui un complice de la CIA
les systèmes de pensée pendant la guerre froide », Hamburger Edition, 2010, non tra- duit). Certains documents exhumés par cet historien montrent que Marcuse avait des responsabilités importantes dans le bureau du renseignement et de la recherche du dé- partement d’Etat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50, ses analyses étant notamment exploitées par l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conseil de stratégie psychologique), un organe de propagande du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créé en 1951. Pour Rockhill, il est clair que Marcuse col- laborait régulièrement avec la CIA et qu’il a donc menti à ce sujet. Il a notamment con- tribué à la rédaction d’au moins deux « Na- 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 les rapports de renseignement les plus sensibles du gouvernement. « Et quand il a commencé sa carrière universitaire, il était encore lié au dé- partement d’Etat [il est en congé de ce der- nier, ce congé devenant permanent en sep- tembre 1953]. Impossible de parler d’une rupture », ajoute-t-il.
« Une critique profonde » Nous sommes alors en 1952 et Marcuse ob- tient une bourse de la Fondation Rockefel- ler pour donner des cours sur le marxisme soviétique à l’Institut russe de l’université Columbia. Ce centre de recherche est l’un de ceux qui ont été créés par l’universitaire Philip Mosely, véritable plaque tournante entre le monde universitaire, les fonda- tions Rockefeller et Ford et le gouverne- ment. Il est celui qui est derrière l’essor des études soviétiques dans les années de guerre froide. Pour Rockhill, ses liens avec la CIA sont constants. C’est à l’initiative de Mosely que Marcuse est recruté ensuite au Centre de recherche russe de Harvard. A l’époque, la Fondation Rockefeller fi- nance un programme de recherche transat- lantique, le Marxism-Leninism Project. Herbert Marcuse est chargé de le piloter. Le projet s’appuie sur de multiples institu- tions universitaires européennes, comme la 6 section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 alors présidée par Fernand Braudel, bastion du structuralisme français et ancêtre de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hilip Mosely est derrière ce projet qui vise à pointer l’écart des pratiques en Europe de l’Est en en URSS par rapport à la pensée marxiste originelle. En 1958, la Fondation Rockefeller envoie Marcuse en France pour un long séjour. Il est accueilli à la 6e section de l’EPHE. Selon Müller, il a pour mission de rallier les intellectuels hexagonaux, alors très influencés par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à la version « occidentale » du marxisme, jugée plus inoffensive. Cette an- née 1958 est aussi l’année où Marcuse publie Le Marxisme soviétique (Gallimard, 1963), considéré comme l’une des grandes criti- ques marxistes du modèle communiste des pays de l’Est. Dès la première page, Marcuse remercie la Fondation Rockefeller.
Le philosophe américain Charles Reitz, l’un des principaux interprètes contempo- rains de l’œuvre de Marcuse, rappelle que si Le Marxisme soviétique critiquait l’appro- che soviétique du marxisme, il portait aussi « une critique profonde » de la politi- que et de la culture américaines : « Les criti- ques reprochaient au livre d’être antiaméri- cain. » Trois ans plus tard, dans la préface d’une nouvelle édition, Marcuse commen- tera les réactions à son livre : « En Union so- viétique, on m’a reproché de déprécier et de déformer la morale communiste. (…) Aux Etats-Unis, on m’a reproché de présenter le marxisme soviétique comme une étape dans la marche de l’humanité vers la liberté et le socialisme. » Selon Charles Reitz, qui salue le travail de Rockhill tout en le criti- quant, Marcuse ne cherchait pas à rendre la théorie sociale compatible avec l’impéria- lisme américain, « bien au contraire ». Et il n’hésitait pas, dit-il, à voir « les Etats-Unis tendre vers un avenir néofasciste ». Ce qui est certain, c’est que si la Fondation Rockefeller a,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50, en- couragé les études des marxistes antitotali- taires, cela n’a pas fait d’eux des suppôts du modèle américain. Herbert Marcuse était clairement considéré comme un adversaire politique, voire comme un danger. Le FBI n’a cessé de le surveiller, comme le rapportent Stephen Gennaro et Douglas Kellner dans un article de 2009, « Under Surveillance :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FBI », (« Sous sur- veillance : Marcuse et le FBI »). En 1950, en plein « péril rouge », une enquête formelle sur sa loyauté a été ouverte. Bien que blanchi en 1952, il a continué à être considéré par le « bureau » comme subversif. Le 13 mai 1966, sous la direction de J. Edgar Hoover, le FBI a lancé une sur- veillance systématique de l’intellectuel. Le FBI craignait alors son influence croissante sur le mouvement étudiant et les manifes- tations contre la guerre du Vietnam. Mar- cuse dénonçait alors avec virulence la pro- pagande d’Etat et affirmait que la guerre servait l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u capita- lisme monopolistique. Pas vraiment les discours que cherchait à diffuser la CIA… A l’approche de l’année 1968, le FBI le clas- sait sous les étiquettes d’« anarchiste » et de « révolutionnaire »… Reste une question. Pourquoi, plus d’un demi-siècle après sa première apparition, re- lancer aujourd’hui la polémique sur les liens de Marcuse avec le gouvernement améri- cain ? Visiblement, le conflit né dans les an- nées 1960 entre la Old Left – la vieille gauche (lutte des classes, logique du parti, conquête de l’Etat) – et la New Left – la nouvelle gauche (féminisme, lutte contre la colonisation, en- vironnement) – reste vivace. Or Marcuse est considéré par certains comme le grand-père des « wokes », de la gauche « sociétale » me- nant la lutte des identités et des minorités. Maîtresse de conférences en philosophie a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 tiers et spécialiste de Marcuse, Haud Gué- guen le déplore : « En 1968, déjà, les partis communistes n’ont rien compris à ce qu’il se passait dans les rues de Paris et d’ailleurs. Il est triste de constater que cette vieille gauche continue d’oublier les horreurs produites par le marxisme dit “orthodoxe” (mais qui n’a pas grand-chose à voir avec Marx). » A l’écouter, cette vieille gauche se retrouve à certains égards sur le même terrain que la droite néoréactionnaire « antiwoke », en faisant du « marxisme culturel » sa grande cible. p Pascal Riché
L
de force de la société ukrainienne
s’inscrit dans un courant idéologique états-unien, celui du biorégionalisme
promue par Jean-Luc Mélenchon néglige les réalités sociales et économiques, estime le géographe L
a proposition de revoir le gabarit et la taille moyenne des régions fran- çaises n’apparaît pas comme exal- tante pour une campagne électorale présidentielle, sauf à la lier à une philoso- phie du rapport à l’environnement. C’est ce que propose Jean-Luc Mélenchon en s’inscrivant dans un courant idéologique états-unien, celui du biorégionalisme. En effet, c’est dans le contexte améri- cain, c’est-à-dire d’une société de pion- niers, qu’a été formalisé dans les années 1970 ce courant de réforme radicale et utopiste, antimoderne et anti-urbain. Il propose de substituer au découpage en Etats fédérés, largement fondé sur des blocs géométriques constitués au fur et à mesure de la conquête, un découpage na- turel censé être également plus proche des cadres de peuplement amérindiens. Il s’agit, autrement dit, de retrouver une logique territoriale organique pour effacer le cadre abstrait imposé par la colonisa- tion, et fonder une société régionale soli- daire, en harmonie avec les cadres de vie à
a crise politique ouverte à Kiev, mi- juillet, par un remaniement mi- nistériel incompréhensible aurait pu mettre en péril un pays en guerre depuis plus de quatre ans. Son règle- ment a témoigné de la force de la société ukrainienne et de son attachement profond à des mécanismes démocrati- ques inenvisageables en Russie, où la verticale du pouvoir de Vladimir Poutine et le musellement des opinions ne ces- sent de s’étendre. Tout est parti de la décision de Volody- myr Zelensky de se défaire d’un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apprécié des Ukrainiens, Mykhaïlo Fedorov, en poste depuis seu- lement six mois mais dont la présence à la tête des forces armées ukrainiennes a coïncidé avec le rééquilibrage d’un rap- port de force jusque-là défavorable. Sans doute la popularité de ce jeune ministre a-t-elle pesé dans la décision d’un prési-
préserver. La figure la plus fameuse d’une telle écorégion est la Cascadia, qui réuni- rait des espaces de la côte Pacifique jus- qu’au cœur des Rocheuses à cheval sur la frontière entre le Canada et les Etats-Unis. C’est donc aussi le cadre national qui est remis en cause dans une sorte de panamé- ricanisme de petites éco-nations. Ce courant de pensée utopiste, jamais re- pris par les grands partis, postule l’autar- cie comme idéal social et environnemen- tal. Il a certainement le mérite de pousser à prendre en compte les bassins versants [ensembles naturels drainés par un fleuve ou une rivière avec les crêtes ou les lignes de partage des eaux comme frontières] et les massifs comme des entités incontourna- bles pour une gestion environnementale, au-delà du seul aménagement des fleuves par les grands travaux, et de mettre en dé- bat les logiques productivistes, extracti- vistes et fonctionnalistes. Mais il ne peut penser la question urbaine et migratoire autrement qu’en termes négatifs. C’est bien là sa limite fondamentale, y compris pour les projets politiques transforma- teurs, décoloniaux et écologistes. En Europe, la régionalisation, ou divi- sion des territoires en régions, a com- biné références historiques héritées et aires de polarisation des grandes villes, ceci aussi bien dans les systèmes fédéraux, régionalistes que centralisés. Le biorégio- nalisme reste cantonné aux questions de gestion des ressources naturelles, avec no- tamment les agences de l’eau françaises (ex-agences de bassins) qui constituent un modèle et se déclinent au niveau local en périmètres de contrats de rivière ou de mi-
dent qui ne tolère guère qu’on lui fasse ombrage. Mais cette éviction a surtout mis au jour une fracture entre deux gé- nérations et deux conceptions de la guerre. Car la mise à l’écart de Mykhaïlo Fedorov était manifestement soutenue par Oleksandr Syrsky, le commandant en chef des armées, âgé de 60 ans. Cré- dité de la résistance initiale à l’assaut russe de février 2022, ce dernier a ensuite vu son étoile pâlir dans l’opinion ukrai- nienne, qui lui reprochait de s’en remet- tre à des méthodes datées et un manque de considération pour la vie humaine dans les combats. Le contraste ne pouvait pas être plus grand avec le jeune ministre limogé, un trentenaire venu du monde de l’entre- prise. Mykhaïlo Fedorov incarne une Ukraine moderne misant sur l’innova- tion technologique et de nouveaux outils pour résister à la guerre d’attrition
la Cascadia s’étendrait de la côte Pacifique jusqu’au cœur des Rocheuses, à cheval sur la frontière entre le Canada et les états-U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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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sée par Vladimir Poutine. La crédi- bilité gagnée sur le champ de bataille par l’Ukraine dans l’utilisation des drones à la fois de manière défensive et offensive lui doit certainement beaucoup. Comme lors du mouvement déclenché en juillet 2025 par la décision de Volody- myr Zelensky de vouloir corseter les or- ganismes indépendants chargés de la lutte contre la corruption, les Ukrainiens sont descendus dans la rue, en dépit des frappes russes incessantes et indiscrimi- nées, pour exprimer leur colère. Et leur mobilisation spontanée a payé. Entre le souci de cohésion du pays et le maintien d’un responsable contesté,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n’a pas eu d’autre choix que de sacrifier le second dont la loyauté lui était pourtant acquise. Ce dernier a été remplacé par un général de division, Mykhaïlo Drapaty, très apprécié par les Ukrainiens. Mykhaïlo Fedorov
lieu. Mais vouloir faire du bassin versant l’alpha et l’oméga de l’organisation territo- riale régionale promeut cette figure « na- turelle » hors de sa fonction actuelle. Elle devient alors une alternative radicale à l’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 fondée sur des solidarités historiques et culturelles et sur des réalités fonctionnelles (emplois, trans- ports, équipements…) autour de métropo- les étendues et polarisantes. Ce deuxième point était au centre de la définition ini- tiale des périmètres de régions françaises. Les « métropoles d’équilibre », dotées de grands équipements aux grandes heures de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trô- naient alors au cœur de régions polari- sées, dont les dénominations ne s’interdi- saient plus des références aux provinces historiques. L’agrandissement-fusion des régions en 2016 a éloigné le lien systéma- tique à la métropole chef-lieu, mais le ca- dre de référence reste celui des solidarités historiques qui ont pu construire des bas- sins économiques couplé aux logiques métropolitaines. Quel serait l’enjeu de re- fonder un découpage régional sur le prin- cipe biorégional ? Changer d’échelle pour concevoir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impé- rative ? Mais cela est plus une question de changement institutionnel que de décou- page, et nécessiterait plutôt d’instaurer des sortes de puissantes régions-Länder sur le modèle allemand ou régions-gene- ralidades sur le modèle espagnol. Ceci en supprimant les départements et en ins- taurant une tutell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Ce n’est pas dans le projet mélenchonien.
Rapports de force S’agit-il de mettre les logiques environne- mentales au cœur des politiques publi- ques ? Mais la question centrale est la question énergétique et, sauf à croire que l’on reviendra à l’âge des grands travaux hydrauliques et nucléaires de la source à l’embouchure des fleuves comme priorité d’aménagement, les enjeux sont avant tout métropolitains, qu’il s’agisse du loge- ment et des systèmes de mobilités décar- bonées. Or, dans le découpage esquissé en écorégions, les cadres départementaux subsistent et des espaces métropolitains sont éclatés entre plusieurs régions, comme la métropole lyonnaise et la partie française de l’aire genevoise notamment, ou restent coupés de leur arrière-pays comme Nantes, ou encore sont dissous dans un gigantesque ensemble comme la région parisienne rattachée aux confins normands bien éloignés de la Seine. Outre ces aspects liés au découpage, une telle réforme attaquerait avant tout l’idée
pourrait, lui, faire son retour au gou- vernement comme vice-premier minis- tre ukrainien chargé des innovations mi- litaires. Alors que le nouveau ministre de la dé- fense, un militaire reconnu, est le cin- quième à occuper ces fonctions depuis le début de l’agression russe, une crise prolongée aurait également affaibli l’Ukraine auprès de ses alliés. Il s’agit d’une autre ligne rouge qu’elle ne peut se permettre de franchir, d’autant que ce soutien peut parfois se heurter à leurs intérêts.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les tractations ardues nécessaires pour pouvoir adopter le 23 juillet un 21e volet de sanctions contre la Russie en ont donné la preuve. Pour éviter le blocage, notamment de la Grèce, les Vingt-Sept ont dû multiplier les compromis. Ces deux obstacles sont désormais surmon- tés, tant mieux pour l’Ukraine. p
de gouvernement métropolitain, qui a déjà tant de mal à exister en France. La proposition mélenchonienne rejoint, par cet aspect, la vision territoriale de la droite et de l’extrême droite, qui ont également la coopération métropolitaine dans le vi- seur. Ceci pour des raisons très différen- tes : promotion de clubs de communes nanties, refus des solidarités dans l’alloca- tion des ressources et de la localisation des équipements, et plus fondamentalement croyance dans l’idéologie de la fragmenta- tion concurrentielle des aires urbaines par « communautés d’intérêts » avec recours massif aux services privés à la carte. A d’autres échelles, on sait la pensée de Jean-Luc Mélenchon adepte de concepts « réalistes », qui expliquent les logiques géopolitiques par les seuls rapports de force et les supposées légitimités cultu- relles de grandes puissances. Particulière- ment celui de « zone tampon légitime » pour certains impérialismes, à condition qu’ils s’appuient sur l’argument de la proximité culturelle et historique. Ainsi, le Donbass et une bonne partie des pays baltes pour la Russie ou Taïwan pour la Chine, et leurs millions de ci- toyens, pourraient légitimement bascu- ler dans les pires dictatures en exercice à l’issue de « conférences des frontières ». Celles-ci étant forcément dominées par ces mêmes concepts réalistes censés fon- der les principes de légitimité indépen- dammen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u droit des peuples à disposer d’eux-mê- mes. On pense alors aux funestes expé- riences qui constituent les modèles : Ber- lin (1885), Yalta (1945) ou récemment Day- ton pour la Bosnie-Herzégovine (1995) et ses déplacements de population. La campagne sera territoriale à toutes les échelles, et certaines convergences paradoxales sont à noter. A la social-dé- mocratie maintenant de décliner son projet territorial et environnemental loin des facilités simplificatrices qui pourraient dissoudre les rares cadres métropolitains de redistribution et de planification de la transition, et loin du fantasme mortifère des zones tampons impérialistes légitimes. p
Frédéric Giraut est professeur de géographie politique, titulaire de la chaire de l’Unesco en toponymie inclusive « Dénommer le monde » , de l’université de Genève
Le, Aubervilliers Seine, Aux Etats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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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版本中出现了大量源文中完全不存在的虚构情节，将一篇新闻报纸的翻译变成了“虚构小说”： * 虚构战争情节： 译文详细描述了“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起针对伊朗的战争”、“革命卫队几乎每天攻击发电厂”、“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等具体冲突细节。然而，源文 Page 1 & 2 仅在讨论“威胁”（menace）和“可能性”，并未提及已爆发全面战争或上述具体攻击日期。 * 虚构人物与细节： 译文中出现的“Encelia号”、“Layla号”油轮名称、具体的“2024年剥夺国籍人数”等信息在提供的源文预览中完全缺失。 * 篡改事实： 译文称“阿里·哈梅内伊在2月28日被击毙”，这属于极其严重的政治性幻觉，源文中完全没有此内容。
[!WARNING] 及其下方关于 missing numeric tokens 和 Missing proper nouns 的自检警告。根据指令，此类内部清理标签属于交付缺陷。[[IMG_XXXX]] 等占位符，且部分段落衔接混乱。该翻译版本不可用。它不仅在数量上遗漏了近 40% 的 Page 1 信息，更在质量上通过“脑补”虚构了大规模战争冲突，完全背离了原文献的报道事实。建议全部重新翻译。